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底，他和劉鼎一起從莫斯科回到上海，都被分配到中央中共特科情報科工作。劉鼎任副科長，做陳賡的助手。歐陽新在特科連續(xù)工作6年，后期參與特科的領導工作，是特科的資深人員。

中央特科是當時中央中共為應付面臨的險惡形勢而設立的從事情報保衛(wèi)工作的專業(yè)組織。它的主要任務是深入敵人警、憲、特務機關，探取敵人破壞我黨的陰謀，向黨的秘密組織報警，保障黨中央領導機關和在滬地方黨組織的安全。

歐陽新到特科后化名王子春，他的真實姓名及其早年經(jīng)歷已不可考。傳說他本來姓劉，是湖北人。特科設在險象環(huán)生的上海，在秘密環(huán)境中工作，都是單線聯(lián)系，養(yǎng)成了不記姓名的習慣。大家用的都是假名字，誰都不問對方的真名實姓，在外面活動也常更名改姓。在各種場合認識歐陽新的人，有的稱他“老王”“老劉”，因他個子高，塊頭大，也有人叫他“老大”“大漢”或“大塊頭”“大塊劉”，等等。

陳賡曾在此成立“中央特科”，與敵展開秘密斗爭

南華通訊社的“記者”

30年代初期，國內(nèi)競辦新聞通訊社的風氣較盛。當時特科的關系中有個《時事新報》記者王安之(又名王雄，1931年被捕后叛變)，他有個朋友在廣東辦的南華通訊社工作，由于資本短缺，人手不夠，除了設在廣州的總社外，南華通訊社只在南京有個分社。因為上海是全國最大的城市，因此，南華通訊社的老板很想在上海設立分社。特科知道后，為了利用它打開公開活動的局面，就替南華通訊社出人、出錢、掛招牌，辦起上海分社，并派歐陽新去當記者。

其時盤踞上海租界的英、日等帝國主義分子常想拉攏新聞記者給他們作宣傳，歐陽新就利用對方的這一企圖，以記者身份同他們打交道，從中獲得了一些有關英、日政治動向和外商活動的情報。他還以記者名義接近國民黨的軍事機關及來往于上海、南京的軍政官員，并同某些反動軍官交上“朋友”，得到不少國民黨的軍事、政治情報。

歐陽新在大革命時代曾任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的翻譯，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留蘇期間又學會俄語，加以長得個子高，外貌有點像白種人，這使他在上海進行情報活動有了一些方便條件，即使有時不幸被捕，也能憑此嚇唬敵人將他釋放。

1930年春天，他到情報科不久，就發(fā)生了這樣一件事：情報科在上海敵特機關中建立的第一個反間諜關系、“國民黨中央駐滬特派員”楊登瀛，發(fā)現(xiàn)一個從江西蘇區(qū)逃來上海的紅軍中的叛徒史書元，正在利用一品香旅社作掩護，直接找國民黨上海市特別黨部聯(lián)系，進行一筆齷齪的出賣革命的政治交易。

上海先施公司，李克農(nóng)住地前面

此事經(jīng)由陳賡報告中央特委后，周恩來命令中央特科二科(情報科)、三科(行動科)的同志全體出動，把一品香旅社團團包圍。這家旅社的大門和四面近處的幾條街口，都被全副武裝的“紅隊”封鎖，附近的所有巡捕也都被監(jiān)視起來。陳賡親臨現(xiàn)場指揮；劉鼎作楊登瀛的專家，陪他進入旅社參加宴會，借此偵察、監(jiān)視史書元的行動；歐陽新則以記者身份進入旅社“采訪”，準備把這個叛徒抓起來。結果敵人發(fā)覺情況有異，叛徒史書元慌忙溜掉。

這次行動受挫，歐陽新和把守旅社門口的幾位同志被捕。歐陽新一被捕他就哇哩哇啦，滿口英語，不講中國話，并且一直向巡捕抗議他們無故捕人，聲稱他是記者，要給外國某大使、某領事打電話。敵人不摸底細，看他長得象白種人，“來頭不小”，又沒從他身上搜出任何可疑的證據(jù)，很快就把他放出來了。

1930年夏天，“立三路線”準備在上海發(fā)動武裝暴動，命令情報科調(diào)查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在上海的軍事、政治、經(jīng)濟等情況。陳賡馬上帶領劉鼎和情報科的全體同志，化裝成各種人物，冒著種種風險，開始進行偵察。歐陽新也參加了這次偵察工作，他以記者的名義活動，可以出入駐在上海的外國兵營。為了較準確地了解外國駐軍的武器裝備，他設法調(diào)查了軍火倉庫的情況。同時又以記者身份進行對國民黨軍事情報的搜集。這樣，他把上海外國駐軍和國民黨軍隊的實力摸得更加清楚，在這次偵查行動中作出了重要貢獻。

經(jīng)過幾個月的緊張工作，他們跑遍了上海的各個角落，搜集了各種資料，終于查清了上海的中外駐軍情況，以及軍事要塞、交通、地形、重要建筑和市政設施、監(jiān)獄、碼頭、銀行、糧庫等各方面的情況。最后由劉鼎把搜集到的大量資料，匯編成一冊《上海情況資料》，報送當時軍委中央的參謀長劉伯承。

后來“立三路線”的錯誤計劃被制止，上海暴動也沒有搞。但這份資料仍為軍委中央掌握上海情況提供了寶貴的情報。直到建國后，劉伯承有一次在北京見到陳賡、劉鼎，同他們談起“立三路線”的錯誤和危害的時候，還說：“不過，我們的共產(chǎn)黨員是非常英勇的。就拿你們在上海為'立三路線’暴動準備的那一套材料來說，那也真不簡單哪！”

中央中共特科機關舊址，位于上海武定路930弄14號（原武定路修德坊6號）。1928年11月至1931年4月為中共特科機關

潘漢年的助手

1931年4月顧順章被捕叛變后，潘漢年接替陳賡為情報科長，歐陽新留在情報科做潘漢年的助手。中央特科在重新建立情報關系過程中，歐陽新通過在上海市社會局的熟人吳漢琪，在法租界巡捕房和淞滬警備司令部發(fā)展新的情報關系，又有新的貢獻。

吳漢琪是歐陽新在陳友仁處做翻譯時認識的，此人原是北伐軍的政治工作人員，現(xiàn)已淪為上海市社會局長吳醒亞手下的情報人員。潘漢年想從社會局打開一個缺口，他本來也認識吳漢琪，但因吳漢琪早已知道潘漢年的共產(chǎn)黨員身份，他不便于直接出面和吳漢琪打交道，就讓歐陽新設法同吳漢琪恢復舊交，并且一起研究了從何處著手，確定了開展工作的步驟。

當時陳友仁正在上海，和宋慶齡、鄧演達等一起反對蔣介石投靠帝國主義、實行反共獨裁的政策，國民黨無中生有，在社會上散布陳友仁是“中國社會民主黨人”的謠言。歐陽新將計就計，假稱自己仍在陳友仁手下做事，找見吳漢琪，向他表示自己要為陳友仁的那個(根本不存在的“)中國社會民主黨”效力，彼此在“反對共產(chǎn)黨”“反對第三國際”的目標上是相同的；還說他除掌握中國社會民主黨的重要黨務外，與歐美各國社會民主黨以及和這些社會黨關系密切的國際勞工組織也有聯(lián)系。

其時正好國際勞工組織有一個代表團來華活動，歐陽新哄他說，他正為此忙得不可開交，急切需要幫助這個代表團搜集中國赤色工會和中國共產(chǎn)黨活動的情報，他們將會為此不惜高價付酬。這時，報紙上也正引人注目地報道了社會民主黨歡迎國際勞工組織代表團的新聞。因此，吳漢琪對歐陽新的話信以為真，毫不懷疑。同時，他急于想從歐陽新手里獲取有關所謂“中國社會民主黨”的情報，好向社會局的老板吳醒亞表功。

另外，吳漢琪生活腐化，急想發(fā)財。他和歐陽新見面不久，就告訴歐陽新說，他瞞著原妻娶了一個姨太太，一妻一妾，分居兩處，開銷很大，眼下正需要一筆錢“救急”，問他能不能幫忙。歐陽新當時給他50元，他講至少還得100元云云。他聽說國際勞工組織愿出高價收買情報，喜出望外。因此一談他就上鉤，開始按照潘漢年和歐陽新的設計接受我們指派的任務。

此后，通過吳漢琪的關系，歐陽新認識了在法租界巡捕房做翻譯的徐某，此人的長兄在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任總務處長。歐陽新要求徐、吳幫忙從警備司令部和社會局花錢搜集一些共產(chǎn)黨員被捕后的口供材料。后來徐某真的幫助他找到了警備司令部軍法處的一個錄事，歐陽新答應論件給錢。這個錄事提供了一些普通黨員被捕后胡亂應付敵人的口供。

中央中共第一個秘密電臺遺址

買回向忠發(fā)叛變的口供

1931年6月22日，當時的中央中共總書記向忠發(fā)因被顧順章出賣而在上海被捕。黨中央及時得知確實信息后，要求中央特科具體偵察被關押在淞滬警備司令部里的向忠發(fā)的情況，特別是要打聽向忠發(fā)在何時被押送去南京，從什么地方上車，以便中央特科組織武裝力量攔截囚車，營救向忠發(fā)。

潘漢年立即要歐陽新利用徐某和他在警備司令部一個長兄的關系，打聽向忠發(fā)在警備司令部的情況，比如有什么新口供，敵人準備如何處理，等等。歐陽新對吳、徐二人有意強調(diào)要向忠發(fā)的口供筆錄以及從向忠發(fā)的案情中發(fā)現(xiàn)中共活動的情報，只要情報真實可靠，可以付給高價。

不料向忠發(fā)被捕的第三天就被淞滬警備司令部處決。

黨中央得知向忠發(fā)已在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內(nèi)被秘密處決，又從內(nèi)線情報傳出向忠發(fā)投敵叛變的消息。但是，既然已經(jīng)叛變，為何又被處決？

周恩來辦事一向精密細致，對于有關黨員政治生命的大事，一定要取得確鑿的證據(jù)，才來作出判斷。他便要求中央特科設法抄錄向忠發(fā)在受敵人審判時的口供。

中央特科通過打進淞滬警備司令部的法文翻譯鮑文蔚和歐陽新通過徐某，原已收買了警備司令部的那個錄事提供被捕人員的口供記錄?？墒沁@次審訊向忠發(fā)，那個錄事沒有參加。通過徐某、吳漢琪去找那個錄事，要他設法抄錄向忠發(fā)的口供。他們提出要求：抄出向忠發(fā)的全部供詞，須付1000元的高價；而吳、徐二人的酬勞費還須另外付給。過了幾天，那個錄事終于溝通了當時出庭的另一個錄事，將向忠發(fā)的全部口供偷錄出來。

上海云南路477號樓上“福興布莊”舊址，這里是當年中央中共政治局辦公和開會的地方

周恩來初看這份口供，曾經(jīng)懷疑這些口供是不是敵人偽造的(敵人經(jīng)常采取這種手段，以混淆真相)。但經(jīng)仔細研究，周恩來終于發(fā)現(xiàn)，許多只有中央少數(shù)人知道的機密，卻都一一在口供中暴露了，這就肯定了向忠發(fā)確實已經(jīng)叛變。

至于蔣介石為什么要立即槍斃他，可能別有原因。周恩來又令特科繼續(xù)偵察。不久，歐陽新又從吳、徐處得到情報，據(jù)徐某的長兄說：當熊式輝密電蔣介石請示如何處置向忠發(fā)時，還不知道向忠發(fā)已決心自首叛變。蔣介石接電后立即復電就地秘密槍決。軍法處審問時，向忠發(fā)雖然作了叛變的供詞，熊式輝卻沒有再呈報，即按蔣介石的電報執(zhí)行了。(按：另有一種說法：熊式輝第二封電報向蔣介石報告了向忠發(fā)叛變的事。蔣介石馬上改變主意，又下令“暫緩處決”。但熊式輝收到第一個電報后已于24日凌晨將向忠發(fā)槍決了。)

1933年4月，武胡景繼潘漢年領導特科，歐陽新為特科的第二負責人，主管特科的警報工作，同時參與對“紅隊”工作的指導。因為武胡景在領導特科工作中違反了過去中央特科行之有效的成功經(jīng)驗，在敵人嚴酷的白色恐怖下表現(xiàn)驚惶失措，用暗殺國民黨公開警探人員的手段代替有計劃有組織的反叛徒和奸細的斗爭。歐陽新也沒有根據(jù)自己長期在特科的工作經(jīng)驗，來批評和克服武胡景的錯誤領導（以后他曾因此受到黨組織的嚴重警告處分），以致沒有完成中央交給特科保衛(wèi)上海黨組織和保存特科干部的任務。

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江蘇省委、共青團中央和共青團江蘇省委、上海工聯(lián)等機關，多次遭到敵人的大破壞。到1935年2月，黨在上海的上述組織都已不存在，基層組織也七零八落無人負責了。環(huán)境非常惡劣，上海無法立足，歐陽新與武胡景等一道離開上海去莫斯科。

歐陽新到蘇聯(lián)后，因受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清黨的影響，不幸于1937年七八月間被捕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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