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是當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是我國學術界的一代宗師。他以治學嚴謹，博學多才，以著作豐厚而聞名于世。他的著作影響和教育了幾代中國青年，許多青年就是通過閱讀他的文章和一些小冊子而接受馬克思主義并走上革命道路的。比他晚一輩或者更年輕一些的理論工作者，很少沒有受過他的影響和熏陶。

偷讀“禁書”

胡繩是蘇州人，本名項志逖?！爸惧选?，即志在高遠的意思。

胡繩少年聰慧，從小勤奮好學，讀書一目十行，過目不忘。9歲上學，一上學就直接插班讀五年級，讀了兩年就升入中學。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嚴重的民族危機激起胡繩強烈的愛國熱情。他從報紙上看到日軍侵占了沈陽，心情異常激憤。接著傳來北平學生到南京向國民黨當局請愿的消息，胡繩再也坐不住了，立即投身于抗日救亡運動之中。當時，他是蘇州中學高中部的學生會主席，參與組織蘇州中學學生的請愿。他們扒火車到了南京，在國民政府門前進行請愿，要求抗日。這是胡繩第一次參加政治活動，初次施展了他的組織能力，也鍛煉了他的膽識。

為了尋求救國的道理，胡繩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當時正值國民黨白色恐怖的統(tǒng)治時期，蔣介石在對革命根據地進行瘋狂軍事“圍剿”的同時，對白區(qū)左翼文藝也進行殘酷的文化“圍剿”，把一切有關馬克思主義與蘇聯(lián)的書籍視為洪水猛獸，定為“禁書”。閱讀這些“禁書”，甚至僅看一本紅色封面的書，若被特務抓住了，輕則坐班房，重則掉腦袋。

但是，胡繩卻不管這一套，他學習馬列著作到了如饑似渴的地步，甚至在課堂上也偷偷地看。一次上英語課——老師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呂叔湘——他將英語課本擺在旁邊，卻專注地看著另一本書。呂先生是個老練的教員，發(fā)現這個學生不聽課，卻看別的書，并沒有立刻制止，而是從講臺上走下來，慢慢走著，邊走邊講，當繞到胡繩背后時，才猛地一把將他偷看的書抓到手里。胡繩驚呆了，低著頭，等著挨訓。呂先生一看手中的書，竟然是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也著實地吃了一驚。他沒有責備胡繩，更沒有聲張，只是一聲不吭地把書還給了他。

1993年10月20日，在呂叔湘先生九十華誕學術討論會上，胡繩致祝詞，談到六十年前呂先生是他的老師時說:“但我不是呂老的好學生?！辈恢肋@句話里是不是包含了他對自己當年沒有好好聽課的歉意。

胡繩后來回憶說，對于一個高中二年級十四歲的少年來說，像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這樣艱深的書，大概沒有讀懂。馬列著作的早期譯本往往很不容易懂，要一字一句去摳是很難辦到的。因此，他讀馬列著作養(yǎng)成了一種習慣，觀其大意，不去摳其中的個別字句。他還深有體會地說，對于馬列著作要反復學習。有好些書，不能只讀一遍，需要多讀幾遍。但不是讀完一遍后很快又再讀，而是隔若干年后再來重新學習。大約在1956年前后，胡繩把許多讀過的馬列著作又重新讀了一遍，收獲甚大，大有“溫故而知新”的感覺。

1933年，胡繩轉學到上海。在中國革命的搖籃里，他的思想越來越激進，越來越趨向成熟。他曾經這樣回憶:我在蘇州中學讀書時，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并和同學一起辦了紀念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壁報。20世紀30年代，上海革命思潮很活躍。我15歲離開了家鄉(xiāng)，1933年秋天，只身來到上海，選了一所比較好的中學即徐家匯復旦中學讀書。我到了上海讀書，是更加廣泛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書，接觸文化界進步青年，打開對革命認識的眼界，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站。

脫穎而出

1932年8月24日，《中華日報》刊登了一篇《眼鏡的故事》，署名為項紫荻。據胡繩說，這是他14歲寫的文章，反映了初學辯證唯物論后的新認識。兩年后，胡繩高中畢業(yè)，考上了北京大學哲學系。7月，他以胡繩為筆名，寫了一篇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文章，發(fā)表在《中華日報》的副刊上，這是他第一次使用胡繩這個筆名。

“胡繩”原來是一種香草，屈子《離騷》有“索胡繩之纚纚”的名句。以后，他就經常用胡繩的筆名發(fā)表文章。久而久之，筆名成了姓名，胡繩原來的名字卻無人知曉了。

胡繩的這篇文章引起北大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注意。當時，地下黨派楊帆和他接觸，“請胡繩先生吃飯”，約他到東單一家餐館。楊帆原以為胡繩是個獨立撰稿的老先生，見了面，才知道他是剛剛踏入北大校門的少年。他們談得很投機，從此，胡繩和中共地下黨組織一直保持著密切聯(lián)系。

胡繩一向崇拜、敬仰魯迅，喜歡讀魯迅的文章，受其影響很深。胡繩與魯迅未曾謀面，然而，他們之間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文字緣。1934年8月23日，胡繩在《中華日報》上發(fā)表了一篇題為“走上實踐的路去”的文章，對該報發(fā)表的三篇用方言寫的文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還是用非土話寫的文章意思表達得清楚。第三天，即8月25日，《中華日報》發(fā)表了魯迅的《漢字和拉丁化》一文。魯迅對“胡繩先生”的看法不以為然，認為“只要下一番功夫，是無論用什么土話寫，都可以懂得的”。后來，胡繩談起這樁往事，笑著說，魯迅先生大概不會想到，他與之討論的“胡繩先生”竟是一個十分敬仰他的16歲的學生吧。

在北大哲學系讀了一年之后，胡繩離開北大回到了上海，一邊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和從事黨組織領導下的文化工作，一邊自學和寫作。1936年1月，也就是胡繩19歲生日時，寫出了他的第一部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為指導的《新哲學的人生觀》一書。19歲出書，在20世紀30年代極其罕見，因此，當時在上海的左翼文化人士中就流傳著胡“神童”的美譽。胡繩這本“獻給千萬刻苦奮斗的青年”的書，寫得深入淺出，受到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人的廣泛歡迎，多次再版，成為激勵青年革命和進步的書。正因為如此，這本書遭到國民黨的查禁。

黨史大師

胡繩對中國歷史，特別是近代史情有獨鐘。在20世紀40年代后期，他著力研究中國近代史獲得巨大成就，而立之年就出版了《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譽滿學界。新中國成立后，有幾位大學教授讀了這本書，對該書的新穎寫法感到驚奇，說居然可以用這樣的寫法來寫歷史。20世紀50年代初，胡繩又寫了一系列研究中國近代史和闡發(fā)馬克思主義哲學觀點的著作，并被母校北京大學聘為歷史系和哲學系雙學科兼職教授。那時，胡繩才三十來歲，已是當時中國理論界、史學界的著名學者了。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對胡繩佩服得五體投地，說胡繩只比自己大三四歲，但是，他的學識、理論和歷史文化的功底都很深厚，他寫的文章那么有說服力，我輩自愧弗如。

胡繩知識淵博，涉獵甚廣，但集中很多精力研究黨史，則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事。

199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是胡繩主持編修的第一部黨史，獲1992年的國家圖書獎。

同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是胡繩主持編修的第二部黨史，胡喬木寫了《題記》，給予極高的評價:

這本書寫得比較可讀、可信、可取，因為它既實事求是地講出歷史的本然，又實事求是地講出歷史的所以然，夾敘夾議，有質有文，陳言大義，新意迭見，很少沉悶之感，讀者讀了會覺得是在讀一部明白曉暢而又嚴謹切實的歷史，從中可以吸收營養(yǎng)，引發(fā)思考，而不是讀的某種“宣傳品”。

《題記》還寫道:“真正的史書不是抄抄剪剪就可以'撰’成的。在這以前，如果不是完全沒有同樣的書，的確沒有寫得同樣好的書?！?/p>

胡喬木在出版座談會上還稱贊這本書“對黨史提出不少新穎的見解”，他指出，黨史上的重大問題中央固然已有明確結論，這也是本書的指南，“但是這本書的特色，卻在于它并不滿足于重復或者引申已有的結論和研究成果，作者就黨的發(fā)展過程中的許多細節(jié)獨立作出自己的判斷”。

《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確實是新意迭出，比如，關于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劃時期的坐標”以及“十年探索中的兩個發(fā)展趨向”的觀點，都是胡繩新穎而獨到的見解。這些新觀點、新見解，受到普遍的好評與認同。

胡繩主編的這部黨史受到讀者普遍的歡迎，發(fā)行量超過660萬冊，許多大專院校把它作為教材。

這部書獲得了吳玉章學術成果獎和郭沫若學術成果獎。

“無須后悔”

1998年，《胡繩全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結集了胡繩從1935年起六十多年間所寫的有代表性的主要著作，比較全面地反映了胡繩一生研究和寫作的豐碩成果。

關于為什么叫《全書》，胡繩在前言部分作了說明:這套書稱為《胡繩全書》，而不是“全集”?！度窇擖c滴不漏、無所不包地把一個人的著作編在里邊。坦率地說，出這樣的《全集》，我不配?！度珪芬膊皇恰哆x集》。《選集》應該把一個人的著作的精華編在里邊。如果是出我的《選集》，其篇幅不可能像現在《全書》這樣大。這里所謂《全書》，是介于《全集》和《選集》之間的一種文集，比較完全地反映了作者一生的寫作生活的一種集子。

《胡繩全書》的出版是1998年理論學術界的一件盛事。12月2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行《胡繩全書》座談會，中央領導、有關部門領導和專家學者一百多人出席會議。會上，主管領導、專家學者紛紛發(fā)言，盛贊胡繩在理論上、學術上的成就。

在座談會上，胡繩也作了簡短的發(fā)言。他謙遜地說:1938年初在武漢加入中國共產黨。60年來雖然可說是始終不懈地為黨、為革命盡我所能地工作，但成就實在很有限。我的工作主要表現在寫作上，結果就只是這一小堆書。

李瑞環(huán)在《胡繩全書》座談會上的發(fā)言中指出:“胡繩同志在六十多年的研究和寫作生涯中，始終堅持與時代的需要和人民的需要相結合，這可以說是他治學的一大特點?！?/p>

坦誠剖白

胡繩作為一個筆耕不輟的理論工作者，始終與讀者保持心靈的溝通與交流，愿意把自己的心交給讀者。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三十年中，胡繩寫的文章相對比較少。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胡繩談到，除了患病、“文革”的耽誤、事務的繁忙、從事集體寫作等原因之外，更重要的還是自我認識上的困惑。他坦誠地說:

從1957年以后，我越來越感到在我的寫作生活中從來沒有遇到過的矛盾。似乎我的寫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內是為了適應某種潮流，而不是寫出了自己內心深處的東西。我內心深處究竟是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覺得自己的頭腦和現行的潮流有所抵牾。現在看來這種矛盾的產生是由于我不適應黨在思想理論領域內的“左”的指導思想。但當時我并不能辨識這種“左”的指導思想。正因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來越深的矛盾。為順應當時的潮流，我寫過若干與實際不符合、在理論上站不住的文章。寫作這樣的文章，不能使我擺脫而只能加深這種矛盾。由于這種矛盾，我在寫作的方向和目標上感到茫然。這樣，寫作就越來越少。

胡繩在編輯《全書》時，把當年寫的那些自認為的“站不住腳”的文章毅然裁汰，并且還特意說明，即使收入了《全書》的那時所寫的某些文章，“也不能不帶有那個時代的痕跡”。

君子之過，有如天上日月之蝕。

胡繩的這段剖白，也是一篇深刻的理論文章，真實地反映了一個正直而又認真思考的理論家的矛盾與困惑。

胡繩的自我批評是誠懇的。

以胡繩這樣一位終生以寫作為職業(yè)的學者來說，那些“站不住腳”的文章只是他的論著中很小一部分，但在晚年還作出如此深刻的反思，這種科學的精神，這種嚴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實在令人感動。

文章大家

胡繩是文章的高手。他的文章觀點鮮明，有獨到的見解，而又條理清晰，入情入理，讀之如沐春風。像歷史研究這樣一般讀者感到比較枯燥的題材，也被他寫活了，外行人也愿意讀。

原中宣部部長王忍之這樣評價:

胡繩的文章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它總是努力把道理講得盡量地周到，論述到研究對象的方方面面，總是努力把道理講得透徹、深刻、細致。當人們覺得道理似乎已經講完的時候，胡繩同志的文章卻往往能峰回路轉，別開生面，把人們帶進一個新的境界。而有著這樣好的內容的文章，其表達形式卻是十分的樸實，不嘩眾取寵，不虛張聲勢，更不以勢壓人。胡繩同志的文章，不是靠別的，而是靠思想的力量、邏輯的力量來說服人、征服人的。胡繩同志在國內外的眾多讀者中，在持有不同觀點的學者中間享有聲譽，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胡繩的許多著作，不僅以思想縝密著稱，而且以辭章考究為人稱道。他特別指出:“一個思想僵化、粗枝大葉的人，很難寫出生動活潑、嚴密周到的文章來?！?/p>

黨史專家邢棠這樣評價:

胡繩的文章讀來卻平和雋永，娓娓而談，如抽絲剝繭，綿密無間;說理周詳，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入腠里而不傷其他;遵循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卻毫無口號式的說教;洋溢著理想主義自信和與現實相結合的實事求是，而不帶絲毫“霸氣”，卓然一文章大家。

胡繩寫過一篇《對〈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一文的說明》，文中提到關于怎樣認識在探索革命道路中犯錯誤的問題。有的同志曾提出，如果說1957年以后二十年的“左”是探索中的錯誤，那么遵義會議以前那些“左”的錯誤，是否也可以說是探索中的錯誤呢?王明的錯誤是不是也可以說是一種探索呢?對此，胡繩的分析和回答是:“王明路線的錯誤恰好是因為不探索而產生的，是根本不考慮中國的國情，照抄蘇聯(lián)的辦法，跟著蘇聯(lián)、共產國際跑。這個錯誤和1957年以后的錯誤性質不一樣。1957年以后的錯誤是不照抄國外的模式，不跟著外國的指揮棒走，自己找道路，但是走到錯誤的路上去了。這是不同的情況，不同的性質。”若別人回答上面的問題，或許可以做一篇大文章。但在胡繩的筆下，卻是舉重若輕，分析得既簡單明了，又切中要害。

老而彌堅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胡繩迎來了他理論研究和學術著作的第二個春天。作為理論家和學者而言，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是胡繩一生中前后輝映的成果累累的豐收期。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胡繩老而彌堅，挫而彌強。愈到晚年，他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愈加升華到一個新的更高境界。在新時期這二十年里，胡繩不顧年事日高、健康日差，刻苦鉆研、勤奮著作，在中國近代史、中共黨史和關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等重要領域內，無不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他相繼發(fā)表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國情》、《論中國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世紀之交的回顧和前瞻》、《關于防“左”》、《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為什么中國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馬克思主義是發(fā)展的理論》、《從黨的歷史看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等一系列重要文章。這些嘔心瀝血之作，處處體現著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與忠貞，處處體現著他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滿腔熱情，處處體現著他對我國改革開放事業(yè)的竭誠擁戴。

胡繩認為，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對馬克思有關社會主義的科學思想十分出色的繼承和發(fā)展，很了不起。對于鄧小平理論為什么叫“理論”，胡繩有一個獨到的解釋，他說:

這不單純?yōu)榱吮苊馀c“毛澤東思想”在語言上的重復，恐怕應作更深層次的思考。就講社會主義而言，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基本立論，雖然源于馬克思，但許多具體認識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有很大的不同，超出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所確定的框架，真正把馬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發(fā)展到了一個新階段。因此，鄧小平理論應當叫“理論”。

1998年12月26日，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聯(lián)合召開的“毛澤東、鄧小平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研討會上，胡繩作了長篇報告。那一年，他80歲，已與癌癥搏斗了三年。他強扶病體，作長達三個多小時的報告，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啊!經整理和審閱后，這篇文章發(fā)表在《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3期上，題為“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這是胡繩的壓卷之作，封山之作。

有識之士評價胡繩晚年的這些作品說，胡繩以歷史學家的功底來寫論述現實的路線和理論的文章，使這樣的理論文章具有歷史的厚重感。而憑借對現實的路線和理論的深邃研究，來敘說現代的歷史，又使這樣的史論文章具有理論的深度。

壯志未酬

自從《從鴉片戰(zhàn)爭到五四運動》一書出版后，胡繩便有一個心愿:接著寫一本《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胡繩主張: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110年間，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將這段歷史“視為一個整體，總稱之'中國近代史’是比較合適的。這樣，中國近代史就成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歷史，有頭有尾”。因而，續(xù)寫“中國近代史”的后半段，即撰寫《從五四運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書，自然成了他一件縈懷難忘的心愿。

1995年，年事已高的胡繩，深感此事不能再拖了，于是邀請他的兩位弟子，一起完成這部書稿?？墒?，“天命”難違，他的身體狀況使他無法完成，只留下十次談話和部分稿件。令人欣慰的是，《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一書已于2001年4月出版。書的第一部分就是胡繩的十次談話。雖然這一部分只占全書篇幅的十分之一左右，但它的內容的深度和廣度，它的學術價值，以及它所表現的存真求實、勇于探索的科學精神，都遠遠勝過該書的其余部分。

胡繩還準備研究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有些已經擬出了若干題目的大意，可惜天不假人，這些思考和研究大都還沒有來得及完成，胡繩就溘然長逝了。壯志難酬，不能不留下諸多的遺憾。

2000年春天，胡繩的身體情況更差了，癌已經到處擴散。醫(yī)生估計，按這樣的發(fā)展趨勢，恐怕只有五六個月的時間了。胡繩很坦然，不愿意住在醫(yī)院里等待，希望在還能走動的時候，到各地走走，看看。他來到了熟悉的上海，到達的第三天，便提出每隔一天安排他到革命舊址、紀念館、體現現代化建設成果的勝地，以及他過去在上海工作、生活過的地方去參觀。8月14日，他首次外出活動，參觀中共“一大”會址。雖然他坐著輪椅，仍然堅持上二樓參觀黨的“一大”召開的會議室。當他看到會議室墻上掛著的毛澤東、董必武等“一大”代表的照片時，他沉思了許久，回顧中國共產黨走過的將近八十年的風雨歷程，感慨萬分。紀念館館長請他題詞，他說:“讓我回去好好想想，再給你們寫?！被氐阶∷B續(xù)三個晚上睡不著覺，白天有時整個上午坐在那里沉思，提筆擬了三次稿子，有的寫得很長。負責陪同照顧他的工作人員考慮到他的視力不好，寫字時手有些顫抖，建議他寫短一點。他想了想說，就寫“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八個大字吧。胡繩又深思了一天，逐字斟酌，終于寫了“曲折有時難免，前途定是光明”的題詞。

這是胡繩留下的最后的墨寶，是他對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艱苦卓絕斗爭歷史看法的總結，是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光明前景充滿信心的表達。

2000年11月5日，胡繩從容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的歷程。在他去世之前，曾經交待了幾件事:

第一，希望加強對社會主義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研究。現代科學技術及經濟和社會發(fā)展很快，相對說來，社會科學、人文科學滯后。社會發(fā)展中不斷出現的許多新的問題，難以及時判斷和認識，更談不上超前預測了。加強對社會主義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研究很有必要。我們不僅要在高速度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面創(chuàng)造奇跡，而且還要在建立社會主義新型社會模式上創(chuàng)造奇跡。第二，青年學術獎勵基金的活動要繼續(xù)辦下去。第三，把自己的圖書捐贈給湖北省襄樊市圖書館。

這些，可以視作胡繩的世紀留言。

哲人已去，風范長存。

胡繩一生在思想理論上隨著時代步伐不斷前進的創(chuàng)新精神和創(chuàng)新成果，將如金石般永久。

參考文獻

1.鄭惠敬:《痛悼胡繩師》，載《百年潮》2000年第12期。

2.魏久明:《胡繩同志最后的日子》，載《百年潮》2000年第12期。

3.徐宗勉:《難忘的教誨——回憶在胡繩同志身邊的日子》，載《百年潮》2000年第12期。

原載《名人傳記》2002年第12期　　

《廣州日報》2003年1月11日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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