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空圖的一生幾乎都涵蓋在了這個大亂大悲的時代。他與唐王朝的繁華是無緣的，然而卻深味了唐王朝的憔悴，甚至為之耗盡了生命。“一舉高科，兩朝美宦，遭亂離而脫禍，歸鄉(xiāng)里而獲安”（《迎穆十會齋文》，《司空表圣文集》卷十），這是司空圖社會人生的一個小小寫照，輕描淡寫中卻掩飾不住無限的哀思愁緒。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司空圖于唐懿宗咸通十年（869），擢進士第，時年三十三歲，為主考官、禮部侍郎王凝所賞識，后來王凝貶商州，“圖感知己，往從之”（《新唐書·司空圖傳》）。先后在商州、宣州作王凝的幕僚。王凝病死后，司空圖去洛陽。唐僖宗廣明元年（880），黃巢起義軍攻入長安，司空圖回到故鄉(xiāng)河中，后來他聽說僖宗在鳳翔，便入見，被封為知制誥、中書舍人。廣明二年，僖宗逃到成都，他追隨未及，又回到河中，從這時起直到他去世的三十多年時間，司空圖基本上是過著一種隱居生活，他的大部分詩歌和詩論也是在這一時期寫成的。天復四年（904），朱全忠把持朝政，遷都洛陽，召司空圖為禮部尚書，他佯裝老朽，不任事，被放還。后哀帝被弒，他絕食，嘔血而卒，終年七十二歲。
詩人之死是耐人尋味的。他不是老病而死，是絕食自盡，活活地餓死，這自然地讓我們聯(lián)想起伯夷、叔齊恥食周粟而死的故事?？梢哉f，司空圖殉于唐，他的死是如此的悲壯、如此的高潔、如此的優(yōu)雅，這是洋溢著生命力量的死亡，更是充滿了無限留戀的離開。應該說司空圖是一個懂得珍視生命的人，雖然生逢末世，顛沛流離，貧病交加，但他還是為自己找到了一個相對寧靜的棲身之處——王官谷，聊以茍全性命于亂世。然而在風波初定之時，他卻自覺地選擇了死亡，這不能不引發(fā)我們的思索。其實個中道理非常明顯，那就是司空圖對唐王朝的一片忠心——他早已將一己之生死與國家之存亡連在了一起，國運已盡，人命安附？三十來年的隱居生活又何嘗不是這樣——有地藏身，卻無處安心；看似閑適，實則煩憂。有心卻無力，一切都于無可奈何之中化作一聲沉重的嘆息。如今大幕已落，死對于這位飽經(jīng)滄桑的老人來說，又何嘗不是一種解脫呢？——他不必再于濟世與歸隱的夾縫中痛苦地掙扎，艱難地追尋了。
總結(jié)司空圖的一生，我們看到他一方面是一個忠君愛國、抱負滿懷、學優(yōu)而仕、謹守儒家教義的人，尤其是他的死更為這一品格畫上了一個完滿的句號。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留給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他的歸隱，他對政治的退避，對社會的逃遁。因此，如何理解這“另一面”便成為正確解讀司空圖的關鍵。詩人的詩歌無疑是打開詩人心靈的一把鑰匙。
首先應該明確的一點是“仕”與“隱”的觀念是矛盾地并存于司空圖的思想之中的。自三十三歲至四十六歲這十多年，司空圖浮沉于宦海之中，曾入王凝幕府，曾在朝中作官，然而其時已是兵燹遍地、民不聊生的亂世之秋。廣明元年十二月，義軍至京，僖宗出逃，圖從之不及，逃歸中條山。不過，這次逃歸只能說是迫于形勢、保全性命的一種無奈的選擇，而正是這種無奈的選擇最易給人的心靈造成傷害，司空圖正是從這次出逃中更加深味了世事之艱，感到了死生系于一發(fā)之間，越發(fā)地珍視起歲月殘年?！斑_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高掛在每一個士大夫文人心中的這架心理天平開始發(fā)生作用——僖宗中和二年，司空圖退歸王官谷，可以說這次“退歸”更傾向于主觀上的決定，詩人有《雜言》一首明志：“烏飛飛，兔蹶蹶，朝來暮去驅(qū)時節(jié)。女媧只解補青天，不解煎膠粘日月。”詩意正好暗合了前面我們對詩人心路歷程的剖析。然而天平的一端絕不會因向另一端傾斜而消失，即便是詩人自覺的選擇，也并不意味著對“兼濟天下”之志的放棄。一有時機，司空圖便迫不及待地從王官谷里走出來——光啟元年正月，僖宗自蜀還京，途次鳳翔，圖為中書舍人、知制誥。然而世事難測，亂世就更難以料度，光啟二年，僖宗至寶雞，圖又從不及，于是再一次退居王官谷。次年，僖宗崩，昭宗繼位，后召圖之長安，為中書舍人，不久因病辭歸。不難看出，這“病”不單是年老體衰，更是心力憔悴，對現(xiàn)實社會從失望到絕望而滋生的悲觀情緒。經(jīng)過幾次反復，詩人的心態(tài)至此已經(jīng)完成了一次轉(zhuǎn)變——經(jīng)世報國的信念被深埋于心海，而歸隱田園的理想浮出了水面。這一次是真的“將取一壺閑日月，長歌深入武陵溪”（《丁未歲歸王官谷》）。他“日與名僧高士游詠”于“泉石林亭”之中，“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他還為自己建造了一座“活死人墓”，有朋友來訪，就將他們“引之壙中，賦詩對酌”，看到客人迷迷茫茫站著坐著都不自在，司空圖就笑著解釋：生死還不是一回事，難道我們不是一直生活在“社會”這個大墳墓中嗎？
從某種意義上講，此時的司空圖正在有意識地結(jié)束自己的社會人生。這種了斷對于一個篤信儒家思想的士大夫文人來說，無疑是極其殘酷的。然而唐王朝大廈將傾，世事紛紛擾擾，烏煙瘴氣，加之自己已年過半百，身老體衰，因此這了斷對司空圖來說又是極其現(xiàn)實的。于是詩人帶著大半生的疲憊，帶著生不逢時的遺恨，帶著無限的抑郁與凄涼走進了王官谷。這以后對朝廷的征召，他大都“稱疾不赴”，間或赴任，也不過是暫時的應承，“數(shù)日即歸”。在這段長期的隱居生活中，司空圖為自己劫后的余生找到了另一種寄托——藝術人生，他似乎成了一個職業(yè)的詩人與詩歌理論家?！按松黹e得易為家，業(yè)是吟詩與看花”（《閑夜二首》）、“儂家自有麒麟閣，第一功名只賞詩”（《力疾山下吳村看杏花十九首》），司空圖對詩歌的熱愛是真心真意的，但并非全心全意。雖然他自號“知非子”、“耐辱居士”，似乎是遠離了紛紛擾擾，可以皈依佛教禪宗，達到一切皆空的境地，然而既然是“知非”、是“耐辱”，那必然是以心存“是非榮辱”為前提，冠以“居士”之稱，無非是在掩飾心底里的那個真實的“儒家”罷了。這種真實在他生命終結(jié)時，完全突現(xiàn)出來了。其精神狀態(tài)應該是“還須頻悵望，莫喜脫喧囂”。不難看出，司空圖的隱居生活是“跡隱”，而非“心隱”，是“麻醉”而非“沉醉”，只是于亂世求生的一種方式罷了。在隱逸的生活中，既有閑適之樂，更有寂寞之苦；既有對衰病垂暮的自慰，又有虛度殘年的自責；既有飄逸曠達的意緒，也有執(zhí)著耿耿的情懷；既有對藝術王國的癡迷，也有對現(xiàn)實世界的關注。仕宦，作為封建社會士人滿足人生最高層次的需要——實現(xiàn)自我的必要前提，是不會輕易被舍棄的，就連“無親無愛”對一介儒生來說也是不可能的。更何況詩人備嘗顛沛流離之苦，有那么多的憂傷，又怎么能忘卻不思量呢？“平生之志”是不可能說放就放得下的。詩人只是經(jīng)歷了生活方式的改變，而儒家思想則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詩人的內(nèi)心深處，不曾動搖過，佛道禪的思想在他的現(xiàn)實生活中是不能落實的，雖然他幻想著能從佛禪的空寂中，從道家的曠達中去獲得精神上暫時的寄托，然而那畢竟不是詩人心靈的歸宿。“笑破人間事，吾徒莫自欺”（《僧舍贈友人》），一語道出了詩人心中的真與幻：瀟灑與達觀的人生態(tài)度不過是一種虛枉的假象，理性與執(zhí)著才是亂世中這位老人的本心。
在風雨飄搖的唐代末世，在朱溫篡唐的黑暗現(xiàn)實面前，他無法前行，只能退避，然而詩人的內(nèi)心是不平靜的：他抨擊“古來賢俊共悲辛，長是豪家據(jù)要津”（《有感二首》其二）的現(xiàn)實，發(fā)出了“何事奸與邪，古來難撲滅”（《華下》）的慨嘆，抒發(fā)了“人間萬恨已難平”、“酒狂叫斷暮下云”的憤懣，然而一切都無濟于事，“須知亂世終難?！薄ⅰ巴诵荼闶丘B(yǎng)生方”，最后他無奈地歸隱了王官谷，在這里他一面欣賞著山水之美、田園之閑，一面也體味著孤獨與衰老的悲哀。他渴望著能從佛老思想中找尋到心靈的慰藉，然而對于儒家的執(zhí)著篤信，讓他無法從出處的矛盾之中解脫出來，終“殉于唐”，也成就了亂世中的這一縷詩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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