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的迂腐與睿智

早在“七七事變”之前，著名哲學家馮友蘭也住在白米斜街，其宅院就是張之洞府邸的一部分。

馮友蘭

馮友蘭是我國著名的哲學家，他的著作《中國哲學簡史》是一部影響人生的文化經典，是了解中國文化、開啟智慧人生的入門書。馮友蘭早在1924年就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以后在國內多所名牌大學執(zhí)教，最終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其哲學作品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被譽為“現(xiàn)代新儒家”。

馮友蘭一生沒有離開這兩個大學，那就是北大和清華。馮友蘭在文章中說：“我于1915年入北大哲學系學習，1918年畢業(yè)。1928年到清華當教授兼行政職務，一直到1952年院系調整，又回北大當教授?！彼哉f，馮友蘭一生是安心教書育人，專心做學問的學者。但也不見得都是天隨人愿，比如說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就使得馮友蘭東奔西跑，打亂了自己做學問的計劃和時間。

上世紀30年代初，社會動蕩不安，馮友蘭在清華大學任教，雖然說住在清華園的“三松堂”，卻總感到不那么踏實。馮友蘭夫婦便商量在城里買一處房子，以備不時之需。于是，北平研究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北師大原校長、友人徐旭生說張之洞家的后人急于出售他家的房子，愿從中搭橋介紹與張家洽談。

張之洞舊居

張之洞宅府共有三個大門，中間的院落是當時的白米斜街3號。當時張家的后人急等著用錢，所以要價不高，很順利的就成交了。然后就開始粉刷房屋，購置了必要的家具和生活用品。既然是“以備不時之需”，所以萬事俱備之后，馮友蘭并沒有過來居住，而是請好友徐旭生全家及著名的民俗學家常維鈞住進。直到幾年后戰(zhàn)事吃緊，日本人已經全面進攻中國，馮友蘭全家方從清華園搬到了白米斜街。同時搬來的還有馮友蘭的堂妹馮蘭、妹夫張岱年（張申府之胞弟）。

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高風亮節(jié)，為人處世，明亮暢快，相互幫襯。雖說君子之交，卻血濃于水。就說馮友蘭買下這所房子之后，不僅將房屋合理地分配給朋友居住，而且是不取分文（類似的例子還有許多）。特別是日本人占領北平之后，清華南遷，馮友蘭、張岱年兩家人都走了，就把房子托付給徐旭生全權料理。

此后，院子又里來了新鄰居。據馮友蘭的女兒宗璞回憶說，李戲漁先生住在垂花門外南屋，當時他在輔仁大學任教，曾多年隨馮友蘭一起工作。還有著名翻譯家李霽野夫婦，他們住在正院內。李霽野是應輔仁大學英語系之聘從天津搬來的。那是他剛結婚不久，夫人已經懷孕，兩個男孩方平、方仲接連降生使院子里又有了新氣象。母親（馮友蘭夫人）成了李太太的育兒顧問，事無巨細都要照料。晚上，母親到李家一起聽重慶廣播，討論時局的發(fā)展。

李霽野在1925年間曾向友人王魯彥（著名作家，為當時在北京教學的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的學生）學習世界語，并通過這一機緣與魯迅結識。魯迅曾資助其入燕京大學學習，也是魯迅先生的得力助手。如此，當李霽野住進白米斜街之后，又有一位特殊的客人，每個月都按時來到李霽野家，那就是魯迅的母親和原配夫人朱安。

原來，自從魯迅結識許廣平之后，周老夫人只承認原配長媳婦朱安，并始終與其生活在一起。由于次子周作人不負擔母親的生活，老人的生活費還得由許廣平從上海匯寄。由于物價上漲，匯款費用增加，所以許廣平就請李霽野每月先墊付，待有人去北京時一并奉還。如此，婆媳二人每月都按時來取生活費。

據徐旭生的家人回憶說：“那一時期，許廣平先生正在上海編輯出版《魯迅著作集》，每出版一部分就寄給李先生一套。我就是從李先生的書架上讀到魯迅全部著作的。同時也讀了李先生的譯作《簡愛》，及《被侮辱與被損害的》?！?/p>

令人羨慕的是，那時人與人之間關系竟是如此淳樸、善良，即便是文化思想上的論戰(zhàn)，或是婚姻發(fā)生變故，大家也能相安無恙，把生活和工作做好。宗璞回憶說：“聞一多先生被暗殺后，清華不再提供住所，父親（馮友蘭）就請聞太太和孩子搬過來?。ò酌仔苯郑睆堉瓷耙苍S不會想到，在他辭世后，會有如此多的學者名人，進出他的宅府，使得那座幽深老宅文脈日新。

馮友蘭與女兒宗璞

馮友蘭的女兒宗璞，數(shù)十年在他父親身邊身兼數(shù)職：秘書、管家、醫(yī)生、護士帶跑堂，如今已是90歲的高齡。她在回憶父親的文字中寫道：“根據父親的說法，哲學是對人類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總是在思索，在考慮問題。因為過于專注，難免有些呆氣。

抗戰(zhàn)初期，幾位清華教授從長沙往昆明，途經鎮(zhèn)南關，父親手臂觸城墻而骨折。金岳霖先生一次對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說：“當時司機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過城門了。別人都很快照辦，只有你父親聽了這話，便考慮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區(qū)別是什么，其普遍意義和特殊意義是什么。還沒考慮完，已經骨折了。”

在馮友蘭的心目中，人是與天地等同的。既與天地同，還屑于去鉆營什么！那些年，一些稍有辦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調回北京，而他，卻只能讓他最鐘愛的幼子鐘越長期留在醫(yī)療條件落后的黃土高原。遺憾的是，1982年，幼子為祖國的航空事業(yè)獻出了青春和生命。

宗璞說，在父親的呆氣里有儒家的偉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到“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地步；父親的仙氣里又有道家的豁達灑脫。據河南家鄉(xiāng)的親友說，1945年初，祖母去世，父親與叔父一同回老家奔喪，縣長來拜望，告辭時父親不送。而對一些身為老百姓的舊親友，則一直送到大門，鄉(xiāng)里傳為美談。

有文字評價說，在這位世紀哲學大師的最后十年，完成了七卷本的鴻篇巨著《中國哲學史新編》。從1979年起，馮友蘭每天上午在書房兩個多小時，開始口授《中國哲學史新編》。那時，已經80歲的馮友蘭曾引孔子的話說：“假我數(shù)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痹隈T老先生的心目中，活著是為了多明白哲學的道理。他甚至說：“現(xiàn)在治病，是因為書未寫完。等書寫完了，就不必治了?！?/p>

宗璞回答說：“那不行，哪有生病不治的呢！父親微笑不語。我走出病房，便落下淚來。我知道，分別是不可避免的?！?/span> 果然在這部大作寫成四個月后，一代哲學大師馮友蘭便安然離逝。

宗璞回憶說，父親自奉儉樸，但不乏生活情趣。他并不永遠是道貌岸然，也有豪情奔放、瀟灑閑逸的時候，不過機會較少罷了。1926年父親31歲時，曾和楊振聲、鄧以蟄兩先生，還有一位翻譯李白詩的日本學者一起豪飲，四個人一晚喝去12斤花雕（酒）。

馮友蘭，是中國學術思想史上做出了重要貢獻的杰出學者，也是影響巨大的思想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