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魯迅對古典文學(xué)名著《金瓶梅》作過高度的評價。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明代「諸『世情書』中，《金瓶梅》最有名?！?/span>

稱贊《金瓶梅》「作者之于世情，蓋誠極洞達，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并寫兩面，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同時說部，無以上之」。

他不同意對該小說進行貶低或作歪曲事實的錯誤評論。他的如下見解是正確而全面的：

「至謂此書之作，專以寫市井間淫夫蕩婦，則與本文殊不符，緣西門慶故稱世家，為縉紳，不惟交通權(quán)貴，即士類亦與周旋，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蓋非獨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筆伐而已?！?/span>

他肯定并稱贊作者在這部小說中，「描寫世情，盡其情偽」，「爰發(fā)苦言，每極峻急」。他不否認作品中「亦時涉隱曲，猥黷者多」；但他反對世俗評論者「略其他文，專注此點，因予惡謚，謂之『淫書』」。

顯然魯迅是不同意給《金瓶梅》一個「惡謚」，把它罵作「淫書」的。

魯迅指出作品中有「猥黷」的描寫，「在當(dāng)時，實亦時尚」，故而不應(yīng)作苛刻的責(zé)備。

本來在評論文學(xué)作品時，就應(yīng)該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tài)，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

在尚未弄清《金瓶梅》作者全人的情況下，至少也應(yīng)該了解他所處的社會狀態(tài)和顧及《金瓶梅》全書，這樣總可以避免較多的片面性。

魯迅還稱道「《金瓶梅》作者能文，故雖間雜猥詞，而其他佳處自在」。我們自不應(yīng)因為書中「間雜猥詞」，而一筆抹殺「其他佳處」。

《金瓶梅》這個嬰兒的出生，在中國小說史上是有重要意義的，研究者們對此作過詳細的闡說。

凡是頭腦正常的人，都不會因為嬰兒身上有污穢和血，就連嬰兒一起拋掉。

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說，明代講世情的小說「大概都敘述些風(fēng)流放縱的事情，間于悲歡離合之中，寫炎涼的世態(tài)。其最著名的，是《金瓶梅》」。

并稱贊「《金瓶梅》的文章做得尚好」，這也是贊美「《金瓶梅》作者能文」之意。

魯迅還在〈論諷刺〉一文中，把《金瓶梅》寫蔡御史的自謙和恭維西門慶的情節(jié)內(nèi)容，評為「直寫事實」而具有諷刺性的典范。這些論述精當(dāng)而深刻，對廣大讀者都有指導(dǎo)性的意義。

但毋庸諱言，魯迅在論述《金瓶梅》時，也有一些失于嚴(yán)謹(jǐn)之處。

這些失誤，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 年版《魯迅全集》的注釋中，有的已經(jīng)指出，有的卻未指出。同時，在該版《魯迅全集》中對《金瓶梅》問題作注時，也出現(xiàn)了一些謬誤。

這些，都有待于以后再版時予以修訂改進，以使《魯迅全集》更臻于完美。這也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

《魯迅全集》

二

魯迅在論述《金瓶梅》問題時，大體上有以下一些失誤：

1. 應(yīng)據(jù)明代《金瓶梅詞話》本，而不應(yīng)據(jù)清康熙時張竹坡刻本。

《金瓶梅》的版本很多，而存世的主要有三大版本：

(一)《新刻金瓶梅詞話》（明萬歷至天啟刻本）；

(二)《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明崇禎刻本）；

(三)《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清康熙時張竹坡評刻本）。

魯迅于1923 至1924 年出版《中國小說史略》時，《金瓶梅詞話》本尚未發(fā)現(xiàn)，崇禎本也很難見到，社會上通行的是張竹坡評刻本，魯迅只能依據(jù)后者。

《金瓶梅詞話》1932 年發(fā)現(xiàn)于山西省介休縣。到北平后即發(fā)出征訂通知，于魯迅于同年便預(yù)訂了一部，并付了款。

次年（1933 年）春，北平古佚小說刊行會影印了一百零四部。魯迅于同年5 月31 日在上海收到了一部（見《魯迅日記》）。

1935 年《中國小說史略》出第十版時，魯迅應(yīng)依據(jù)《金瓶梅詞話》，將小說引文和其他有關(guān)文字作一番改訂；但由于魯迅當(dāng)時太忙，未能做這一工作。

魯迅是在《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九篇講〈明之人情小說〉時，論述《金瓶梅》的。

《金瓶梅詞話》是存留于世的該小說最早的刻本，它最接近作者創(chuàng)作的這一小說的原貌。

崇禎本與張評本與這一小說的原貌較遠，在小說的價值上遠不如詞話本。因此，在論述時應(yīng)該以《金瓶梅詞話》本為根據(jù)。魯迅在1935 年所作的〈《中國小說史略》日本譯本序〉中說：

「改訂《小說史略》的機緣，恐怕也未必有」。因為魯迅當(dāng)時已實無余暇。

他又謙遜地說：「但愿什么時候，還有補這懶惰之過的時機?！箍梢娝€是很想做一番改訂工作的。

可惜的是魯迅積勞成疾，過早地離開了人間，1936 年就逝世了，遂未能補做這一工作。

詞話本與張評本的文字很不相同。舉例來說，下面左欄魯迅據(jù)張評本所寫或引用的文字，都應(yīng)按右欄詞話本中的文字予以改訂：

魯迅據(jù)張評本

「又得兩場橫財，家道營盛」。

金蓮春梅復(fù)通于慶婿陳敬濟，

又稱敬濟為弟，

敬濟亦列名軍門，

「……想起一件事來，我要說又忘了?！?/span>

藏春塢……」

那秋菊拾著鞋兒說道，

「……只好盛我一個腳指頭兒罷。」

去，……」

向前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

因索紙筆，就欲留題相贈。

西門慶即令書童將端溪硯研的墨濃濃的，

（表1）

應(yīng)據(jù)詞話本

「又兼得了兩三場橫財，家道營盛」。

金蓮春梅復(fù)通于慶婿陳經(jīng)濟，

又稱經(jīng)濟為弟，

經(jīng)濟亦列名軍門，

「……我想起一件事來，要說又忘了?！?/span>

…收藏在山子底下藏春塢……」

那秋菊拾在手里說道，

「……只好盛我一個腳指頭兒罷了?！?/span>

向前花枝招飐磕頭。

因索紙筆，要留題。

西門慶即令書童連忙將端溪硯研的墨濃，

（表2）

另外有的引文是詞話本中所無的。

《新刻金瓶梅詞話》

以上均須在《魯迅全集》的注釋中說明魯迅依據(jù)的不是詞話本。

2. 袁宏道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為「逸典」，而非「外典」。

魯迅說《金瓶梅》「初惟鈔本流傳，袁宏道見數(shù)卷，即以配《水滸傳》為『外典』（《觴政》），故聲譽頓盛」。

按此處所寫有誤。袁宏道在《觴政?十之掌故》中說：

「凡《六經(jīng)》《語》《孟》所言飲式，皆酒經(jīng)也。其下則汝陽王《甘露經(jīng)》《酒譜》、王績《酒經(jīng)》……等為內(nèi)典。

《蒙莊》《離騷》《史》《漢》……，陶靖節(jié)、李、杜、白香山、蘇玉局、陸放翁諸集為外典。詩余則柳舍人、辛稼軒等，樂府則董解元、王實甫、馬東籬、高則誠等，傳奇則《水滸傳》《金瓶梅》等為逸典?！梗ㄒ姟对欣扇肪砣?/span>

顯然，魯迅說袁宏道稱《金瓶梅》為「外典」，當(dāng)是「逸典」之誤。此誤是從沈德符《野獲編》而來的。

《野獲編?金瓶梅》條云：「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為外典」。

魯迅沿用沈說，而未核對袁宏道原文，致有此誤。

1. 3. 萬歷庚戌年（1610）尚無《金瓶梅》初刻本；初刻本最早付刻在萬歷丁巳年（1617）冬，刻成于天啟元年（1621）。

魯迅說《金瓶梅》「萬歷庚戌（1610），吳中始有刻本，計一百回，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闕，刻時所補也（見《野獲編》二十五）?！?/span>

魯迅已注明他的這一論斷來自《野獲編》卷二十五。然而魯迅的這一判斷是有疏誤的。

《野獲編》卷二十五〈詞曲?金瓶梅〉條中說：

……丙午，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數(shù)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劉涎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span>

又三年，小修上公交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歸。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慫恿?xí)灰灾貎r購刻；馬仲良時榷吳關(guān)，亦勸予應(yīng)梓人之求，可以療饑。

予曰：「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shù)。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

仲良大以為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

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后血脈，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贗作矣?！?/span>

文中說的「丙午」，即萬歷三十四年，合公歷為1606 年；「又三年」，即萬歷三十七年己酉，公歷1609 年；后面有「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

魯迅以為這「未幾時」，當(dāng)是「己酉（1609）」的次年，即萬歷庚戌（1610）。

于是他根據(jù)推斷，下結(jié)論說：「萬歷庚戌（1610），吳中始有刻本」。但魯迅忽略了「未幾時」之前，還有「馬仲良時榷吳關(guān)」之事。

臺灣學(xué)者魏子云先生指出：馬仲良（名之駿）于萬歷四十一年（1613），以戶部主事之職，派蘇州滸墅關(guān)榷收船料鈔（見魏著〈《金瓶梅》的問世與演變〉，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事業(yè)有限公司1981 年8 月初版本）。

據(jù)此可知，魯迅說1610 年「吳中始有刻本」，是不對的。

大陸學(xué)者劉輝、黃霖、周鈞韜、李時人等先生也指出了魯迅此誤。

《萬歷野獲編》

明?薛岡在《天爵堂筆余》中說自己見過《金瓶梅》初刻本，「簡端」有東吳弄珠客所寫的序文一篇。

而此序末尾所署的時間是「萬歷丁巳季冬」，即萬歷四十五年（1617）冬季。可見《金瓶梅》初刻本不可能刊行于1617 年冬以前。

《金瓶梅》初刻本刊行的上限為1617 年冬，下限為天啟元年，即1621 年。

據(jù)劉輝先生引清康熙十二年序刻本《滸墅關(guān)志》卷八〈榷部〉所載，馬仲良「榷吳關(guān)」任期僅一年，即萬歷四十一年（見劉著〈《金瓶梅》成書與版本研究〉，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如果按公歷算，萬歷四十一年當(dāng)是1613 年至1614年。在這之后的「未幾時」，顯然不可能是1610 年。

我發(fā)現(xiàn)《金瓶梅詞話》中先刻有幾次壞人花子由，后來十多次改刻為花子油，是為了避新登基的天啟皇帝朱由校的名諱「由」，所以十多次把「由」改刻為「油」，全書一百回應(yīng)刻成于天啟元年，即公元1621年。

4. 武松誤殺者為李外傳，而非「李外傅」。

魯迅在敘述《金瓶梅》故事情節(jié)時寫道：「武松來報仇，尋之不獲，誤殺李外傅，刺配孟州?！拱矗哼@里的「李外傅」系「李外傳」之誤。

《金瓶梅》第九回〈西門慶計娶潘金蓮武都頭誤打李外傳〉中云：

「縣中一個皂隸李外傳，專一在縣、在府綽攬些公事，往來聽氣兒撰錢使。若是兩家告狀的，他便賣串兒；或是官吏打點，他便兩下里打背。因此，縣中起了他個渾名，叫做『李外傳』。」

以上是詞話本中的文字。崇禎本和張評本第九回〈西門慶偷娶潘金蓮武都頭誤打李皂隸〉中的此段文字基本相同，均作「李外傳」，不過是將「撰錢」改為「賺錢」而已?！缸埂纲崱?/span>

在此處音、義相同。因為這個姓李的皂隸善于把縣、府里的消息送到外面去賺錢使，所以人們送給他一個諢名為「李外傳〔zhuàn〕」。

這里的「傳」，諧的是「賺（撰）錢」的「賺（撰）」之音。

魯迅誤為「李外傅」，是由于「傳」的繁體「傳」與「傅」的形體相近似所致。

5. 春梅買孫雪娥而折辱之，并非因「憾其嘗『唆打陳敬濟』」；將雪娥「旋賣于酒家為娼」的「酒家」，應(yīng)作「灑家店」。

魯迅在復(fù)述小說內(nèi)容時說：「會孫雪娥以遇拐復(fù)獲發(fā)官賣，春梅憾其嘗『唆打陳敬濟』，則買而折辱之，旋賣于酒家為娼」。

其實《金瓶梅》中寫春梅買孫雪娥而折辱之，是為了「報平昔之仇」。

春梅與雪娥結(jié)仇甚深，遠在第八十六回「雪娥唆打陳經(jīng)濟」之前。例如第十一回，雪娥與春梅就曾對罵，以致潘金蓮激西門慶踢罵了孫雪娥，接著又打了她幾拳，后來又采過她的頭發(fā)，盡力打了幾棍。

小說中并沒有寫春梅在買雪娥之前，知道雪娥曾唆打陳經(jīng)濟之事。因而說「春梅憾其嘗『唆打陳敬濟』，則買而折辱之」，是無根據(jù)的，不具有科學(xué)性，出于記誤或想當(dāng)然。

后來春梅叫薛嫂領(lǐng)出雪娥，囑其務(wù)必賣于娼家；薛嫂不忍，賣給了山東賣棉花的客人潘五；沒想到這潘五并非是真正的賣棉花客人，而是一個「水客」（人口販子），買她來做粉頭，載到了臨清的灑家店。

第九十三回介紹這「灑家店」說：「有百十間房子，……妓女都在那里安下」。

第九十四回也說這灑家店「有百十間房子，都下著各處遠方來的……娼的」，其性質(zhì)正如該回所說，是一個「娼店」。

魯迅寫為「酒家」，顯然不夠恰當(dāng)。「灑家店」的「灑」字，和「酒」字形體相近，這當(dāng)是魯迅將「灑家店」誤為「酒家」的原因。

6. 春梅「夙通」的不是周守備「前妻之子」，而是周守備的老家人周忠的次子周義。

魯迅在敘述故事情節(jié)時說：「后金人入寇，守備陣亡，春梅夙通其前妻之子，因亦以淫縱暴卒。」按：此處所寫內(nèi)容有誤。周守備（名周秀）前妻無子，其妾孫二娘亦僅有一女。

龐春梅冊正為周的夫人后，常與周秀的老家人周忠的次子周義（年十九）私通（亡年二十九歲）。

無論是在《金瓶梅詞話》本中，還是在崇禎本、張評本中，都是這么寫的（均見第一百回）。

影松軒本

7. 成化時，有方士名「李孜省」，而非「李孜」。

魯迅說：「成化時，方士李孜僧繼曉已以獻房中術(shù)驟貴」。按：「李孜」之名有誤，應(yīng)是「李孜省」。

《明史》卷三○七列傳第一百九十五〈佞幸〉中有李孜省列傳和繼曉列傳?！蠢钭问鳌翟疲?/span>

「李孜省，南昌人。……時憲宗好方術(shù)，孜省乃學(xué)五雷法，厚結(jié)中官梁芳、錢義，以符箓進。

……成化十五年，特旨授太常丞?！娅I淫邪方術(shù)，與芳等表里為奸，漸干預(yù)政事。

十七年，擢右通政，寄俸本司，仍掌監(jiān)事?！适拢馁汗俨坏妙A(yù)郊壇分獻，帝特命以孜省。

廷臣……無敢執(zhí)奏者。……奸僧繼曉輩，皆尊顯，與孜省相倚為奸，然權(quán)寵皆出孜省下。

居二年，進左通政?！髮W(xué)士萬安亦獻房中術(shù)以固寵。而諸雜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仆、尚寶者，不可悉數(shù)?！?/span>

可見魯迅所說的「在當(dāng)時，實亦時尚。……瞬息顯榮，世俗所企羨，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間乃漸不以縱談閨幃方藥之事為恥。風(fēng)氣既變，并及文林，故自方士進用以來，方藥盛，妖心興，而小說亦多神魔之談，且每敘床笫之事也?！?/span>

其基本論斷是正確的。但他所寫的「李孜」人名有誤，「孜」下奪一「省」字，應(yīng)作「李孜省」。

8. 《金瓶梅詞話》被發(fā)現(xiàn)于山西介休，而非「北平」。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日本譯本序〉中說「《金瓶梅詞話》被發(fā)見于北平，為通行至今的同書的祖本」。

按：《金瓶梅詞話》實于1932 年被發(fā)現(xiàn)于山西省介休縣，是由北平琉璃廠古舊書店「文友堂」太原分號的員工在介休縣收購的；到北平后，為北平圖書館所購買。

北平孔德學(xué)?？倓?wù)長兼北大教授馬廉（隅卿）先生集資，用「古佚小說刊行會」名義，于1933 年3 月影印了一百零四部，魯迅在上海訂購得一部。

但發(fā)現(xiàn)地點不在北平，而是在山西省介休縣。

9. 魯迅在上序中說《金瓶梅詞話》中的人物對話「全用山東的方言所寫」，未免絕對化了。

魯迅是浙江紹興人，他對山東話并不熟悉。他的這一論斷是受有鄭振鐸、吳晗文章的影響。

鄭、吳也是浙江人，也都不熟悉山東的方言。實際上《金瓶梅詞話》自始至終，包括人物對話在內(nèi)，既有山東話，也有江蘇、北京、河北、河南、山西話。

已有研究者們舉出了不少的實例。該小說語言現(xiàn)象很復(fù)雜，何況是四百多年前的語言。

山西介休本《金瓶梅詞話》1932

三

2005 年版《魯迅全集》的注釋中，關(guān)于《金瓶梅》問題，也有一些錯誤、欠妥或失注之處。這些地方大致是：

1. 應(yīng)該注明「萬歷庚戌（1610），吳中始有刻本」之推斷有誤。

關(guān)于這一問題，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我在前面對魯迅此處推斷之誤已言之甚詳，這里不再重復(fù)。

《魯迅全集》第9 卷頁186 在「萬歷庚戌（1610），吳中始有刻本」之后，應(yīng)加注解符號〔4〕，應(yīng)在頁193 加注〔4〕，注明魯迅的這一推斷忽略了「馬仲良時榷吳關(guān)」一事，因而在時間上是不對的。

《金瓶梅詞話》應(yīng)刻成于天啟元年（1621）。

2. 未將「謂世貞造作此書，乃置毒于紙，以殺其仇嚴(yán)世蕃」注出。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金瓶梅》「作者不知何人，沈德符云是嘉靖間大名士（亦見《野獲編》），世因以擬太倉王世貞，或云其門人（康熙乙亥謝頤序云）。

由此復(fù)生讕言，謂世貞造作此書，乃置毒于紙，以殺其仇嚴(yán)世蕃，或云唐順之者」。

《魯迅全集》第9卷頁194 注〔5〕中，只注明了傳說王世貞置毒于紙，以殺唐順之（號荊川）之事，而未注明「謂世貞造作此書，乃置毒于紙，以殺其仇嚴(yán)世蕃」出自何處。按此傳說亦見佚名《寒花盦隨筆》。其中說，某日唐順之遇王世貞（號鳳洲）于朝房，

「荊川曰：『不見鳳洲久，必有所著?！淮鹨浴督鹌棵贰?。其實鳳洲無所撰，姑以誑語應(yīng)爾。荊川索之切。鳳洲歸，廣召梓工，旋撰旋刊，以毒水濡墨刷印，奉之荊川。

荊川閱書甚急，墨濃紙粘，卒不可揭，乃屢以指潤口津揭書，書盡，毒發(fā)而死。或傳此書為毒死東樓者，不知東樓自正法；毒死者，實荊川也?！?/span>

此處所說的「東樓」，即嚴(yán)世蕃號。魯迅所敘「謂世貞造作此書，乃置毒于紙，以殺其仇嚴(yán)世蕃」，當(dāng)本于此。

《魯迅全集》第9 卷頁194應(yīng)將這一傳說補注進去。否則，廣大讀者不易明了魯迅的這一表述出自哪里。但在《寒花盦隨筆》中是否定這一傳說的，而它只肯定毒死唐荊川之說。其實唐荊川也不是被毒死的，見《明史》卷二0五。

3. 應(yīng)注明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談《金瓶梅》時，依據(jù)的不是《金瓶梅詞話》本。

在2005 年版《魯迅全集》出版以前，1979 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曾出過一種《中國小說史略》征求意見本。

該書頁268 注〔2〕解釋《金瓶梅》時說：「此書有詞話本和非詞話本。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里有關(guān)《金瓶梅》內(nèi)容介紹和摘引的原文，均據(jù)非詞話本?！?/span>

這段說明很有必要，但《魯迅全集》后來的注釋本都把它刪掉了。

以后《魯迅全集》出新修訂版時，應(yīng)將這樣的說明性文字再加進去。

4. 應(yīng)該注明「李外傅」系「李外傳」之誤。

關(guān)于這一點，前面也說得較詳，此處不再贅述?！遏斞溉返? 卷頁194 應(yīng)當(dāng)加一條注釋，說明「李外傅」是「李外傳」之誤。

5. 應(yīng)當(dāng)在《魯迅全集》第9卷中增加注釋。

注明春梅買孫雪娥而折辱之，并非因「憾其嘗『唆打陳敬濟』」，而是為了「報平昔之仇」；應(yīng)注明「陳敬濟」在《金瓶梅詞話》中作「陳經(jīng)濟」；并注明將雪娥「旋賣于酒家為娼」的「酒家」，應(yīng)作「灑家店」。

關(guān)于此，前面也已詳談，這里不予重復(fù)。

《魯迅全集》中應(yīng)該增加一條注釋，予以訂正，以使讀者能夠準(zhǔn)確地了解有關(guān)情節(jié)內(nèi)容。

6. 應(yīng)注明春梅「夙通」的不是周守備「前妻之子」，而是周守備家人周忠之次子周義。

關(guān)于這一情節(jié)內(nèi)容，前面亦說之甚詳。《魯迅全集》中對此也應(yīng)該增加一條注釋，說明魯迅敘述的這一情節(jié)內(nèi)容有誤，指出「前妻之子」應(yīng)作「家人周忠之次子周義」。

《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日文版封面）

7. 應(yīng)注出「李孜」系「李孜省」之誤。

魯迅所寫的「成化時，方士李孜僧繼曉已以獻房中術(shù)驟貴」《魯迅全集》中失注。，應(yīng)該增加一條注釋，將《明史》中的本事寫出。

如前所說，魯迅此語中有誤，「李孜」應(yīng)作「李孜省」，在注釋中須對此作一訂正說明。

8. 魯迅所寫的「北平古佚小說刊行會」無誤，而《魯迅全集》注釋中說「應(yīng)作北平古籍小說刊行會」實誤，應(yīng)予訂正。

魯迅1933 年5 月31 日日記中寫道：「上午收到北平古佚小說刊行會景印之《金瓶梅》一部二十本，又繪圖一本，豫約價三十元，去年付訖?！刽斞傅倪@段文字本無誤。

然《魯迅全集》第16 卷頁381 注〔24〕卻云：「北平古佚小說刊行會應(yīng)作北平古籍小說刊行會?！?/span>

我復(fù)核了這種影印本及其翻印本，扉頁有「二十二年三月古佚小說刊行會影印」字樣；影印本還在第一回開始和第一百回結(jié)尾處，各印有一顆同樣的豎式長方形篆體紅色印鑒，文字是「古佚小說刊行會章」。

可見魯迅所寫的「古佚小說刊行會」是正確的；而《魯迅全集》的注釋中說「應(yīng)作北平古籍小說刊行會」，反倒弄錯了，應(yīng)該在以后重印時訂正過來，即應(yīng)將以上此注文中的十一個字及句號刪掉。

9. 將《金瓶梅詞話》注為「萬歷年間刊行」不妥，應(yīng)改為「萬歷至天啟年間刊行」。

《魯迅全集》第6 卷頁361 注〔5〕云：「……明萬歷間刻印的《金瓶梅詞話》」，第12 卷頁447 注〔1〕也說「《金瓶梅詞話》……萬歷年間刊行」，第13 卷頁148 注〔1〕也說「明萬歷刻本的《金瓶梅詞話》」，第17 卷頁367 末二行與頁368 首行更說「金瓶梅詞話……明萬歷四十五年（1617）刻本」，這些注釋都不全對，是都需要改正的。

《金瓶梅詞話》只是付刻于明萬歷四十五年（1617 年）冬，而刻成于天啟元年（1621），正確的、科學(xué)的稱謂應(yīng)是「明萬歷至天啟間刻本?！?/span>

臺灣學(xué)者魏子云先生認為「《金瓶梅詞話》于天啟初年改成刻出」[1]。

論據(jù)是第七十回與七十一回寫西門慶到東京后的冬至，恰好是泰昌元年和天啟元年冬至的兩個日子。

第一個日子（十一月廿八日），只是魏先生的「推想」，而且說「不是十一月廿七日，便是十一月廿八日」；第二個日子（十一月初九日）的推斷，卻是「毫無疑問的」。實際上只是第二個日子可靠。

這有可能是《金瓶梅》作者所寫正好與天啟元年冬至的日子巧合。我認為《金瓶梅詞話》刊行于天啟初年，論據(jù)與魏先生所說不同。

我的證據(jù)是：東吳弄珠客作的序末署的是萬歷四十五年（1617 年）冬，這是付刻時間；刻板中天啟皇帝明熹宗朱由校于1620 年夏歷九月初六日登基，《金瓶梅詞話》從第十四回到六十一回，一個刁徒潑皮花子由的名字出現(xiàn)了四次，但第三十為了避天啟皇帝「由?！姑M，十多次把「由」改刻為「油」。

這就證明了《金瓶梅詞話》是萬歷四十五年（1617）冬付刻的，而刻成于天啟初年（1621）。

《魯迅全集》中多次把《金瓶梅詞話》注為萬歷年間刊行，依據(jù)的是東吳弄珠客〈《金瓶梅》序〉末尾所署「萬歷丁巳季冬」，但這只是付刻時間，并不是刻行時間。

因此，《魯迅全集》中的這幾處注文有誤，應(yīng)當(dāng)改注為「明萬歷至天啟年間刻行」。

10.將「蘭陵」注釋為「今山東嶧縣」，或「今山東棗莊」，都不夠全面，也不符合科學(xué)；「蘭陵」實有兩地，另一處在今江蘇武進。

《魯迅全集》第9卷頁193 注〔1〕說：「《金瓶梅》蘭陵笑笑生撰，真實姓名不詳。蘭陵在今山東嶧縣?！?/span>

第6 卷頁361 注〔5〕說：「《金瓶梅詞話》……欣欣子的序文則說是『蘭陵笑笑生』作。按蘭陵，即今山東棗莊?！?/span>

嶧縣今已劃歸棗莊，說是嶧縣或棗莊，是一個地方。

其實「蘭陵」的另一地在今江蘇武進，見《讀史方輿紀(jì)要》《隋書?地理志》《唐書?地理志》《元和郡縣志》等。注釋不應(yīng)片面，而應(yīng)尊重科學(xué)、實事求是。

《金瓶梅》作者究竟是山東嶧縣人，還是江蘇武進人，學(xué)術(shù)界尚有爭論，現(xiàn)正在繼續(xù)探討中。

這兩條注釋應(yīng)作修改，這才是對科學(xué)負責(zé)的態(tài)度。研究者們指出：《金瓶梅》，屠本畯讀后，抄本最初于萬歷二十年（1592）以高價賣給江蘇金壇的王肯堂二帙（二冊）又到王穉登蘇州的家中見到抄本二帙。

萬歷二十四年（1596）江蘇華亭人董其昌已有抄本全書之半，江蘇吳縣令袁中郎借而抄之。

后華亭徐階家已有抄本九十五回，徐家的女婿劉承禧抄錄之。萬歷三十七年（1609）劉承禧客居江蘇鎮(zhèn)江，袁小修去拜訪他，本年袁小修從鎮(zhèn)江去北京考進士，已攜有《金瓶梅》抄本九十五回，缺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的五回。

萬歷四十五年（1617）冬，抄本「凡一百回」付刻于蘇州。天啟元年（1621）《金瓶梅詞話》刻成印行于蘇州。

由以上看來，抄本暗賣、借抄、付刻、印行是在江蘇，而不是在山東。

「蘭陵」應(yīng)是江蘇武進。研究者們指出該小說中有江蘇話、浙江話、山西話等等，語言大師侯寶林說該書中基本上是河北方言。魯迅說是山東方言，其實魯迅并不懂山東方言。

我是山東人，長輩們都說山東話，都不認為該書中是山東方言。明清小說基本上用北方話寫作，《金瓶梅詞話》亦然。

1981 年版《魯迅全集》在〈出版說明〉中說：「雖然我們作了努力，但差錯仍在所難免；有些應(yīng)注的條目由于缺乏有關(guān)的資料，尚待今后補注；?？狈矫妫赡苋杂写质韬湾e漏之處。我們期待著讀者和專家們的指教和幫助?！?/span>

2005 年版《魯迅全集》在〈出版說明〉中說：「《魯迅全集》注釋涉及的范圍十分廣泛和繁雜，雖然作了努力，但疏漏還會難以避免，我們?nèi)云诖x者的指教?！?/span>

筆者將自己的閱讀、研究心得寫出以上若干條意見，將它們奉獻出來，這對于今后《魯迅全集》的進一步修訂，對于國內(nèi)外廣大讀者，可能都會有裨益。

《魯歌<金瓶梅>研究精選集》封面

1 見〈論《金瓶梅》這部書─導(dǎo)讀〉，刊臺灣增你智公司版《金瓶梅詞話》書前。

文章作者單位：西北大學(xué)

本文獲授權(quán)發(fā)表，原文收錄于《魯歌<金瓶梅>研究精選集》，2015，臺灣學(xué)生書局有限公司出版。轉(zhuǎn)發(fā)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