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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提要 《中國小說史略》對“諷刺”與“譴責(zé)”的界定與分析，存在著嚴(yán)重的錯位與誤讀，之所以造成理論上的缺失或謬誤，除了方法上的原因，還有時代潮流的潛意識的作用。 關(guān)鍵詞 中國小說史略 分類 諷刺 譴責(zé) 錯位 誤讀 分類，是認(rèn)識紛繁客觀世界的基本方法，也是科學(xué)研究的基礎(chǔ)?！吨袊≌f史略》的一大特色，是對內(nèi)容豐富、體裁龐雜、其時還是混沌一片的小說進(jìn)行了梳理分類，分類命名的諸多術(shù)語，加上條理、方法、原理，形成了內(nèi)在的學(xué)術(shù)體系，對后世小說研究影響極大，而“諷刺”與“譴責(zé)”的錯位與誤讀，是其負(fù)面影響最突出的方面。 一 魯迅1920年8月講授小說史的油印本講義《小說史大略》，有“清之譴責(zé)小說”一篇，在界定“今名之曰'譴責(zé)小說’”時寫道：“嘻笑怒罵之情多，而共同懺悔之心少，文意不真摯，感人之力亦遂微矣。”這段貼近現(xiàn)實的“雜文筆法”，在1923年定稿的《中國小說史略》中被刪去?！缎≌f史大略》又道：“此類著作，早有成書，如《儒林外史》作于乾隆初，而中間忽無嗣響。”從所下之“早有成書”、“中間忽無嗣響”看，魯迅彼時是將《儒林外史》視作“譴責(zé)小說”的早期代表的。但到了《中國小說史略》，忽將其分成兩篇，即第二十三篇“清之諷刺小說”和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譴責(zé)小說”，道是：“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慼而能諧，婉而多諷：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毕嘈沃?，晚清小說“雖命意在于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shù)之相去亦遠(yuǎn)矣，故別謂之譴責(zé)小說”。有論者說，魯迅的分類體現(xiàn)了對小說史的宏觀把握，既指出諷刺小說與譴責(zé)小說的差異，又揭示了其間的演變之跡，是對傳統(tǒng)分類理論的超越。為此，尤需對這兩個術(shù)語的來源及內(nèi)涵、外延作一界定與辨析，以克服其理論上的缺失或謬誤。 先來看看“諷刺”的傳統(tǒng)詮解。 “諷”的原義為背誦，《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编嵭ⅲ骸氨段脑恢S，以聲節(jié)之曰誦?！庇址褐刚b讀，誦念，《荀子·大略》：“少不諷，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薄按獭?，則有指摘、批評的意思，《詩·魏風(fēng)·葛屨》：“維是褊心，是以為刺?！薄段男牡颀垺洝罚骸按陶撸_(dá)也，詩人諷刺?！表氁⒁獾氖?，古代所謂“刺”，方向是“下以風(fēng)刺上”（《毛詩大序》），是在下者對在上者的批判，兜老底，揭瘡疤，有時簡直是不留馀地，并不講究什么“婉曲”，如《芄蘭》之刺惠公，《墻有茨》《鶉之奔奔》之刺宣姜，《雄雉》之刺衛(wèi)宣公，《南山》《甫田》《盧令》《載驅(qū)》之刺襄公，《匏有苦葉》《新臺》之刺衛(wèi)宣公，《君子偕老》之刺衛(wèi)夫人，《鶉之奔奔》之刺衛(wèi)宣姜，《考槃》之刺莊公，《君子于役》《揚之水》《葛藟》之刺平王，《將仲子》《叔于田》之刺莊公，《清人》之刺文公，《弊笱》之刺文姜，《猗嗟》之刺魯莊公，皆是也。宋人孫奕《履齋示兒編·總說·字訓(xùn)編》說：“以詞譏之曰刺……刺幽王，刺厲王，皆作詩以刺之，如操刀以刺人然?！薄爸S刺”二字連用，意亦如之。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注：“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祖習(xí)，如風(fēng)之散，如水之流。”（《文選》卷五十）《顏氏家訓(xùn)·教子第二》：“《詩》有諷刺之辭，《禮》有嫌疑之誡?！贬尩篮恪夺岏g論》：“晉義熙之年，如聞江左袁、何二賢，并商略治道，諷刺時政。雖未睹其文意者，似依傍韓非《五蠹》之篇，遂譏世之闕，發(fā)五橫之論?！卑拙右住恫稍姽佟罚骸坝_壅蔽遠(yuǎn)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br> 但這種尖銳的諷刺，往往為在上者所不喜。司馬遷“作《景帝本紀(jì)》，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削而去之”（《西京雜記》）。東漢明帝下詔：“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dāng)世，非誼士也?！保ā冻鯇W(xué)記》卷二十一）因諷刺而慘遭不測的人，歷代多有。如丘巨源，建元初（479）除武昌太守，不樂，曰：“古人云：'寧飲建業(yè)水，不食武昌魚?！蹦艘詾殁藕剂睢Ｃ鞯凼掻[為吳興太守，時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卒以事見殺。又如張觀，雅好論事，辭理切直。時有詔計司官屬不得越局言他事，觀乃上書指陳拾遺補闕之職，不奉詔。宋太宗怒，謂宰相曰：“朕俾警三司僚屬各率其職，非令諫官不言時務(wù)，觀乃妄有援引，以諷刺朕，姑為容忍，不欲深責(zé)?！蹦肆畛鲋乐?，移廣南西路轉(zhuǎn)運使，坐奏事不實，被劾，獄未具，卒于桂州（《宋史》卷二百七十六）。于是，人不復(fù)敢于諷刺矣?！额伿霞矣?xùn)·文章第九》警告說：“文章之體，標(biāo)舉興會，發(fā)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進(jìn)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dāng)，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于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fēng)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痹谶@種情勢下，“諂佞之道興，諷刺之辭廢”（《隋書·經(jīng)籍志》），乃是必然的結(jié)果?！锻ǖ洹ぞ硎摺みx舉五》引劉秩之言：“原夫詩賦之義，所以達(dá)下情，所以諷君上。上下情通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近之作者，先文后理，詞冶不雅，既不關(guān)于諷刺，又不足以見情，蓋失其本，又何為乎！”五代徐衍《風(fēng)騷要式》“創(chuàng)意門”云：“美頌不可情奢，情奢則輕浮見矣；諷刺不可怒張，怒張則筋骨露矣。”“諷刺不可怒張”，意味著后世之諷刺，逐漸成了委婉暗示、勸告的同義語。其引劉長卿詩：“自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痹u曰：“此小人縱橫也。”賈島《感令狐相公賜衣》：“即入調(diào)商鼎，期分是與非。”評曰：“此刺時之不明也?！眲⒌萌省肚锿罚骸拔黠L(fēng)蟬滿樹，東岸有殘暉?！痹u曰：“此小人爭先而據(jù)位也?！弊鳛椤帮L(fēng)騷要式”，實出于不得已也。次一等者，更變成說些不關(guān)緊要的瑣事，如南唐楊鸞，嘗賦詩諷刺時事曰：“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后，定來頭上咬楊鸞?！保ā秷蛏教猛饧o(jì)·卷四十一·五代》）明代張東?！白鳌都禀倨分S刺時事，其詞曰：“東家女兒發(fā)委地，日日高樓理高髻。西家女兒發(fā)垂肩，買妝假髻亦峨然。金釵寶鈿圍珠翠，眼底誰能辯真?zhèn)?。天桃窗下來春風(fēng)，假髻美人先入宮”（《堯山堂外紀(jì)·卷八十六·國朝》），皆其類也。 由此觀之，魯迅《什么是“諷刺”？》所說“一個作者，用了精煉的，或者簡直有些夸張的筆墨——但自然也必須是藝術(shù)的地——寫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實來，這被寫的一群人，就稱這作品為'諷刺’”，或答文學(xué)社問“什么是諷刺”所云：“'諷刺’的生命是真實；不必是曾有的實事，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誣蔑’；既不是'揭發(fā)陰私’，又不是專記駭人所聽聞的所謂'奇聞’或'怪現(xiàn)狀’”，并不符合傳統(tǒng)關(guān)于諷刺的涵義。況且古代所謂的“刺”，方向是“下以風(fēng)刺上”，是在下者對在上者的批判，至于“主文而譎諫”，那是后來提出來的要求?！妒仿浴焚澰S的《儒林外史》的諷刺，矛頭所向卻是在下位的可憐的儒士。如馬純上，既承認(rèn)他是誠篤博通之士，性行乃亦君子，卻舉其西湖之游，“全無會心，頗殺風(fēng)景，而茫茫然大嚼而歸，迂儒之本色固在”，仿佛大有諷刺的意味在。其實，馬純上為書坊選書，“時常一個批語要做半夜，不肯茍且下筆，要那讀文章的讀了這一篇，就悟想出十幾篇的道理，才為有益”，這種精神是可愛可欽的。至于游西湖一段，如果想到馬純上的束修已為仗義救人全數(shù)耗去，看到酒店里的羊肉、蹄子、海參、糟鴨、鮮魚，喉嚨里咽唾沫，是因為口袋里沒了錢。他是選家，當(dāng)然要關(guān)心自己批選的書是否“行時”；他是處州人，跑到外地免不了買一點家鄉(xiāng)出產(chǎn)的處片，這都是人情之常。游西湖時只顧在人窩里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實在覺不著有什么“慼而能諧，婉而多諷”的意味。范進(jìn)因為窮，在略有“體面”的丈人面前，完全失去了精神優(yōu)勢，甘愿受他奚落，突然聽到中舉的喜訊，長期壓抑的愿望意外地得到了滿足，瘋了，作者的筆是帶著同情的。否定范進(jìn)的理由，《史略》舉了“在燕窩碗里揀了一個大蝦圓子送在嘴里”這么一件小事，“以鄉(xiāng)試中式暴發(fā)，旋丁母憂，翼翼盡禮，則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誠微辭之妙選，亦狙擊之辣手矣”。狙擊意謂暗中埋伏，伺機襲擊?！妒酚洝ち艉钍兰摇罚骸扒鼗实蹡|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薄缎绿茣だ钣^傳》：“是年，觀入朝，前一日就道，虜至期出精騎狙擊，不及，去?！薄熬褤糁笔帧痹圃疲H有魯迅時代的“斗士”的味道。如果吳敬梓也像狙擊手“暗中埋伏”，終于抓住范進(jìn)吃蝦圓的把柄，將這個可憐蟲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還配稱“慼而能諧，婉而多諷”嗎？ 魯迅之所以稱道《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擿時弊”，是沖著對“舉業(yè)”的批評來的，實乃其時社會風(fēng)氣的產(chǎn)物。在五四的狂飚中，反科舉是被視為“反封建”的。所謂“時距明亡未百年，士流蓋尚有明季遺風(fēng)，制藝而外，百不經(jīng)意，但為矯飾，云希圣賢”，所謂“書中攻難制藝及以制藝出身者亦甚烈”是也。這種批判，無非說科舉將人們束縛于八股制藝的牢籠，大抵是老生常談。作為通過考試選拔官員的制度，科舉實有相當(dāng)?shù)拈_明性與進(jìn)步性，它使像范仲淹、歐陽修這樣出身寒微的人才進(jìn)入國家管理層，并發(fā)揮極大的作用。廢除了科舉制度，但人才仍需選拔和任用，于是非科舉的薦舉、軍功乃至捐納反而變成“正途”了。八股制藝容有不完善之處，但應(yīng)該說是當(dāng)時的標(biāo)準(zhǔn)化考試，其公正性與可操作性也不是全無道理。至于所引馬二先生自述制藝之所以可貴的話：“'舉業(yè)’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yè)。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舉業(yè)。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nèi)糁v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yè)。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xué)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xué)：這便是宋人的舉業(yè)。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yè)，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闭砻魉莻€開通的與時俱進(jìn)者。任何一種人才考試任用制度，都足以影響一個時代的社會風(fēng)尚，養(yǎng)成普遍的社會心理。據(jù)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魯迅進(jìn)了江南水師學(xué)堂，“當(dāng)時家里的人，大概還覺得當(dāng)水手不及做秀才的正路，……即如我們同班丁東生告假去應(yīng)院試，進(jìn)了秀才，總辦還特別掛虎頭牌，褒獎他一番呢”。諸葛亮如果活到招聘盛行的今天，也一定要學(xué)會“推銷自己”，到處散發(fā)那精心制作的履歷；若仍然堅持“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yuǎn)”，等待劉備來“三顧茅廬”，恐怕就得永遠(yuǎn)失業(yè)了。 《史略》云：“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諧，婉而多諷：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本渲械摹皵`”字“慼”字，是罕見的漢字。擿，音tī，指也；有揭露、揭發(fā)之意?！逗鬂h書·陳元傳》：“抉瑕擿釁，掩其弘美?！薄缎绿茣顕覀鳌罚骸皣乙训弥?，則窮擿林甫姦事，碎其家。”劉基《雁門太守行》：“擿姦若神明，外猛中有容。”以“秉持公心，指擿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十六字概括《儒林外史》之主旨，可謂皇皇大言，殊堪擊節(jié)。然《史略》論《鐘馗捉鬼傳》云：“取諸色人，比之群鬼，一一抉剔，發(fā)其隱情”；論“譴責(zé)小說”云：“揭發(fā)伏藏，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yán)加糾彈”，所用“揭發(fā)”、“糾彈”，與“指擿”之含意并無大別，何以一曰“指擿”，一曰“揭發(fā)”？并沒有說出道理來。《儒林外史》的主旨，《史略》謂：“燭幽索隱，物無遁形，凡官師，儒者，名士，山人，間亦有市井細(xì)民，皆現(xiàn)身紙上，聲態(tài)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而論《金瓶梅》則云：“作者之于世情，蓋誠極洞達(dá)，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并寫兩面，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評論之語，如出一轍?！盃T幽索隱，物無遁形”、“使彼世相，如在目前”，“之于世情，誠極洞達(dá)”、“刻露盡相，幽伏含譏”，乍一吟詠，似極深奧；一加比對，則幾成套話矣?！督鹌棵贰芳忍枮椤盎驐l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何不歸入“諷刺小說”呢？ 其以“慼而能諧，婉而多諷”八字來概括《儒林外史》文體特征，更令后人佩服不已。然細(xì)考之，慼音qī，亦作“慽”，其義為憂愁悲傷。《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詩》曰：'自詒伊慼?！渥雨爸^矣。”杜預(yù)注：“慼，憂也?！憋怠堵暉o哀樂論》：“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慼。”韓愈《元和圣德詩》：“慼見容色，淚落入俎。”“慼言”，謂憂民的言論，《書·多方》：“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慼容”，謂憂傷的面色，《左傳·昭公十一年》：“君無慼容，不顧親也?！薄皯h貌”，謂憂傷的面色，陸機《嘆逝賦》：“傷懷悽其多念，慼貌瘁而鮮嘆?！薄爸C”與“莊”相對，意謂詼諧、戲謔?！稘h書·東方朔傳》：“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薄爸C言”，詼諧戲謔的話，“諧謔”，謂語言滑稽而略帶戲弄。婉，曲折、委婉之意?！蹲髠鳌こ晒哪辍罚骸啊洞呵铩分Q：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倍蓬A(yù)注：“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逼渲^《鐘馗捉鬼傳》“詞意淺露，已同嫚罵，所謂'婉曲’，實非所知”；然上述“燭幽索隱，物無遁形”也好，“使彼世相，如在目前”也好，皆與憂愁悲傷、曲折委婉不相牽涉，“慼而能諧，婉而多諷”又從何談起呢？人惟諷誦此瑯瑯上口之八字，卻不暇思索其真正的涵義矣。 從根本上說，《儒林外史》不是“諷刺之書”。閑齋老人《〈儒林外史〉序》說：“稗官為史之支流，善讀稗官者，可進(jìn)于史，故其為書，亦必善善惡惡，俾讀者有所觀感戒懼，而風(fēng)俗人心庶以維持不壞也?！毙蕡@退士《〈儒林外史〉序》也說，“余惟是書，善善惡惡，不背圣訓(xùn)”，都談到《儒林外史》的兩個側(cè)面?！吧粕茞簮骸保瓷破渌?，惡其所惡，對善的旌揚與對惡的鞭笞，構(gòu)成了《儒林外史》思想傾向的兩極，這與傳統(tǒng)的美刺觀是一致的。以為《外史》僅有諷刺一面，殊失吳敬梓之本意，亦與作品的全部存在不符。從體例上講，《儒林外史》是正史《儒林傳》的變異，實際上由三十篇儒林列傳連綴而成，其傳主既有為作者所極度推崇的正面形象，如王冕、虞育德、莊紹光、杜少卿、荊元等，即《史略》亦承認(rèn)：“以言君子，尚亦有人，杜少卿為作者自況，更有杜慎卿（其兄青然），有虞育德（吳蒙泉），有莊尚志（程綿莊），皆貞士；其盛舉則極于祭先賢。迨南京名士漸已銷磨，先賢祠亦荒廢；而奇人幸未絕于市井”；自然，書中也有具否定因素的人物，但除嚴(yán)大位兄弟與張靜齋為作者深惡痛絕外，其馀人物都有較復(fù)雜的情況，不能一概斥之為“反面人物”，更不能簡單地視之為諷刺?！度辶滞馐贰贰吧粕茞簮骸保Q作“諷刺小說”，完全是主觀的誤讀。 再從分類學(xué)角度看，既承認(rèn)《儒林外史》之為諷刺小說是前無古人（“有名而幾乎是唯一的作品”）、后無來者的（“是后亦鮮有以公心諷世之書如《儒林外史》者”，“諷刺小說從《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謂之絕響”）的，充其量是一種偶然的存在，終不能僅憑某種藝術(shù)特征，為一部作品特立一類型罷。那么，該將它歸入哪一類呢？倒是《史略》一段話說得較好：“敬梓之所描寫者即是此曹，既多據(jù)自所聞見，而筆又足以達(dá)之，故能燭幽索隱，物無遁形，凡官師，儒者，名士，山人，間亦有市井細(xì)民，皆現(xiàn)身紙上，聲態(tài)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將其歸入世情小說，應(yīng)該說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二 再來說“譴責(zé)”。《史略》的最后一篇即第二十八篇標(biāo)題為“清末之譴責(zé)小說”，卻未對譴責(zé)小說作任何界定，便徑直進(jìn)入了正題：“光緒庚子（一九○○）后，譴責(zé)小說之出特盛。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內(nèi)亂（白蓮教，太平天國，捻，回），亦屢挫于外敵（英，法，日本），細(xì)民暗昧，尚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于'富強’ 尤致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fā)伏藏，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yán)加糾彈，或更擴充，并及風(fēng)俗。雖命意在于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shù)之相去亦遠(yuǎn)矣，故別謂之譴責(zé)小說?！闭堊⒁?，《史略》在這里用的不是“譴責(zé)”而是“掊擊”?！稗鍝簟币辉~有打擊、抨擊的意思。《莊子·人間世》：“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于世俗者也?！薄逗鬂h書·百官志四》“都官從事”劉昭注引《博物記》：“中興以來，都官從事多出之河內(nèi)，掊擊貴戚。”胡應(yīng)麟《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上》：“莊周《南華》……至掊擊圣神，凌侮賢哲，亦生民以來未有之變也?！奔热绱耍Q“掊擊小說”豈不更加合適？不稱“掊擊小說”而稱“譴責(zé)小說”，魯迅并沒有說清是因為什么。 從詞源來看，譴與責(zé)原是一個意思?！肚f子·天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于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背尚⑹瑁骸白l，責(zé)也?！薄白l責(zé)”一詞的意思是申斥，其方向與“刺”相反，多用于由上對下的申斥。《史記·外戚世家》：“帝譴責(zé)鉤弋夫人。”《漢書·酷吏傳》：“事下御史中丞，譴責(zé)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nóng)。”能施予譴責(zé)者，惟君父、師長方有資格。小說家憑什么進(jìn)行申斥呢？《史略》也沒有說出道理來。 從文體上看，史書上記載的譴責(zé)，一般多是間接交代，至多記下較短的言詞。如《史記·外戚世家》：“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fù)成王也。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后數(shù)日，帝譴責(zé)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云陽宮?！薄逗鬂h書·馮緄傳》：“父煥，安帝時為幽州刺史，疾忌奸惡，數(shù)致其罪。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zé)煥、光，賜以歐刀。”《周書·孝閔帝元皇后傳》：“后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于言色。及行禪代，憤惋逾甚。隋文帝既不能譴責(zé)，內(nèi)甚愧之?！庇械臅r候，譴責(zé)甚至是沒有言辭的，如所謂天譴，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zāi)異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譴告就包括譴責(zé)與警告，它是通過災(zāi)異來表達(dá)的?！敖野l(fā)伏藏，顯其弊惡”，“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的長篇小說，能否算作譴責(zé)？《史略》也沒有說清楚。 《史略》將光緒庚子（1900）前后作為晚清小說的分界點，這思路本是對頭的。但又認(rèn)為：“嘉慶以來，雖屢平內(nèi)亂（白蓮教，太平天國，捻，回），亦屢挫于外敵（英，法，日本），細(xì)民暗昧，尚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于'富強’ 尤致意焉。”所指的是嘉慶皇帝即位之初，鏟除和珅一派的勢力，并提出了若干改革的主張。所說的“有識者”也許包括英和、王鼎、阮元、賀長齡、陶澍及后來的林則徐、魏源，乃至康有為、梁啟超。尚沒有大錯。但接下去卻說：“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边@就完全弄錯了。庚子國變造成了全民族的災(zāi)難，加重了全民族的危機感，最高統(tǒng)治者經(jīng)歷了播遷逃亡、豆粥難求的苦難，以巨額之代價，增一層見識：“時經(jīng)大創(chuàng)后，太后已恍然于國家致弱之原因，知此后行政之方針，不能不從事于改革，以圖補救，乃以決行新政之諭旨，布告中外?！保S鴻壽《清史紀(jì)事本末》卷六十九）這就是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 日）在西安發(fā)布的諭旨，其中說：“自播遷以來，皇太后宵旰焦勞，朕尤痛自刻責(zé)。深念近數(shù)十年來，積弊相仍，因循粉飾，以致釀成大釁?，F(xiàn)正議和，一切政事，尤須切實整頓，以期漸致富強。懿訓(xùn)以為：取外國之長，乃可去中國之短；懲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師?！保ā豆饩w朝東華錄》總4601頁）諭旨猛烈抨擊“祖宗成法”，號召效行西法，“嚴(yán)祛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跡”，提出“法積則敝，法敝則更，惟歸于強國利民而已”的方針，要求“軍機大臣大學(xué)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xiàn)在情弊，參酌中西政治，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xué)?？婆e、軍制財政，當(dāng)因當(dāng)革，當(dāng)省當(dāng)并，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精，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內(nèi)悉條議以聞，再行上稟慈謨，斟酌盡善，切實施行”，顯得頗有生氣?？梢?，庚子國變的直接結(jié)果，不是熄滅“有識者”使中國臻于富強的希望，而是預(yù)示新的改革的來臨。從此，清政府主持了一場大規(guī)模的社會改革運動，使中國的政治生活與社會風(fēng)俗朝著現(xiàn)代化方向挺進(jìn)。蔣廷黻《中國近代史》評價說：“戊戌年康有為要輔助光緒帝行的新政，這時西太后都行了，而且超過了?！贝藭r的慈禧太后充當(dāng)了康梁的“遺囑執(zhí)行人”，將二、三年前被她扼殺的維新改革一一從頭實施了。比如，被新派熱烈稱道的廢除科舉，就是這個時期的重大決策；連他們自己得以出國留學(xué)，也是其時獎勵留學(xué)政策的產(chǎn)物。享受了改革成果卻不愿承認(rèn)，原因在于作為反清團體“浙學(xué)會”（“光復(fù)會”前身）成員的魯迅，對晚清改革的態(tài)度與張肇桐《自由結(jié)婚》相仿：“這'運動’兩個字，包含了希望的意思；就是說政府不好，我們總要想個法子叫他好，……他愈好我愈有害，他愈不好我愈有利，人茍有些良心，總是自己人幫自己人的，只有設(shè)法放些反間，把他愈弄愈壞，使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國恢復(fù)過來，豈有去運動他，希望他好的道理呢？”不贊成晚清的改革，自然也不會贊成晚清的新小說。 魯迅是從晚清時代走過來的：1902年二十二歲時，由江南督練公所派赴日本留學(xué)，入東京弘文學(xué)院；1903年二十三歲時，為《浙江潮》雜志撰文，譯成《月界旅行》；1907年二十七歲時，擬創(chuàng)辦文藝雜志，名曰《新生》，以費絀未印，后為《河南》雜志撰文；1908年二十八歲時，與周作人譯域外小說，次年輯印《域外小說集》二冊；1911年三十一歲時，寫成第一篇小說《懷舊》，閱二年發(fā)表于《小說月報》第四卷第一號。與晚清六大小說家較，出生于1881年的魯迅，比李伯元（1867生）小14歲，比吳趼人（1866生）小15歲，比劉鶚（1857生）小24歲，比曾樸（1872生）小9歲，比黃小配（1872生）小9歲，比陸士諤（1878生）小3歲。按說對于晚清小說家，魯迅應(yīng)比對吳敬梓了解得更切近更充分。要說有學(xué)問有人格，李伯元、吳趼人、劉鶚、曾樸、黃小配、陸士諤之中無論哪一位。都是充分合格的；他們何嘗是“在困窮之中，借罵人為糊口”的“失意的文人”？要說吳敬梓“秉持公心”、“以公心諷世”，李伯元何嘗不是“首持公論，力任開化，不隨世運為轉(zhuǎn)移，不窺禍福而趨避”（邱煒萱《揮麈拾遺》）？吳趼人何嘗不是“生新舊蛻嬗之世，恫夫國勢積弱，民力浸衰，贊翊更革，數(shù)見于所為文辭，惟于方寸取舍，分際綦嚴(yán)，亡時流盲從之患”(《我佛山人傳》)？即便是“借罵人為糊口”，也不是毫無是非之可言。誠如魯迅后來在《七論“文人相輕”——兩傷》所說：“縱使名之曰'私罵’，但大約決不會件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較近于'公’，在'罵’之中，有的較近于'理’的，居然來加評論的人，就該放棄了'看熱鬧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說出你究以為那一面較'是’，那一面較'非’來?！迸c吳敬梓之受顏習(xí)齋、李剛主、程綿莊一派思想的影響相比，晚清小說家更受到了“泰西文學(xué)”的震撼和影響，如李伯元“遠(yuǎn)摭泰西之良規(guī)，近挹海東之馀韻”（《本館編印〈繡像小說〉緣起》），曾樸“務(wù)使我國小說界，范圍日擴，思想日進(jìn)，由翻譯時代而進(jìn)于著作時代，以與泰西諸大文豪，相角逐于世界”，無疑比吳敬梓站到一個新的制高點。吳敬梓最為人稱道的是對禮部議定用五經(jīng)四書、八股文取士之法的責(zé)備：“這個法卻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睂Ρ取抖昴慷弥脂F(xiàn)狀》所說：“此刻外國人都是講究實學(xué)的，我們中國卻單單講究讀書。讀書原是好事，卻被那一班人讀了，便都讀成了名士。不幸一旦被他們得法做了官，他在衙門里公案上面還是飲酒賦詩，你想地方那里會弄得好？國家那里會強？國家不強，那里對付那些強國？”相去何止道里計。晚清多數(shù)小說作家，都站到了一個新的時代的高度，以包括吳敬梓在內(nèi)的—切古小說家所不曾具有的志向度量，去“秉持公心，指擿時弊”的。他們所秉持的，是使中國擺脫專制貧弱，走向民主富強的更大的公心；他們所指擿的，是彌漫于中國大地的腐朽制度全部更大的時弊。 魯迅貶抑晚清小說的另一個理由是“度量技術(shù)”。第一，是所謂“辭氣浮露，筆無藏鋒”。仿佛預(yù)料到后來會有這種指責(zé)，茂苑惜秋生在《〈官場現(xiàn)形記〉敘》中就用“以含蓄蘊釀存其忠厚，以酣暢淋漓闡其隱微”概括李伯元的藝術(shù)手段。“以酣暢淋漓闡其隱微”，亦即“凡神禹所不能鑄之于鼎，溫嶠所不能燭之以犀者，無不畢備”，或即魯迅所謂“揭發(fā)伏藏，顯其弊惡”，本是新小說批判舊世界舊體制題中應(yīng)有之義，姑且毋論；而“以含蓄蘊釀存其忠厚”，則大有深意存焉。蘊釀，即含蓄，袁枚《隨園詩話》卷三：“東坡近體詩，少蘊釀烹煉之功，故言盡而意亦止。”王闿運《湘綺樓論唐詩》：“少陵氣勢較博，而蘊釀勻飭不及也?！迸u晚清小說“筆無藏鋒”，就是說它們“蘊釀勻飭不及”。小說和詩不同，諷刺性抨擊性的作品，蘊釀不一定是必具的前提；但作為一項更高的標(biāo)準(zhǔn)，對小說提出“以含蓄蘊釀存其忠厚”的要求，確是非常必要的。第二，是所謂“凡所敘述，皆迎合，鉆營，朦混，羅掘，傾軋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熱心于作吏，及官吏閨中之隱情?！瓫r所搜羅，又僅'話柄’，聯(lián)綴此等，以成類書；官場伎倆，本小異大同，匯為長編，即千篇一律”，所謂“描寫失之張皇，時或傷于溢惡，言違真實，則感人之力頓微，終不過連篇'話柄’，僅足供閑散者談笑之資而已”。姑勿論“臆說頗多，難云實錄”、“傷于溢惡，言違真實”云云，與其倡導(dǎo)的“虛構(gòu)”理論相矛盾，即“官場伎倆，本小異大同”之論，對有十年官場經(jīng)歷（自1912－1926年在北京教育部做部員）的魯迅來說，其耳聞目睹官場伎倆，確與《官場現(xiàn)形記》的揭露極為相象，視為“話柄”，貶之已甚。但他沒有想一想：晚清小說之所寫，在現(xiàn)實中依然大量存在，是小說的的不行，還是現(xiàn)實的不幸？尤其是作為文學(xué)史家，他應(yīng)該看出，自1903年李伯元“以小說之體裁，寫官場之鬼蜮”，中國小說史上才第一次出現(xiàn)對于做官，對于官場，亦即對于官僚體制的全面批判的作品?！豆賵霈F(xiàn)形記》的驟享大名，乃是因為它的嘗試，是前無古人的；它所作出的結(jié)論，與歷史的發(fā)展潮流是完全一致的。 三 西諦（鄭振鐸）1926年評論魯迅的《吶喊》說：“中國的諷刺作品，自古就沒有；所謂《何典》不過是陳腐的傳奇，穿上了鬼之衣而已，《捉鬼傳》較好，卻也不深刻，《儒林外史》更不是一部諷刺的書，《官場現(xiàn)形記》之流卻是破口大罵了；求有蘊蓄之情趣的諷刺作品，幾乎不見一部。自魯迅先生出來后，才第一次用他的筆鋒去寫幾篇'自古未有’的諷刺小說。那是一個嶄新的天地，那是他獨自創(chuàng)出的國土，如果他的作品并不是什么'不朽’的作品，那末，他的在這一方面的成績，至少是不朽的。”（《〈吶喊〉》）魯迅從果戈理、顯克維支那里學(xué)習(xí)了西方的諷刺，并與自己的冷嘲熱諷、潑辣恣肆結(jié)合融會，作成了自己“獨自創(chuàng)出的國土”，吳敬梓只不過是他拉了來充作自己的同道而已。對于這一招，所有受過西方教育的人都不曾持有異議，第一個看出底蘊來的卻是對古代小說深有研究的鄭振鐸，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晚清小說最輝煌的十年，也是魯迅最富青春活力的十年。他1902年二十二歲時到日本，梁啟超正在橫濱創(chuàng)辦《新小說》。據(jù)周作人回憶：“梁任公所編刊的《新小說》、《清議報》與《新民叢報》，的確都讀過，也很受影響，但是《新小說》的影響總是只有更大不會更小。梁任公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當(dāng)初讀了的確很有影響，雖然對于小說的性質(zhì)與種類后來意見稍稍改變?！保ā蛾P(guān)于魯迅之二》）。但《史略》唯一一次提到梁啟超，竟是在介紹吳趼人順便道及的：“光緒二十八年新會梁啟超印行《新小說》于日本之橫濱，月一冊，次年（一九○三），沃堯乃始學(xué)為長篇，即以寄之。”似乎梁啟超、《新小說》以及《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等等，于其時小說史都是無關(guān)緊要的。 魯迅連同胡適所以貶抑晚清小說，除了方法上的原因，還有時代潮流的潛意識在起作用。魯迅胡適們所從事的，幾乎都源于晚清的新小說：推行白話是這樣，將小說視作改造社會之利器更是這樣。但他們有意無意地隱諱這一點，仿佛自己才是白話運動的倡導(dǎo)者，是新文學(xué)運動的締造者。要將“改造國民性”作為一己的發(fā)明，所謂“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dāng)然要推文藝”（《吶喊·自序》），就要模糊與“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的承繼關(guān)系。這與胡適說：“這五十年的白話小說史仍舊與一千年來的白話文學(xué)有同樣的一個大缺點：白話的采用，仍舊是無意的，隨便的，并不是有意的?！迥甑奈膶W(xué)革命，便不同了。他們老老實實的宣言'死文字’不能產(chǎn)生'活文學(xué)’，他們老老實實的主張現(xiàn)在和將來的文學(xué)都非白話不可”（《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xué)》）之貶低晚清白話小說，如出一轍。 歐陽健 原載：《廈門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2007年第3期 (責(zé)任編輯：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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