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末的“戊戌變法”， 不僅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積極的政治改良運動，也是一次非常深遠的思想啟蒙運動，因而被后世經(jīng)常提及。

通過查閱和學習相關的研究成果，筆者本人發(fā)現(xiàn)，大家關注最多的，似乎一直都是對此次政治改良運動的反思和總結，卻很少有人能結合維新變法的主導者個人的品德和性格，來分析和研究這次改良變法運動。

史學界一般都認為，戊戌變法的失敗實踐，證明了改良主義的道路在中國根本走不通。后來，史學家們又紛紛從多個不同的角度，比如教育、軍事、社會甚至是戰(zhàn)略角度來進行分析，也得出了一些新的觀點。

從此，打破了原來籠統(tǒng)式的表述，認為戊戌變法的失敗，單純就是由于封建反動勢力太過強大，新型地主階級和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基礎太過薄弱所致。亦或者，由于維新派的軟弱無力，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一直都心存幻想，才導致了變法的最終失敗。

誠然，以上論斷并沒有錯誤，只是太過于籠統(tǒng)和格式化了。

筆者個人認為，只有“人”才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任何歷史事件或者社會變革，其成敗得失雖然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但卻與事件的直接參與者關系密切。

康有為作為晚清時期的政治家、教育家和改革家，直接領導并參與了戊戌變法。今天，文史不假本人試圖通過探討和分析康有為的個人品性，以此作為切入點，淺談導致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

關于康有為的生平思想和歷史評價，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而且是冰火兩重天，堅決不相容。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們?nèi)匀浑y以對其進行蓋棺定論。贊譽者稱其為“開歷史維新一頁之偉人”，創(chuàng)造了一個“即中即西”新興的思想體系；而批評者則稱其“生就是個驕傲不群和木訥乖僻，而又頑固和急躁的投機分子”。

文史不假本人在之前的文章中，也多有提及，對于康有為其人，實在是不看高、不看好?？涤袨樽栽偸蔷S新派的領袖和旗手，在變法失敗后，卻又轉變成了?；逝傻募毕蠕h和封建復辟的擁護者，實在是矛盾至極。

評價一個歷史人物，主要從品德和性格兩個方面入手，不僅要結合其生平事跡、言行舉止等方面，甚至還需要運用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等各個學科的知識， 實非文史不假本人的這篇小文所能做到。

接下來，筆者只能盡力在已有資料和成果的基礎上，做一次拋磚引玉，淺談康有為的品性對戊戌變法的影響。

一、品德層面

當變法順利時，康有為過于自大和招搖，過于樂觀，過于膨脹。而一旦情況有變，他卻在第一時間逃跑，毫無氣節(jié)和道義可言。與他形成鮮明對比的“戊戌六君子”，卻慷慨赴死，喋血刑場，真不知道康有為在事后作何感想。

慈禧太后發(fā)動戊戌政變后，梁啟超隨即寫下了《戊戌政變記》，詳細回憶變法期間的這段歷史，為康有為和維新派張目。

而康有為也寫下了《康南海自編年譜》，為自己主持的維新變法失敗而進行辯護，對慈禧等頑固派進行控訴。

期間， 康有為始終都延續(xù)著和扮演著梁啟超所評說的那種“先時之人物”的光輝形象，以先進的國人形象自居。不過，后世越來越多的人卻對康有為的品德進行了質疑，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闡述:

（一）、 篡改歷史，虛偽奸詐。

晚清時期著名的“衣帶詔”事件，很多人都對此持有懷疑的態(tài)度，認為這不過就是康有為流亡海外期間，為了博取政治同情和經(jīng)濟援助而編造的子虛有的“偽詔”。

直到1909年，慈禧太后過世后，楊銳的兒子楊慶昶，才敢將此事公之于眾。原來，衣帶詔是真實存在的，不過，光緒帝的這份衣帶詔并不是給康有為的，而是給楊銳的。這份衣帶詔的原件，由楊慶昶轉呈給了光緒的親弟弟，現(xiàn)任的攝政王載灃。這份密詔的內(nèi)容如下：

近來，仰窺皇太后圣意，不愿將法盡變，并不欲將此輩荒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爾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侯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

隨著衣帶詔內(nèi)容的曝光，一直宣稱衣帶詔是光緒帝頒賜給自己的康有為，被這個公開后的真相啪啪打臉，遭到了社會各界的聲討，幾無立錐之地。

除了“衣帶詔”事件外，康有為所著的《我史》，也因多處抄襲和篡改，而受到廣泛的批判，朱維錚就曾明確指出:

康好篡改時間和內(nèi)容， 文過飾非， 給后世立下爭相仿效的惡例。沒有一名嚴肅的史學家，敢于輕信他。

隨著清宮檔案史料的深入研究和發(fā)掘， 已經(jīng)證實康有為的“戊戌奏議”原件和他后來公開刊登的內(nèi)容，出入很大。換句話說，康有為在這個重要的歷史問題上，說謊了！這當然是對歷史的不尊重，是個人品德有虧。

（二）、收斂錢財，生活奢靡。

康有為在變法失敗后，長年流亡海外，大肆接受海外華人的愛國捐助，使自己過上了極度奢侈享受的生活。

康有為利用海外的捐款，自己到處出訪和游歷，還美其名曰是為了宣傳維新思想，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康先后曾去過日本、美國、香港、新加坡、埃及、墨西哥和印度，以及歐洲的二十幾個國家，差不多踏足了全世界的50個國家和地區(qū)，基本上是環(huán)球旅行一圈。

而且，康有為還專程登陸了北極。沒錯，康有為是第一個登上北極的中國人！真不知道他去北極，除了旅游還能干嗎，去找誰宣傳維新變法的思想。

（三）、道貌岸然，妻妾成群。

康有為在《大同書》中，冠冕堂皇和信誓旦旦的宣揚，要追求男女平等和人人平等。但是，康有為自己在私底下卻極不檢點，出入風花場所，家中妻妾成群。

康有為的妻妾，據(jù)說有二十幾個，光有名有姓娶回家的就有6個，并同時都安置在上海的宅院中居住。她們分別是：正房張云珠；二姨太梁隨覺，17歲娶回；三姨太何旃理，17歲娶回；四姨太市岡鶴子，17歲娶回，這是個日本人；五姨太廖定徴，17歲娶回；六姨太張光，19歲娶回。這個言行不一和道貌岸然的康有為，令世人頗為不恥。

在康有為過世后，他的門徒陸乃翔就寫下了《新鐫康南海先生傳》，其中這樣評價自己的老師:

日談戒殺，而日食肉；亦稱一夫一妻，卻以無子立妾；日談人人平等，而好役婢仆；極美民主政體，而專行君主專權。

以上三個方面，是對康有為品德的簡單分析， 因本文旨在探討其與戊戌變法失敗的關系，所以只是著重分析康品德中的瑕疵部分，并非故意詆毀。

接下來，我們一起再來分析康有為的性格。

二、性格層面

了解一個人的性格，可以從“自述”和“他述”兩方面入手，也就是我們俗稱的自我評價和他人評價。

首先，我們來看康有為的自述。引用康的著作《我史》，盡管后世評價該書有太多的不實之處，但由于康有為在晚年時曾最后修訂過此書，或許還有幾分參考價值。書中，康有為這樣自評:

童子狂妄，于時動希古人。某事輒自以為南軒， 某文輒自以為東坡，某念輒自以為六祖邱長春矣， 俛接州中諸生， 大有霸視之氣。

從上文中，大體可以概括出康有為的性格，基本上有天資聰慧，狂妄自大，剛毅執(zhí)著、行事果敢等內(nèi)容。

后面所著的年譜中，多有敘述他身處京師重地，以及感悟時政和參與變法的歷史事件，自述其常立風口浪尖之上， 但始終懷“惻隱之心，不以難而變耳”。

總之，在康有為自己看來，他的確稱得上是“康圣人”，以救世主一般自居，確有舍我其誰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可惜，這種自我標榜式的廣告，也僅僅是廣告而已，帶有太過濃厚的主觀色彩。

要全面了解康有為的真實性格， 我們還得看“他述”，看他人的評價，最好是與其處在同時代而且關系密切的“他述”，這樣才更具說服力。

梁啟超可稱得上是康有為最杰出的弟子，在戊戌變法前后，一直與康并肩作戰(zhàn)，變法失敗后也與康有為一起流亡海外。所以說，梁啟超無疑是對康最熟悉的人。

當年，梁啟超自己以舉人的身份，拜當時僅是秀才的康有為為師，到1895年的“公車上書”，再到創(chuàng)建強學會和保國會，創(chuàng)辦《萬國公報》 、《知新報》、《湘學報》和《時務報》等，梁啟超始終追隨康有為的步伐，可以說是“惟康命是從”之人。

梁啟超曾這樣評述:

啟超之學, 實無一字不出于南海先生。

由此看來，梁啟超對康有為曾經(jīng)十分的敬重，簡直到了頂禮膜拜的程度。

可是，在變法失敗后不久， 梁啟超逃往日本后，隨即在橫濱連續(xù)反思，寫下了《康有為傳》，在書中，他又這樣評價其師:

有觸動其不忍人之心者，即注全力以為之，雖費勞甚多，而結果甚少。其半生常為阻力所圍繞，蓋自好為之也。

可見，梁啟超也逐漸認識到，康有為或許有理想，有才氣，但絕非一個杰出的政治家和行動家。

除了梁啟超外, 最了解康有為的應是他的胞弟康廣仁?？祻V仁在給友人的信中，曾如此評論其兄:

伯兄規(guī)模太大，志氣太銳，包攬?zhí)?，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shù)嘏耪摺⒓烧?、擠者、謗者， 盈衢塞巷。今已如愿，八股已廢，力勸伯兄宜速拂衣，雖多陳無益，且恐禍變生也。

如此看來，康廣仁對其兄康有為的評價，總結起來就是志氣太銳和舉行太大，認為其太過鋒芒畢露，個性張揚而不知收斂。

以上，我們從品德和性格兩個方面，簡單了解了康有為其人。接下來，我們一起剖析他的品德和性格對于變法維新的影響，主要從三個階段分析，分別是變法前、變法中和變法后。

一、變法前

從1895年的公車上書開始， 是維新變法的前期宣傳和造勢階段?？涤袨槔闷涿麣?，雖能號召其門下弟子以及少數(shù)志氣相投之士，追隨他一道變法。

但是，由于其虛夸矛盾、性格乖張和執(zhí)拗自大，而越來越受人質疑。

等到1898年初，隨著光緒帝下旨正式變法時，維新派的熱潮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減退。換句話說，變法在開始之初，就已經(jīng)處于了下滑階段。

假設，在公車上書后到維新變法前的這兩三年內(nèi)，康有為等維新領袖，能夠做好前期的宣傳和策動工作，也許后面的變法就不會有如此之大的阻力，結局也許會有不同。

（一）、樹敵太多

對李鴻章和張之洞等漢族的開明大臣，康有為沒有主動接近和團結，甚至還有排斥的意味，使得維新派在變法前就喪失了一支強有力的同盟軍。

李鴻章長期負責洋務，通曉本國國情和外國國情，對于變法維新運動也持開放的態(tài)度，并不反對。據(jù)《李鴻章》記載:

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

1895年，康有為在京師創(chuàng)建強學會時，李鴻章就曾表示愿意入會，并且資助強學會。然而，當時《馬關條約》簽訂不久，李鴻章的名望受損。不知天高地厚的康有為，竟然對李鴻章拋來的橄欖枝斷然回絕，態(tài)度極不友好。

當時，許多學子都紛紛上書李鴻章，勸說其支持變革。而自詡為“康圣人”的康有為，卻不知李鴻章的分量，將其排除在外。其實，這是嚴重缺乏政治謀略的表現(xiàn)，是一種明顯的策略失誤。

1895年，張之洞與康有為初識時，對其本人極為賞識:

康氏才高學博，膽大識精，評為杰出之人。

張之洞出重金，大力支持康有為籌辦上海與廣州兩地的強學會。但是，康在創(chuàng)辦上?！稄妼W報》時，卻一意孤行，不斷觸怒張之洞，使得雙方矛盾日益激化，最終分道揚鑣，愈走愈遠。當維新變法正式開始時，張之洞對康有為及其追隨者的稱呼，也從“吾黨”改為了“康黨”。

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居然直接把李鴻章和張之洞等人，簡單劃歸為頑固派，認為他們和慈禧等人，沒有太大區(qū)別。

這就表明，康梁在變法之前就已將大批開明人士視作敵對者，而非同盟軍。這是戊戌變法顯而易見的策略之失，與康有為剛毅執(zhí)拗、自得自滿的個性，有著直接的關聯(lián)。

不僅如此，康有為在正式變法前，曾與一些朝廷重臣有過直面對話的機會，因個人性格所致，鋒芒太過，不僅沒有說動朝廷重臣的支持，反而遭致他們的厭惡和敵對。

當時，參加問話的有榮祿、李鴻章、翁同酥、張蔭桓等人。這些人，都是被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所倚重的朝廷重臣。據(jù)康有為的《我史》記載，當年的談話不歡而散，榮祿甚至還在中途憤而離席并表態(tài):

祖宗之法不能變。

盡管除榮祿外的其他人，或許會同情或者部分支持變法，但榮祿的中途退出，使得這次會談的效果大打折扣。

康有為以一介平民之身，是因為承蒙光緒帝的特旨，才有機會與重臣會談。但是，作為晚生的他，絲毫沒有謙虛的態(tài)度和禮讓的精神，在會談中咄咄逼人，甚至還意氣用事，這就未免有些太過自負了。

其實，后世的很多史料都能證實，榮祿并非一個頑固不化之人，他的思想也絕不是徹底的僵化和守舊。榮祿曾經(jīng)致信林旭:

變法改革應以補偏救弊下手，不在遇事分更。

說明，榮祿并非百分百反對變法維新，更不是愚頑不靈之輩。可惜，康有為始終沒有能深入了解榮祿，或者說，他壓根就沒有想過要了解榮祿。

筆者個人認為，維新變法最大的阻力慈禧太后，也并非是絕對的對立面?？上?，這些都被康有為給忽略掉了。

(二) 、太過幼稚

到了正式變法階段，康有為雖然獲得了面圣的機會。但是，由于他的主張?zhí)^激進，沒有獲得光緒皇帝的絕對信任。甚至，光緒對他的信任，還不及林旭等人，從衣帶詔事件就能看出這些端倪來。

事實上，清朝當時的最高統(tǒng)治者慈禧，最初并不反對變法，否則也就不會有《定國是詔》的頒布了。慈禧與康有為等維新派的主要分歧，主要集中在變法的力度和速度上。

1898年6月16日， 是康有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光緒帝召見，兩人密談了大約四個小時的時間。主要內(nèi)容大致如下:

吾知上礙于西后無如何，乃曰:“就皇上現(xiàn)在之權，行可變之事，雖不能盡變，而扼要以圖，亦足以救中國矣?！?/strong>

不難發(fā)現(xiàn)，康有為的變法主張，幾乎就是一次“急變”和“全變”，頗有畢其功于一役的意思。

當時的大清朝，已經(jīng)是積弊上百年，病勢沉重，真要醫(yī)治，也得循序漸進緩緩圖之。如果急下猛藥，只會加速其死亡。

而且，康有為也知皇上無實權，那就更應緩圖之，最起碼也要先穩(wěn)住慈禧太后?？煽涤袨閰s勸光緒帝冒險，以“現(xiàn)在之權，行可變之事”，堂而皇之的鼓勵光緒帝倉促奪權，扳倒慈禧太后。此舉，直接導致了慈禧太后的出手。

康有為在面圣后，光緒帝隨即下旨，著康有為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特許其專折奏事。雖說只是一個六品官，但康卻毫不在意，甚至還有人贊揚其“終不為屈也”。

但是，個人卻認為，其實是康有為沒有完全認識到政治變革的復雜和艱難，沒有認識到光緒皇帝的窘境，自己僅僅是抱著盲目的樂觀態(tài)度。試問，歷史上聞名的“王安石變法”和“張居正變法”，都是身居宰相之位才推行的，有哪個是在區(qū)區(qū)六品官階上開始的。

康有為既無政治家的謀略，也未能真正掌握實權，單憑書生的空談和一腔熱血，就去大改舊制, 就去維新變法，無異于以卵擊石，未免也太兒戲了。

（三）、太過激進

戊戌變法的步驟和進程，過快過急，過大過全，幾乎就是齊頭并進和包羅萬象的一次徹底變革，使很多原本支持變法的人，都跟不上形勢，甚至找不著北。

康有為卻不斷上疏勸諫光緒皇帝，建議“多下詔以示意旨所在，彼等無從議駁”。

變法中, 在康有為等維新派的鼓動下，光緒帝先后下旨頒布各種變法的詔令，將近有兩百多條。僅9月12日的一天時間，光緒帝就頒發(fā)了11條變法上諭，足可見其一撮而就的奢望。

湖南巡撫陳寶箴，原本是支持維新派的變法主張的。他在變法正式推行前，就帶領湖南的開明地主階層，進行了大量的前期準備工作，甚至連維新派的梁啟超都認為，湖南“民智驟開, 士氣大昌”，是維新變法中最堅決的省份。

可是，在變法進入正式的實施階段后，面對光緒帝密集的詔令和上諭，面對維新派“雷厲風行”的舉措，湖南的維新運動反倒顯得舉步維艱, 幾乎難以開展。

二、變法中

1898年，光緒帝頒布《定國是詔》，標志著變法維新的正式開展。客觀說，慈禧太后即便沒有強力支持，可也絕對沒有反對。據(jù)清宮解密的檔案可知，慈禧曾表示:

茍可致富強者，兒自為之，吾不內(nèi)制也。

但是，隨著光緒皇帝和維新派的過度冒進，尤其是在罷免禮部全部堂官并擢升四軍機章京后，慈禧太后已有不滿情緒。她認為，是康有為的過分激進之舉，影響到了光緒皇帝。

光緒為了不拂太后的圣意，也為了緩和各方的勢力，在7月26日就下旨，委派康有為遠赴上海督辦官報，希望讓他暫避鋒芒，也為維新變法運動的繼續(xù)推行而減少阻力。

可是，剛愎自用的康有為，卻以各種理由遲滯不去，繼續(xù)留在京師不斷干涉新政。

眼見局勢日益緊張，光緒皇帝在9月17日，明降諭旨，命康有為迅速離京，前往上海督辦官報?？上В涤袨椴]有領會光緒皇帝的苦心和用意，繼續(xù)違逆圣旨，留在北京不走。

到了最后的關頭，眼見慈禧太后態(tài)度日益明朗化，康有為居然還天真的以為，可以依靠地方實力派袁世凱。維新派希望借助袁世凱，一同發(fā)動“兵諫”，舉勤王之兵助光緒皇帝一舉奪權。

想法很好，可是太過幼稚。當時的袁世凱雖在小站訓練新軍，但長期遭到榮祿的猜忌，甚至是打壓，地位并不穩(wěn)固。

袁世凱正巴不得尋找機會，向慈禧太后和榮祿表忠心。即使，他的內(nèi)心真的同情維新變法，但在雙方勢力的明顯優(yōu)劣之下，一個舊軍閥自然知道該如何取舍。因此，袁世凱出賣維新黨人，也就順理成章了。

三、變法后

9月21日，慈禧太后在榮祿、剛毅等大臣的支持下，將光緒皇帝囚禁于瀛臺，然后下詔由太后訓政。

當天，步軍統(tǒng)領衙門就開始在北京城內(nèi)搜捕維新黨人。作為維新派的領袖，康有為在得知消息后，第一時間選擇出逃，表現(xiàn)得非常沒有骨氣。

經(jīng)慈禧太后出手，很輕松的就撲滅了剛開始一百零三天的維新變法，維新派紛紛被捕，其余諸人也立即作鳥獸狀四散逃亡。

9月28日，慈禧太后下詔，由軍機大臣剛毅監(jiān)斬，將譚嗣同、楊銳、康廣仁、林旭、楊深秀、劉光第處死，史稱“戊戌六君子”。至此，維新變法徹底失敗。

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失敗后，逃亡到了日本。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fā)，中國推翻了延續(xù)數(shù)千年的封建皇權。在康有為回國后，竟然對于將君主推翻的共和派人士，極為痛恨，處處掣肘。

康有為不僅秘密前往拜見退帝溥儀，而且還與張勛等人密謀復辟，最終協(xié)助溥儀再次登基，重新當上了皇帝，儼然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逝桑x擇了歷史的對立面。

現(xiàn)在我國的史學界，已經(jīng)普遍認同這個觀點，那就是，慈禧太后的一生，總體上是趨向于進行改革來維護統(tǒng)治的。從辛酉政變上臺后，就開始與西方接觸，接著推行洋務運動，再到戊戌變法，甚至于清末的新政，都離不開慈禧太后的支持。

但是，慈禧傾向于支持緩進和穩(wěn)妥的變革。她對于康有為的急進式變革，頗為擔憂，甚至是反感。因此，康有為很快就成為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的矛盾交匯點，而康有為卻依然我行我素，執(zhí)意逗留京師, 除了反映出他在政治上幼稚的以外, 也凸現(xiàn)了其品性中的虛夸矛盾和不顧大局。最終，導致慈禧太后出手，撲滅了維新變法運動。

客觀的講，康有為的品德和性格，的確影響了戊戌變法的進程。但是，他卻不是戊戌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戊戌變法的失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