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西周歷史發(fā)展中備受關注的重大問題

星河歲月 2020-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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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編自《歷史學習》

夏商西周史的研究與國家起源文明演進等重大史學理論密切相關又受到一系列考古成果的推動故特別引人注目

(一)夏商周斷代工程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國家“九五規(guī)劃”重中之重的歷史年代學攻關項目。它醞釀于l995年，啟動于1996年5月16日，各個專題研究完成于1999年9月，2000年9月夏商周斷代工程驗收工作順利通過，標志著它的完全結束?！断纳讨軘啻こ?/span>l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的出版(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10月)，把工程的主要研究成果與數據公布于世。

斷代工程的任務，是為夏商周三代確立一份可信的歷史年表。中國文明歷史悠久，而且綿延至今未曾中斷，這是舉世公認的。但中國文明早期的夏商周三代卻沒有完整可信的年代學標尺。古代文獻記載中最早的可信年代是公元前841年，即司馬遷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所記載的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自此以下有逐年記事之文，自此而上的《三代世表》有世而無年。古史渺茫無從稽考的困惑，因年代不明而更加顯著。這是我國上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為夏商周確立年代學標尺，具備多方面的意義。

“工程”設計了九個大課題39個專題，幾年間直接參加斷代工程的專家學者達200余人，涉及考古學、歷史文獻學、歷史地理學、古文字學、天文學、測年技術科學等眾多領域。它是多學科相結合、集中了全國學術精華的世紀工程。

根據各歷史階段研究條件的差異，“工程”提出了不同的具體目標：(1)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2)商代后期(商王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3)商代前期，提出比較詳細的年代框架；(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經過四年的多學科合作、聯(lián)合攻關，以上設定的目標都已達到。在《成果報告》中開列了三代年表的主要數據：夏王朝的年代框架是公元前2070～1600年；商王朝的年代框架是前l600～1046年，其中作為劃分前后期界標的“盤庚遷殷”，被定為前l300年，盤庚以下各王在位年代一一列出；商周之交的“牧野之戰(zhàn)”的年代確定為前1046年，武王以下各王在位年代全部列出。

除了上述具體成果之外，夏商周斷代工程更可以提供方法論上的意義和啟示：對重大的人文社會科學問題，由國家統(tǒng)一組織、調配全國的人力、物力，做集體攻關式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跨學科綜合研究的方法，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交叉與結合，充分顯示了它的優(yōu)越性。

需要稍加說明的是夏商周斷代工程意義重大影響所及已經超出了學術界的范圍，但招致了許多尖銳的質疑與批評。有關對“工程提出的不同意見可以參見劉《缺席的對話——夏商周斷代工程引起的海外學術討論記實《中國文物報2001年6月6E1)張立《面對面的對話—“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美國之旅《中國文物報》2002年5月24E1)。針對來自海外的質疑，李學勤等人發(fā)表了《美國之行答問：關于“夏商周斷代工程”》一文(《中國文物報》2002年8月16日)，正面闡述了相關問題。表明對“工程”的討論還有待展開。

(二)“二里頭文化”與夏史探討

進入近現(xiàn)代以來有一部分國內外的著名學者對夏王朝的信史地位產生了懷疑由于傳世文獻中有關夏王朝的記載都出于后人追記就使得懷疑論有了依據于是他們把夏王朝歸入“傳說時代王國維先生利用了安陽殷墟所出甲骨文的材料討論《史記·殷本紀所載商王朝建國之前“先公先王的可信性并進而分析商的“先公先王是生活在夏王朝時期的那么同出于司馬遷之手《夏本紀就應該有寫作的依據不可能出于虛構這就為重新恢復夏王朝的信史地位提供了與考古學相聯(lián)系的思路1959年著名學者徐旭生先生根據上古文獻所記夏人活動中心在晉南豫西的線索親赴該地進行了影響深遠“夏墟調查當年秋天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fā)掘工作正式開始這兩件事標志著拉開了依靠考古學探索夏文化的歷史序幕。

二里頭遺址位于河南偃師縣(今為市)，1981年它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這里設立了二里頭工作隊組織了數十次考古發(fā)掘取得r大批震驚學術界的成果《偃師二里頭》一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l999年)為人們了解和利用這些成果提供了便利

二里頭文化的年代大體介于河南龍山文化——鄭州早商文化之間延續(xù)時間約為400年以上在二期遺存中出土了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鑄銅基址墓葬在三期遺存中發(fā)現(xiàn)兩座大型宮殿基址大型鑄銅遺址其中的一號宮殿基址坐北朝南總面積超過一萬平方米以上。布局嚴謹，主次分明，從平面結構而言，它開創(chuàng)了我國宮殿建筑的先河。此外，還先后出土了許多制作精美的玉器、青銅器。由于二里頭文化所處地域、延續(xù)時間均與文獻記載中的夏王朝相符，出土遺址遺物又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平，所以越來越多的學者贊同它是夏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二里頭文化與夏文化的關系，現(xiàn)在學術界存在的主要爭議是，有人認為它包括了夏王朝的全部歷史，多數學者相信它只是夏王朝晚期的都城，早期夏文化應該到河南龍山文化晚期中尋找(參見趙芝荃《簡論夏朝的斷代問題》，《中原文物》1999年1期)。

夏文化的考古學探討，除了以二里頭文化為主體展開之外，在其它地區(qū)也有重大收獲。l977年11月，國家文物局召開了“河南登封告城遺址發(fā)掘現(xiàn)場會”。在告城遺址的第二期遺存中，發(fā)現(xiàn)了兩座相連的夯土城堡遺址，經測定為距今四千年左右，相當于夏代早期。有的學者推測，此地就是文獻所載“禹都陽城”所在地。l983年在河南省偃師市發(fā)現(xiàn)了一座商代早期城址——尸鄉(xiāng)溝商城。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之后，認定其中的內城修建于夏商之交，由此確定了它的特殊價值——它標明了夏文化的終止年代。

(三)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與晚期殷都的確認

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是l9世紀20世紀之交中國考古學最重要的發(fā)現(xiàn)之一它不僅提供了研究商史的第一手資料還打開了安陽殷墟這座商代晚期都城的大門，使商史研究進入全新的階段。

清朝末年，帶字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陽城西北約3公里處的小屯村l899年時任國子監(jiān)祭酒的王懿榮在北京發(fā)現(xiàn)了帶字甲骨即以高價收購王懿榮山東省福山縣人博覽經史尤以精通金石學而著稱他以金文相印證判定這是殷代的遺物和文字王懿榮成為最早發(fā)現(xiàn)甲骨文的學者l899年也成為甲骨學史的開端金石學家劉鶚字鐵云是王懿榮的好友曾參與了甲骨判識的工作l903年劉鶚選拓l058片龜板，印成《鐵云藏龜》一書出版。這是甲骨文的第一部著錄之作。

甲骨文被發(fā)現(xiàn)已逾一個世紀累計出土數量約l5萬片出現(xiàn)的單字不足5000個已被釋讀的約l700多個其中被多數學者所認可的釋讀文字僅l000字上下甲骨文的出土是一個聯(lián)綿不斷的過程

其中，有三次集中出土：(1)1936年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小屯東北地發(fā)掘出帶字甲骨l7096片；(2)197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安陽工作隊在小屯南地發(fā)掘出帶字甲骨53．35片；(3)1991年安陽工作隊在花園莊發(fā)現(xiàn)一個甲骨坑，共有甲骨l583片，其中帶字甲骨579片。它的數量雖較前兩次為少，但意義重大——珍貴的大版卜甲集中出現(xiàn)，完整的刻辭卜甲達到300多版，為此前所未見；依據地層關系和卜辭內容，推測其年代當為商王武丁早期。

甲骨卜辭，是商代的占卜記錄。商代“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占卜之風極為盛行達到“事無不卜的程度也正因為如此卜辭所反映的內容極為廣泛涉及政治軍事經濟祭祀原始宗教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張光直先生《商代文明一書中把甲骨規(guī)定為“通向商代文明的五道門徑”之一(其余為：傳統(tǒng)歷史文獻青銅器考古學理論模式)足以說明對研究商代歷史而言其價值是無可替代的關于甲骨文的著錄之作可謂不勝枚舉《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續(xù)編兩部集大成之作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至于對甲骨學的綜合性研究之作以王字信先生《甲骨學通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l989年版)最負盛名。

甲骨文對商史研究的推動作用表現(xiàn)在許多方面小屯村一帶作為商代后期都城的確認就是其中之一l928一-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對殷墟進行了l5次發(fā)掘。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在這里進行了20多次發(fā)掘。先后發(fā)現(xiàn)了宮殿宗廟建筑基址、西北崗王陵區(qū)祭祀區(qū)婦好墓鑄銅作坊制骨作坊殼分顯示出殷墟文化內涵之豐富在這里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一是罕見的青銅重器，是體現(xiàn)商代青銅文明水平的典型器物。婦好墓共出土文物1928件特別是有銘文的青銅器多達l9‘件并且半數帶“婦好的自銘它被譽為商代的文物和藝術寶庫婦好又屢見于甲骨記載她是武丁的配偶之一，還多次主持大規(guī)模的祭祀和征伐活動。．

安陽殷墟作為商代都城始于哪一個商王?學術界還存在不同看法傳統(tǒng)之說依《史記·殷本紀·正義注《竹書紀年的材料“自盤庚遷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把安陽殷墟當作自盤庚至帝辛時期的都城所在地。但有學者對傳統(tǒng)之說提出了異議，認為所見甲骨的最早年代是武丁時期，而此前三王(盤庚、小辛、小乙)時期的甲骨未見于殷墟。此外，結合考古材料來看，所發(fā)現(xiàn)的宮殿基址墓葬最早的年代也是武丁時期特別是在安陽市西北郊的三家莊董王度為中心的洹河以北地區(qū)考古發(fā)掘所出青銅器的器型文飾皆有從鄭州二里崗早期商文化向小屯武丁期文化過渡的特征綜合宮殿墓葬青銅器甲骨文的分期研究近年間學界已經傾向認定殷墟作為都城應始于武丁而非盤庚(參見楊錫《殷墟的年代和性質問題《中原文物1991年第l期谷《殷墟王陵問題之再考察《考古l994年第l0期)特別是l999年年底在安陽洹河北岸發(fā)現(xiàn)一座占地4平方公里的城址經專家鑒定命名為商代中期城址據推測這里可能是盤庚等三王的都城《光明日報2000年1月8日)。由此看來，安陽作為都城始于武丁時期的可能性居多。

(四)西周分封制所確立的等級隸屬制

分封制，古籍多稱“封建(即“封藩建衛(wèi)”的簡稱)之制”，為了與作為社會形態(tài)的“封建社會”概念相區(qū)別，中國大陸學者采用了這一習慣性稱謂。

分封制與宗法制同為支撐周代政權的兩大支柱，在《詩經·大雅·板中有明確表述“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把經由分封制而建立的大國尊為周王室的屏障，這就是周人心目中對分封制的定位。分封制確實為鞏固、維持周王室的統(tǒng)治，發(fā)揮過至關重要的作用。

西周分封制的實行情況大致是：京城周圍的一定區(qū)域被規(guī)定為“王畿周人稱之“邦畿千里由天子實施直接統(tǒng)治王畿以外的廣大地區(qū)，天子分封諸侯立國，使他們在封地內行使管轄權。諸侯分封卿大夫為下級貴族也是分封制的重要內容《左傳·桓公二年概述了分封制下的等級制：“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皆有等衰《左傳·昭公七年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之說?！抖Y記·禮運》集中表述為“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可見，分封制造成了土地和政治權力的層層分割。封君中的下一級要對上一級承擔義務與責任，如：諸侯對天子有述職、納貢、勤王、助討、獻俘等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職責。而且，如果越級實施有關義務和責任，并不符合禮制的規(guī)定。最明顯的例子見于春秋后期：魯國大夫季孫氏的家臣陽虎獨掌權柄之后，標榜要替魯君整肅跋扈的大夫，此舉不僅得不到知禮之士的贊成反而受到批評《左傳·定公八年～十年》)。此例反映出等級隸屬制的嚴格規(guī)定。，

分封制所造成的等級秩序不僅體現(xiàn)在政治層面而且貫穿在社會生活和思想觀念之中《國語·楚語下記載了賢大夫觀射父論祭祀等級的一段話其中涉及食物等級制大夫以上食肉士食魚炙庶人食菜散見于先秦典籍而與此暗合的材料不在少數《詩經·豳風·七月“采茶薪樗食我農夫之句孟子則“七十者可以食肉視為惠民德政《孟子·梁惠王上)由此看來除去耄耋高年之外庶人是只能食菜而難以食肉的戰(zhàn)國時期的策士馮諼寄食于貴族孟嘗君門下，為發(fā)泄心中的不滿彈鋏而歌“長鋏歸來兮，食無魚《戰(zhàn)國策·齊策四)雖說是牢騷之語卻不是無理取鬧他所要求的恰恰是士人應有的待遇—“士食魚炙春秋時期“曹劌論戰(zhàn)是著名典故曹劌是士人有勸阻者“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曹劌“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之說《左傳·莊公十年)顯“肉食者是作為大夫以上級別的代稱而出現(xiàn)的正因為他們的無能，才需要曹劌以士人而為國君出謀劃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