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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票40年定量供應始末 白少川：1941年生人。自1962年工作到退休，一直在糧食系統(tǒng)工作，糧店8年，密云縣糧食局6年，北京市糧食公司22年。成立于1978年的北京市糧食公司，由原糧食局的市鎮(zhèn)管理處、儲運處和供應處合并而來，專門負責糧票的印刷、發(fā)行、收繳、銷毀和管理，以及糧食關(guān)系的轉(zhuǎn)移。2001年，白少川在總經(jīng)理的位置上退休。 幾乎沒有人質(zhì)疑糧票在1953年至1993年，對中國人生活的關(guān)鍵性影響。 就像沒有人會說他可以不吃飯但依舊活著。 整整40年，糧票浸潤在北京人日?；纳詈途窭铩７酱绱笮〉囊黄〖?，卻代表著關(guān)系生死的吃飯權(quán)利。 深刻體會過饑餓感的白少川，對已經(jīng)轉(zhuǎn)身走入歷史的糧票，充滿感情。 統(tǒng)購統(tǒng)銷 三枚一套的“面粉購買證”，就掛在彌漫著糧食味兒的“大和恒”糧行的一樓墻面上。 不過是復制品。 “這是咱北京最早的糧票，收藏界俗稱‘開門票’，一套現(xiàn)在得賣1萬塊錢。”68歲的白少川說，我哪能把真的掛這兒？他指著這套長10.1厘米，寬5.3厘米，分為1市斤、4市斤、8市斤、10市斤4種面額的“面粉購買證”，小有得意：“北京能收集全的，超不過3個人！” 他哈哈一笑，剛剛?cè)具^的頭發(fā)烏黑發(fā)亮，就像他正在操持的這家糧店，1919年的老字號，公私合營時被取締，去年剛剛重新恢復。 北京糧店的公私合營，1953年開始，也就是剛開始使用糧票的時候。 這勾起了白少川并不遙遠的記憶。 1953年11月1日，北京對面粉實行計劃供應，定量分配，“面粉購買證”正式與北京人見面。 之所以實行這樣的制度，是為了配合政務院半個月前剛剛通過的“糧食統(tǒng)購統(tǒng)銷”政策。這種由國家壟斷糧食收購和銷售的糧食政策，在1953年出臺，有著復雜的背景。 1949年1月，北京解放。連年戰(zhàn)亂，很多市民家中缺糧。全市200多萬人，吃糧主要靠外運。2月，國營糧食公司開業(yè)，以較低的價格向市民出售糧食。這讓1000多家私人糧商看到了賺錢的機會。著名的糧老虎王振廷、田雨川，聯(lián)合十幾家大糧商，套購國家糧食，搶購拒售，趁華北地區(qū)受災，帶頭漲價。 北京工業(yè)建設的起步和急劇增加的人口，也使糧食需求量急劇攀升，刺激了糧食價格的上漲。有統(tǒng)計顯示，1953年，北京糧食銷量，比1950年增長了118.3%。 眾多因素，使國家在1953年成為糧食市場的唯一主體。憑票買糧，也被當作防止套購行為的有效方法，在北京首先推行。 發(fā)行和回收 位于白紙坊的541廠，是北京所有糧票的出生地。 糧票的顏色、圖案，都由廠里的設計師設計。糧食局只負責確定糧票的面值。這也是個技術(shù)活，主要的原則是盡量減少發(fā)行量，又方便使用。 和隨后全國各地發(fā)行的糧票不同，自從誕生之日起，北京發(fā)行的就是月份糧票，每個月發(fā)一回，上個月的就不能用了。 因此，糧票一般提前三個月印出來，儲存在有武警站崗的票庫里，由專車送到各個糧店。“和人民幣一樣嚴！” 不僅印刷嚴格保密，回收的糧票，也要嚴格銷毀。 每天賣完糧，白少川都要和工友們清點收回來的糧票，再分包打捆。糧票張小紙薄，不好清點，有聰明人想出了好點子，收回的糧票，按同票種、同面額，每十枚一行，貼在廢紙上，連成大張。 收回的糧票多了，就要銷毀，必須向北京市糧食局申請，由其派人抽點監(jiān)督。一般都是送到北京附近的造紙廠，打成紙漿，重新利用。 白少川經(jīng)常跟著車去銷毀糧票。“必須得看著糧票放進池子里，加入火堿，來回攪動，看不出模樣了，才能離開。” 定量和定點 糧票的發(fā)行和使用，用的是定點和定量的辦法。 先說定量。 按照不同年齡、不同職業(yè)，北京市民每個月的口糧數(shù)，被分成了100多個等級。 最低的是剛出生的兒童，每月六斤半，最高的是首鋼的爐前工，每月60斤。一般成年人的定量在30斤左右，大學教授、高級演員、13級以上的干部，還能得到照顧，每個月有半斤的高級油票。 這種定量的辦法，是在糧食緊缺狀況下的不得已而為。每個人的肚量不一樣大，自然有人夠吃有人不夠吃，也就有人有意見，政府便號召大家節(jié)約糧食。 “我上班那會兒，倉庫墻上、辦公室里，到處都是標語，計劃用糧，節(jié)約用糧，糧食是寶中之寶。”白少川說。 不僅定量，還要定點。 全市1000多家糧店，分成不同的片區(qū)，誰家到哪個糧店買糧，都是固定好不能變的。 每家都有個糧本，家里幾口人，每個人多少定量，都記在本子上。糧本由糧食局專門設在街道的糧食辦事處發(fā)，辦事處一般都和派出所在一個院子辦公。 每個糧本，都是一個家庭的成長史。孩子一出生，定量就是6斤半，隨著糧食數(shù)字一點點增長，孩子也漸漸長大。 糧票生活 那時，北京的糧食，從全國各地調(diào)運而來，郊區(qū)產(chǎn)的很少。小麥來自河南、山東，大米來自湖南、湖北，大豆和玉米，則從東北運來。 全國各地的糧食抵達北京后，就儲存在西直門、馬連道等地的糧庫里，由面粉加工廠加工后，再運送到分布在全市的1000余家糧店里，銷售給市民。 白少川說，每個月有兩天，糧店一定會排長隊，一個是3號，發(fā)工資的日子，一個是24號。 “經(jīng)常有肚量大的，一個月還沒過完，就把糧食吃光了。為了讓這些人不餓肚子，糧食部門也以人為本，推出了預售糧政策，每個月的24號開始，就可以買下個月的糧食了。” 精打細算的家庭主婦們，在拿到一個月的工資后，都會趕緊跑到糧店排隊，先把一個月的定量糧買足，剩下的錢，再算計著買些油、青菜和副食。 其實，也剩不了多少。 那時，家家都備著一桿秤，每頓飯都要稱。一家三口人，一個月定量90斤，一天一人也就1斤糧，得算計著用，早上2兩，中午4兩，晚上3兩。最困難的自然災害時期，還號召大家“每頓省一把”，稱完了，再抓出一把來，以備急用。 物資匱乏的年代，糧票成了貴重的禮物，別人結(jié)婚，送5斤糧票，到醫(yī)院看病人，留下10斤面票，人家要感謝你大半天。到別人家做客，也都要帶著糧票，否則會讓主人很為難。 “那個年代的人，都習慣計劃著花錢過日子，到現(xiàn)在也改不了。”白少川說，“習慣是漫長的。” 饑餓感和溫飽 “沒體會過饑餓是什么滋味的人，不會知道糧票的重要。”白少川說。 他本人對饑餓的切膚體會，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 想起那個時候，就有一堆堆白薯躥到腦子里。 “糧食不夠吃，就印制了一種白薯票，買一斤糧食的錢，可以買5斤白薯。”白少川說，為了多吃點，大家都瘋了一樣搶，只要糧店來了白薯，就會排起大長隊，要是隔一天賣，還得起大早，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圍緊圍脖，排半天兒隊，“就為了多買幾斤白薯。” 那時，白少川在密云糧店工作，親眼見過和聽說過很多和饑餓有關(guān)的故事。 1962年，密云太師屯中學一個體育老師，36斤的定量實在不夠吃，就給糧食局寫申請，想每月用5斤糧票，買15斤喂牲口用的麩子。這是個破例的舉動，密云縣糧食局集體商議后，還是同意了。 “只有經(jīng)歷過那個年代，才能明白糧票的重要作用，一種低水平的公平，至少保證了所有人都有飯吃，在這一點上，糧票的功勞是巨大的，否則不知要死多少人。”白少川說。 漸行漸遠 從1964年開始，白少川就不覺得糧食少的恐怖了。 定量慢慢恢復到了30斤的水平，糧食漸漸有了富余。糧店開始增加一項新業(yè)務，幫助市民儲存糧票。 北京糧票一月一換，用不了就作廢，存在糧店，可以無限期地使用下去。到了1978年，北京在冊的儲存糧票，高達1.6億斤。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北京，是個劇烈變動的時代，大量農(nóng)村人口涌入城市。他們沒有糧票，又需要生存。 需求產(chǎn)生市場，糧票富余的人開始和需要糧票的人物物交換，5斤面票換1斤花生米，30斤換一個臉盆，500斤換一個大立柜。 “幾乎到了盛行的地步，在農(nóng)貿(mào)市場，隨便換，幾乎沒人管，也管不了。”白少川說。 為了解決農(nóng)村流動人口的吃糧問題，國家也推出了議價糧政策，專門有一些議價糧糧店，賣糧食給沒有糧票的農(nóng)村人，價格比平價糧高。 這種價格差的存在，催生了倒買倒賣糧票的行為。 誰都會算這樣一筆賬，平價富強粉2毛五一斤，議價5毛?；?毛買糧票，套購出平價糧，再高價賣出，每斤能賺1毛五。 這么賺錢的事情，自然有人搶著干。國家打擊了很多次，依舊屢禁不止。 這讓政策制定者們隱約感覺到，糧票的歷史使命，似乎可以終結(jié)了。 糧票退市 1993年5月11日，在全國首個使用糧票的北京，倒數(shù)第二個停止了糧票的使用。 隨著糧票的取消，糧食的政府定價也同時取消。北京的1000多家糧店也先后開始了企業(yè)改制，他們和市場上的糧食商販競爭價格，自謀生路。 這種退出和進入，也并非一帆風順。 1994年，糧價一下子漲到了近兩塊，市民和政府都感到了壓力，糧食局提前印好了糧油供應票，向國務院請示恢復使用，國務院批示要慎重，爭取挺過來。 還真挺過來了，到了1996年，糧價又回復到了一塊錢的水平。這讓幾十年習慣了標準粉一毛七，富強粉兩毛五的北京人，體會到了市場帶來的不確定性。 除了存在糧店里的糧票白白浪費了，白少川沒覺得不適應。雖然他家定點買糧的太平橋糧店關(guān)張了，但他也可以到附近的市場買，糧價雖然漲了很多，但工資也漲了，并不覺得有多大壓力。 到糧票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白少川做了一個統(tǒng)計，40年間，北京發(fā)行了約6000多種糧票，總面額500多億斤，這也是北京人40年用掉的糧食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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