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斯大林回家鄉(xiāng)看望母親，他的母親問他：你現(xiàn)在是什么職務？斯大林得意的說：您還記得以前的沙皇嗎？

這個鞋匠的兒子，從被第比利斯神學院開除，到克里姆林宮的無冕沙皇，僅僅用了二十五年的時間。

'革命者必須像鐵匠一樣鍛造自己的命運。'這句話是斯大林這個名字的來源。斯大林的枕邊書是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斯大林的沙皇之路，便是將馬基雅維利的君主權術與所謂的革命理想，像鐵匠一樣夯擊，最終熔鑄成了紅色帝國的權力基石。

第一、財權的原始掌控。

1907年6月26日，第比利斯的一個爆炸聲震動了世界！一個銀行運鈔的車隊被搶，大約40個平民喪生，34萬盧布被劫，相當于今天的1200萬美元。策劃這次搶劫的核心人物，便是斯大林。第比利斯的銀行運鈔車搶劫案，只是斯大林組織的62次武裝劫掠之一。

對此孟什維克忍無可忍，指責他濫殺平民。斯大林回應的卻十分無恥：搶劫殺人既可以豐富革命的金色血液，又能激化沙皇與民眾的矛盾。當沙皇在殺人，我們還要討論道德，就像是在戰(zhàn)場上談論繡花。把自己的所作所為隱藏在神圣的目的之下，是斯大林一生的政治哲學。只要高舉革命的大旗，任何下作的手段都可以施展。

斯大林一人就解決了活動經費，從而奠定了自己不可替代的地位。為此，蘇聯(lián)紅軍之父托洛茨基在《斯大林評傳》中指出：他像韃靼可汗那般看待革命資金，既是工具，也是戰(zhàn)利品。這個格魯吉亞人比我們所有人都更早明白，革命首先是一門生意。

比如蘇聯(lián)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卻是專家治國。大批的歸國人才和高知精英指手畫腳，威脅到了斯大林的經濟話語權，為此斯大林不惜將他們全部清洗，換上了聽話的庸才蠢才。

第二、軍權的雙重掌控。

1918年的察里津戰(zhàn)役，是斯大林軍權的發(fā)家地。為了從托洛茨基手中搶到軍權，斯大林首創(chuàng)了三駕馬車制度，也就是軍事指揮官、政治委員、契卡特派員的三權制衡體系。軍事委員會實行集體決策制，政治委員掌握最終否決權。

對此，托洛茨基憤怒地指責斯大林是對軍事專業(yè)的褻瀆，斯大林卻回應道：革命的刺刀也需要革命思想的淬煉。于是，他三個月內撤換了1200名軍官，提拔了一批忠于他本人的將領。用忠誠取代專業(yè)，這也是斯大林屢戰(zhàn)屢勝的不二法門。

這種制度的本質是權力滲透，俗稱摻沙子。當騎兵軍團抱怨政委制度掣肘時，斯大林卻用哥薩克諺語回應道：套馬索太松會失去戰(zhàn)馬，太緊又會勒死坐騎。正如左翼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的評價：察里津模式的本質是將軍隊轉化成了政治器官，這比戰(zhàn)爭勝利更重要。

第三、人事的權力生態(tài)。

1922年，斯大林就任'文書主管'的職位，這個看似技術性的崗位，卻在他手中進化成了權力中樞。

他深諳人事即政治的真諦，他像蜘蛛編織網(wǎng)絡一樣，重構了組織局和登記分配局。他像棋手布局那樣安插干部，每一步落子都暗藏殺機。比如1923年登記的15000名官員中，70%被標注需特別關注，這種將人事檔案轉化為控制工具的手段，創(chuàng)造了全新的權力生態(tài)。

當加米涅夫指責斯大林任人唯親時，斯大林無恥的回復道：誰若不能成為同志，那就必須成為敵人。當托洛茨基在講壇上高談世界革命時，斯大林正默默的將蘇維埃代表的名字替換成了自己的門徒。當反對斯大林的人們醒悟時，斯大林早已將蘇維埃變成了自己導演的木偶劇場。

第四、真理的闡釋權。

斯大林深諳筆桿子與槍桿子的關系。他對意識形態(tài)的操控堪稱無敵。他將遺體保存技術升華成不朽的政治神學，他通過重新定義列氏主義，完成了從繼承者到闡釋者的身份跨越。要知道，對真理的闡釋權，可是一種無與倫比的權力。

1938年，蘇布出版黨史教程，斯大林親自修改347處，將蘇聯(lián)的歷史敘事重構成了通向他個人崇拜的圣徒傳。

正是因為掌握著真理的闡釋權，蘇布真正的理論家布哈林，在與斯大林的交鋒中都敗下陣來，并被徹底清洗。1938年2月，布哈林在法庭上承認自己是反革命分子。斯大林通過150次公開審判，創(chuàng)造性的使意識形態(tài)成為了清洗的工具。正如斯大林的名言：隊伍的純潔性需要定期用鐵掃帚清掃。

1953年3月5日，這位格魯吉亞鞋匠之子，終于在孤寂之中死去。他留給世界的不僅是一個紅色帝國的骨架，更是一份攫取權力的范本。

斯大林的沙皇之路是一部多維的權力史詩。從第比利斯的強盜，到克里姆林宮的主人，斯大林的權力哲學既包含著馬基雅維利式的現(xiàn)實考量，又深藏著拜占庭式的陰謀智慧，也折射著東正教傳統(tǒng)中的救世情結。

但是回望這段歷史，我們仍有一個蘇聯(lián)史學家們必須要回答的問題，那就是：斯大林現(xiàn)象究竟是革命的異化，還是革命的必然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