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龕道場位于羅定市蘋塘鎮(zhèn)談禮村的龍龕巖下。康熙二十六年《羅定州志》卷之十《古跡志·古道場》載：“古道場，在龍龕山，有石峒，唐高祖武德四年（621），里人、原永寧縣令陳普光于此建道場，祀諸佛像。其石上天花諸佛丹艧迄今如故，正殿三寶，左觀音一，右釋迦二，兩旁羅漢，武后圣歷二年（699），有陳集原撰序石刻幾千言，字多用武氏新制。”

“陳集原撰序石刻”即陳集原所撰的《龍龕道場銘并序》石刻，該石刻對嶺南佛教、嶺南金石、嶺南文學(xué)、中國文字學(xué)等方面影響很大，具體表現(xiàn)在三方面。第一，《龍龕道場銘并序》為廣東文字最多的古石刻，也是廣東唯一一處唐武周年間石刻。雖已歷經(jīng)1300多年，但字體仍清晰可辨。第二，《龍龕道場銘并序》是武則天文字的寶庫。據(jù)說武則天造字共17字18式，該石刻使用了其中的14個字。第三，《龍龕道場銘并序》的序用駢體文寫就，辭藻華麗，對仗工整，文采斐然，且敘事簡約明了，寫景狀物，深得神韻，是南江流域最早的一篇散文，稱之為南江第一文，名副其實。

對《龍龕道場銘并序》，今人多有解讀。羅定市人民政府、廣州嶺南文化研究會編的《千年文脈話龍龕》，收入了吳紅的《〈龍龕道場銘并序〉注釋》、李護暖的《〈龍龕道場銘并序〉譯文》、徐文寧的《淺議〈龍龕道場銘并序〉“童生”的價值作用》。上述學(xué)者對《龍龕道場銘并序》的研究功不可沒。但筆者對其中的“童生”解釋和研究，有不同的意見。

《龍龕道場銘并序》的“童生”出現(xiàn)在款識中：

大檀越主：孫登仕郎守竇州錄事參軍事、上騎都尉臣感、云感、萬感。

勸率主：從孫前檢校梧州孟陵縣令靈托，玄孫童生。

都檢主：從孫前儋陵州焉律縣令羅積。

道場主：僧承務(wù)。

對于“童生”，吳紅《〈龍龕道場銘并序〉注釋》解釋為：

童生，漢代科舉制度即有童子科，也叫神通科。唐代凡10歲以下能通一經(jīng)及《孝經(jīng)》《論語》，經(jīng)試授官或予出身。此出身是否“童生”，史料少有涉及。（參考《唐將仕郎張君墓志銘并序》《舊唐書·楊炯傳》）而此童生與明清時期的“童生”有實質(zhì)性的區(qū)別。明清時，凡士人通過考試取得生員資格者，不論年齡老幼，皆稱“童生”。

吳紅先生對“童生”的解釋雖然不是十分確定，但認為是屬于科舉的功名是可以肯定的。對此，我持保留意見。而說“凡士人通過考試取得生員資格者，不論年齡老幼，皆稱'童生’”則是錯誤的。明清時，通過縣試、府試，但還沒有通過院試的考生，都稱為“童生”，通過了院試的，就是生員，生員與童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李護暖的《〈龍龕道場銘并序〉譯文》沒有對這個款識進行翻譯。徐文寧的《淺議〈龍龕道場銘并序〉“童生”的價值作用》，通過對史料的分析，認為：

唐代童子科的應(yīng)試方式，與其他?？拼嬖诓煌胸暸e和薦舉兩種方式。但在史料中始終沒有他們中舉后的出身的記載。這恰恰是《龍龕道場銘并序》可以作為佐證的價值所在。它證明了童子科在唐高宗時成為?？瓶颇亢螅ㄟ^'習(xí)一經(jīng)兼《論語》《孝經(jīng)》，每卷誦文十科全通者，與出身后’的出身叫'童生’”。

李護暖先生對“童生”的解釋，與吳紅先生基本相同。

《千年文脈話龍龕》中李肇倫、李肇其的《〈龍龕道場銘并序〉千年尋蹤》，雖然不是專門注釋《龍龕道場銘并序》的，但有這樣一段話：

建立龍龕道場的是陳普光，后來重修道場的是普光的兒子陳叔瓊、陳叔珪，普光之孫臣感、云感、萬感，以及其一個做了童生的玄孫。

同樣是把“童生”作為科舉功名來理解。

對于上述各位大家的解釋，筆者雖然才疏學(xué)淺，但也不敢茍同。理由很簡單：

在大檀越主、勸率主、都檢主、道場主各類人物中，除了“童生”外，款識都是這樣一個格式：官職（或身份）+名。大檀越主3人，我們都知道他們的名字，分別是臣感、云感、萬感。都檢主1人，我們也知道他的名字是羅積。道場主1人，我們同樣也知道他的名字是承務(wù)。勸率主2人，第一位的名字是靈讬，第二位的名字是什么呢？如果說“童生”是科舉功名，即第二位勸率主，款識不交代人名，卻交代身份。這既不符合本款識“官職（或身份）+名”的行文規(guī)范，也失去了款識的作用和意義。

據(jù)此，筆者認為，“童生”不可能是科舉功名的名稱，很可能是陳普光一個玄孫的名字，因為他還年幼，沒有官職（或身份），因此只書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