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的浩瀚歷史中，楊度這個名字顯得極為特殊而復雜。

他是晚清末年中舉的青年才俊，卻又在維新派榮登歷史舞臺的“公車上書”時盡到一臂之力；他是傳統(tǒng)軍人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卻主張以溫和的君主立憲制改良腐朽弊政；他曾竭力助袁世凱復辟帝制，又在偃旗息鼓般潛心佛學數(shù)年后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陣營；他以一己之力不惜變賣房產(chǎn)奔走斡旋于營救我黨創(chuàng)始人李大釗的危局，并在白色恐怖籠罩華夏大地之際毅然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成了讓周恩來牽掛一生的“秘密黨員”。

青年時期的楊度

以一己之力濃縮了幾乎半部近代史，這樣的人生經(jīng)歷和閱歷，放眼人才輩出的民國時期，怕是找不出第二個能出其右者了。

縱觀楊度的一生，有書生意氣，也有大義凜然，有風光無限，也有郁郁不得志，有蜿蜒曲折，也有坦途正道，唯一不變的是他始終不渝的救國理想和為此進行的各種飽受爭議的實踐嘗試，就這點而言，他又是一個簡單純粹的人。

1893年，18歲的楊度在順天府鄉(xiāng)試中中舉，成了遠近聞名的青年奇才。要知道，同樣出身湘籍的晚清第一名臣曾國藩22歲才考中秀才，而那個在幾年后主導“百日維新”的康有為，更是耗時近20年才考中舉人，毫不夸張的講，在那個年代考中舉人的難度遠超我們今天報考的“985”、“雙一流”高校門檻。

晚清“中興名臣”曾國藩

對比之下，楊度算得上是年少有為的典型了。但在命運齒輪的轉動，一切悲歡離合也只是剎那之間。

兩年后，參加會試的楊度恰逢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發(fā)起的“公車上書”行動，他與滿懷赤誠愛國之心的學子一道參與其中，雖不是自帶光環(huán)的主角，但他卻因此結識了梁啟超、徐世昌以及日后那個讓自己毀譽參半的袁世凱。

公車上書為楊度日后走向政治舞臺打下了基礎，也真正讓他展開了對救國之路的冥思苦索。

此后的7年時間里里，楊度一方面在經(jīng)學大師王闿運的悉心指導下對各類經(jīng)史子集了熟于胸，自己也形成了一套系統(tǒng)的經(jīng)世致用的帝王之學；另一方面，目睹了慈禧垂簾聽政、維新改良舉步維艱現(xiàn)狀的他更加堅定了以改革推行憲政繼而挽救國家于垂危的理想抱負。

晚清著名經(jīng)學家王闿運

值得一提的是，與楊度一同進入這位經(jīng)學大師門下深造的，除了在“戊戌變法”中以死明志的楊銳、劉光第以及日后同盟會元老劉揆一外，還有一個近代最負盛名的書畫和篆刻大家齊白石。

1902年，楊度輾轉留學日本東京弘文學院，專攻政治和法律。在那個時代，留洋海外成了大多富家子弟和權貴家庭的“鍍金”首選，有沒有真才實學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留學生”身份的加持，對內(nèi)光宗耀祖，對外聲名遠播。

但楊度顯然是與這種隨大流的世俗想法逆向而行，他不僅在專業(yè)學習上愈發(fā)刻苦認真，私下里受君主立憲的激進思潮影響，與黃興、梁啟超等人就國事縱談闊論，更是繼梁啟超發(fā)表《少年中國說》后強勢推出了《湖南少年歌》，尤其那句慷慨激昂的“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盡擲頭顱不足痛，絲毫權利人休取”，一經(jīng)梁啟超創(chuàng)辦的《新民叢報》發(fā)表，立時成為中國留學生隊伍里廣為流傳的砥礪格言。

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chuàng)辦的《新民叢報》

1904年，楊度由弘文學院轉入東京私立法政大學集中學習各國憲政知識。在此期間，他與向往反清革命的蔡鍔、汪精衛(wèi)等人成了同學和摯友，自己也因熱衷時事、才華橫溢而被選為留日學生總會干事長。更為重要的是，他在東京結識了民主革命先驅(qū)孫中山，二人就中國革命發(fā)展走向問題進行了多次深刻探討。

如今，二人具體談論的內(nèi)容已一無所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楊度雖專心于君主立憲制度，卻并不排斥孫中山主張的民主共和制度。不僅如此，他坦誠的將好友黃興引薦給了孫中山，為其日后領導的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發(fā)掘和貢獻了一位最得力的“助手”。

正如他在一年后致信邀請自己參加中國同盟會的孫中山時提到的那樣“吾主君主立憲，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號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strong>

這話的意思就是說咱倆雖然意見相左，但最終目標都是挽救瀕臨危亡的國家于水火之中，當時間和實踐能夠證明其中一條道路的正確性后，我們還是要攜手共建美好家園。

中國同盟會成立時成員合影

爭而不怒，爭而不驕，爭而不分，這大概是一心篤定君主立憲救國思想的楊度最真誠的理想追求，也是他開放包容的文人底蘊最真實寫照。

很快，在清王朝組織的“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之際，同鄉(xiāng)好友熊希齡赴日拜訪了楊度和梁啟超，目的是邀請二人執(zhí)筆為考察團起草一份專業(yè)詳實的考察報告。

這樣一個代寫文章的差事對二人來說倒也不算什么難事，奮筆疾書之后，以楊度的《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各國之所長》、《實行憲政程序》和梁啟超的《東西各國憲政之比較》為主體的《憲政考察報告》新鮮出爐了，這份凝結楊度君主立憲主張觀點的心血之作，旋即成了晚清王朝預備立憲的綱領性文件。

而之所以竭力主張效仿君主立憲政體，一方面源于官僚體系出身的家庭因素。楊度的祖父、伯父均系出身行伍的軍事將領，一旦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勢必會觸及包括自身家族在內(nèi)的既得利益者，而溫和的改良方式無論對皇帝還是官僚階級而言，都不會有根本性沖擊；另一方面則是自己留學日本多年后，對君主立憲政體下的日本成功實踐感觸深刻，他自信這一政體同樣適用于位置相近、文化同源的中國。

清政府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

堅定了自認為能救中國的道路，接下來就是為付諸實踐而努力了。借著清王朝喊出的“預備立憲”口號，楊度一邊成立湖南憲政公會，起草《湖南全體人民民選議院請愿書》并聯(lián)絡湖南各界名流聯(lián)名上書；另一邊與此前結識的清末立憲派“領軍人物”袁世凱密切交往，在他看來，袁世凱是權力核心層唯一能夠助其實現(xiàn)君主立憲夢想的人選。

當然，這次的立憲行動最終是以失敗告終。究其原因，不外乎那個處廟堂之高的“老佛爺”對權力的牢牢把控。老太婆心里清楚得很，一旦實行國會議員自由選舉，自己面臨的問題就不僅僅是“分權”，可能演變成“喪權”了，這是視權力為生命的她所不能接受的。

因而，當萬眾矚目的國會內(nèi)閣選舉呼之欲出時，慈禧果斷的按下了象征改革前進的列車暫停鍵，就此將立憲一事完全擱置下來。及至她去世后，滿清皇族的當家人、攝政王載灃執(zhí)掌大權后，一門心思的放在“尊滿抑漢”上，集中精力鞏固自己家族所謂的“皇權”。

結果顯而易見，立憲派剛剛燃起的希望火苗被瞬間澆滅，楊度寄予厚望的袁世凱也被罷官奪爵，回到了河南項城老家，過起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日子。

罷官回鄉(xiāng)后的袁世凱

一夜之間袁世凱經(jīng)歷了從門庭若市到門可羅雀的急轉變化，但卻并沒有使楊度放棄對他的信心，不僅因為此前留學回國后老袁對自己的這種知遇和提攜之恩，更重要的是他領導實行立憲的決心和能力足以讓自己堅信當初的判斷，即對方是實現(xiàn)自己立憲救國夢想的唯一人選。

一個是“精通憲法，才堪大用”的干才，一個是有志敢為的立憲派“臥龍”，于是，當曾經(jīng)風光無限的袁世凱落寞離開北京之際，楊度與另一位民國教育大家嚴修依舊前往相送。此時的楊度大概有種“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的問心無愧，無論是對自己，還是自己一心向往的立憲大業(yè)。

對老袁來說，這種“患難見真情”的場景更讓他有種久違的欣慰之情，也得益于此，自己在1911年復出之際首要大事便是將楊度引為身邊幕僚，參與自己一切重大決策。對楊度來說，這也正是自己企盼已久的機會，實現(xiàn)自己多年來夙愿的時刻已然提上了日程。

或許有人會產(chǎn)生疑問，既然民國初定，民主共和制度也早已成為約定俗成的國體，楊度為何要執(zhí)意逆勢而上再度力推君主立憲制呢？

在北京宣誓就職民國大總統(tǒng)的袁世凱和北洋將領合影

這里就不得不提到民國初年的社會現(xiàn)狀了，即美式的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國社會，尤其是基層中間表現(xiàn)出水土不服的一面，廣大民眾依然習慣于皇帝制度下的綱常倫理生活，一些約定俗成的習慣方式一時間難以走出。

當然，這些只是表象，真正關鍵所在是袁世凱想做皇帝與自己實現(xiàn)君主立憲制的夢想二者不謀而合，最終促使雙方展開了一次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的合作，盡管這種合作在當時和今天看來都是逆歷史潮流而為的倒退之舉。

就其出發(fā)點而言，在彼時的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制這一純粹目標本身無可厚非，但楊度的局限性就在于他的書生意氣蒙蔽了自己判斷現(xiàn)實的雙眼，既高估了袁世凱的政治操守，又低估了革命力量的風起云涌，最終不可避免的因袁世凱眾叛親離而使自己背負“帝制禍首”罵名。

參與帝制復辟的楊度

歷史的波浪式前行注定了要有一批試錯者的實踐證明。帝制復辟是楊度救國實踐的一次錯誤嘗試，也是自己多年來君主立憲夢想的徹底破滅時刻，但從辯證法的另一個角度看，這又何嘗不是“民主共和”戰(zhàn)勝“封建帝制”繼而引領社會前進潮流的一個助力因素呢？

從根源上講，楊度是一個純粹的文人，在那個復雜多變的時代變局下，他始終在為實現(xiàn)自己一直以來所信仰的理想目標而尋求一種現(xiàn)實路徑，為此不懈進行著一系列嘗試，盡管他的一言一行都充滿了爭議性和復雜性，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的目標始終聚焦探索一條真正的救國之路。

正因如此，夢想被現(xiàn)實無情擊碎的楊度在遁入空門參禪修佛的某一個時刻，突然開始大徹大悟，轉而將救國理想寄托在民主共和道路上并主動向國民黨靠攏。

1922年粵軍首領陳炯明叛亂，楊度受孫中山委托前往曹錕處游說制止北洋直系軍閥出兵援助陳炯明，為孫中山渡過內(nèi)部動亂危機做出了關鍵行動。聯(lián)想到多年前二人在東京時的那次辯論，孫中山不無感慨的表達了對楊度的信任：“楊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諾言”。

影視作品中的楊度

及至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代來臨之際，楊度與我黨創(chuàng)始人李大釗又有著密切交往，一來二去的相互交流后，他對李大釗及其背后的新興共產(chǎn)主義組織愈發(fā)欽佩。

1927年春，得知奉系軍閥張作霖將派兵搜捕李大釗時，楊度第一時間將消息通過北京支部進行傳遞，為了解情況，他又派長子楊公庶前往探查情況，在得知因?qū)Ψ綀猿至羰囟徊逗?，楊度又不惜變賣公館得來4500大洋四下周轉營救，最終仍舊沒能挽救出這位對自己人生理想影響深遠的導師和摯友。

一年后，寓居上海，與杜月笙等人往來頻繁的楊度在中央特科情報科長陳賡的多次會面接觸下，主動向黨組織提出了入黨申請。次年秋天，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籠罩全國大地的艱難時刻，楊度在潘漢年的介紹和周恩來批準下正式成為一名共產(chǎn)黨員，自此開始了余生為共產(chǎn)主義理想而奮斗的新征程。

時任中央特科情報科長的陳賡

1931年4月，當顧順章叛變后造成上海地下黨組織重創(chuàng)的危局之時，楊度曾將毛岸英兄弟二人及“紅色牧師”董健吾收留家中，躲過了敵人瘋狂搜捕形勢下的最艱難時期。

5個月后，楊度病逝于上海，終年56歲。

18年后，當楊度的同鄉(xiāng)好友、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釗秘密訪問西柏坡時，曾與教員談及湖南近代名人，當提到楊度時，教員略顯自豪的說了一句：“楊度可是我們的人啊”，不禁令章士釗大為驚訝。此后，在教員的提議下，楊度長子楊公庶以“電報員”身份隨章士釗參加了兩個月后的國共“北平和談”。

1975年9月，病重的周恩來總理將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王冶秋召至病榻前，囑托了這樣一段話：

“當年袁世凱稱帝時，'籌安六君子’第一名的楊度，最后參加了共產(chǎn)黨，是我批準并直接領導他的。請王冶秋同志轉告上海的《辭?！肪庉嫴?，若有'楊度’辭目時，要把他最后加入共產(chǎn)黨的事寫上。”

時任國家文物局長的王冶秋

能夠讓周總理在病中依舊念念不忘的掛懷，足見楊度在他心目中印象之深、分量之重。

不可否認，楊度一生中有過兩次“重大失誤”，一是辛亥革命前拒絕了與孫中山民主革命力量的合作，二是在君主立憲制度的建立上認定了袁世凱的主導地位。盡管如此，他依舊在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上秉持初心，并最終找到了通向獨立自主、文明富強的康莊大道。

有人曾說他是一個投機政客，但細細想來又何嘗見過這般在歷次歷史轉折的大潮之中毅然選擇逆行而上的投機者？至少從1929年我黨在遭遇國民黨反動派高壓態(tài)勢的艱難時刻選擇加入到革命陣營中來的堅決態(tài)度來看，我們都有理由稱其一聲：“楊度同志！”

位于上海萬國公墓的楊度墓地

正如作為曾經(jīng)秘密聯(lián)系人的夏衍在紀念文章中提到的那樣：“舊社會的知識分子可以不自覺的沉淪下去，也可以領悟而來一次飛躍。楊度同志的飛躍是可貴的，他心安理得的為人民做了許多有益工作，所以在他逝世半個多世紀以后，還有這么多人在懷念他，對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評說?！?/strong>

這是歷史變局下個人的主動選擇，也是時代前行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