燕南園66號知名度頗高，因為作家謝冰心早年曾在這里住過。多年來，一直不斷有人來尋訪。

謝冰心本人對這里也充滿感情，在以往的文章中不只一次提到燕南園。例如那篇《南歸》一文的末尾，就注有一行小字：1931年6月30日夜，燕南園，海淀，北平。

一

謝冰心，原名謝婉瑩，她與燕京大學的關系源遠流長。1913年她隨著父親謝葆璋從福建遷到北京，1914年入讀教會辦的貝滿女中，1918年入讀教會辦的協(xié)和女子大學。1920年協(xié)和女大并入燕京大學，因當時燕大還沒有找到新校址，謝冰心是在北京城內(nèi)的佟府夾道完成大學學業(yè)的，若論資排輩，她是燕京大學第一屆女生，她的男同學有許地山、熊佛西等，女同學有凌叔華、凌叔浩姐妹。

謝冰心起初上理預科，她想當醫(yī)生。不久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她改學文科，并很快“小荷才露尖尖角”， 1919年8月她在《晨報》上發(fā)表了第一篇散文、第一篇小說，第一次使用了“冰心”的筆名。1921年她參加了茅盾、鄭振鐸等人發(fā)起的文學研究會，出版了小說集《超人》、詩集《繁星》。

謝冰心遇到了一位好老師包貴思。她是燕京外籍女教師中的元老級人物，講授英美文學。1923年謝冰心從燕京大學畢業(yè)，包貴思幫她爭取到韋爾斯利女校兩年的獎學金，送她去讀碩士學位：

“在我畢業(yè)的那一年春季，她就對我說威爾斯利女大已決定給我兩年的獎學金——就是每年八百美金的學、宿、膳費，讓我讀碩士學位——她自己就是威爾斯利的畢業(yè)生，她的母親和她的幾個妹妹也都是畢業(yè)于威校，可算是威校世家了——她對于母校感情很深，盛贊校園之美，校風之好，問我想不想去，我當然愿意”。

1923年8月，謝冰心赴美留學。在韋爾斯利學院讀書時，她把旅途和美國的見聞寫成散文寄回國內(nèi)發(fā)表，結(jié)集為《寄小讀者》。她說：“臨行以前，我的弟弟們和他們的小朋友們，再三要求我常給他們寫信，我答應了。這就是我寫那本《寄小讀者》的靈感！”1926年謝冰心學成歸國，入職燕京大學國文系，當了一名助教。此時的燕京大學已經(jīng)遷入西郊新址。

二

未名湖畔流傳著一段佳話：“燕京的三位小姐，招來清華的三位女婿?！?/span>

說的是清華大學送出留美的三位高材生，與三位燕京大學女生結(jié)為夫妻，學成歸國后統(tǒng)統(tǒng)“入贅”燕京大學。

這三對才子佳人即是：謝冰心與吳文藻、江先群與李汝祺、倪逢吉與梅貽寶。

 吳文藻與謝冰心的結(jié)婚照，攝于1929年6月15日未名湖畔的臨湖軒。臨湖軒的軒名是謝冰心起的，匾額由胡適所書。

照片后排左起第三人，站在主婚人位置，那位身材瘦高的外國男士是司徒雷登校長。后排左起第四人，那位相貌端莊的外國女士便是謝冰心的英文老師鮑貴思。她多次說起，冰心是她初來燕京教書時班上最得意的弟子。

照片前排右起第一人，那位手捧花束的伴娘，正是三對姻緣中的另一位女生江先群，她與謝冰心同一年從美國紐約瓦薩學院留學歸來，任教于燕京大學生物系。1927年她與李汝祺結(jié)婚時，謝冰心為她做伴娘，這次她不僅做伴娘，而且?guī)椭x冰心操辦了婚禮的一切。

謝冰心與吳文藻的愛情，開始于一艘駛向美國的杰克遜總統(tǒng)郵輪。

1923年8月，謝冰心在甲板上遇見了“結(jié)伴放洋”的清華學子們，與吳文藻相識。沒聊幾句，在文壇上已小有名氣、聽慣了恭維客套話的冰心，就聽到了一番坦率進言。當吳文藻得知冰心沒有讀過幾本英美研究拜倫和雪萊的重要論著時，他一本正經(jīng)地說：“這么重要的書你都沒看過？你如果不趁在國外的時間多看一些課外書，這趟美國就白來了?！?/span>她心里已“悚然地把他作為我的第一個諍友、畏友！”

抵達美國之后，謝冰心在東部的波士頓威爾斯利，吳文藻在北部的新罕布爾州達特默恩，兩地相隔甚遠。吳文藻以他特有的書癡方式傳遞愛的信息。他為冰心買來他認為必讀的書，自己先看，用紅筆將他認為重要的部分或精彩的篇章標出來，再寫信告訴冰心，這書應該讀，若沒時間，起碼應讀紅筆標出的部分，最后將書、信打包，快件寄往威爾斯利。冰心“一收到書就趕緊看，看過就寫信報告我的體會和心得，像老師指定的參考書一樣的認真。老師和我做課外談話時，對于我課外閱讀之廣泛，感到驚訝，問我是誰給我的幫助？我告訴她，是我的一位中國朋友。她說：'你的這位朋友是個很好的學者’”！

1926年兩人同時去康奈爾大學補習法語，得到了一次見面的機會，終于敞開心扉談到了終身大事。冰心表示：自己的婚事要征得父母同意方能確定。于是，吳文藻提筆寫了一封長達五頁紙的求婚書，稱“謝先生、謝太太啟”， 他是這樣開頭的：

請千萬恕我用語體文來寫這封求婚書，因為我深覺得語體文比文言文表情達意，特別見得真誠和明了。但是，這里所謂的真誠和明了，畢竟是有限的，因為人造的文字，往往容易將神秘的情操和理外的想象埋沒掉。求婚乃求家的終極。愛的本質(zhì)是不可思議的，超于理性之外的。先賢說得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們也可以說，愛是一種“常道”，或是一種“常名”。換言之，愛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常道”，故不可道；愛又是超于理性之外的“常名”，故不可名。我現(xiàn)在要道不可道的常道，名不可名的常名，這其間的困難，不言自明.

謝冰心的父母何許人也？父親謝葆璋參加過甲午海戰(zhàn)，操辦過海軍學堂，民國政府時主持過海軍教育，軍銜至海軍少將；而冰心的母親楊福慈出身于詩書世家。沒想到這么一封書生氣十足的求婚書，居然打動了他倆的心，他們一致認為這個青年傻得可愛，靠譜！ 

燕京大學校方對吳文藻、李汝琪、梅貽寶這三位“入贅引進”的人才非常重視，因為他們都有極好的學術背景。吳文藻1929年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并榮獲該校頒發(fā)的“最近十年內(nèi)最優(yōu)秀的外國留學生”獎。李汝琪也留學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從遺傳學家摩爾根，1926年他出色地完成了博士論文，成為第一個在摩爾根實驗室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學生。梅貽寶1927年獲得美國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加盟燕大后，他曾先后出任教務主任、文學院院長、成都燕京大學代校長。身為清華大學梅貽琦校長的幼弟，他一度被稱為“小梅校長”。

燕京大學為他們?nèi)硕继峁┝藘?yōu)厚的薪酬以及最好的住房。李汝琪夫婦、梅貽寶夫婦1930年代初都曾在燕南園住過。校方撥給吳文藻夫婦的66號樓當時還在施工。兩人在西山古剎大覺寺度過新婚之夜。兩天后回到學校，還是各回各的宿舍。直到暑假過后，他們從南方老家度假歸來，才住進剛竣工的燕南園66號。 

溫馨幸福的一家五口在燕南園66號門前。背景是有拱門的廊子，廊柱爬滿了爬山虎，春夏天濃綠，秋天變得火紅。

吳文藻一進新居，就先找木匠，在一樓書房北墻做了一個頂天立地的大書架。至于室內(nèi)布置、庭院修整，他大撒把地交給夫人打理。

謝冰心勤于伺弄庭院里的花木，她栽種了丁香樹、紫藤蘿、紅月季、白玫瑰，這些花木趕著季節(jié)盛開。

三個孩子相繼出生，1931年兒子吳平（原名宗生）、1935 年女兒吳冰（原名宗遠）、1937年女兒吳青（原名宗黎）。吳文藻的母親搬來住，他的妹妹和冰心的二弟也都來燕京大學讀書了。小樓里人間煙火氣越來越濃。

吳文藻的“書呆子氣”依舊?；楹?，謝冰心寫過一首寶塔詩：

馬 

香丁 

羽毛紗 

樣樣都差 

傻姑爺進家 

說起真是笑話 

教育原來在清華 

其中包含“傻姑爺”的三個小“典故”：

吳文藻不知道自己的小孩把“薩其馬”叫成“馬”，進了點心店就向售貨員買“馬”。

院子里丁香花盛開，冰心與婆婆在樹下賞花，吳文藻被從書房里叫出來，應酬似地問：“這是什么花?”冰心有意捉弄他：“這是香丁?！彼裹c點頭：“啊，香丁。”

吳文藻受命去“東升祥”為老丈人買一件雙絲葛夾袍，到了店里他開口要買一丈“羽毛紗”。幸虧售貨員與冰心熟悉，打電話問過才算弄明白。老丈人笑著對女兒說：“姑爺可不是我替你挑的?！?/span>

三

66號樓一層吳家的客廳，擺著一張半圓形的雕花紅木桌，桌上放滿了一疊疊報紙，一一摞摞學術期刊，每周都在更新。

此處知名度頗高，被稱為燕京大學期刊閱覽室。它宛如一塊磁石，吸引著不少同人和學生前來。其中社會學系的師生來得最多，跑得最勤。

吳文藻來燕京的第一年，即擔任起“西洋社會思想史”“家族社會學”“人類學”三門課的教學。正是燕京社會學系興盛時期，經(jīng)前任許世廉開疆破土，課程已擴充為理論社會學、人類學、應用社會學、社會研究與實習五個部分。社會學系有學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51人，占全校學生八分之一，儼然是個大系。

作為中國第一代社會學者，吳文藻與他的同行是有共識的，他們要做成三件事：一是社會學中國化、本土化；二是在研究中國社會變遷的過程中，找到一條連接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融合東西方文化的道路；三是將研究中國社會所取得的成果，貢獻于世界學術界。

吳文藻從改造他執(zhí)教的三門課開始，“西洋社會思想史”“家族社會學”“人類學”原來采用的都是英文教本，用英語講授。吳文藻接手后為每一門課都編了一套中文教材，并加入中國的案例和研究內(nèi)容，每年還不斷補充修改。1930年，費孝通從蘇州東吳大學醫(yī)預科轉(zhuǎn)學到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聽《西洋社會思想史》第一堂課，吳文藻就是用漢語普通話講授的。費孝通覺得是件“怪事”。

后來他逐漸理解了老師的用心，意識到這是“社會學中國化”的第一步。他說：“這一步也不容易，因為西洋社會思想所包含的一系列概念，并不是中國歷史上本來就存在的。要用中國語言來表達西方概念，比用中國衣料制造西式服裝還要困難百倍。”

1933年，吳文藻擔任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他大力提倡和推行“社會學中國化”。如何才能徹底中國化呢?吳文藻提出：“試用假設始，以實地證驗終，理論符合事實，事實啟發(fā)理論；必須理論和事實糅合在一起，獲得一種新綜合，而后現(xiàn)實的社會學才能根植于中國土壤之上。”

借鑒當時在西方文化學領域盛行的“功能學派”理論及“社區(qū)研究”的方法，吳文藻主張“把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與文化人類學或社會人類學結(jié)合起來，對中國進行社區(qū)研究，這是社會學中國化的一條重要途徑?！彼罱K選擇美國芝加哥學派的人文區(qū)位理論和英國功能學派的理論，作為中國社會學的理論框架，嘗試建立比較社會學。

1933年 月，吳文藻邀請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羅伯特·帕克來燕京講學。帕克交給了中國學子一把鑰匙——“社區(qū)研究”，即人類學實地調(diào)查的方法。

1935年10月，吳文藻邀請人類學結(jié)構-功能派代表人物德克里夫·布朗到燕京講學三個月，開設了“比較社會學”、“社會學研究班”的短期課程。布朗把中國社會學的調(diào)查研究帶向了農(nóng)村——“在中國研究，最適宜于開始的單位是鄉(xiāng)村，因為大部分的中國人都住在鄉(xiāng)村里；而且鄉(xiāng)村是足夠小的社區(qū)?！?/span>

吳文藻為此專門增設“社區(qū)調(diào)查”“社區(qū)組織及問題”兩門課，先后撰寫了《現(xiàn)代社區(qū)研究的意義和功能》《社區(qū)的意義與社區(qū)研究的近今趨勢》《中國社區(qū)研究計劃的商榷》。他結(jié)合人類學和社會學，規(guī)劃了社區(qū)研究與比較社會學的研究方略。在田野調(diào)查方法上，他提倡運用“揀樣精察法”對不同社區(qū)進行系統(tǒng)而精密的參與式觀察研究；在研究單位上，他主張先從村落調(diào)查入手，再擴展研究單位達至省乃至全國范圍。他的研究視野甚至關注到海外：開展對海外華僑社會的研究，以增進對于中國民族及文化全部的外界適應與完整的了解”，從而獲得對中國社會的整體概括。

為了推動研究實踐，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在北平郊區(qū)建立了清河調(diào)查實驗區(qū)。吳文藻還有計劃地安排師生分別在云南、成都、西藏、新疆等地拓展西部和邊疆地區(qū)的實地研究。在這些實地調(diào)查工作的基礎上，最終形成了一批代表性的成果，形成了有鮮明特色的“燕京學派”。

四

吳文藻門下學生眾多，謝冰心認識的大約有一半多。其中最熟悉是丈夫的四名高徒：費孝通、林耀華、瞿同祖、黃迪。因四人同在1910年出生，都屬“狗”，謝冰心稱他們?yōu)椤皡情T四犬”。

費孝通以“開風氣、育人才”來評價他一生敬重的老師：“吳文藻先生在為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和社會學引進新風氣上，身教勝于言傳。……他清醒地覺察到中國當時的民族學、人類學和社會學需要一個徹底的改革，要開創(chuàng)一種新的風氣，但是要實行學術風氣的改革和開創(chuàng)，絕不是一個人所能做到的，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做到的。所以，他除了明確提出一些方向性的主張外，主要是在培養(yǎng)能起改革作用和能樹立新風氣的人才。”

“吳文藻先生不急之于個人的成名成家，而開帳講學，挑選學生，分送出國深造，繼之建立學術研究基地、出版學術刊物，這一切都是深思遠謀的切實工夫，其用心是深奧的。”

把有培養(yǎng)前途的學生派出去，吳文藻用心用力。派哪個學生、去哪個國家，去哪個學校，拜誰為師，吸收哪一派的理論和方法，他都做了具體的、有針對性的安排。吳文藻說：“我花在培養(yǎng)學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比花在我自己兒女身上的多多了。”

1940年代，有三本中國社會學者的專著引起國際學術界矚目：1939年出版的《江村經(jīng)濟》，作者費孝通；1944年出版的《金翼：中國家族制度的社會學研究》，作者林耀華；1945年出版的《一個中國鄉(xiāng)村：山東省臺頭村》作者楊懋春。

這三本書被稱為早期中國社會學“社區(qū)研究”的三大里程碑，被列為國際上許多大學社會學專業(yè)的必讀教材。為西方理解中國鄉(xiāng)土社會的復雜性提供了重要的文本。

前兩本出自“吳門四犬”中的費孝通和林耀華。第三本的作者楊懋春，于1930年考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專修鄉(xiāng)村社會學，1933年取得碩士學位。在校學習的三年，正是社會學系轉(zhuǎn)變學風、改革教學，吳文藻開始推行“社會學中國化”的時候。雖然他不是吳門弟子，但一定聽過吳文藻的課，受到比較社會學的影響，從他的《一個中國鄉(xiāng)村：山東省臺頭村》，可以看到 “燕京學派”鮮明的印記。

林耀華是吳文藻的嫡系學生。1935年，他在寫作碩士論文《義序宗族研究》時，吳文藻特請前來講學的布朗教授擔任他的論文導師。1936年吳文藻為他爭取到哈佛燕京學社的獎學金，送他到哈佛大學深造，專修人類學、民族學。林耀華感念在哈佛受到的嚴格訓練：“在實驗室里，要學會“摸骨頭”，一個人全身有二百零六塊骨骼，要一塊塊反復摸索、觀察，直摸到把每塊骨頭的任何一角碎片放在手上，能很快分辨出它屬于人體的那一個部位，是哪一塊骨頭?！绷魧W的余暇，林耀華把在燕京求學期間回家鄉(xiāng)福建做的一份社會調(diào)查，用英文以紀錄文體完成了《金翼：中國家族制度的社會學研究》。吳文藻在1940年代訪問美歐期間，同耶魯大學出版社、太平洋關系研究所、洛氏基金等聯(lián)系，大力促成了這本學術著作的出版。

1940年林耀華獲得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哲學博士學位，1941年回國任教，1942年出任成都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1946年隨成都燕大遷回北平，繼續(xù)擔任社會學系主任。林耀華繼承了吳文藻在燕京的事業(yè)，治學的方向和方法都未曾改變。直至1952年院系調(diào)整前，他還組織師生完成了對內(nèi)蒙古、西藏兩次重要的田野考察。

費孝通，1930年轉(zhuǎn)學至燕大社會學系，至1933年暑假畢業(yè)，獲得學士學位，他說：“我花了三年時間跟吳文藻先生學習，變成了一個書蟲”。他幾乎讀遍了吳文藻書架上所有的書，又出校門、入社會、觀察現(xiàn)實、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做出記錄，寫出論文、譯文、書評多篇。他的畢業(yè)論文《親迎風俗之研究》，是用文言文寫就的，耗時三年，五易其稿，評審通過后，很快發(fā)表于《社會學界》第八卷，并被加上編者按向讀者推薦。

吳文藻為費孝通下一步的學業(yè)著想，也要送他去接受最好的人類學訓練。當時正有一位杰出的俄國人類學者史祿國在清華任教，吳文藻說服了清華大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系，在1933年特例招收人類學研究生。他帶著愛徒見史祿國，經(jīng)過筆試、面試，如愿地把費孝通送至這位大師的門下。

1935年費孝通取得清華大學研究院碩士學位，同時獲得了庚子賠款提供出國留學的獎學金。 距離出國留學還有一段時日，吳文藻得知廣西省政府設有研究當?shù)亍疤胤N民族”的課題，需要合適的人選，于是他斡旋此事，安排費孝通到大瑤山做實地調(diào)查。費孝通欣然接受，并邀自己的女友王同惠同行，在赴大瑤山之前，兩人舉行了婚禮 ?；槎Y場所正是當年吳文藻謝冰心舉辦婚禮的臨湖軒。

王同惠與費孝通

王同惠也是吳文藻門下弟子，她1932年考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比費孝通低兩個年級。吳文藻很關注這個女生：

“我得結(jié)識王同惠女士是在民國二十三年的秋季，我的“文化人類學“班里。二十四年春她又上了我的“家族制度班”。從她在班里所寫的報告和論文，以及課外和我的談話里，我發(fā)現(xiàn)她是一個肯用思想、而且對于學問發(fā)生了真正興趣的青年。等到我們接觸多了以后，我發(fā)現(xiàn)她不但思想超越，為學勤奮，而且在語言上又有絕對的天才。她在我班里曾譯過許讓神父所著的《甘肅土人的婚姻》一書（譯稿在蜜月中完成）,那時她的法文程度還不過有三年程度，這成績真是可以使人驚異。”字里行間充滿對王同惠的欣賞。

對于兩位愛徒的結(jié)合，吳文藻說：“由志同道合的同學，進而結(jié)為終身同工的伴侶。我們都為他們歡喜，以為這種婚姻，最理想、最美滿。他們在蜜月中便應廣西省政府的特約出發(fā)去研究“特種民族”。行前我們有過多次談話，大家都是很熱烈、很興奮。我們都認為要充分了解中國，必須研究中國全部，包括許多非漢民族在內(nèi) ，我們互相珍重勉勵著便分手了。

1935年10月費孝通、王同惠正式啟動了瑤山田野調(diào)查。10月21日他們走進了真正的瑤區(qū)，進入了花籃瑤的世界。12月16日兩人完成了計劃中的坳瑤實地調(diào)查，向茶山瑤調(diào)查工作基地轉(zhuǎn)移。就在從古陳到羅運途中 ，一場意外變故，中斷了這次瑤山調(diào)查。費孝通、王同惠迷路誤入密密的竹林。在探路之際，費孝通不幸觸動當?shù)噩幦俗ヒ矮F下的機關，木石齊下，把他壓住。王同惠奮力把石塊木頭逐一移開 ，將丈夫移到安全地帶后，奔出林中呼援，途中失足墜崖殞命。第二天，身受重傷的費孝通獲救。六天后，當?shù)卮迕裨谝惶幧綕炯绷髦姓业搅送跬莸倪z體。 

出師未捷身先死。吳文藻的一段文字，表達了錐心之痛：

“我們正在北京盼望他們工作圓滿成功回來的時候，突然接到這不幸的消息，使我精神上受了重大的打擊。我不但不知道所以慰孝通，也不知所以自慰。我們這些幼稚的子民，正在努力的從各方面來救護衰頹的祖國，這一支從社會人類學陣線上出發(fā)的生力軍，剛剛臨陣，便遭天厄，怎能不使人為工作灰心，為祖國絕望？同惠是死了，在研究民族社會生活中，女考察員的地位，是極重要的，因家庭內(nèi)部生活的種種，是必須由女考察員做局內(nèi)的研究。同惠是現(xiàn)在中國做民族考察研究的第一個女子，而且在瑤山的考察中，她充分發(fā)揮了語言的天才，她竟為研究而犧牲了，后起尚未有人，這損失是不能計算的?！?/span>

費孝通寫信給吳文藻：“同惠既為我而死，我不能盡保護之職，理當殉節(jié)；但屢次求死不果，當系同惠在天之靈，尚欲留我之生以盡未了之責，茲當勉力視息人間，以身許國，使同惠之名，永垂不朽。

在廣州的病房里，費孝通開始整理編寫瑤山調(diào)查資料，1936年7月初《花籃瑤社會組織》已寫就付印。接著他利用出國前回家鄉(xiāng)休養(yǎng)的“余暇”，開始了開弦弓村調(diào)查。他說：“今后要一人做兩人的事?！?936年7——8月他大部分時間住在村里，調(diào)查持續(xù)了兩個月。9月初，他帶著《江村經(jīng)濟》的初稿，告別家鄉(xiāng)，在上海搭乘外輪，負笈英倫。

吳文藻此時正在美國，代表燕京大學參加哈佛大學建校三百周年慶典活動，適逢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大師級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也在美參加同一活動，真是天賜良機。他向馬林諾夫斯基鄭重推薦了費孝通，并介紹了費孝通的本碩階段求學和瑤山調(diào)查、開弦弓調(diào)查實況，使馬林諾夫斯基對費孝通的博士階段學業(yè)報以強烈期待。同年，吳文藻得洛克菲勒基金會游學教授獎金，“重游歐美各國，道出倫敦，遇馬教授”。費孝通說：“歲暮，吾師文藻將離倫敦，設宴辭行。馬林諾夫斯基教授以多月相聚，分握在即，無以為念，即席出《文化論》初稿相贈，舉杯作不忘約”，（《文化論》譯序）當著吳文藻的面把漢譯該書之事托付給費孝通，表達出對中國社會學同人的深度友好，對中國學界遠景的殷切矚望。

學者張冠生對費孝通早年求學的經(jīng)歷，做了一個畫龍點睛的總結(jié)：

從燕園的社會學，到清華園的體質(zhì)人類學，再到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的社會人類學，費孝通走了六年。六年里，一直是吳文藻領著他，一步步登堂入室，接受上乘學術訓練。這是他確定人生志向后、出國留學前的個人求學史，背景是中國社會學的早期史。

五

1937年“七七事變”后，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燕京大學作為教會學校，雖暫時未受影響，但吳文藻一家不愿在北平繼續(xù)亡國奴的生活，夫婦倆人向司徒雷登表明他們打算離開燕京的想法，司徒雷登并沒有馬上答應他們的要求，只是要他們慎重考慮。正在這個時候，當年清華的同窗、擔任教育部次長的顧毓琇打來電話告之，云南大學即將由省立大學升格為國立大學，并準備創(chuàng)辦社會學系，此時加盟云大，是一個很好的機遇。吳文藻表示有意前往。此信息很快傳至云南大學校長熊慶來耳中，他曾任清華大學數(shù)學系主任，與吳文藻夫婦早就熟識，于是他致函吳文藻，誠懇地邀請他到云南大學任教，并創(chuàng)辦社會學系。不久中英庚款董事會批復了云南大學的申請，撥款辦“社會人類學講座”，由吳文藻任教。于是吳文藻、謝冰心全家決定遷往西南。

1938年6月3日，吳文藻在燕京大學上完最后一節(jié)課，不久他們一家就告別燕南園，經(jīng)過幾個月的長途跋涉，從天津到達上海，從上海到達香港，從香港到達越南海防， 當年秋天到達目的地——昆明。

他們在螺峰街找到了一處住房，安頓下來后，吳文藻便開始了在云南大學的工作。他一邊為文法學院上課，一邊謀劃社會學系的創(chuàng)建。同時在思考如何辦好云南大學。他發(fā)表在《云南日報》題為《云南大學與地方需要》的文章認為：云南大學雖然由省立升格為國立，但是它的當務之急還是要為地方服務，“地方需要的重心在哪里，大學設計的重心即寄托在哪里”。

他同時著手籌建一個小型的社會學研究機構，因為是由燕京大學和云南大學合辦的，所以稱之為燕京——云南社會學研究工作站，“工作站”的宗旨是繼續(xù)貫徹中國社會學者建立比較社會學的設想。正值戰(zhàn)爭期間，吳文藻調(diào)整了研究計劃，提出用1938——1940兩年的時間，在西北、西南邊疆地區(qū)開展實地社會調(diào)查，如甘肅、四川、云南、廣西等地，注重于自然和人口資源、歷史演變、社會結(jié)構、生產(chǎn)活動、財富的積累與分配、市場及消費、勞工狀況、教育等方面。吳文藻認為，這樣的實地調(diào)查一方面可以推動社會科學理論的發(fā)展，另一方面可為戰(zhàn)時動員和戰(zhàn)后重建提供科學依據(jù)。

1938年11月18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決議，云南大學由省立改為國立。1939年7月28日，云南大學文法學院社會學系成立，聘吳文藻為系主任。與燕京大學合作建立的“燕京大學-云南大學實地調(diào)查工作站”也隨之成立，吳文藻擔任站長。

大旗招展，吳門弟子匯聚而來。費孝通說：“從英國回國，我直奔昆明參加吳文藻支持的云南大學社會學系，并開始建立一個小小的研究班子，稱社會研究室。后來因為疏散到呈貢，住在魁星閣，即以魁閣聞名”。

“吳門四犬”中的另一位瞿同祖當時在重慶貿(mào)易委員會任職。吳文藻得知后立即邀請他到昆明來工作。瞿同祖于1939年夏到達昆明，擔任云大社會學系講師。李有義本是師從吳文藻的燕京大學研究生，后來在云南大學完成論文答辯，被留校任教，擔任社會學講師。在北平形成的“燕京學派”大本營從燕京搬到了昆明云南大學。

因敵機轟炸頻繁，吳文藻一家搬到昆明近郊呈貢縣一處祠堂，謝冰心起名為“默廬”。這時家庭的一切開支全由吳文藻一人撐起。謝冰心越來越佩服這位“傻姑爺”，他“很穩(wěn)，很樂觀，好像一頭牛，低首苦干，不像我的sentimental（多愁善感）”。

工作站也轉(zhuǎn)移到了呈貢縣古城村，設立在“魁星閣”（簡稱“魁閣”）?？w是高約19米多的三重四角攥尖磚木結(jié)構建筑，上下三層。年青的研究員們在“魁閣”工作、學習和交流。魁星閣舊得搖搖欲墜。風一吹，松動的木板晃動撞擊，擠在一起睡覺的研究員被驚醒，油燈已經(jīng)滅了，三個書架和裝資料的箱子矗立在黑暗中。而擺放在頂樓的魁星老爺永遠目光如炬，一腳后翹一腳獨立，一手捧斗一手紙筆。挨著這神像的是費孝通的書桌。這個三丈大的斗室，來三個客人就轉(zhuǎn)不過身。

費正清的夫人費慰梅時任美國駐華大使館文化關系專員，她實地訪問魁閣后，記錄自己的觀感說：“燕大-云大社會學實地調(diào)查站設在隱沒于柏樹叢中……頂層有木佛，一個助理研究員在那里辦公。二層沒有佛像，有三張桌子，三個書架上裝滿書籍和文稿?！粚邮菑N房和通道。物質(zhì)條件很差，但艱苦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確的工作目標，給人以深刻的印象?！?/span>

盡管處所狹窄局促，經(jīng)費不足，物資短缺，學術與思想環(huán)境卻十分寬松：吳文藻采用馬林諾夫斯基的“Seminar”方法進行：每人都有自己的研究專題，根據(jù)自己的選題到農(nóng)村社區(qū)或城市民間社區(qū)進行田野調(diào)查，然后將調(diào)查的材料和結(jié)論拿到“魁閣”來進行交流和討論；他們各抒己見，有時候甚至發(fā)生激烈的爭論。費孝通把魁閣描述為“在吳老師盡力支持下用來實行他多年的主張為社會學'開風氣，育人才’的實驗室。在他的思想號召下吸引了一批青年人和我一起共同在十分艱苦的條件子下，進行內(nèi)陸農(nóng)村的社會學研究工作。盡管1940年吳老師離開昆明去了重慶，這個小小的魁閣還堅持到抗戰(zhàn)勝利，并取得一定的科學成果?！?/span>

魁閣采取理論和實際結(jié)合的“磁場型”學術小群體，是一個符號化的存在，被后人稱為“魁閣時代”。除抗戰(zhàn)前或抗戰(zhàn)期間出版的一些社區(qū)研究成果外，“燕京學派”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基本出自這個“工作站”。如費孝通的《祿村農(nóng)田》、張之毅的《易村手工業(yè)》、史國衡的《昆廠勞工》、胡慶鈞《呈貢基層權力結(jié)構》等都是當時著名的社會學著作。

英國人類學家莫里斯·弗里德曼曾說：“可以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在北美和西歐之外，中國是世界上社會學蓬勃發(fā)展的地方，至少從這些知識分子的水平方面看是如此。

而“燕京學派”的社區(qū)研究，以費孝通等的“云南三村”為例，美國人類學家瑞斐德充分肯定它對于認識中國社會的三重意義：一是描述中國社會文化中帶有普遍性的特點，二是在實踐上提供一些解決現(xiàn)實問題的具體方案，三是在理論上論證某些社會現(xiàn)象的本質(zhì)特征。

“魁閣”時代的結(jié)局令人遺憾。吳文藻、費孝通與顧頡剛、傅斯年在民族問題上產(chǎn)生爭議，他們堅持的觀點為當局所不容，“人類學講座”被終止，吳文藻失去了教學與研究的平臺，離開了云南大學。

1940年冬，吳文藻一家遷到重慶，先蟄居在顧一樵的“嘉廬”，不久即搬入歌樂山中的“潛廬”。 為了節(jié)省開銷，謝冰心在“潛廬”門口種上了南瓜，他們晚上往往吃稀飯，孩子們每頓都抱怨沒肉吃，卻從來不虧待上山來的朋友們（“魁閣”的學子們）。謝冰心常要嘲笑吳文藻是“朋友第一，書第二，女兒第三，兒子第四，太太第五”。

1941年，吳文藻進入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室從事研究工作，兼任蒙藏委會顧問和邊政學會的常務理事，還參加了籌建燕京大學成都分校的工作。1944年，他出席了在美國召開的太平洋國際學會?？箲?zhàn)勝利后，1946年，吳文藻赴日本擔任中國駐日代表團政治組組長并兼任出席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吳文藻一家滿懷愛國熱忱，1951年歷經(jīng)艱難，返回祖國。

1953年吳文藻重返高校。因1952年6月至9月，全國高等院校進行大規(guī)模的院系調(diào)整，燕京大學已被撤銷，社會學系合并到中央民族學院。又由于效仿蘇聯(lián)式的高校體系，所有高校的社會學系最終都被取消了。吳文藻去了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擔任了“國內(nèi)少數(shù)民族情況”教研室主任和歷史系“民族志”教研室主任。所幸在這里他和他的學生相聚，費孝通在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任上，林耀華改教民族學。

1957年吳文藻被錯劃為右派，和費孝通并列成為全國人類學、民族學界五大右派之一(吳澤霖、潘光旦、黃現(xiàn)璠、吳文藻、費孝通)。雖然1959年12月摘掉了帽子,但“反右”在某種意義上已經(jīng)讓社會學陷入沒頂之災，從理論到應用，從歷史到現(xiàn)狀，社會學在中國成了無人敢問津的領域，一直到1979年。

晚年的吳文藻主要從事內(nèi)部文字工作，校訂叢書，翻譯書稿。1980年以后，他支持費孝通，勉力推動重建中國社會學學科。

1985年9月24日晨，吳文藻安靜地離世。留下遺囑：不向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火葬后骨灰投海，存款3萬元捐獻給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作為民族學研究生的助學金。 

1995年北京大學社會學所舉行成立10周年紀念會。費孝通在講話中強調(diào)這次會議同時也是紀念吳文藻老師逝世10周年。

他說：“這兩件值得紀念的事并不是巧合，而正是一條江水流程上的匯合點。這條江水就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的流程，北大社會學研究所的成立和后來改名為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還有吳文藻老師一生的學術事業(yè)都是這一條江水的構成部分，值得我們同飲這江水的人在此駐足溯源，回憶反思?！?/span>

2019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推出“魁閣文獻”（全四冊），共計一百多萬字。這是吳文藻當年創(chuàng)建“燕京大學-云南大學實地調(diào)查工作站”的歷史回響。

202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重建中國社會學：40位社會學家口述實錄1979-2019》，近百萬字。這是吳文藻主張的“社會學中國化”經(jīng)歷曲折、頓挫之后的現(xiàn)實成果。

燕南園66號樓默默佇立，它隨時提醒你：“如果沒有吳文藻，中國社會學的發(fā)展也許是另一番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