隸書怎么寫都不出奇？看完這個你就懂

青木森森 2022-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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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碑學觀念中有一種趨向，即認為各字體存在技法、審美的因循關(guān)系。這種思想影響到民國時期的書法家們，篆隸、隸楷之間被認為具有密切的聯(lián)系，因而往往篆隸不分、隸楷不分，甚至隸行、隸草之間也藕斷絲一連。

吳昌碩書

篆隸雜揉

曾熙在一幅扇面隸書作品中寫到:'隸分近多不能辨別，覃溪翁引據(jù)極詳，未能以一二語剖析之，故學者無一定準繩:…又削篆之圓而為方，化篆之曲以從直，所以便佐書即隸書也?；恚ㄗ?通由）隸而波磔之乃有八分。”而張宗祥《書學源流論》對隸書的定位是:“散篆而為隸，散隸而為章草。”

何維樸書

民國時期像這樣認為隸書與篆書在書寫上有緊密聯(lián)系的觀點還不少，可以說是一種普遍現(xiàn)象，已經(jīng)在理論中和實踐界形成了共識。曾熙還曾說:“學書當學篆，次分，次真，又次行。蓋以篆筆作分，則分古，以分筆作真，則真雅。”

鄭孝青也認為隸書“實由大小篆以及古文變化而出，故欲知隸法者，不可不知篆法”。篆法能夠讓隸書質(zhì)樸古雅，沈曾植說:“隸參篆勢而質(zhì)古，此通乎古以為變也。”

沈曾植書

如上這類書學觀念，影響到了民國時期的篆書、隸書的創(chuàng)作。民國時期的篆隸實踐存在雜揉傾向，篆書帶有很重的隸書味道，而隸書也帶有很重的篆書意味，比如曾、李一系的隸書就有很濃的大篆顫筆筆意。

曾熙書

民國時期書法家們的作品有時甚至分不清楚究竟是篆書還是隸書，這一點在吳昌碩、齊白石等藝術(shù)家的作品中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民國時期“篆隸雜

揉”的現(xiàn)象可以說是比較大的一個創(chuàng)新，這種對篆隸共性的認識與運用，至今還有較大的影響力。

楷隸相參

民國時期隸書的發(fā)展，除了有“篆隸雜揉”的現(xiàn)向外，還有“楷隸相參”的現(xiàn)象。如前述，鄭孝胥在隸書創(chuàng)作方面還不算新穎，但他主張“楷隸相參轉(zhuǎn)出奇”，而且他還認為，“楷隸相參”本就是唐人以前之法。可以說，鄭孝青在“楷隸”體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鄭孝胥書

另外，前已述及，曾熙主張“以分筆作真”，如此則“真雅”。他曾說:“魯公初從長史，雅慕郎官，既取漢隸轉(zhuǎn)折之法，盡掃羲獻軍壘。”

李瑞清書

李瑞清的弟子胡小石在一幅楷書作品（書寫年代不詳）的落款中寫到:“通以隸法，所謂以不似為似也。'而這幅作品的寫法與常見的曾、李所寫《瘞鶴銘》味道的楷書非常不同，具有濃郁的”二爨“氣息。

胡小石書

沈曾植也曾說:”碑碣南北大同，大較于楷法中猶時沿隸法。”“隸參楷式而姿生。”“楷法之妙，八分之漓也?！?/span>沈的楷書帶有很重的隸書味道，燕尾多，時常偏向于“爨體”。

沈曾植書

如果說鄭孝胥“楷隸”體的一個特點是書寫性強的話，那么沈曾植與曾、李一系的楷書則顯得尚古而生澀，有意為之而不做作。

鄭板橋書

鄭板橋是“楷隸相參”的先行者，他的八分書也試圖雜揉各種書體。只不過整體來看，民國時期的“楷隸相參”體遠比鄭板橋的“八分書”要高明。民國時期很多書家寫楷書都有隸意，再如楊度（一八七五一一九三一）的楷書，多以隸意行筆，所有的鉤都弱化，尋求橫向的排列感，蒼勁雄壯。

楊度書

隸入行草

此外，將八分、隸書融入行、草當中，也是民國時期書法的一個創(chuàng)新點。沈曾植說:“《急就》是古隸章草，《月儀》是八分章草，右軍父子則今隸今草也。”

沈的行草書創(chuàng)作正是沿著這種“雜揉隸書的路子”前行的，這是其行草書高古的緣由。再如鄭誦先也“致力于將漢碑及《爨龍顏碑》《爨寶子碑》的筆法融入到章草之中，形成了古樸雄渾、蒼勁奇肆的書風，他的創(chuàng)新精神，對后人影響很大”。

鄭誦先書

曾熙曾多次提到“以真筆作行，則行勁”之類的觀點，但也主張“書法宜取骨于篆，取筋于隸，取肉于分，取勢于草”。他還認為“顏魯公出，始以隸、分之用筆，參以篆、籀之結(jié)體”實際上，曾熙的行草書多以篆隸為之，所以他提到的“真筆”應(yīng)理解為帶有濃郁篆隸意味的《瘞鶴銘》體式，篆隸氣息是曾熙行草高度個性化的重要因素。

唐浩鎮(zhèn) 書

李瑞清行書中也常以隸書筆意融入其中，比較典型的如對聯(lián)“奇云扶墮石，秋月冷邊關(guān)”具有很重的《石門頌》遺韻。

李瑞清書

草書是民國時期成就最突出的一種書體。許多書家如于右任、王世鏜、徐悲鴻、謝無量、豐子愷、魏建功等，都擅長把隸意融入行草書中。

作者：向凈卿節(jié)選自《中國書法》

原題為：《從“尚古泥古”到“通古為變”——近現(xiàn)代隸書及其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