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遼寧省圖書館韓錫鐸、王清源二同志在清理他們的普通古籍時，發(fā)現(xiàn)了一部《春秋集注》。懷疑是宋刻本，并疑其與國家圖書館所藏宋刻本此書為相同版本。于是他們來函描述他們所藏此書的版式行款及卷前附件。要求與國圖所藏進行核對。其時我是國圖善本部主任，對兄弟館要求一向竭盡全力予以滿足，因而攜函下庫給予認真核勘。結(jié)果發(fā)現(xiàn)這兩部書確屬相同版本，因而致函凰復(fù)韓、王二人，告知他們所咨詢之書確是宋刻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失收。2007年《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啟動實施，該館將此書申報，參與珍貴古籍評選，被錄入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為進一步確認其版本的真實性，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專門派人前往鑒定，結(jié)果確是一部完美的宋刻本。

　　一.張治及其所著《春秋集注》

　　張洽(1161-1237年)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今屬江西)人。洽少年穎異，長師從朱熹，自六經(jīng)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至若諸子百家、山經(jīng)地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嘗取《管子》卷16《內(nèi)業(yè)篇》“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之意，以為自己讀經(jīng)窮理之要。朱熹嘗與黃榦嘉其篤志，并說“所望以永斯道之傳，-如二三君者不數(shù)人也”《《宋史》卷430《張洽傳》)。南宋寧宗嘉定元年(1208年)登進土第，授松滋尉，改袁州司理參軍，尋知永新縣，通判池州，皆有善政。理宗端平初年，以多人舉薦，召赴，都堂審察，洽則稱病不赴，乃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帝數(shù)問左右洽何時可到任，將以說書待洽，洽固辭，遂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1237年)，以疾乞致仕，同年十月卒，享年77歲。卒后一日，除直寶章，閣。謚“文憲”。

　　張洽自少年為學，用事即專心致志，故以“主一”名其齋。平居與常人無異，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所交皆當時名士。所著有《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xù)通鑒長編事略》、《歷代地理沿革表》及此《春秋集注》等。

　　張洽是朱熹的高足，思想自然擺脫不了理學的桎梏，但學問淹洽，學風嚴謹，故其解經(jīng)之作在封建社會尚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特別是他的《春秋集注》，“乃能析三傳之異同，溯關(guān)洛之本統(tǒng)，仿文公朱先生《論》、《孟》集注，泛取先儒之至當精義，而閬附以己意，集為書十一卷《綱領(lǐng)》一卷……抑以補師門之所未備……公于《春秋》又有《集傳》二十八卷、《左氏蒙求》一卷，《集注》最晚出，屢經(jīng)刪潤，尤號精密’(宋寶桔三年臨江郡庠刻本《春秋集注》方應(yīng)發(fā)后序)。因知《春秋集注》乃張氏后出轉(zhuǎn)精之作，所以早在張氏《春秋集注摻版行之前的端平元年(1234年)八月，尚書省便札付臨江軍，稱：“訪聞臨江軍新宮觀張秘著居家力學，多有著成書，有裨治道，可備乙覽。須議指揮右札付臨江軍，令守臣以禮延請，尋訪件目，差能書吏人，赍紙札如法謄寫，就委本官點對無差誤，并繳申尚書省，以憑投進’(此書卷前牒文)。在封建社會，特別是宋代，個人著作能進呈御覽，或下史館、秘閣收藏，那是無尚光榮的際遇。張洽《春秋集注》得到如此禮遇，常人理解會是欣喜若狂?？墒菑埱⒂谑悄昃旁乱姷诫何囊院螅瑓s十分冷靜，并立刻回復(fù)一道呈請修訂的狀文：“洽舊嘗著《春秋集傳》、《春秋集注》及《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雖已粗成篇帙，其間亦有未曾修改定本。今來忽準朝旨，令行繳納……其在草野愚儒，雖知非稱，其敢以蕪陋為辭！容日下一面修改校定，俟得允當，卻容赍本申納”(華亭義塾本此書卷前狀文)。適見張洽非但沒有受寵若驚，飄飄然，昏昏然，而是頭腦清醒地請求重新修改刪潤，俟文義允當，再行謄寫投進。表現(xiàn)出一名學者應(yīng)有的嚴態(tài)度。經(jīng)過將近一年的筆削加工，于端平二年(1235年)七月，才正式將《春秋集傳》、《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及此《春秋集注》三書投進，并專門寫了一道進書狀。

　　書上之后，張氏又很快補寫了—紙申明諱法的小帖子，補報謄錄這些書時對諱字是如何處理的。帖子稱：“洽照得紹興間侍講給事胡公被旨纂修所著《春秋傳》，書內(nèi)本文及已見援引它書有犯淵卜御名及本朝廟諱，并不改易本字，但缺點畫，為字不成，覆以黃紙。今來洽所繳申三件書內(nèi)有與前項事理一同，雖昨來不曾申明，輒敢冒昧遵用紹興已降指揮體例，并依本字修寫，覆以黃紙，以彰圣朝尊經(jīng)術(shù)，開不諱之圣德”(華亭義塾本此書卷前帖子)?？芍巳宿k事之認真，態(tài)度之嚴肅。

　　其后此書與胡安國《春秋傳》一同立于學官，為舉子必讀之經(jīng)，徹底扭轉(zhuǎn)廠王安石謂《春秋》為斷爛朝報、廢而不立、舉子不讀、學人不解的非正常局面。直到明初議定科舉制度，仍將胡安國《春秋傳》及洽《春秋集注》列于學官，與朱、蔡、胡、陳并行。至永樂間，翰林學士胡廣奉命纂修《春秋集傳大全》，用為科場程序，始以胡安國《春秋傳》為主，張氏《春秋集注》式微。清康熙以后，重為世人所看重。

　　二.現(xiàn)存《春秋集注》的兩部宋刻本

　　《春秋集注》投進時的端平二年，張洽應(yīng)該是75歲，再過二年他就與世長辭了。他辭世后的第19年，或者說是其書投進后的第21年，即理宗寶佑三年(1255年)，《春秋集注》始開板梓行，此為該書的第一個刻本。這個本子的刊刻機構(gòu)是臨江軍學，實際操持刻書人是方應(yīng)發(fā)。臨江在宋代稱臨江軍，治所在清江，也就是張洽的老家。方應(yīng)發(fā)，字君節(jié)，南宋興化軍箭陽(今屬福建)人。幼孤，感奮自立。稍長，有文名。淳袼十年(1250年)登進士第，授職臨江軍。端宗景炎時由刑部侍郎，累官禮部尚書?？芍羞M土后，確有幾年在臨江軍做低級官吏，刻是書時，其頭銜是臨江軍文學，所以他在后序中說“仆生晚，安敢以蕪語系公書后！既刻于學官，因考其本末如此”。文學是“文學參軍”的簡稱，常用作責降官、恩授官及納粟官，地位極低，從九品，不經(jīng)特許，不得掌事。其后序之所以如此謙恭，并非都是謙遜之辭，亦其地位所決定。北宋太宗時，盧多遜做宰相，他兒子盧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呂蒙正則向皇帝奏稱：臣當年甲科及第成了狀元，才只授九品京官。那些老于山林的才俊之士，終身未食天子之祿者更多。宰相兒子始離襁褓就授以高官，恐怕會遭到責難，請求跟我剛脫下民服開始當官時所授官品相同。帝采納他的建議，自此，宰相兒子開始只授九品京官，并成為定制。方應(yīng)發(fā)不過是一芥村夫，第進士后授職低，從九品，在宋代十分正常。此本每半葉8行，行16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左右雙邊。乃北宋以來國子監(jiān)刻經(jīng)書常用的款式，彌足珍貴。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中華再造善本》已將其影印行世。

　　第二個刻本即德佑元年(1275年)華亭義塾刻本，遼寧省圖書館所藏有衛(wèi)宗武刻書序可證。為防止這篇序文日久散佚，現(xiàn)將之全錄于此：“嘗聞之程子云：‘看《春秋》有法，以傳考經(jīng)，以經(jīng)考傳’。今觀主，張君《集注》，纂傳文載寸：經(jīng)上，而系以諸家之說，使學者開卷，筆削之法暸然在目。固已得伊川先生之遺意，而又間附以己見。索幽闡秘，研精極微，有前人論著之所未到。猶之聚寶為器，益以零金碎玉，而加追琢之工，后有作者不可及已。其間如論楚之救鄭，既不書救，又貶稱人，以鑒夷狄之不足進。至吳之救陳，既不書師，復(fù)不書人，以見世變之益可哀。他如于公如京師而繼之以伐秦，而謂臣禮之僅存者不可廢，臣禮之不專者為可貶，而兩寓其旨。于葬蔡景公，而繼之以宋災(zāi)，故而謂用變例以迭書，慮中國之淪胥于夷，而三致其意。若此之類，發(fā)明為多，皆能沉潛書法之妙，體認史外傳心之蘊，不為無補于圣經(jīng)。茍無得于此，則若荊公惟見其為斷爛朝報耳。二百四十余年褒貶之筆，夫子之志不幾泯。夫此書惟臨江有刊本，遭毀之后，董克翁以錄本示予，謂不可不壽其傳，故鋟梓于華亭之義塾云。德祜乙亥菊節(jié)后學衛(wèi)宗武謹書”?？芍A亭義塾刻此書時，并非直接祖于臨江軍學刻本，而是董克翁的過錄本。從現(xiàn)存華亭義塾本卷前所附之臨江軍牒文、端平元年八月尚書省牒文、同年張洽復(fù)狀、九月又狀及小帖子看，這個過錄本似應(yīng)來自臨江軍學本，因此，華亭義塾本與臨江軍學本應(yīng)屬同一系統(tǒng)本。

　　衛(wèi)武宗，字淇父，號九山，華亭(今上海松江)人。南宋理宗淳祜間(1241-1252年)嘗歷官尚書郎，出知常州。后罷歸，閑居30馀年，以詩文自娛。元至元三十一年甲午(1294年)張之翰曾為其《秋聲集》寫序，謂：“始余為行臺御史，道松江，會九山衛(wèi)公洎其子謙，才一杯而別。后十年來牧是郡，訪九山墓，宿草已六白矣”(見《四庫全書》本《秋聲集》卷前張序)。從其寫序的至元三十一年前推十年，應(yīng)當是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即是說至元二十一年張之翰來守華亭時，衛(wèi)宗武的墓草已六經(jīng)寒暑，六有枯榮，由此可以推知衛(wèi)氏謝世當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即宋亡后十年。衛(wèi)氏世系雖難稽考，但張之翰序中說他“起喬木世臣”，可知亦是官宦之后，因而其文彩風流仍不失故家遺范。明焦竑《國史經(jīng)籍志》載其有《秋聲集》8卷，后散逸。清修《四庫全書》時，又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其詩文、序記、墓志、雜著若干，厘為6卷。今檢該集卷5序文，則無此《春秋集注》之刻書序，因此遼寧省館發(fā)現(xiàn)的這一部《春秋集注》，其衛(wèi)序就成了單篇孤帙，不僅可補《秋聲集》之闕，亦成為我們判定此書版本的，唯一證據(jù)。

　　華亭義塾，始建于咸淳元年(1265年)，初名書院，歸屬于華亭郡邑。其時書院悉隸于朝，由朝廷指派進士出身的人充任山長，以課生徒。衛(wèi)宗武《重修義塾建夫子祠堂記》曰：“竊稽往古，合二十五家子弟教于閭之左右，，謂之塾，遂以塾名，不敢僭也”(《四庫全書》本衛(wèi)宗武《秋聲集》卷5)。表明刻此書時，華亭義塾建塾不過十年，正是方興未艾之際。宋時各府州縣的官學，乃至于書院，多數(shù)都參與刻書，華亭義塾刻張洽《春秋集注》，亦宋時風氣使然。

　　三.華亭義塾本《春秋集注》的存世倍況

　　華亭義塾本張氏《春秋集注》，除遼寧省圖書館所發(fā)現(xiàn)的這一部之外，就目前所知，中國國家圖書館、臺北故宮博物院亦有收藏。國家圖書館將其著錄為“宋刻本”，臺北故宮博物院將其著錄為“端平二年臨江軍學刊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原是天祿繼鑒之物，以其鈐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乾隆御覽之寶”、“天祿繼鑒”等印記可證。今檢《天祿琳瑯書目后編》，非但著錄了此書，并且有關(guān)于此書的描述：“明初定科舉制，《春秋》用胡安國傳及洽集注，此書列于學官，與朱、蔡，胡、陳并行。后來學者日趨簡便，遂廢不行。惟通志堂有新刻。似此宋本，稀如星鳳矣?！芍斓摿宅樖欠浅？粗卮吮镜?。但由于這部書上原有的衛(wèi)宗武刻書序已逸，彭元瑞等館臣編目時只能依據(jù)書的版式風格，字體風貌、印紙墨色等，將其籠統(tǒng)地定為“宋刻本”。據(jù)《明史》卷70《選舉志》2記載，明初“頒科舉定式，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jīng)義四道……《春秋刀主左氏、公羊、糓梁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永樂間，頒《四書五經(jīng)大全》，廢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張洽傳’?！短斓摿宅槙亢缶帯匪f大體與之一致。

　　此書還鈐有“天游軒印”?？肌疤煊诬帯蹦嗣鞔X仁夫的藏書樓，錢仁夫，字土弘，號東湖，常熟人。弘治進士，歷官工部員外郎?；鹿賱⒅斏脵?quán)，錢氏以疾引歸。后劉謹誣捕朝野有清望者，人始服其明決。錢氏幼嗜性理之學，喜藏書，好著書，工書畫。有他的藏印，表明此書在明代嘗為錢仁夫插架之物。錢氏嘗嗜性理，注重經(jīng)學，-搜存此書，正當其用。有此鈐章，自添雅韻。

　　又鈐有“朱印子儋”朱文方印。朱子儋即朱承爵，子儋是其表字，號舜城漫土，又號左庵，又自署盤石山樵，江陰(今屬江蘇)人。生于成化六年庚子(1480年)，卒子嘉靖六年丁亥(1527年).。其人為文古雅有思致，詩亦清麗，尤工筆翰。叉精鑒別古物書畫，所積鼎彝、名畫、法書、古墨不下千品。亦喜藏書，尤嗜宋刻。明代江陰有兩位藏書名家，一位是得月樓李鶚種家，居縣東赤岸；一位就是朱子儋，居縣西舜城。此書經(jīng)他庋藏，并鈐有藏章，亦自添文物氣氛。

　　這樣一部遞藏有緒、稀如星鳳盼宋版書，自明代經(jīng)天祿琳瑯，再到國家圖書館，始終著錄為“宋刻本”，原因就是失去了衛(wèi)宗武的這篇刻書序，令人無法據(jù)考其到底刻于何時何地。故遼寧省圖書館此書的發(fā)現(xiàn)，不但能夠解決他們自家所藏此書的版本問題，也使國圖此書的版本隨之而得以解決，其價值確是“稀如星鳳”。

　　還有一部華亭義塾本張氏《春秋集注》，原亦是天祿琳瑯舊物，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據(jù)臺北《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著錄，此書每葉20行(即每半葉10行)，行18宇，小字雙行，行27字。白口，左右雙邊。單魚尾，中縫上記大小字數(shù)，中記春秋卷次及葉次，下記刻工名。所記刻工有諒、圭、中、玉、巳(玉、巳二字疑為“圮”字)、詵。書中玄、匡、徵、貞、讓、恒、桓，完、慎、悖、敦等字皆缺筆避諱。卷前亦有端平元年八月尚書省牒札、九月臨江軍牒文、張洽復(fù)狀、小帖子及端平二年七月張洽投進狀等。鈐章除天祿琳瑯幾璽外，又有“搞藻堂藏書印”、“平陽季子之章”、“平陽季子收藏圖書”、“天光云景”、“沅叔審定”等印記。

　　今檢遼寧省圖書館發(fā)現(xiàn)的此書，版式行款與之全同；刻工全同；諱字全同；天祿琳瑯藏印全同，所不同者，只是遼寧省館這一部沒有“摘藻堂藏書印”、“平陽季子之章”、“平陽季子收藏圖書”、“天光云景”、“沅叔審定”五印記。然較其多出來者，卻是前邊全文引出的德祜元年衛(wèi)宗武的刻書序。這篇序不僅有力證明遼寧省館那一部是南宋德祜元年華亭義塾刻本，亦可證明中國國家圖書館和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此書，亦都是德祜華亭義塾刻本。

　　竊意臺北故宮博物院之所以將其所藏此書定為“端平二年臨江軍學刊本”，一是其書失去了衛(wèi)宗武的刻書序，令他們喪失了具體的考定依據(jù)；二是輕信了傅增湘《藏園群書經(jīng)眼錄》卷1《目錄》的審定意見。檢《藏園群書經(jīng)眼錄》卷1《目錄》，確有“《春秋集注》十一卷《綱領(lǐng)》一卷，宋端平二年臨江軍刊本”之載。然而到經(jīng)部一著錄此書時，藏園主人卻又將其審為“宋刊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2009年版均如此著錄。整理者傅熹年先生因尊重先大父原稿，不做任何輕易改動，這是謹慎從事的嚴肅表現(xiàn)。其實《目錄》中的版本著錄，與正文中“宋刊本”的審定，已經(jīng)反映出傅老先生版本判定上的思想變化。而變化的本質(zhì)，是對將此書定為“宋端平二年臨江軍刊本”產(chǎn)生了動搖；而動搖的本質(zhì)，則是如此具體的著錄缺乏過硬的考據(jù)。臺北故宮博物院著錄此書時尊重前輩意見，繼續(xù)將此書定為“宋端平二年臨江軍刊本”，亦無可厚非。問題是不能再隨意添枝加葉，將傅氏所定“宋端平二年臨江軍刊本”，毫無根據(jù)地改成“宋端平二年臨江軍學刊本”，這個“學”字的添加大概完全是出于想象。

　　前邊已經(jīng)說過了，張洽《春秋集注》11卷《綱領(lǐng)》1卷，的確有過臨江軍學刻本，但它的開雕并不在端平二年(1235年)，而是在其后的20年，即理宗寶祜三年(1255年)。此本今即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有方應(yīng)發(fā)后序可證。此本為每半葉8行，行16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左右雙邊，與德祜元年華亭義塾刻本的版式行款迥異。傅增湘之所以初定華亭義塾本為“宋端平二年臨江軍刊本”，其理由大概是因為卷前有端平二年七月張洽再次刪潤此書蕆事之后的投進狀；加上又知道確實有過臨江軍刊本，且開版宏朗，頗具官刻氣派，于是便將這幾者聯(lián)系起來，因而產(chǎn)生了上述的審定意見。臺北故宮博物院沿襲傅氏之說，理由蓋亦如此?，F(xiàn)在有了遼寧省館的新發(fā)現(xiàn)，并且?guī)в械蚂镌晷l(wèi)宗武的刻書序，可以解決中國國家圖書館著錄為“宋刻本”的籠統(tǒng)；可以澄清臺北故宮博物院著錄為“端平本”的迷霧；并且向世人申明宋華亭義塾刻本張氏，《春秋集注》存世尚有3部，兩部在大陸，一部在臺灣?！吨腥A再造善本》一期，已將國家圖書館所藏寶祜三年臨江軍學刻本和遼寧省館所藏德祜元年華亭義塾刻本仿真影印，版本傳承已無再失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