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的文科生

長期以來，中國社會中理科生對文科生的優(yōu)越感甚囂塵上，一句“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道盡了社會上長期存在的“瞧不起”文科生的傾向。用當下的流行語來說，學科之間存在一條鄙視鏈，文科生處于鄙視鏈的末端。

錢鍾書先生在小說《圍城》里就以調侃的口吻，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一條著名的高校學科鄙視鏈：在大學里，理科生瞧不起文科生，外國語文學系瞧不起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系瞧不起哲學系，哲學系瞧不起社會學系，社會學系瞧不起教育系，教育系的學生沒有誰可以給他們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

而這種鄙視并不僅僅存在于社會的話語體系里，更體現在資源分配、崗位、就業(yè)上。

2017年公布的“雙一流”高校和學科建設名單中，理工科院校和專業(yè)的數量就遠多于商科和文史類學科。同時，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其理科錄取率為3.54%，文科錄取率為1.71%；世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其理科錄取率為6.15%，文科錄取率為13%，文科生的錄取率不及理科的二分之一。

也就是說，教育資源就是明顯偏向理科生的。這也難怪很多人選擇讀理科，而在理想和現實之間，每到中高考，不少家長和孩子就糾結到底是該報理科還是報文科。

此外，根據麥可思等相關研究機構的《就業(yè)藍皮書：2017年中國大學生就業(yè)報告》，2017年就業(yè)率高、薪資、滿意度綜合較高的專業(yè)也基本都是理工科，文科幾乎很少。

而紅牌專業(yè)（失業(yè)量較大，就業(yè)率、薪資和就業(yè)滿意度綜合較低的專業(yè)）中，不乏歷史學、音樂表演、法學、美術學等文科專業(yè)。

與此形成反差的是，2016屆畢業(yè)生畢業(yè)半年后月平均收入的排名也顯示，信息安全、軟件工程、網絡工程、微電子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5個理科專業(yè)收入最高。

而在2017年3月貴州數博會上，李彥宏與馬云就大數據、云計算產業(yè)未來隔空“掐架”，結果被馬化騰“神調侃”：太懂技術的理科生跟不太懂技術的文科生談不攏，簡直對“文科生”造成一萬點傷害，甚至連文科生自己都“底氣不足”，如發(fā)跡于新經濟的羅振宇、羅永浩等就常以“文科生”自黑。

說到這里，相信很多文科生都會一肚子的感慨和委屈，是不是會有種“說多了都是淚”的感覺？

文科生開始翻身逆襲

不過，文科生這樣“不受待見”的局面將逐漸扭轉。事實上，“文科生”正開始變得春風得意、在社會上掀起風雨。

2017年云棲大會，中國最著名文科生馬云，宣布3年投資1000億元建達摩院，廣招天下頂級科學家，“以科技，創(chuàng)新世界”，“希望二十年內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服務世界二十億人，創(chuàng)造一億個工作崗位?！弊鳛锽AT掌門中唯一的文科生，居然如此野心勃勃敢于挑戰(zhàn)科創(chuàng)的金字塔尖，這讓另外兩位理科生情何以堪？順便說一句，劉強東雖是學社會學的，但真正起家是靠大二開始學習的計算機編程（因為擔心找不到工作）。

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理查德·塞勒這位學文學的哲學博士，盡管過去49屆共79名得主中有11位具有哲學背景，但他們至少都或多或少地擁有經濟學（在西方某種意義上等同于數學）或數學專業(yè)背景，純文科背景的經濟學獎得主相當罕見。

十九大新當選領導人登臺亮相，也是清一色的文科專業(yè)，以致朋友圈家長們戲謔“要想當領導，學文科”。就連科幻小說的主角，也由科學怪（狂）人變成了文科生。榮獲雨果獎的著名科幻小說《三體》中寫道，當面臨“三體”攻擊時，全世界頂尖科學家窮盡人類科技智慧、絞盡腦汁仍束手無策，文科生卻發(fā)揮思辨思維，提出宇宙社會學核心理論——“黑暗森林法則”反制住“三體”，并最終保全了人類最后的“種子”。這似乎是種暗喻，未來“文科生拯救世界”。

去年美國出版了一本名為《你能做任何工作：“無用的”自由技藝的驚人力量》的書，作者是喬治·安德斯，書中認為，在當下的新形勢，文科生更容易找到好工作。

相關數據也印證了這個觀點：從2012年到2016年，美國新創(chuàng)造的崗位只有不到10％是和互聯網、計算機相關的技術崗位。而剩下的90%的新工作大部分都和“文科”有關系——也就是需要和人打交道的工作。

另外。BBC基于劍橋大學研究者的數據體系，分析了365種職業(yè)在未來“被淘汰的概率”，其中概率最小的三個職業(yè)是教師、心理醫(yī)生、酒店管理者，都屬于文科生主要的職業(yè)方向。

這樣來看，多年來處于學科鄙視鏈末端的文科生似乎咸魚翻身，一舉登上人生巔峰，鄙視鏈瞬間反轉。

工業(yè)經濟造就文理“鴻溝”

事實上，學科鄙視鏈與經濟發(fā)展階段密切相關。過去兩百年，人類生產、交易、生活方式所發(fā)生的天翻地覆的變化，超越了以往任何時代，原因即在于四次工業(yè)革命。特別是發(fā)端于18世紀的第一次工業(yè)革命，終結了手工作業(yè)，將人類帶入機械化時代。

看似簡單的“機器換人”，實則是場前所未有的深刻社會變革，徹底改寫了人類歷史。工業(yè)化得以迅猛鋪開，城市化對傳統(tǒng)社會摧枯拉朽，著名的“羊吃人”運動便是寫照。

此后，工業(yè)化、城市化橫掃全球，科學技術創(chuàng)新與突破成為推動人類不斷前行的原動力，制造業(yè)對技術性人才的需求也日新月異，且工業(yè)化越是登峰造極，理工科人才越受歡迎。這一規(guī)律中外概莫能外。“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便是在中國快速工業(yè)化時代“唱響”的，當時社會上對理工科技術人才求賢若渴，只要有技術，“一招鮮吃遍天”。

改革開放初期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蓬勃發(fā)展，離不開來自大城市的 “星期天工程師”的技術支持。加入WTO后，全球產業(yè)鏈中制造部分集中向中國轉移，中國一躍而成世界大工廠，理工科專業(yè)人才更是供不應求，成為人才市場的搶手貨。2015年本科生專業(yè)薪酬排行榜前10名中，純理工科專業(yè)就占了6個。

進入新經濟時代，互聯網經濟與金融文明呼嘯而來，IT技術人才與金融人才不斷刷新創(chuàng)富神話，長期占據財富榜前列。不僅經濟界如此，政府領導選拔中也十分看重專業(yè)背景，為避免“外行領導內行”，對一把手往往有硬的專業(yè)考量與職稱要求，這也導致重要崗位上的領導干部大多出身于理工科專業(yè)。

全社會普遍重理輕文，擁有專業(yè)技術才能的領導備受推崇。工業(yè)經濟背景下，財富與地位向理工科專業(yè)傾斜，反過來進一步強化了理工科偏好。故而，當下文科生的“逆襲”就顯得尤為突兀。

到了文科思維大有武之地的發(fā)展階段

其實，文科與理工科之爭，本質上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爭，前者研究人與社會的關系，后者側重人與自然的關系。

進一步推導，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對當前人類文明而言誰更具有引領性。當處于經濟發(fā)展初級階段，通過探索自然世界，不斷擴大認知邊界，可以迅速滿足相對淺層次的物質需求，而一旦進入高級階段，要滿足的是人性更深層次的非物質需求，此時具有引領性的將是能夠解決人與社會關系的思維方法。

技術革命、經濟發(fā)展方式變化速度一日千里，大的技術變革以30年為周期，而中國可以用30年走完西方近200年的工業(yè)化歷程，但整個社會文化、心理相應的變化卻無法一蹴而就，這之間的斷層如得不到及時彌補，中國很難走遠。

事實上，弊端已初現端倪，中國社會撕裂程度前所未有，各種鄙視鏈橫行：中年人被釘上“油膩”的恥辱柱，崇拜年輕、鄙視中年與仇恨老年并存；已婚的與單身的彼此瞧不起；有房的看不起沒房的，富人看不起窮人，窮人仇視富人等等，揮之不去的焦慮既視感彌漫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或將嚴重阻礙中國邁向更輝煌的未來。

換言之，當大部分人被快速變化的經濟與技術邊緣化，為維持平衡，急需進行找平。此時，文科思維恰能發(fā)揮作用。正如馬云所說，“騰訊也好、百度也好，都是工程師出身。他們的判斷基于這件事情技術能不能完成；我的判斷基于這件事情不完成明天會不會死人”，更為感性、更加從人性、社會角度非線性思考問題的文科思維，決定了企業(yè)家站位的高度。

羅振宇的成功，與其說是抓住了知識焦慮的市場痛點，不如說是迎合了人性最深處的精神訴求。某種意義上，以技術對技術，只能解決技術問題，而深刻洞察人類本性卻可以召喚出新技術，這也是社會發(fā)展中文科思維與理工科思維的相對關系。兩者不是非此即彼、孰優(yōu)孰劣，而是隨時代切換彼此轉換位置，不同階段側重點不同，并不斷相互交融的過程。

“無用”的文科將越來越“有用”

新時代呼喚更具引領性的思維方式，而企業(yè)家與富人往往能夠“春江水暖鴨先知”。當一些人還糾結于“讀文科掙不到錢，讀理科又不會哄女孩子”的寒門子弟困境時，富人們的孩子早就在專業(yè)選擇上捷足先登了。

西方企業(yè)家與富人的子女大多學習藝術、文學、歷史、哲學等文科專業(yè)，技術人才可以雇傭，這些繼承者們要學習的是如何駕馭人才，以確保家族財富的傳承不絕。

財富積累已達到一定程度的中國一代企業(yè)家們也開始覺醒，二代學習經營管理，三代學習哲學、藝術等，非實用性的文科專業(yè)成為富家子弟的時尚之選，如著名的“國民老公”王思聰就是哲學專業(yè)畢業(yè)的，專業(yè)絲毫都不耽誤其創(chuàng)業(yè)賺錢，而曹德旺也曾表示，繼承者不在于懂多少技術、管理，而在于能否讀懂人。

這都預示著，善于尋找均衡、擅長勾兌社會需求的文科思維終將勝出，成為引領時代的弄潮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