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自己能走上學術(shù)之路，有各種機緣巧合，有自己的努力堅持，有抓住機緣并乘勝追擊，進而迸發(fā)出的強烈的學術(shù)興趣和熱情之所致。而這一切，恐怕要從30年前自己開始接受高等教育時所獲得的專業(yè)教育說起。

高中選擇文科，主要出于對歷史和地理學科的熱愛，高考時這兩科也確實考得最好。但高考后填報志愿，我最心儀的專業(yè)并非這兩科，而是文學。當時作為一個文學少年，看到的都是文學的綺麗和浪漫，再加上農(nóng)村父母根本沒有能力參與志愿指導，實際也就少了一份選擇上的羈絆，任由我天馬行空地報了很多學校的中文系?，F(xiàn)在回想起來，盡顯出自己當年的縹緲夢幻和不帶功利只圖喜歡的簡單。至于將選擇專業(yè)跟未來職業(yè)的規(guī)劃聯(lián)系起來的想法，更是一點都沒有。

可事與愿違，錄取結(jié)果是被第一志愿武漢大學調(diào)劑到歷史系考古學專業(yè)。當時倒也不氣餒，一副隨遇而安的心態(tài)，但也絕沒想到，這一由他人操作的調(diào)劑專業(yè)行為，竟奠定了我此后一生的志業(yè)。

大學四年，專業(yè)也在好好地學，但并未提起多大的興趣，更沒有將來要以此為職業(yè)和從事學術(shù)研究的想法。原因歸納起來，一是自己專業(yè)的閱讀量不夠，二是老師們的引領作用不夠，也包括他們沒有好好指導我們閱讀。因此畢業(yè)時的想法是，干什么工作都可以，不要干考古最好。

可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博物館的陳列展覽方案設計，跟考古還是有較密切的關系，這也為我后來能回轉(zhuǎn)到考古上來埋下了伏筆。

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博物館工作，整體來說是較為輕松的。人有閑就愛瞎琢磨，加上有了工作收入，解決了溫飽問題，就要想點別的有意義的事情了。如是準備考研，正好聽說母校在為湖南、湖北兩省文物考古從業(yè)人員開辦碩士學位班，我就去了。但當初上研究生班的動機也不是為了學術(shù)，而是簡單地想打發(fā)時間和充實自身。

學位班的課當然沒有本科時那么多，但給我留下的印象之深，明顯大于本科時。或者是因為熟悉的老師們的授課內(nèi)容更有深度些，又或許經(jīng)過了幾年工作歷練，我的關注、理解能力都有提升?？傊?，碩士課堂及自己的學習和思索，激發(fā)了我閱讀相關考古和人類學著作的熱情。印象最深的是當時剛發(fā)行面世的張光直的《考古人類學隨筆》和蘇秉琦的《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以及他們的相關著作。張、蘇兩位先生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提到如何做好中國考古學，蘇先生說當要創(chuàng)建世界的中國考古學、做中國考古時，要有世界眼光。張先生本身就是一位有世界視野的考古學家，他認為做中國考古，不能僅僅局限于中國，還要對中國以外的至少一個地方的考古有了解。這些建議給了我極大的啟發(fā)。我就想，除了中國考古，我還應該去了解域外哪里的考古材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中亞。憑過去對中外歷史的粗淺了解，也包括讀了一點陳寅恪先生的著作，我知道歷史上中國與中亞包括西域的歷史互動很多，那么考古上能體現(xiàn)得出來么？這些互動往還，對中國和世界的歷史影響有多大？這些疑問激發(fā)了我的好奇心和探究心。于是就到湖北省圖書館去借書，最先找來的是王治來先生的《中亞史綱》。果然發(fā)現(xiàn)古代中國與西域、西方有著多方交流，這些交流又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歷史。接著又找來林梅村、水濤、李水城等學者的著作來讀，并買來剛出版的《中亞文明史》前三卷，后者主要是用考古材料寫成的區(qū)域文明通史。一時真是電光火石，東西文化交流考古，立馬成了我的學習興趣點所在，并且很快就暗下決心，碩士學位拿到后，我要去念博士研究生，專業(yè)方向就選早期東西文化交流考古。直到這個時候，將來要以學術(shù)為志業(yè)的念頭，才開始在心中潛滋暗長。

但碩士研究生階段包括碩士學位論文的選題，我并沒有直接進入早期東西文化交流考古領域，一方面自己剛剛涉足，并無任何學術(shù)積累和優(yōu)勢，另一方面武大也缺少這方面的指導老師，所以碩士學位論文還是中規(guī)中距地找到陳冰白先生指導，寫的是“鄂東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這個題目。

碩士學位論文通過答辯后，我開始了考博的準備。英文底子差就通過苦練和參加培訓班的方式解決。記得北大的曹其軍先生，那幾年常來武漢開班，我能順利通過博士研究生英語入學考試，得益于他不少。

因為我已有了既定的博士研究方向，考哪個學校就變成了找到能招這個方向的導師，最后我將目標鎖定在南京大學的水濤先生。水老師是西北人，在甘肅考古所工作多年，從北大獲得考古學博士學位后，到南京大學執(zhí)教，但研究的主要方向還是西北考古和早期東西文化交流考古，這正是我的學術(shù)興趣所在。我的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發(fā)揮得相當好，2006年9月，我順利進入了南京大學學習。跟當時很多同學不同的是，我是先有了研究方向和選題才來念博士研究生的，所以入學后很快就將博士學位論文題目定了下來。前兩年，除了上完博士研究生課程，我一直在搜集論文材料，包括去新疆做實地調(diào)查、參與當?shù)氐目脊虐l(fā)掘，等等。第三年正式落筆寫論文，過程也很順利，論文初稿交給水老師審讀時，他只給改了一個字，即將“她”改作“他”，那是因為我引用這個學者的文章，但不認識他，便以他的名字推斷他是女作者。后來看到學弟們在微信群里曬導師批改的博士論文稿本，滿紙的銀鉤鐵劃，我內(nèi)心還頗為感慨。

博士學位論文也是一篇中規(guī)中距的考古學論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有考古地層學、考古類型學和文化因素分析法等，都是考古學研究中的常用方法。盡管我也關注到文獻資料和種族人類學、古遺傳學的成果并嘗試使用，但在篇幅上占比不高。在準備和寫作博士學位論文期間，我偶然發(fā)現(xiàn)了蘇雪林的臺版《屈賦新探》四部大著，還接觸到葉舒憲老師的多部著作。前者通過中外神話的廣泛比較，揭示了屈原賦里的大量外來文化因子，后者倡導三重證據(jù)法，即將人類學資料和方法應用于解讀古代典籍的研究，都給了我極大的啟發(fā)。我暗下決心，待博士學位論文完成后，要多多吸收蘇雪林、葉舒憲等學者倡導和采用的研究方法，在早期東西文化交流史領域，努力開拓除考古學的實物資料以外的其他研究資料和研究手段。

這個想法在我博士后研究階段很快得到了實現(xiàn)。博士研究生畢業(yè)后，我回到武漢，先在辛亥革命博物館擔任了一段時間的業(yè)務副館長，同時聯(lián)系華中師范大學的姚偉鈞老師，跟他從事博士后的研究。我將選題定在楚文化與域外文化的關系上，這是我的早期東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延續(xù)。其間我閱讀張正明先生著作，看到張先生也極其重視人類學在史學研究中的利用，同樣提出了“三重證據(jù)法”，他的三重證據(jù)便是“文獻典籍”“文物考古”“文化人類學”資料與方法的運用。張先生在區(qū)域文化、楚學、楚俗等研究領域，倡導“讀書、考古和采風”三結(jié)合，多次介紹“多重證據(jù)”的方法原則。他說：“在研究人類文化現(xiàn)象時，要善于綜合運用文獻典籍、文物考古、民俗事象三個方面的論證材料，要將上述三種材料首先放在特定的時空軸上進行檢驗、定位，然后再在時間軸或空間軸上（抑或兩軸并用）依序予以立體化的運用。以求顯現(xiàn)特定文化現(xiàn)象的個性特征或流變軌跡，發(fā)掘出造就其個性特征和流變軌跡的歷史文化動因。使人知其源、明其流、識其變、握其要?！蔽覍埾壬倪@些倡導深以為然。葉舒憲先生則在過去提出的三重證據(jù)法的基礎上，歸納為“四重證據(jù)法”，即“傳世文獻、出土文獻、口傳與非物質(zhì)資料、實物和圖像”，并大力提倡和實踐。葉先生所言的四重證據(jù)，與張先生所言的三重證據(jù)，道理和觀念是一致的，只是分類的粗細不一，葉老師將“文物考古”分為出土文獻和實物圖像，這樣更細致清晰。

2012年，我調(diào)入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從事文化史和楚學的教學和研究。張、葉諸先生倡導的多重證據(jù)法研究方法，已在我的頭腦中扎下了根。近七八年來，我對楚文化遺物如鎮(zhèn)墓獸、虎座鳥架鼓、戰(zhàn)國人物御龍帛畫等，其他先秦出土遺物如良渚文化神徽、玄武圖像、玉璇璣等，以及昆侖神話、西王母神話、鯀禹神話等的關注和研究，都充分利用了四重證據(jù)法的立體釋古方法。葉舒憲先生主導的文學人類學一派所總結(jié)出來的“神話觀念決定論”“文化大小傳統(tǒng)論”“文化文本N級編碼論”“玉文化先統(tǒng)一中國論”等研究理論，也讓我的藝術(shù)考古研究在方法論上有著更清晰的思路和旨歸。

良渚文化反山墓地12號墓琮王上的神徽圖像。蔣衛(wèi)東：《神圣與精致》，浙江攝影出版社，2007年，第133頁。

在我從事藝術(shù)考古研究的這幾年，有諸多幫助過我的人、事值得我銘記。這里要特別提到《民族藝術(shù)》雜志的《藝術(shù)考古》欄目及幕后的評審專家、編輯和雜志主編許曉明博士，正是他們的厚愛不棄，我的多篇藝術(shù)考古論文得以在該欄目發(fā)表，并在學術(shù)界產(chǎn)生了一些影響。過去年代有一些名刊名欄用心經(jīng)營，與欄目作者一起成長，甚至成就了彼此，成為一段段學術(shù)佳話，如《古史辨》《禹貢》《食貨》《學衡》，等等。我相信《民族藝術(shù)》的《藝術(shù)考古》欄目，一定也會在中國學術(shù)期刊史上留下它應有的色彩和華章。

還要特別感謝葉舒憲老師，除了在他的大量著作和論文中吸收了多方營養(yǎng)外，在有限的見面機會中，也聆聽到了不少教誨。更多的，則是在郵件往來中讓我所獲得的啟發(fā)和新知，以及葉老師提攜后進、為我的學術(shù)成果發(fā)表創(chuàng)造機緣等，都給了我切實的幫助。記得2015年在湖北黃石召開的中國端午節(jié)俗與屈原文化學術(shù)研討會上，我第一次見到葉老師，會議間隙我去拜謁葉老師，聊天中我說，葉老師是從文學、神話學到民俗學、人類學再到考古學（因為葉老師提出四重證據(jù)法，大量利用了考古學的實物和圖像），而我是從考古學到人類學、民俗學再到文學、神話學，實在是殊途而同歸，相反而相成。這當然有自我抬高的不自量力，但我主要還是想說明，在研究古典文明的道路上，盡管學緣不同，但最終總會走到這樣的多學科結(jié)合研究的道路上來。

有不少的人文社會學科如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人文地理學、民間文學、藝術(shù)學、民俗學、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學等，它們獲取研究資料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便是田野工作（Field work）。在過去，我主要關注和實踐的只是考古學的田野，直到來高校教書并開始由純考古研究走向立體釋古后，才開始接觸到人類學、民俗學和非遺學的田野工作，并在我的研究中逐漸形成兩種“田野”交織為用的局面。所謂兩種“田野”，是指以田野考古學為代表的調(diào)查發(fā)掘古代遺存的田野和以人類學、社會學、民俗學等為代表的調(diào)查采訪當前的活態(tài)社會的田野。兩種“田野”的最大區(qū)別是調(diào)查的對象一為靜態(tài)的過去時，一為活態(tài)的現(xiàn)在時。

考古學的田野工作形成了一門專門的分支學科，即田野考古學，它是考古學專業(yè)學生最基礎的專門訓練之一。在學校時，老師們反復強調(diào)，田野考古學是考古學專業(yè)學生的基本功，沒有經(jīng)歷過完整田野考古訓練的人，不可能成為合格的考古學工作者。我們牢記教導，在田野考古實習中認真學習和鉆研。當時的武大考古專業(yè)很重視田野考古，4年本科8個學期，竟然安排了2個學期開展田野考古實習，分別安排在大三的上學期和大四的上學期。我們當年第一次田野考古實習的地點在湖北黃陂鐵門坎遺址，是一處新石器時代晚期石家河文化遺址，指導老師陳冰白和徐承泰認真地教，我們也認真地學。經(jīng)過近5個月整個學期的刻苦訓練，我們基本上掌握了田野調(diào)查、鉆探、探方發(fā)掘、遺物收集、遺跡辨認、文物室內(nèi)整理以及田野發(fā)掘報告的撰寫等田野考古學的完整過程。

考古學的田野工作在剝?nèi)ガF(xiàn)代的表土層后（也有直接顯露在地表上的古代遺存），我們面對的是古代的遺存，且它們都是寂靜無聲也不動彈的死的遺跡和遺物，考古學工作者要透過它們來了解復原古代社會的風貌。而人類學（也包括民俗學、非遺學等）的田野工作，是對當時社會的調(diào)查研究，因此這個調(diào)查研究對象是有聲有色的活態(tài)的社會存在。過去，我完整地經(jīng)歷過考古學的田野工作流程，對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只保持有限的關注。自從進入結(jié)合多學科諸如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民俗學等的立體釋古研究范式后，也包括給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文化人類學”和“人類學經(jīng)典選讀”等課程的需要，我更多地關注到了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同時指導每屆的本科生參與短期的田野調(diào)查工作并指導和評定學生們撰寫的田野調(diào)查報告成績。這些經(jīng)歷都迫使我進一步了解和接觸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并在研究中形成兩種“田野”工作交互為用的局面。

例如在釋讀考古發(fā)現(xiàn)的遺跡遺物時，有些遺跡遺物僅依據(jù)它們自身或出土環(huán)境，很難判斷其功能用途或名稱，但若在人類學的田野工作中能發(fā)現(xiàn)類似物，依據(jù)類比，就能較好理解和解讀出土遺跡遺物了。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先舉陳星燦所總結(jié)的幾例，如理解先秦遺址中廣泛存在的灰坑的用途問題，陳星燦以他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見的石璋如先生所著的《晉綏紀行》為例，介紹了石璋如先生為解決殷墟發(fā)掘中大量發(fā)現(xiàn)的灰坑用途問題，考察了當時的山西和內(nèi)蒙古等多處藏糧食窖穴，試圖通過后者獲得對灰坑用途的深入理解。又如仰韶文化出土的眾多尖底瓶的用法，陳星燦利用北美印第安人民族學調(diào)查資料，同時還有異域的考古出土圖像等，來共同判定仰韶文化尖底瓶的使用方法。再如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廣泛出土的收割工具石刀、陶刀、蚌刀等的用法，通過對苗族割稻穗方法的觀察，加上實驗考古，也獲得了較滿意的答案，等等。筆者曾經(jīng)在討論端午節(jié)俗的起源過程中，除了傳世文獻和考古實物，也大量利用了民俗學調(diào)查的活態(tài)資料，在研究良渚文化神徽的內(nèi)涵時，也利用到了活態(tài)的民間文化和民間藝術(shù)品獨占鰲頭、魁星點斗等雕塑、擺件和瓷器。

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采自嚴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圖版。

考古學和人類學（民族學）兩種田野工作交互為用產(chǎn)生了一門分支學科或稱研究方法，那便是民族考古學。它首先出現(xiàn)于國外，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引入，經(jīng)過廣泛的討論和實踐，逐漸完成了民族考古學的本土化建構(gòu)。中國學者對民族考古學研究方法的認識，也基本保持一致，即一致強調(diào)民族志資料的重要性，肯定民族志資料類比考古遺存以解決考古學問題的有用性等。正是循著上述方法，筆者在解讀一些先秦文物時獲得了啟發(fā)和靈感并提出了新見解。

張正明先生提出的三重證據(jù)法和葉舒憲老師提出的四重證據(jù)法，都涉及考古學和人類學的結(jié)合相互闡釋研究文史問題，其中前者是第二、第三重證據(jù)，后者是指第三、第四重證據(jù)。這自然也是要以考古學和人類學的田野工作交織相互為用為前提的。

最近先后讀到兩篇訪談文字，都順帶說到讀書的方法，特別引起我的注意。其中一篇是戴一菲采訪蘇州大學吳企明教授的，文中借吳先生之口回憶程千帆先生曾談到的“一本書主義”，即要搞通一本書，形成規(guī)范的研究方法、路數(shù)，為以后研究打下基礎。吳先生說對他影響很大云云。另一篇是南京大學圖書館微信公眾號上發(fā)布的《上書房行走》欄目第8期：《走進張學鋒教授的書房》一文，這是南大圖書館精心采訪的“走進南大人的書房”系列文章中的一篇。張學鋒老師在這篇訪談中談到他在京都大學的讀書生活，他的讀書經(jīng)驗是，求學階段一定要精讀幾種前人的著作，例如他精讀的第一本書是日本學者大川富士的《六朝江南的豪族社會》，精讀過程費時一年，書中引用的每一條史料都找出原書來核實，引用的每一篇文獻，必找出來閱讀，出現(xiàn)的每一個人名、地名，必對之了解，加上日語單詞、語法、慣用法，每一項做到無死角。雖然看起來只讀了一本書，但涉獵到的歷史文獻和前人著述卻不下百種。

我讀到這兩段文字時，深以為然。回想自己的讀書生涯，也有類似經(jīng)歷。記憶最深的是十多年前讀蘇雪林的《屈原與〈九歌〉》，老實說，這本書初讀起來不好讀，但我又認為極其重要，因此就靜下心來慢讀細讀。書中所有出現(xiàn)的人名、神名、地名，不清楚的必去查證，尤其是大量的域外神話中的神名，我都找到有這些神名的中文譯本或原著，了解各位神的事跡，將其英文名字和不同漢譯標注在書中空白處。書中提及各種中外文獻和著述，盡可能找到并閱讀相關部分。前前后后也讀了一年時間才讀完，隨著對相關背景知識越來越熟悉，才發(fā)現(xiàn)這本書并沒有剛開始那樣難讀，蘇先生又是大作家，文字雖然帶有當年她寫作時的時代烙印，有隔代感，但還是讓人看著優(yōu)美舒適。因此到后來我是越看越愛，有的地方反復讀過多遍，后來因?qū)懽髡撐囊迷摃嗵幐潜环磸筒樽x。

蘇雪林：《屈原與九歌》封面，宋亦簫自攝，拍攝時間2021年10月15日

此外，留下較深的精讀印象的有蘇秉琦先生的《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和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的《金枝：巫術(shù)與宗教之研究》（下簡稱《金枝》），蘇著是他晚年的一部學術(shù)總結(jié)之作，寫法通俗，并不深奧難懂，但涉及的考古學理論方法、相關文獻眾多，我也找到相關著述和論文做擴展閱讀。蘇公在書中也將自己一生的理論建樹做了系統(tǒng)總結(jié)，這自然是要圈圈點點，以示突出。凡有所領悟、思索和心得，我也喜歡記在相應頁面的空白處，當然這也是我閱讀所有自購書的特點。

據(jù)說弗雷澤的《金枝》原著文筆就很優(yōu)美，徐育新等三位譯者的譯筆將這種特點體現(xiàn)了出來，因此《金枝》是較為好讀的。我選購的是新世界出版社本，編輯還插配了相關圖片，書中大量引述世界范圍的相關資料，包括許多巫術(shù)、宗教和神話資料，第三版12卷本是有注明原始出處的，第四版1卷本為節(jié)省篇幅，都刪去了。我喜歡就相關神話資料找到相關文獻做一些知識補充，并將自己的相關思考或想法記錄于書頁空白處，注明日期?！督鹬Α穼ξ业挠绊懞艽?，也是我必然要給學生們推薦閱讀的精讀書之一。

除了閱讀研究領域的重要著作和新著，閱讀學術(shù)期刊的本領域的相關論文也必不可少，這一點季羨林先生早就指出過，用他的話說，就是“稍懂學術(shù)研究的人都會知道，學術(shù)上的新見解總是最先發(fā)表在雜志上刊登的論文，進入學術(shù)專著，多半是比較晚的事情了。每一位學者都必須盡量多地盡量及時地閱讀中外有關的雜志。在閱讀中，認為觀點正確，則心領神會；認為不正確，則自己必有自己的想法。閱讀既多，則融會貫通，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新見解，發(fā)而為文，對自己這一門學問會有所推動。這就是'從雜志縫里找文章’”。

我總結(jié)了一下閱讀學術(shù)雜志，或者說懂得“從雜志縫里找文章”的好處，至少有以下四點：（1）增長新知識。（2）啟發(fā)思考?？杉毞譃椋孩僬J為論文觀點正確，或可觸發(fā)思考，進一步深入該問題；②認為論文觀點不正確，必激發(fā)思考，得出自認為正確的觀點。（3）避免重復勞動。因為前人已研究的結(jié)論，你也贊同，就不必再做了。（4）在做學術(shù)綜述時，“足征見聞之淵博”，且顯示你尊重前人勞動成果。

關于寫作，我想談一點跟寫作相關的故事。首先是什么情況下才可以寫論文？我想先引用兩位前輩學者的原話回答這個問題，不過他們都用的是反句，即什么情況下不能寫論文？一位是季羨林先生，他說“沒有新意，不要寫文章”。他特別說到：“論文的核心是講自己的看法、自己異于前人的新意，要發(fā)前人未發(fā)之覆。有這樣的文章，學術(shù)才能一步步、一代代向前發(fā)展?！绷硪晃皇浅W大家張正明先生，他的名言是：“若無新意，斷不作文。”我總結(jié)兩位先生的命意，便是只有有了“新意”，才有必要寫文章。這真是論文寫作的不刊之論。但是，“新意”又是從哪里來的呢？季先生在他的《沒有新意，不要寫文章》中有表述，他說，有的可能是出于“靈感”，不過能有這樣的靈感，如牛頓看到蘋果落地悟出地心引力，一定是他很早就思考這類問題，一旦遇到相應時機，便豁然頓悟。還有就是“從雜志縫里找文章”和“讀書得間”，這都是通過對他人成果的學習而激發(fā)自己的思考而得到“新意”。我完全贊同季先生的分析，并且認為，這個“新意”，也是由胡適之先生的那句治學名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假設”而來。

當代也還有些學者，或許是還受到或多或少的過去的“左”的思想的干擾，認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不對，一切論點都只能從材料出，只能讓材料牽著自己的鼻子走云云。其實是沒有完全領會這10個字的真諦，因為這10個字的精神，并不反對論點從材料出，這正是“小心的求證”的過程，但在你有心求證之前，得先有“假設”這個目標和靶子在。

季先生對胡先生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就非常推崇，他譽之為學術(shù)研究的“十字訣”。并展開說，“無論是人文社會家，還是自然科學家，真想做學問，都離不開這10個字。在這里，關鍵是'大膽’和'小心’。研究任何一個問題，必先有假設。否則就是抄襲舊論，拾人牙慧。這樣學問永遠不會有進步。要想創(chuàng)新，必有假設，而假設則是越大膽越好”。我慶幸在邁入學問之門之初，得到過老師們的“問學在出新”的提點，也看到了季、張先生的諄諄告誡，因此一開始就以此要求自己，做到了“若無新意，斷不作文”?，F(xiàn)在，又在按照這個標準要求并指導自己的學生。我想，這就是學問的薪火相傳、繼往開來吧。

古典學在西方主要是指研究古代地中海世界的歷史和文化，特別是指對古代希臘羅馬的研究，也稱古典文明研究。中國的古典學廣義上可指傳統(tǒng)中國的研究，狹義上有指東漢結(jié)束以前的古代中國研究，西方漢學界則稱此為“早期中國研究”，也有指是先秦中國研究。我所取時間范圍，同第三種。

中國的古典文明研究也秉承西方的古典學研究特色，采取多學科結(jié)合的研究方法，涉及諸如歷史學、考古學、藝術(shù)學、語言學、文學、神話學、人類學、哲學等學科，這同葉舒憲老師的文學人類學學派倡導的四重證據(jù)法以及我所實踐的藝術(shù)考古方法不謀而合。因此，我自己的研究方向，往大了說也可以說成是中國古典文明研究。

目前，我在古典文明研究的大題目下，主要是在早期東西文化交流研究、文明起源研究和藝術(shù)考古上著力。而且，我更多地會在這三個方向的交叉點上率先突破。例如，我入選2019年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的課題，名為“早期外來文化與中華文明起源研究”，實際上就是結(jié)合了文明起源研究和早期東西文化交流研究的交叉選題。因為在我的研究過程中，發(fā)現(xiàn)中華文明并非在完全隔絕封閉的環(huán)境產(chǎn)生，在中華文明的萌芽和形成期，外來文化就已進入東亞大陸，并參與了中華文明起源的構(gòu)建。該課題將利用考古學、種族人類學、古遺傳學、神話學等學科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在文化大小傳統(tǒng)論、文化文本N級編碼論、神話觀念決定論、玉文化先統(tǒng)一中國論等理論觀照下，利用四重證據(jù)法及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試圖揭示中華文明起源的真實圖景，以彰顯東亞大陸的華夏先民自古以來就不是封閉狹隘的族群，他們在創(chuàng)建華夏文明的過程中，始終兼容并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該課題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剖析出中華文明起源階段及之前進入華夏文化圈的諸種外來文化及傳播途徑。相對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該課題的獨到學術(shù)價值和應用價值當是：為彌補學術(shù)界忽略早期外來文化與中華文明起源的密切關系，將著重揭示二者的關系問題，對中華文明起源問題當中的“文明”內(nèi)涵和文明起源標志，也將給予重新界定。該課題是利用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和神話學等相關學科的一項綜合研究。這項研究，既是歷史學的“求真”，也是為今天的“一帶一路”經(jīng)貿(mào)文化交流提供歷史的鏡鑒和文化的積淀。

此外，我近期所關注的藝術(shù)考古對象，也多半跟早期東西文化交流現(xiàn)象有關。例如，我曾經(jīng)探討過的西王母、玄武、戰(zhàn)國人物御龍帛畫等，都是這樣。經(jīng)過我的研究，發(fā)現(xiàn)西王母是以西亞神話中的大母神、金星神伊南娜（Inanna）為原型的，且伊南娜還影響到了諸多古文明區(qū)女神。在中國，除了西王母，伊南娜也還影響了女媧、湘夫人、嫘祖、王母娘娘、織女、馬頭娘、媽祖、素女、泰山娘娘、觀音等一干女神的神格。玄武的龜蛇形象，其來源不是北宮七宿的具象化表達，不是圖騰制度的遺痕，也不只是因為鯀及其妻修己（鯀曾化龜，修己乃長蛇之意）的動物形象的結(jié)合，還因為是有著更幽遠的文化傳播和影響所致，如印度神話中就有蛇神舍沙（Shesha）環(huán)繞著龜神俱利摩（Kurma），龜神再背負著八頭大象支撐起整個世界的神話和形象，更遠的則是西亞神話人物水神哀亞（Ea）及其妻子唐克娜（Damkina）的龜蛇形象所帶來。后兩者正是鯀和修己的神話原型。戰(zhàn)國人物御龍帛畫在我的考證下，認為該“人物”既不是墓主人，也不是《九歌》中的河伯，而是《九歌》中的湘君。五星神中的土星神湘君，其駕乘工具是龍車，也被同是土星神的黃帝和域外眾多土星神所共有，因此，駕飛龍當是土星神的標準配置，各古代文明區(qū)土星神標配的雷同，是文化交流的結(jié)果。中外土星神駕飛龍的神話形象，還被先民安置到了星座神話中，這便是西方的獅子座（獅子是土星神的動物形象）立于長蛇座上方，構(gòu)成了“翼龍負獅”形象。而中國古代的軒轅星座和南宮七宿中的部分星官如柳、星、張、翼等，都是一一對應于西方的獅子座和長蛇座的。軒轅為黃帝，為土星神，張宿則代表了中國古代神話中的文昌帝君或稱梓潼帝君，后者在神話中的化身普遍以張為姓，且他的前世正是一條大蛇。這樣下來，中國古代的星座神話中，也在相同的星空位置有一組“應龍負熊”（黃帝號有熊）神話形象的異化和變形（文獻證據(jù)：《天問》“焉有虬龍，負熊以游？”）。這當然也不是巧合，而是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草蛇灰線”。這幾個例子，解讀的雖是早期中國的一些文物藝術(shù)品，但都牽涉到中外文化的交流問題。

星空中的長蛇座和烏鴉座。采自[意]埃琳娜·帕西瓦迪：《星圖：通往天空的旅程》，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第194-195頁。

我希望通過一件件、一樁樁藝術(shù)考古的個案研究，為早期東西文化交流研究和文明起源研究的大廈添磚加瓦，并最終立起我心目中的高樓來。

結(jié) 語

一個學者的求學和成長過程，確實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或者說是外力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能抓住機遇并深入下去，發(fā)展出自己的學術(shù)興趣和天地，才是最重要的。何兆武先生曾說過：“歷史具有兩重性，必然與自由（偶然）?！奔礆v史的發(fā)展，既有非如此不可的客觀性，也有人類自由創(chuàng)造的主觀性。它是必然（客觀規(guī)律）與自由（主觀創(chuàng)造）二者的合力。人類的歷史是由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創(chuàng)造的，作為每一個個體，在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時，當然也是深具兩重性的。若我們能把握好“自由（主觀創(chuàng)造）”的這一面，則我們個人的學術(shù)成長史就會更健康豐贍，并打上自己鮮明的個性特色。

我自己由考古而擴及歷史學、人類學、民俗學和神話學，在文化大小傳統(tǒng)論、文化文本N級編碼論等理論觀照下，在四重證據(jù)法的方法論指導下，由一樁樁藝術(shù)考古的個案研究，到最終解決早期東西文化交流問題和中華文明起源問題，提出自己在這些方面的一得之見，這自然是我本人在當代學術(shù)大背景影響下的個體選擇和創(chuàng)造。

最后，我以“走好自己選擇的道路，在人生的下一個驛站，碰到的總是更好的自己”這句話作結(jié)，與學界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