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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王即位，周公旦恐怕他有所淫逸，特地作了一篇“以誡成王”的文章，這就是今、古文《尚書》中都有的《無逸篇》周公旦在文中總結了商王朝統(tǒng)治的經(jīng)驗教訓，曾把商王高宗武丁作為正面典型要周成王效法、學習?！稛o逸》對我們研究武丁很重要，現(xiàn)將有關部分轉(zhuǎn)錄于后：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周公這里講的高宗就是商王武丁，他是盤庚之弟小乙的兒子。武丁即位的時候，大約已是盤庚遷殷后六、七十年左右了。這里先看看武丁即位的歷史背景。遠一些說，商王朝從大戊之子仲丁起到盤庚遷都，其間由于種種原因，不得不頻繁地搬遷；特別是商王朝內(nèi)部爭奪王位的所謂“九世之亂”造成的動亂政局，使王國多次出現(xiàn)中衰。這樣，商代奴隸制的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不得不因此受到影響。在仲丁至盤庚遷都的長達一個半世紀多的時期里，雖然總的看來還是向前發(fā)展的，但走著曲折的道路，以極其緩慢的速度向前進。盤庚遷于殷，從此結束了仲丁以來的“不常厥邑”，這就為商王國的進一步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盤庚所遷的殷地即今天河南安陽，這里離古黃河約四十公里許，處于黃河中下游的華北沖積平原中部，旁邊只有一條不大的洹水穿過。因此，這一帶土質(zhì)肥沃，又利于原始的水利灌溉事業(yè)的發(fā)展，是適宜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理想地方。同時，盤庚遷到了新邑，也就徹底擺脫了南庚朝統(tǒng)治時期形成的舊勢力的影響——雖然一些舊奴隸主貴族也跟著被迫遷到了新邑-—殷地，然已脫離了他們過去多年形成和經(jīng)營過的老巢，自然也就削弱了他們的舊有勢力，一些不良惡習也不得不有所收斂。這對盤庚更好地控制政局有好處，在客觀上也有利于廣大民眾的利益，從而使社會生產(chǎn)有了更大發(fā)展的可能。所以，盤庚遷殷以后不久，便形成了內(nèi)無禍患，外無戰(zhàn)亂，史稱是“百姓安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的和平安定興旺發(fā)展局面。盤庚死后，由其弟小辛、小乙相繼即位為王。在小辛當政時，吃著盤庚朝的“現(xiàn)成飯”，不思安危，可說是昏昏庸庸過日子，因而曾出現(xiàn)過停滯和短暫的中衰現(xiàn)象，這就是司馬遷講的“帝小辛立，殷道復衰，百姓思盤庚”。但盤庚打下的良好基礎確實沒有受到多大影響。小辛死后，弟小乙立，圖謀振興殷邦，不久也就又使盤庚以來的大好形勢得以繼續(xù)發(fā)展。小乙在位二十余年，死后沒有還位于長兄的兒子，而是由自己的兒子武丁繼位為王。而武丁本身呢，從周公旦的話中可知：武丁在位前，就不是那種從小在宮庭中嬌生慣養(yǎng)，過著好逸惡勞，不知民間疾苦生活的一般王子，而是一個“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曾長期在外行役，與下層民眾比較接近的人。武丁長期在外，不能不認為是小乙的有意安排；馬融曾說，武丁為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苦于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馬氏的話，使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解釋：即小乙早就作了要傳位給自己兒子的打算，為此，他把自己的兒子派出去，既使其得到磨煉；又可避免留在宮中引起子侄們的注意，或與子侄們發(fā)生矛盾。由于武丁即位前，有過“舊勞于外”的經(jīng)歷，所以武丁深知“稼穡之艱難”，既了解民情，又有機會結識一些有志之士，以便收攬人才。這樣的王子，一旦即位，必然不同于那些長期脫離民眾，騎在被壓迫者頭上作威作福，過著花天酒地生活的庸庸祿祿之輩。武丁即位后，希望有所作為，然而，又是那樣的不順利，他不可避免的會遇到陽甲、盤庚、小辛諸伯父的子弟們的挑戰(zhàn)。因而，武丁即位后不得不采取一些重大的策略和措施來鞏固自己的地位。首先，武丁采取了靜觀時變的“諒陰三年”的策略。后來的楚莊王、齊威王的所謂“三年不鳴，一鳴驚人”的策略，當是導源于武丁的“諒陰三年”。《無逸》中講的武丁“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對這句話，過去有過不同的說法?？鬃拥茏幼訌堅貏e問過孔夫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對他說是“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意思是說：國君死，繼位的新君三年不管事，不言語，各部門的政事都由冢宰去處理。鄭玄后來也說：“諒暗，轉(zhuǎn)作梁暗，楣謂之梁，暗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币院蟮娜硕啾敬苏f，以為“亮陰”是古代天子守孝。郭沫若同志曾在《駁<說儒>》一文中又提出新的解釋，他認為殷代沒有“行三年之喪”的禮，而是武丁得了一種“不言癥(Aphasie)”，以為“諒陰”很可能是“不言癥”的古名。按郭老認為非守孝是對的，但“不言癥”之說亦非。顧頡剛先生曾用《論語》與《書·無逸》互校，發(fā)現(xiàn)其矛盾不可解，又據(jù)《國語·楚語》所言，認為“武丁之不言由于'默以思道’，與居喪無關?！鳖櫹壬f非常正確；然意尤未盡，更沒有能結合武丁即位的政治歷史背景去考慮，不知為何武丁要“默以思道”。其實，諒有誠信的意思，《詩·小雅·何人斯》“諒不我知”，《箋》云：“諒，信也，今汝誠信，而不我知”。誠信是一種美德，高宗“德高”之由來恐與此有關。陰，暗也，暗，冥也，隱晦也；《禮·曲禮》:“孝不服暗”，《中庸》的“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的暗都是這個意思。再結合周公接下去明白講的“其惟不言，言乃雍”。原來武丁并非根本不言語，他有時也要說話，大概不談正經(jīng)事兒，只一般說點使人發(fā)笑的話，逗群臣笑笑。所謂“言乃雍”的雍，舊傳皆訓為和，依《家語正論》注：“雍，歡聲貌”，就是說起話來使人發(fā)笑的樣子。由上詮譯，可知武丁“諒陰三年”，這個歷代未破的謎實則就是武丁用長時間不對國家大事發(fā)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的辦法，把自己的聰明才智和誠信的美德隱藏起來使不外露，貌似無所作為的庸碌之輩。武丁采取這樣的作法，是和他取得王位的政治背景有關的。商代王位繼承方式有三：一是無有兄弟的，父子直接相傳；二是有兄弟的，則兄弟按排行輪流，兄死弟繼，最末一個弟死則還位長兄之子；三是兄死弟繼，最末一個弟死不還位長兄之子而傳位自己的兒子。在整個商代，后兩種繼承辦法比較多，但這兩種辦法必然會引起兄弟子侄之間的奪位斗爭。史稱商王仲丁至盤庚以前，由于廢嫡立長而有“九世之亂”，這種爭奪王位的斗爭，恐怕不光是盤庚以前有。武丁的繼位是第三種辦法，不可避免的會產(chǎn)生或明或暗的斗爭，即陽甲、盤庚、小辛等的兒子，定會搬出第二種繼位法(即還位于長兄之子的辦法)反對武丁繼位。關于此點，《大戴禮記·少問》說過一段話頗有啟發(fā)：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武丁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為君臣上下之節(jié)。這透露出：武丁在爭奪王位的斗爭中，可能搬出了過去末弟死，并不還位于兄之子的習慣法來，用以證明自己即位是合法的；而這種繼位法，殷代蓋有檔案存留可以稽查，武丁找出先祖府庫中有關檔案來用以壓服反對自己即位的勢力。武丁取得了王位，但不一定就非常穩(wěn)固，他要設法鞏固自己的地位，于是，他用不言語，假裝無能的方式以觀時變，借以一邊考察臣下的所作所為，是否忠于自己；一邊“默以思道”(國語·楚語上)尋求良策，瞑思苦想如何更好地鞏固自己的王位，振興商王國。一句話，武丁在尋求厲精圖治之“道”。所以，我以為“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講的就是武丁尋求厲精圖治之道鞏固自己王位的一種手段。其實，這一點司馬遷也早已看到，只是以往的史學工作者未予注意。司馬遷在《殷本紀》中寫道：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于冢宰，以觀國風。所謂“三年不言”，“以觀國風”，這不明顯的是一種設法鞏固統(tǒng)治，振興商國的一種手法嗎？!武丁這一招，為貫徹自己的意圖，果然起了很大作用，臣僚們摸不清他的底，都有些著急了。據(jù)《國語·楚語上》說，由于武丁較長時間不曾發(fā)表自己的意見，引起了“卿士患之”。有的說：“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說這種話的當是擁護武丁的臣僚們著急心理的反映。武丁經(jīng)過長時間的考察，認為時機已經(jīng)成熟，可以進一步采取行動了，于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边@再一次說明武丁之不言，不是為“守孝”或得了什么“不言癥”。接著武丁又假做夢的方式把傅說找進宮中。傅說出身于奴隸，有可能是武丁“舊勞于外”之時，早就結識了的一位淪為奴隸而有韜略的人才。在奴隸社會，要把地位低賤的奴隸提到統(tǒng)治階級的隊伍中來，是不易為奴隸主貴族們所接受得了的；宋人劉怒說得好：“傅說賢而隱于胥靡，一旦舉而用之，出于微賤，眾必駭怪，故托于夢寐”。武丁為要得到傅說，在那迷信深沉的商代社會中，不得不借用做夢的方式-—甲骨文中多見卜夢的記錄，武丁時代尤多。足見是武丁慣用的一種手法——然后讓下面的人照他夢見的賢人像貌特征去尋找進京“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guī)諫。”武丁把傅說看作磨刀的礪石，過河的舟船，天旱的大雨；是他所不能離開的，事事都很虛心地聽取傅說的意見。又據(jù)《尚書·君奭》講，武丁時還有甘盤，這個人在甲骨卜辭中寫作“師般”，武丁卜辭累見，至少不下六、七十處。可見他深得武丁的信任，經(jīng)常參予征伐、祭祀等重大國事活動。為什么稱“師般”呢？甲骨的般即盤，如盤庚甲骨文常作“般庚”，加師字大約有如姜太公呂尚，周文王稱他作師尚父一樣吧。由于武丁即位前曾長期行役于外，自然和被統(tǒng)治者階級的所謂“小人”接觸和了解較多，深知稼穡之艱難，因而即位后不敢淫逸，反復考慮的是如何復興商國。他又有傅說、師般等一批能人智士的輔佐；特別是把奴隸出身的傅說提拔到“相”位，對武丁朝的鞏固和發(fā)展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正如馬克思所說：“一個統(tǒng)治階級越是能把被統(tǒng)治階級中的優(yōu)秀分子吸收進來，它的統(tǒng)治就越是鞏固，越是險惡?！币驗檫@樣做的結果就能寵絡人心，麻痹和緩解被壓迫階級的反抗斗爭。當然要這樣做也非易事；首先是在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當權者中也要有敢于打破傳統(tǒng)偏見，有勇氣有魄力，有所作為的挑頭人物；武丁可以認為是商代奴隸主中這樣的突出代表者。史稱武丁用傅說而“殷國大治”(《殷本紀》)，這不是沒有道理的。在武丁周圍形成了一個以傅說、師般等人為代表的最高統(tǒng)治集團的中堅力量。我們在甲骨卜辭中也可以看到，武丁朝還有不少有名的將領；他們有的多次參與征伐，或鎮(zhèn)守邊邑，為王國領土的開拓、鞏固和安全做過重大貢獻，有的還直接受商王的委托參與重大的祭祀活動，有的為王朝管理農(nóng)業(yè)和手工業(yè)生產(chǎn)、收取貢物，直接為王朝的經(jīng)濟發(fā)展出力。如果說武丁以前尚無甲骨卜辭那樣的直接記錄可據(jù)，我們不便說明別的君王周圍是否也有大批能人智士的話，那么從武丁以后直到帝辛六代八王，從有關材料看(其中甲骨材料亦不少)確實是沒有的。在整個商王朝，上自成湯，下至帝辛，不說空前，也可謂是絕后了。這是不是說武丁以后，奴隸主階級的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官僚隊伍有所削弱？不是的！相反，隨著奴隸制社會的發(fā)展，階級統(tǒng)治的機關是更加龐大復雜，官僚隊伍只會有增無減。但是，那恐怕多是剝削成性，只知享樂淫逸、目光短淺的平庸之輩充滿朝庭；特別是祖甲以下各王，本身就是“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縱”，其自身就是貪圖安逸享樂，不知民間疾苦，一味沈浸在安樂之中，過著花天酒地日子的昏君。這樣的國君周圍必然是佞臣小人得寵，有志之士遠離了，哪能做出有所作為的大事銘載史冊呢？也正因為在武丁周圍，聚集著一大批有所作為的人材；由這批人組成了最高統(tǒng)治集團的中堅力量，再加之從成湯以來，商代奴隸制的基礎已經(jīng)穩(wěn)固，所以武丁的統(tǒng)治也就得心應手，王權得以加強，這便是孟子講的“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武丁不僅把王朝內(nèi)部治理好了，而且有力量長期和擾亂邊境、叛服無常的方國部落展開有效的斗爭，使他們服服帖帖。在奴隸社會，戰(zhàn)爭是使奴隸制獲得發(fā)展的一種重要手段；通過戰(zhàn)爭可以掠奪大批奴隸，勒索貢物，從而滿足奴隸主階級的需要。我們看到，武丁通過一系列戰(zhàn)爭后，使商代奴隸制經(jīng)濟在武丁朝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文化藝術等，都出現(xiàn)了一片繁榮景象。有關情況，我們將別文論述，這里主要講武丁時期的一些主要戰(zhàn)爭，它與武丁有著直接的關系。傳世文獻記載武丁朝征伐之事并不多，據(jù)我們所見主要有如下幾條：(1)《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section>(2)《易·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section>(3)《詩·商頌·殷武》:“撻彼殷武，奮伐荊楚?！?/section>從上所舉，文獻所記不過征伐過鬼方、大彭、豕韋、荊楚。其中伐荊楚可能還和伐鬼方有關，因為楚為顓頊曾孫陸終的后裔，陸終娶了鬼方之女嬇為妻，從而引起了伐荊楚之事。有同志還認為伐荊楚事即甲骨卜辭中的“令望乘及輿途虎方”(佚945)事，虎方即荊楚，輿即舉，并結合《水經(jīng)注》的《江水注》有關記載，認為其地就在今湖北漢水東的舉水流域的一個部落，商王武丁曾和舉人聯(lián)合伐虎方。從武丁朝直接留下的文字記載-—甲骨文看，被武丁征伐過的周圍方國部落，至少也有好幾十個，卜辭累見的如土方、舌方、湔方、基方、召方、龍方、馬方、巴方、尸方、井方、羌方、下危、鬼方、虎方等等，其中可與文獻互相印證的極少。而傳統(tǒng)的說法武丁伐鬼方事，如把甲骨卜辭中的“畀方”確定為文獻的鬼方，最多也不過四見，而從內(nèi)容看，其中三條是一事多卜的同文卜辭，相反，倒是傳世文獻不見有的那些方國部落，甲骨卜辭反而連篇累牘。如羌人和商王國的關系極為密切，武丁卜辭也多有記載與羌人的戰(zhàn)爭，然而甲骨文中只有歷代學者多認為不大可信的今本《竹書》中提到武丁三十四年“氐羌來賓”一語。這里要特別提及的是武丁和土方、??方的斗爭。??方大致在今天的陜北到內(nèi)蒙河套一帶，胡厚宣先生作有《殷代??方考》一文中所論極詳，土方大致在今山西東北部和??方相去不遠。這兩個方國，在武丁時代可能是北部邊疆的最大威脅，他們經(jīng)常侵擾商王國的邊邑，掠奪人口和財物，甲骨文中最為常見：(1)……五日丁酉，沚或告曰：土方征于我東鄙，戈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2)……七日己巳，允又來艱自西，長友角告曰：??方出，牧我示粟田七十五人。(3)……九日辛卯，允又來艱自北蚊，妻安告曰：土方牧我田十人。(合集6057(5)……七月已丑，長友〔〕告曰：??方征于我奠。(合集6065正)這里所舉，僅僅是武丁不斷接到邊將報告土方、??方等犯境的消息以后的部分占卜記錄。由此己不難看見，這些方國是當時商王國的最大外患，所以武丁占之再三，這是斗爭激烈的反映?！都坠俏暮霞分校覀児彩珍浳涠?zhàn)爭卜辭一千七百一十四片(頁881-1173，片6057-7771)，而有關土方、??方的則達三百九十七片(片6057—6454)。我們根據(jù)這些片上的刻辭初步統(tǒng)計，有關??方的五百余見，土方百余見；動用的兵力，見于記錄的征兵數(shù)有：“登人三千伐??方”、“登人五千呼望??方”；“登人五千伐土方”、“登人三千伐土方”，還有“令三族伐土方”，“O人三千望??方”等卜辭。由此我們得知，武丁對土方、??方的戰(zhàn)爭投入了相當大的兵力；大約經(jīng)過多次征戰(zhàn)后，終于打敗了或趕跑了土方和??方，消除了對商王國邊境的侵擾，所以，我們從武丁以后的卜辭中，基本上不見商王朝與土方、??方之間的斗爭了。如果說武丁對??方、土方等的戰(zhàn)爭具有某種程度的自衛(wèi)性質(zhì)的話，那么對羌人長期而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則明顯的是為了掠奪奴隸。武丁對羌人的戰(zhàn)爭，看來要比對土方、??方的戰(zhàn)爭規(guī)模要大得多，大概由于商人對羌人俘虜特別殘酷——常用作人牲，羌人的反抗也是最激烈的，所以我們才見到動員上萬的兵力去對付羌人。不過，武丁對羌人的戰(zhàn)爭，雖然花費了大量的物力和財力，也取得了一定的勝利，但并沒有根本解決羌人的問題，所以直到商末羌人還與周武王一起參加了牧野伐紂的大戰(zhàn)。通過上述事例，說明了武丁時期的戰(zhàn)爭不僅非常頻繁，而且戰(zhàn)爭的過程、規(guī)模也是空前的。戰(zhàn)爭對社會經(jīng)濟有破壞性，但戰(zhàn)爭又是以一定的經(jīng)濟發(fā)展為后盾的。沒有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沒有足夠的人力和物力，要想在戰(zhàn)爭中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因此，武丁時期的戰(zhàn)爭，從一個角度反映了當時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情況和國力的強盛。應該說，這些又都是與武丁個人的作用是分不開的！武丁是商代的一位非常杰出的國君，由于他長期行役于外，使他有機會接近被統(tǒng)治階層。即位以后他又能排除一切干擾，選賢舉能，在自己周圍形成了一個比較強有力的穩(wěn)定的統(tǒng)治核心，因而他能繼盤庚以后，把商王國推向前進；特別是通過對土方、??方和羌人等方國部落的一系列戰(zhàn)爭，不僅消除了邊患，有利于邊疆的開拓和發(fā)展，而且通過戰(zhàn)爭掠奪了大量財物和奴隸，從而又促進了商代奴隸制社會經(jīng)濟的前所未有的發(fā)展?？梢哉f，是武丁把商王國推向了發(fā)展的頂峰。在中國奴隸制社會發(fā)展史上，又是武丁加速了早期奴隸制社會向東方式的發(fā)達奴隸制社會的過渡。正因為是這樣一位了不起的歷史人物，所以商的后人不僅把他和他們的開國之君成湯相提并論，而且在祭祀成湯時，把武丁也大加歌頌。后世的統(tǒng)治階級，也把武丁和成湯、大甲等相提并論，譽之為“天下之圣君”或“天下之大君?！?/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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