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書法的當代轉譯”——論學者唐從祥〈田錫諸葛臥龍賦〉書法創(chuàng)作中的"學人筆墨"范式研究》

摘要：本文以唐從祥（筆名唐駁虎）2018年創(chuàng)作的《田錫諸葛臥龍賦》書法長卷為研究對象，結合北宋田錫原文的文學內涵與歷史背景，系統(tǒng)分析其以顏真卿楷書為基的書法藝術特點。論文從筆法、結體、章法、墨法等維度展開，探討作品在技法傳承與時代創(chuàng)新中的平衡；通過橫向比較當代楷書創(chuàng)作與縱向梳理顏體書風脈絡，揭示其在文人書法傳統(tǒng)中的獨特定位。同時，結合文史專家王仿生、張德全等專家與學者的評價，論證該作品在文學與書法融合、歷史精神當代轉化等方面的藝術價值。研究認為，唐從祥此作不僅體現(xiàn)了“以書載道 文以言志”的創(chuàng)作理念，更展示了當代文人書法在文化傳承與藝術創(chuàng)新中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唐從祥；唐駁虎；《諸葛臥龍賦》；田錫；顏真卿楷書；書法藝術；當代價值

 一、引言：問題緣起與研究意義

書法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核心載體之一，歷來強調“書以載道”“藝文合一”。在當代藝術多元化背景下，如何延續(xù)書法文脈，實現(xiàn)創(chuàng)造性轉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成為重要學術命題。學者、法學家、詩人唐從祥于2018年創(chuàng)作的《田錫諸葛臥龍賦》楷書長卷（長約30米，高約40厘米），以顏真卿楷書為根基，書寫北宋田錫九百余字名賦，規(guī)模宏大、氣勢沉厚，受到文史專家王仿生、楊升庵研究會張德全等學者的認可。這一作品不僅展現(xiàn)了書法家個人藝術造詣，更觸及書法與文學、歷史、人格精神的多維互動，具有典型研究價值。

本文旨在通過文本分析、風格比較與價值闡釋，全面辯證探討唐從祥此作的書法特點與當代藝術意義。研究將結合田錫《諸葛臥龍賦》的文學內涵、歷史語境，以及唐從祥作為跨領域學者的文化身份，分析其書法創(chuàng)作中技法與精神、傳統(tǒng)與當代的多重對話，以期為當代書法創(chuàng)作與理論研究提供參照。

二、田錫《諸葛臥龍賦》的文學內涵與歷史語境：文本的深度闡釋與跨時空價值

（一）田錫其人：一代“正人”的精神肖像與文學主張

要真正理解《諸葛臥龍賦》的深層意蘊，必須首先回到其創(chuàng)作者田錫所處的歷史坐標系中。田錫（940—1004），字表圣，其人生貫穿北宋初期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他并非以文學技巧的奇崛炫目著稱于世，而是以其風骨與事功，在史冊上刻下了“天下正人”的深刻印記。

1.  “朕之汲黯”：諍臣風骨的政治實踐。宋太宗將其比作漢代敢于犯顏直諫的汲黯，此譽絕非虛言。田錫的奏議，“直陳時政得失，無所回避”，其諫言往往切中要害，鋒芒畢露，體現(xiàn)了一種將儒家道統(tǒng)置于帝王權勢之上的凜然氣節(jié)【1】。這種“道尊于勢”的實踐，使他成為宋代士大夫政治中理想人格的早期典范。他的生命形態(tài)，本身就是對“忠義”“剛正”等抽象價值最生動的詮釋，這為其文學創(chuàng)作奠定了堅實的人格底色。

2.  “經緯大道”：文以載道的文學思想。在文學觀念上，田錫旗幟鮮明地反對晚唐五代以來纖巧浮靡的文風，主張文章應“經緯大道”，“輔弼教化”【2】。他認為，文學的核心功能在于承載和弘揚儒家之“道”，在于有益于國家治理與世道人心。這一主張，上承韓愈、柳宗元“文以明道”的古文運動精神，下啟歐陽修、蘇軾等人倡導的詩文革新，是北宋文學思想轉型期的重要一環(huán)。因此，他的文章，包括《諸葛臥龍賦》，絕非閑適的吟詠或純粹的藝術品，而是承載其政治理想、道德信念與歷史觀察的嚴肅載體，文風必然呈現(xiàn)“典正宏深”的特質。

（二）《諸葛臥龍賦》的文本深度解析：多重維度的意蘊結構

《諸葛臥龍賦》作為田錫的代表性文賦，是其文學思想與人格精神的集中體現(xiàn)。其文本意蘊可從以下三個逐層遞進的維度進行解析：

1.  表層敘事：對諸葛亮生平功業(yè)的歷史性禮贊。賦文以時間為序，清晰勾勒了諸葛亮“躬耕待時—三顧出山—經略蜀漢—北伐中原—星落五丈原”的生命軌跡。文中運用了大量精妙的比喻與磅礴的意象，如以“臥龍”、“應龍”喻其才德，以“風云際會”喻君臣遇合，以“鼎峙之業(yè)”喻三國格局。這種敘事并非簡單的史料鋪陳，而是經過文學提煉的、充滿情感張力的英雄史詩。它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兼具隱士風骨、王佐之才、忠臣肝膽的理想化英雄形象，滿足了讀者對歷史偉人的崇敬心理。

2.  中層寄托：田錫自身政治理想與士大夫責任的投射。田錫寫作此文時，北宋立國未久，外部有遼國威脅，內部需鞏固政權、重建秩序。他謳歌諸葛亮“漢賊不兩立，王業(yè)不偏安”的堅定立場，實則是對北宋朝廷應確立華夏正統(tǒng)、銳意進取的政治呼吁。他傾慕劉備與諸葛亮“魚水相得”的君臣關系，暗含了對理想政治生態(tài)——“君明臣賢”——的向往。而他極力渲染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更是宋代新興士大夫階層“以天下為己任”主體意識的鮮明寫照。在此，諸葛亮已成為一個符號，田錫借其酒杯，澆自家塊壘，抒發(fā)的是對當代政治的責任感與參與感。

3.  深層哲學：對“時”“勢”“道”關系的深刻思辨。這是該賦超越一般頌揚文章的核心所在。賦文開篇即點出“臥龍”之喻的精髓：“俟良時以為風雨”。全篇貫穿著對 “時”（歷史時機、個人機遇）、“勢”（天下大勢、政治格局）與“道” （儒家倫理、政治正義）三者關系的思考。諸葛亮的價值，不僅在于其個人才智，更在于他能“審時度勢”，且始終以“興復漢室”之“道”為終極指向，即便在“勢”不可為時，仍“知其不可而為之”，以生命踐行其道。這種對士人在復雜歷史境遇中如何安身立命、堅持理想的思考，觸及了中國傳統(tǒng)政治哲學的核心命題，使得賦文具有了穿越時空的普遍性哲學意義。

（三）賦文在書法創(chuàng)作中的核心意義：為筆墨注入歷史的靈魂與哲學的維度

唐從祥選擇《諸葛臥龍賦》作為三十米長卷的書寫文本，是一個極具戰(zhàn)略眼光和深意的藝術決策。該賦對于此次書法創(chuàng)作而言，絕非被動的書寫材料，而是激活創(chuàng)作、提升格調、界定內涵的主動性能源。

1.  提供精神的標高與氣韻的基調。書法講究“氣韻生動”。田錫賦文中充盈的浩然正氣、悲壯情懷與歷史滄桑感，為唐從祥的筆墨提供了明確的情感指向與精神基調。書寫“漢賊不兩立”時的斬釘截鐵，書寫“出師未捷”時的沉郁頓挫，書寫“鞠躬盡瘁”時的虔敬深沉，都因有了文本精神的引導而變得有本可依，有情可抒。文本的“廟堂之氣”與顏體書風的“正大之氣”同頻共振，共同決定了作品崇高、莊嚴的審美品格。

2.  構建敘事的結構與節(jié)奏的依托。九百余字的長賦，本身具有起承轉合的文學敘事結構。這為三十米長卷的章法布局提供了內在的邏輯框架。書法家可以依據文本內容的轉折（如從隱居到出山，從勝利到悲情），在筆速、墨色、字勢上作出相應的、微妙的變化，使書法形式的節(jié)奏與文學內容的節(jié)奏相互映襯，形成“視覺化的閱讀”體驗。長卷的展開過程，由此變成了與文本敘事同步的歷史漫游與情感歷程。

3.  實現(xiàn)“人、文、書、史”的四重對話與意義疊加。此次創(chuàng)作，因此成為一個異常豐富的意義生成場域：

 人與文對話：唐從祥作為當代學者，通過書寫深入理解并回應田錫的思想。

 書與文對話：顏體楷書的視覺語言，詮釋并強化賦文的文學意象與精神內涵。

 今與史對話：當代的書寫行為，激活了宋代文本與三國歷史，使其與當下產生關聯(lián)。

 史與史對話：諸葛亮（三國）、田錫（宋）、顏真卿（唐）三位不同歷史時期的忠義楷模，其精神通過這次創(chuàng)作得以交匯共鳴。

田錫的《諸葛臥龍賦》不僅是一篇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更是一個凝聚了歷史記憶、政治理想與哲學思考的“意義晶體”。唐從祥選擇它，正是看中了其豐厚的精神礦藏。書法創(chuàng)作因此不再是單純的筆墨演練，而升華為一場以線條和墨象為媒介，穿梭于三國、唐宋與當代之間，探尋士人精神、歷史正道與文化傳承的莊嚴儀式。文本的深度，從根本上奠定了書法作品的深度與重量。

三、唐從祥《諸葛臥龍賦》長卷書法特點的深度解析與美學闡釋

唐從祥先生所創(chuàng)作的《田錫諸葛臥龍賦》三十米楷書長卷，非僅為技法的展現(xiàn)，實為一場融匯了歷史精神、文學意境與個人心性的綜合藝術實踐。其書法特點，需從微觀的筆法、中觀的結構至宏觀的章法進行系統(tǒng)性、立體化的解析，方能洞見其于傳統(tǒng)根基之上的匠心獨運與美學追求。

（一）筆法解析：顏筋為骨，篆籀為韻，以意馭筆的理性與感性交織

唐從祥的筆法體系，牢固扎根于顏真卿楷書的正脈，并通過對篆隸古法的溯源與個人心性的熔鑄，形成了既法度森嚴又氣息醇厚的獨特筆意。深得顏體《顏勤禮碑》《麻姑仙壇記》筆意【4】

1. 起收的哲學：藏露互見，蓄勢與抒發(fā)的辯證統(tǒng)一。

其起筆多以藏鋒逆入，如“國”字首橫，筆鋒輕觸紙面后微作衄挫，隨即中鋒徐行，這種處理并非簡單的技術動作，而是一種 “蓄勢”的美學——將力量蘊含于筆畫開端，為后續(xù)的行筆儲備能量，視覺上產生凝重、含蓄、內斂的質感。收筆處則多頓筆回鋒，飽滿堅實，如“臣”字末豎，收筆時力送毫端，緩緩提起，形成渾圓如“垂露”的形態(tài)，這體現(xiàn)了書寫過程中力量的完整釋放與可控回收。這種“逆入平出、藏頭護尾”的筆法，絕非機械重復，而是暗合了中國傳統(tǒng)美學中“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哲學思想，在每一筆的起始與終結中，完成了一次次微小的能量循環(huán)與生命律動。

2. 中段的生命：篆籀氣韻與“屋漏痕”意象的當代詮釋。

其線條最精妙處在于中段行筆。他深得顏體“篆籀氣”之精髓，運筆如作篆書，中鋒為主導，輔以細微的衄挫與提按，使線條中段并非平滑無物的“一劃而過”，而是呈現(xiàn)出圓渾、飽滿、富有顆粒感與澀勢的質感。觀“風”、“龍”等字的長筆畫，如長撇與斜捺，筆鋒仿佛在紙面上“犁”過，既沉穩(wěn)有力，又含蓄內勁。這正是對“錐畫沙”（力透紙背、兩側如沙痕）與“屋漏痕”（蜿蜒而下、渾然天成）古典筆意理論的生動實踐。唐從祥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將這種源于自然物象的古老筆法，轉化為一種可控的、富有表現(xiàn)力的藝術語言，使靜態(tài)的楷書線條具備了動態(tài)的張力與時間的痕跡感。

3. 節(jié)奏的調控：提按分明的戲劇性與情感表達。

顏體楷書“橫細豎粗”的典型特征，在唐從祥筆下得到了理性克制而又富于情感的運用。其提按對比鮮明但不過度夸張，如“時”字“日”部之細勁與“寺”部豎鉤之粗壯形成對比；“為”字多點畫之間的輕重起伏，宛若樂章中的強弱音符。更重要的是，這種提按節(jié)奏與文本內容及書寫者的情感波動產生了微妙的對應。在書寫賦文中激昂澎湃的語句時，筆力加重，提拔幅度增大，節(jié)奏趨緊；而在敘述隱逸或抒懷段落時，筆觸則趨于舒緩平和。筆法因此超越了單純的造型功能，成為承載文意與心緒的媒介，實現(xiàn)了 “筆隨文走，墨因情生” 的書寫狀態(tài)。

（二）結體分析：寬博其形，端莊其神，在平正中求取動勢與呼吸

在單字空間的經營上，唐從祥深諳顏體結字之妙，于平正寬博的基調中，通過精微的內部調控，賦予字形以生動的姿態(tài)與內在的活力。

1. 外拓體勢與廟堂氣象的空間建構。

其結體以外拓為主要特征，字形普遍呈向四周開張之勢，中宮則相對疏朗。如“漢”字三點水與“又”部左右顧盼，空間通透；“業(yè)”字上部兩點如飛鳥展翼，下部橫畫穩(wěn)如基石，整體架構安穩(wěn)而舒展。這種外拓的體勢，源自漢隸與北碑的遺韻，在顏真卿手中得以楷法化，唐從祥則精準地把握了其精神內核——一種包容、開放、正大光明的空間感。它不僅在視覺上給人以莊嚴、宏闊的審美感受，更在象征層面暗合了諸葛亮“開濟兩朝”的胸襟與田錫作為諫臣的坦蕩氣度，共同構筑起作品崇高的“廟堂之氣”“藏而不露”。

2. 重心調控與疏密對比的辯證法則。

在追求寬博的同時，唐從祥對字體重心的把握極為精到。無論筆畫如何舒展，每個字的視覺重心都異常穩(wěn)定，絕無傾側軟塌之感。這源于其對筆畫力感方向與部件間“勢”的精確控制。同時，他善于運用疏密對比來活化空間，如“諸”字“言”旁點畫密集、體勢收斂，與“者”部的疏朗開張形成對比；“葛”字上部草字頭緊密，下部“曷”之“勾”筆逸出，形成疏密節(jié)奏。這種“疏可走馬，密不透風”的布白理念，使每個字都成為一個充滿張力的生命單元，在整齊的章法中避免了呆板。

3. 楷行筆意的悄然滲透與書寫性的強調。

尤為可貴的是，在嚴謹的楷法框架內，唐從祥巧妙地融入了個別行書的筆意與映帶關系。例如“起”字“走”部末筆與“己”部首筆的意連，“之”字點畫與橫撇之間的氣息流轉。這些處理并非刻意求變，而是在長期書寫實踐中自然形成的“書寫性”流露。它們如同樂章中的裝飾音，打破了絕對均質的時間流，在莊重的楷書基調中注入了一絲靈動與生機，有效防止了長卷書寫可能產生的視覺疲勞，體現(xiàn)了 “楷書行寫” 的高妙境界，使作品在法度中見性情，在靜穆中藏流動。

（三）章法營造：長卷史詩，秩序與韻律的宏大敘事

面對三十米長卷、九百余字巨制的空前挑戰(zhàn)，唐從祥在章法布局上展現(xiàn)了宏大的駕馭能力與深邃的整體構思。

1. 行列秩序下的“隱形軸線”與氣脈貫通。

全卷以縱有行、橫有列為基礎格局，字距緊密而行距略寬，形成了清晰、穩(wěn)定的視覺網格。然而，其精妙處在于，每一行字并非機械地對齊于一條無形的垂直線，而是存在一條微妙的、富有彈性的“行氣中軸線”。字的大小、輕重、敧正皆圍繞這條隱形的軸線做輕微擺動，如同風中竹林，主干挺立而枝葉搖曳。這種處理，使得整行乃至整篇的氣息貫通流暢，血脈相連，克服了標準印刷體式的死板，在嚴整的秩序中蘊含著生命的韻律。三十米長卷通篇觀之，如一氣呵成，毫無阻滯斷氣之感，堪稱駕馭長幅作品的典范。

2. 微觀節(jié)奏與宏觀氣勢的協(xié)同生成。

在整體統(tǒng)一的基調下，章法內部充滿了豐富的節(jié)奏變化。首先，字形大小隨文意與書寫狀態(tài)自然微調，并非全然一律，形成了視覺上的起伏波。其次，墨色隨著書寫的進行，產生由濃至淡、由潤到枯的自然變化周期，這種周期性的墨韻，與字形節(jié)奏、文本段落相結合，共同譜寫了一部視覺的“交響曲”。卷首標題的鄭重其事，正文部分的從容鋪敘，情感高潮處的筆墨激蕩，以及卷尾落款的余韻悠長，共同構成了作品起、承、轉、合的完整敘事結構。長卷的形制，不僅提供了物理的展示空間，更成為承載這種時間性、敘事性藝術表達的完美載體。

3. 文本、書法與形制的三位一體。

最終，章法的最高成就在于實現(xiàn)了文本內容、書法形式與長卷形制三者的深度共鳴與意義疊加。田錫《諸葛臥龍賦》的史詩性內容，要求一種與之匹配的、莊嚴宏大的藝術形式。唐從祥選擇的顏體楷書與長卷形制，恰好提供了這種形式。顏體的正大氣象對應著諸葛亮與田錫的忠義品格；長卷徐徐展開的閱讀方式，模擬了歷史長河的流淌與對英雄生平的回望。書法在這里，不再是孤立裝飾，而是將文學的時間性、歷史的空間感與藝術的形式感熔鑄為一體的綜合性審美客體。觀者在展卷品讀時，同時經歷了文學接受、歷史追思與審美體驗三重精神活動，從而獲得了遠超單一藝術門類的豐厚感受。

唐從祥《諸葛臥龍賦》長卷的書法特點，體現(xiàn)了一位深諳傳統(tǒng)精髓的學者型書家，在面對重大歷史題材時的綜合創(chuàng)造能力。其筆法在法度中見生命，結體在平正中求生動，章法在秩序中藏韻律，最終共同服務于一個崇高的目標：以最具經典性與表現(xiàn)力的書法語言，完成對一段歷史、一種精神、一份情懷的深刻致敬與當代轉譯。這不僅是技術的展示，更是文化信念與藝術匠心的璀璨結晶。

四、書法藝術與文學藝術的融合創(chuàng)作

（一）文本與書體的精神契合：歷史維度的三重對話

唐從祥選擇顏真卿楷書書寫《諸葛臥龍賦》，實則是構建了一個跨越時空的三重精神對話場域。這一選擇不僅基于表面上的風格匹配，更根植于深層的文化基因對應關系。

第一重對話：顏體書風與諸葛亮人格精神的同構性。顏真卿楷書素有“廟堂之氣”的美譽，其結體寬博、筆力雄強的特點，恰與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忠貞形象相契合。觀《顏勤禮碑》《大唐中興頌》，其字里行間透出的凜然正氣，正是儒家“浩然之氣”的視覺化呈現(xiàn)[8]。唐從祥在創(chuàng)作中，將這種正大氣象注入對諸葛亮的贊頌之中。如書寫“漢賊不兩立，王業(yè)不偏安”一句時，用筆格外沉厚，結體開張，“漢”“賊”二字左右結構部件刻意拉開距離，形成對峙之勢；“不”字橫畫粗壯，斬釘截鐵，視覺上強化了文本中不可調和的道德立場。這種書法語言與文學語義的高度協(xié)同，超越了單純的抄錄，達到了“書文同頻共振”的境界。

第二重對話：田錫諫臣身份與顏真卿忠烈氣節(jié)的跨代呼應。田錫被宋太宗譽為“朕之汲黯”，其直言敢諫的品格，與顏真卿在安史之亂中挺身而出的忠烈行為，同屬儒家士大夫“以道事君”傳統(tǒng)的典范。唐從祥作為法學家，深諳“法之精神”與“書之骨力”的內在關聯(lián)。在筆法處理上，他特別強化了“折釵股”“屋漏痕”等技法，如“諫”“諍”等字的轉折處，均采用內擫外拓相結合的筆法，既顯剛勁，又存彈性。這種筆法特征，暗合了田錫既堅持原則（剛）又講究方法（柔）的進諫藝術，實現(xiàn)了對不同歷史人物精神特質的共性把握。

第三重對話：宋代古文運動與唐代書法革新精神的文脈延續(xù)。田錫文學創(chuàng)作處于宋代古文運動初期，其文風樸實剛健，反對浮靡文風；顏真卿書法則是對初唐崇王風氣的革新，開創(chuàng)雄強書風。二者在各自領域都具有“復古以開新”的歷史地位。唐從祥在章法處理上，有意打破完全均勻的行列布局，在某些體現(xiàn)諸葛亮“奇策”的段落（如“火燒赤壁”“空城計”相關內容），字距稍密，行氣跌宕，局部甚至出現(xiàn)字組連帶，暗示歷史事件的戲劇性轉折。這種基于文本內容細微調整章法的創(chuàng)作意識，正是對“文變染乎世情”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回應。

（二）書寫行為與歷史對話：跨學科視野下的創(chuàng)作機制

唐從祥的跨學科背景（學者、法學家、詩人）為其書法創(chuàng)作提供了獨特的認知框架和表現(xiàn)維度，使其作品呈現(xiàn)出不同于職業(yè)書家的特質。

法學思維對筆法秩序的建構。法學強調邏輯嚴謹、證據確鑿、程序正義。這種思維投射到書法創(chuàng)作中，體現(xiàn)為對法度的嚴格遵守與理性安排。觀全卷九百余字，無一筆茍且，無一字失位，這種高度自律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正是法學“程序正義”觀念的審美轉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書寫涉及法律概念或政治倫理的語句時，如“法度嚴明”“賞罰必信”等處，用筆尤為精確，結體方正，折射出創(chuàng)作者對“法”之莊嚴性的敬畏。

詩學修養(yǎng)對筆墨意象的滋養(yǎng)。 作為詩人，唐從祥善于捕捉和創(chuàng)造意象。在書法創(chuàng)作中，他將詩歌的“意象思維”轉化為“筆墨意象”。例如，在表現(xiàn)“若應龍之臥淵泉”的“龍”字時，不僅注重字形的象形意味，更通過墨色的濃淡變化——起筆濃重如龍頭，中段飛白似龍鱗，收筆輕提出鋒若龍尾——營造出潛龍在淵、蓄勢待發(fā)的動態(tài)意象。這種“以書造象”的能力，源于其詩歌創(chuàng)作中對意象的嫻熟運用。

學者考據對歷史細節(jié)的把握。學者身份使其在創(chuàng)作前對文本進行了深度考據。他不僅研讀《三國志》《諸葛亮集》等原始史料，還參考了歷代對田錫《諸葛臥龍賦》的評注。這種考據功夫體現(xiàn)在創(chuàng)作中，是對文本精神的精準把握。如對“鞠躬盡瘁”四字的處理，“鞠”字結構緊湊，顯恭敬之態(tài)；“躬”字略向右傾，如躬身之狀；“盡”字末筆長捺含蓄回收，不露鋒芒；“瘁”字下部兩點沉重如淚滴。四字連讀，不僅字義清晰，更通過書法語言再現(xiàn)了諸葛亮耗盡心血的生命狀態(tài)，實現(xiàn)了史學考據向審美表達的轉化。

（三）長卷形制的敘事功能：時空交織的藝術劇場

長卷是中國藝術特有的時空載體，它通過橫向展開的方式，將時間過程空間化。唐從祥選擇30米長卷形制，絕非偶然，而是深思熟慮的藝術設計，旨在構建一個可以“步入”的歷史劇場。

物理長度與歷史長度的隱喻。 30米的長卷，對應諸葛亮54年的人生歷程（181-234年）和蜀漢四十余年的興衰史。觀者從右至左展開卷軸，如同在時光長廊中漫步：開篇“諸葛孔明者，臥龍也”數字，字勢舒緩，用筆含蓄，如南陽隱居時期；至“三顧頻煩天下計”，字形漸大，筆力漸強，如君臣際遇；到“出師未捷身先死”，墨色由濃轉枯，字勢由開張轉內斂，悲愴之感油然而生。這種通過書法形式要素的變化來暗示歷史進程的手法，是對中國傳統(tǒng)敘事藝術“以形寫時”智慧的繼承。

觀看方式與閱讀體驗的重構。長卷要求觀者“移步換景”，在局部與整體的不斷切換中理解作品。這種觀看方式，恰似歷史研究中的“微觀考據”與“宏觀把握”相結合。唐從祥在創(chuàng)作中，注重每一局部（約1米為單位）的獨立完整性，同時保證全卷氣脈貫通。例如，在描寫赤壁之戰(zhàn)段落，筆速加快，字勢欹側，營造出戰(zhàn)場的緊張感；轉入治理蜀中段落，則筆速平穩(wěn)，結體端正，體現(xiàn)治國理政的秩序感。這種基于文本內容的節(jié)奏調控，使觀者在“展”“觀”“卷”“思”的互動中，獲得沉浸式的歷史體驗。

物質載體與精神載體的統(tǒng)一。長卷的絹本或紙本材質，歷經歲月會產生自然的肌理變化，這些“時間的痕跡”與書法內容中歷史滄桑感形成互文。唐從祥在創(chuàng)作時，有意選用仿古絹，并控制墨色滲透，使作品完成之初就帶有“古意”。這種對物質性的敏感，體現(xiàn)了他對書法作為“時間藝術”的深刻理解——書法不僅記錄歷史，其物質存在本身也將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五、橫向與縱向比較中的定位：坐標系的建立與價值確認

對唐從祥《田錫諸葛臥龍賦》書法長卷的準確定位，需將其置于兩個清晰的坐標系中加以審視：一是橫向的當代書法創(chuàng)作生態(tài)，尤其是楷書領域的發(fā)展現(xiàn)狀；二是縱向的顏真卿書風傳承與流變譜系。通過縱橫比較，方能凸顯其獨特的藝術選擇、歷史位置與文化價值。

（一）與當代楷書創(chuàng)作的比較：在“形式競技”與“書寫回歸”之間的清醒抉擇

當代楷書創(chuàng)作，在展覽機制、評審導向與市場邏輯的多重作用下，呈現(xiàn)出幾種顯著傾向，唐從祥的創(chuàng)作恰與此形成鮮明對照，體現(xiàn)了一種自覺的、逆向的美學追求。

1. “設計性工穩(wěn)”與“書寫性渾厚”的對峙。

當下許多楷書作品，尤其是為備戰(zhàn)大型國展而創(chuàng)作的作品，普遍存在“設計先行”的傾向。創(chuàng)作者往往預先在章法布局、字形結構、甚至單字姿態(tài)上進行精密計算與擺布，追求在視覺上瞬間吸引評委眼球的“形式感”。這種創(chuàng)作方式常導致作品工穩(wěn)有余而生氣不足，精巧過甚而氣韻匱乏。用筆趨于描畫，線條光滑單薄，缺乏自然書寫的筆鋒轉換與力量灌注，即所謂“狀如算子”，雖整齊可觀，卻難以動人。

唐從祥的長卷則截然不同。其核心美學是 “書寫性渾厚”。全卷三十米，一氣呵成，氣勢貫通。其“工穩(wěn)”并非源于對每個字位置的刻意安排，而是深厚功底下自然流露的節(jié)奏與秩序。觀其用筆，逆入澀行，提拔分明，線條中段飽滿圓實，盡顯顏體“筋”力。這種“渾厚”感，是筆鋒與紙面充分摩擦、墨液自然滲透的結果，是時間與力量在紙面上的積淀，非短期描摹所能企及。它代表的是一種尊重書寫物理過程、信任手下功夫的古典創(chuàng)作觀，在當下尤為珍貴。

2. “視覺奇觀化”與“文本精神化”的分野。

當代展廳文化催生了書法作品的“視覺奇觀化”傾向。為適應宏大的展廳空間，作品尺幅越來越大，用色、用紙、拼貼等形式手段層出不窮，意在制造強烈的視覺沖擊。然而，這種沖擊有時以犧牲書法的文本可讀性與精神深度為代價，書法淪為純粹的視覺構成元素。

唐從祥此作雖亦為巨制（30米長卷），但其“大”并非為了視覺炫技，而是服務于文本內容與精神表達的內在需要?！吨T葛臥龍賦》九百余字的篇幅，諸葛亮波瀾壯闊的一生，田錫深沉宏闊的史論，本身就需要一個足夠舒展的載體來從容呈現(xiàn)。長卷的形制，使觀者能夠跟隨筆墨的推進，徐徐進入歷史敘事，完成一次深度的閱讀與精神漫游。在這里，形式（長卷）與內容（長賦）、視覺（筆墨節(jié)奏）與精神（歷史情感）達成了高度統(tǒng)一。作品打動觀者的，不是外在的奇詭形式，而是內在的文本力量與書寫者灌注其中的歷史情懷與人格氣象。

3. 定位：“守正出新”的典范。

因此，在當代楷書創(chuàng)作的譜系中，唐從祥此作可被明確地定位為 “守正出新”的典范?！笆卣?，在于其堅定不移地回歸顏楷正脈，恪守中鋒用筆、結體寬博、氣象正大的核心法度，抵制了浮夸變形的時風；“出新”，則在于其以古典法度承載當代人文思考，以傳統(tǒng)形式完成宏大的精神敘事。這種“新”，是內涵與境界的新，而非膚淺的形式變異。它提供了一條不同于“展覽體”楷書的創(chuàng)作路徑，證明了深入傳統(tǒng)、沉潛經典同樣可以在當代產生強大的藝術感染力與文化影響力。

（二）與歷史顏體傳承的比較：在譜系脈絡中的個性化演進

顏真卿書法的影響貫穿千年，后世取法者眾，風格流變清晰。將唐從祥的顏體實踐置于這一縱向譜系中考察，可見其取法淵源與個性創(chuàng)造。

1. 取法路徑：直溯盛唐，兼融清韻。

唐從祥的顏體取法，呈現(xiàn)出直溯本源、博觀約取的特點。其筆法、結體的核心顯然直接來源于顏真卿成熟期的代表作，如《顏勤禮碑》《麻姑仙壇記》的渾樸與《大唐中興頌》的宏闊，力求把握盛唐顏體剛健雄渾、真氣內充的精神本質。這使他避免了明清一些書家因輾轉臨摹而產生的習氣或僵化。

同時，他并非閉目塞聽。從其筆力的雄強與結體的外拓之勢，可以感受到對清代顏體大家如錢灃（南園）的骨力洞達、何紹基的篆籀意趣乃至華世奎的端嚴雄渾，均有所借鑒與吸收。尤其是華世奎作為近代顏楷巨擘，其筆下凜然不可犯的廟堂氣象，對唐從祥創(chuàng)作此卷的“大義凜然”之感，當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2. 個性創(chuàng)造：減其板滯，增其文潤。

唐從祥的創(chuàng)造性，突出體現(xiàn)在對清代乃至近代顏體習氣的揚棄與轉化上。清代碑學興起后，一些學顏者過分強調其“拙”“厚”的一面，用筆過于追求遲澀，導致作品時有板滯、臃腫之病，氣韻不暢。

唐從祥則成功化解了這一矛盾。他保留了顏體的骨力與氣勢，但通過更富彈性的運筆節(jié)奏和更精微的墨色控制，賦予了筆墨以溫潤感和書寫感。具體而言：

筆法上：在強調中鋒圓厚的同時，注重筆鋒的靈活轉換與提拔節(jié)奏，使線條在渾厚中見靈動，避免了僵直。

墨法上：善用濃淡枯濕的變化，尤其飛白的使用自然而不做作，蒼茫中透出呼吸感，消解了可能因墨色過飽而帶來的沉悶。

氣韻上：作為學者詩人，他將自身的書卷氣與文史修養(yǎng)融入筆墨，使作品在雄強之外，別具一種溫文醇厚的“文氣”。這“文氣”是學問涵養(yǎng)的自然流露，使得其顏體書風在繼承“雄”與“正”的同時，增添了“雅”與“潤”的維度，更契合當代知識階層的審美內蘊。

3. 歷史位置：二十世紀以來“學者型顏楷”的重要延續(xù)。

在顏體傳承譜系中，除了職業(yè)書家的脈絡，還存在一條重要的“學者型”脈絡，如清代的翁同龢、近代的譚延闿等，其書風往往在法度中透出濃厚的學問氣息。唐從祥以其學者、詩人的身份，承續(xù)了這一脈。他的創(chuàng)作，標志著在二十世紀以來的書法史上，以深厚學養(yǎng)駕馭顏體正書、并賦予其鮮明個人風貌與時代精神的探索，得到了又一次有力的實踐與推進。

（三）跨領域學者書法的特色：超越“專業(yè)區(qū)隔”的人文實踐

唐從祥書法創(chuàng)作最獨特的文化身份標簽，是其“學者、法學家、詩人”的復合背景。這使其作品超越了單純的“書法藝術”范疇，成為一項具有綜合人文價值的文化實踐。

1. “非職業(yè)化”的純粹性：以修養(yǎng)為本，以使命為驅。

與職業(yè)書法家不同，唐從祥的書法創(chuàng)作不受書畫市場行情、展覽評審標準、風格流行趨勢等外在因素的直接牽制。其創(chuàng)作動機更多地源于內在的文化使命感、個人精神修養(yǎng)的需求以及對特定歷史文本的強烈共鳴。這種相對“非職業(yè)化”的狀態(tài)，反而使其創(chuàng)作心態(tài)更為純粹、從容。他可以選擇耗時費力的三十米長卷巨制，可以沉潛于一部相對冷僻的宋代辭賦，可以不計工本地追求筆筆到位、氣韻貫通——這一切都源于內在的驅動，使得作品脫去了功利色彩與應制氣息，更具精神的獨立性與藝術的完整性

2. “學問養(yǎng)書”的深度模式：法度與學理的互證。

作為法學學者，其思維中的邏輯性、嚴謹性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其書法的法度意識，使作品結構嚴謹，筆筆有據。作為文史研究者，其對田錫及其時代的深入了解，保證了書寫不僅僅是抄錄文字，更是對文本精神精準的視覺詮釋。作為詩人，其意象思維能力使筆墨超越了形似，能夠營造出與文本相應的歷史氛圍與情感基調。這種 “學問養(yǎng)書”的模式，是“文人書法”傳統(tǒng)的精髓所在。它使得書法不再是孤立的技術展示，而是其全部學識、修養(yǎng)與人格的整體外化。從宋代的蘇軾、明代的董其昌到近現(xiàn)代的沈尹默、啟功，皆屬此列。唐從祥的實踐，正是在當代續(xù)寫了這一珍貴傳統(tǒng)。

3. 提供“另一種路徑”的啟示價值。

在書法日益專業(yè)化、技術化甚至產業(yè)化的今天，唐從祥的跨領域學者書法實踐，為當代書法生態(tài)提供了重要的“另一種路徑”的參照。它提醒我們：書法的最高境界，或許不在競技場上的比拼，而在書房內的涵養(yǎng)與人格的修煉。書法的文化價值，不僅體現(xiàn)在形式創(chuàng)新，更體現(xiàn)在對文化傳統(tǒng)的深刻理解、傳承與活化能力。一個多元健康的書法生態(tài)，既需要技藝精湛的職業(yè)藝術家，也需要像唐從祥這樣以深厚學養(yǎng)筑基、以跨界視野滋養(yǎng)的“文化書寫者”。

通過橫向與縱向的比較，唐從祥《田錫諸葛臥龍賦》長卷的定位清晰而獨特：在當代，它是“守正出新”、重樹楷書精神高度的扛鼎之作；在歷史譜系中，它是直溯顏體本源、融匯清人雄渾并注入當代文心的個性創(chuàng)造；在文化身份上，它是延續(xù)“學問養(yǎng)書”傳統(tǒng)、超越專業(yè)區(qū)隔的綜合性人文實踐。這一定位，確立了其不容忽視的藝術價值與學術研究價值。

六、當代藝術價值與傳承意義的深入闡釋

（一）書法本體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價值：在“法度”與“意韻”之間構建新范式

唐從祥《田錫諸葛臥龍賦》長卷在當代書法語境中的首要價值，在于其對書法本體——尤其是楷書藝術——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提供了極具辯證思維的實踐范例。這種價值并非簡單地“復古”或“守成”，而是在深刻理解傳統(tǒng)法度精髓的基礎上，實現(xiàn)了“法”與“意”、“形”與“神”的當代性融合。

1. 筆法傳承的深層意義：從“技術習得”到“心法體悟”的路徑示范。

當代書法教育與創(chuàng)作中，確實存在“重結構造型、輕筆法質感”的傾向，導致許多作品雖具形式構成感，卻乏筆墨內在生命力，流于“描”“畫”的工藝制作。唐從祥此作的筆法，精準地復現(xiàn)了顏體楷書“篆籀氣”的核心——即中鋒運筆的圓厚與澀行。這種筆法非一日之功，它要求書寫者不僅掌握手腕的物理動作，更需理解其背后的美學原理：線條的圓厚源于筆鋒與紙面持續(xù)、飽滿的摩擦與對抗（即“屋漏痕”“錐畫沙”的意象），這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內蘊與精神沉潛的物化過程。

其創(chuàng)新性在于，他將這種古典“心法”與當代書寫情境相結合。例如，在長卷中處理密集文本時，他并未因字數繁多而簡化筆法動作，反而在長筆畫（如“戈鉤”“捺畫”）中更加強調“三過筆”的完整性與節(jié)奏感，使觀者能清晰“閱讀”到筆鋒在紙面行進、頓挫、收束的全過程。這實際上是對“書寫性”本質的堅守與高揚，為糾正當下片面追求視覺沖擊而犧牲筆法深度的傾向，提供了“回歸書寫本源”的經典示范。它啟示我們，筆法傳承的核心不在形態(tài)模仿，而在對古人“何以如此運筆”的內在邏輯與精神狀態(tài)的體悟與承續(xù)。

2. 楷書精神維度的開拓：超越“實用”與“展覽”，抵達“史詩性”敘事。

長期以來，楷書在當代創(chuàng)作中常陷入兩難：或偏于實用性的工整，失之板滯；或為適應展廳效應而刻意變形，傷其正大。唐從祥的實踐，成功地為楷書開辟了第三條道路——即作為“精神史詩”載體的可能性。三十米長卷的巨制，本身即是一種宏大的敘事結構。他以顏楷為基，并非僅為追求字體本身的端莊，更是借助顏體天然具備的“廟堂氣象”與“歷史滄桑感”，來承載田錫賦文中對諸葛亮一生波瀾壯闊的追述與對忠義道德的深沉思考。

在這里，楷書的“靜”與“正”，不再是表達的終點，而是構建莊嚴歷史語境的基石。書寫中，他通過微妙的筆速變化、墨色枯潤對比以及字勢的收放，在整體肅穆的基調中，暗示了文本情感與歷史事件的起伏。例如，寫到“星落秋風五丈原”的悲愴處，筆速凝滯，墨色轉枯，字形內斂；而寫到“出師一表真名世”的慨嘆時，筆力復又振作。這使得整幅作品超越了單一字形的審美，成為一部用筆墨演繹的“視覺化史傳”。它證明，楷書完全可以脫離“實用書寫”與“形式競技”的窠臼，承載復雜深邃的歷史情感與哲學思考，從而恢復了書法藝術在傳統(tǒng)文化中“載道”“言志”的崇高功能。

（二）文化傳播與經典活化價值：構建“文本—書法—觀者”的多維互動場域

唐從祥的創(chuàng)作，是一次成功的“經典活化”實踐。它并非簡單地將古代文本進行書法“轉譯”，而是構建了一個多維、開放的文化互動場域，讓歷史文本在當代藝術形式中煥發(fā)新的生命力。

1. 視覺化傳播的創(chuàng)新機制：從“小眾閱讀”到“大眾感通”。

田錫的《諸葛臥龍賦》作為一篇北宋文獻，雖文學價值頗高，但長期局限于專業(yè)研究者的“小眾閱讀”范圍。唐從祥以書法長卷的形式將其呈現(xiàn)，首先完成的是從“語言藝術”到“視覺藝術”的媒介轉換。這一轉換的關鍵在于“感通”。書法以其直觀的線條、結構、章法和墨色，能夠繞過抽象的文字符號，直接作用于觀者的視覺與情感。當觀眾面對這幅氣勢磅礴的長卷時，即使未及細讀全文，也能瞬間被其莊重、雄渾、悲愴的整體氣場所感染，從而對文本背后的歷史人物與精神產生直觀的敬畏與共鳴。

這種“視覺感通”是文本閱讀難以替代的。它打破了學術的壁壘，使古典精英文人的思想情懷，能夠以藝術的方式與更廣泛的社會公眾進行對話。書法在此扮演了卓越的“文化翻譯者”與“精神放大器”角色。

2. 歷史精神的層累性詮釋與當代共鳴。

作品的更深層價值，在于完成了一次跨越時空的“精神層累”。唐從祥的創(chuàng)作，不是單一地對諸葛亮或田錫的贊頌，而是將三重歷史精神脈絡交織于一卷：

第一重：諸葛亮所代表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儒家事功精神與忠誠品格。

第二重：田錫借古喻今所抒發(fā)的宋代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理想與道德勇氣。

第三重：顏真卿書法本身所承載的“忠烈剛正”的人格象征與唐代恢宏的美學氣象。

唐從祥以學者之思辨與詩人之情懷，將這三重精神熔鑄于筆端。其創(chuàng)新點在于，他沒有將歷史精神作博物館式的靜態(tài)陳列，而是通過當代人的書寫行為（一種包含身體投入、情感投射與時間耗費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使其“活化”為一種可被當下感知、甚至參與的“進行時”狀態(tài)。觀者欣賞作品時，感受到的不僅是歷史人物的光輝，更是書寫者本人作為當代知識分子，對上述精神的認同、承接與呼應當下價值追求的鮮明姿態(tài)。這使得傳統(tǒng)文化精神擺脫了故紙堆的陳舊感，獲得了與當代社會關于“擔當”“氣節(jié)”“匠心”等議題對話的鮮活能力。

（三）文人書法傳統(tǒng)的當代延續(xù)：重構“學問—藝術—人格”的統(tǒng)一性

在藝術高度專業(yè)化、市場化的今天，“文人書法”傳統(tǒng)幾近式微。唐從祥以其學者、法學家、詩人的多重身份進行書法創(chuàng)作，其意義遠超出單一的藝術作品，更在于為“文人書法”在當代的存續(xù)與發(fā)展提供了一種可資鏡鑒的范式。

其核心在于重構了“學問—藝術—人格”三者的內在統(tǒng)一性。

學問為根底：他對田錫生平、《諸葛臥龍賦》文本、諸葛亮史實乃至顏真卿書風的深入研究，確保了創(chuàng)作具有堅實的學術支撐和文化厚度。這使得其書法脫離了純粹的形式游戲，成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

藝術為呈現(xiàn)：深厚的書法功力，使其能將學識與情懷完美轉化為視覺語言。筆墨之間，既有法度森嚴的理性控制，又有情感流淌的感性抒發(fā)。

人格為內核：作為法學家，其筆下自然流露的嚴謹、公正之氣；作為詩人，其字里行間蘊含的意象與情思；作為學者，其對待傳統(tǒng)的敬畏與開新之志——所有這些“人格底色”都潛移默化地滲透于作品的氣質之中，最終形成了“書如其人”的鮮明風格。

這種創(chuàng)作模式，是對古代士大夫“游于藝”傳統(tǒng)的創(chuàng)造性繼承。它昭示，在當代，書法藝術的高格調，依然離不開創(chuàng)作者整體文化素養(yǎng)與人格修為的滋養(yǎng)。它提供了一條超越“技術炫技”和“商業(yè)媚俗”的純粹藝術路徑，重申了書法作為“心畫”、“余事”而關乎精神修煉的文化本質。

（四）對當代書法創(chuàng)作的啟示：走向“新古典主義”的創(chuàng)作自覺

唐從祥的實踐，對當代書法創(chuàng)作最深刻的啟示，或可概括為一種 “新古典主義”創(chuàng)作觀的自覺。

1. 辯證的“守正與出新”：“正”是精神與法度，“新”是語境與表達。

此作有力證明了，深入傳統(tǒng)（“守正”）并非創(chuàng)新的枷鎖，反而是獲得深度與力量的源泉。關鍵在于，“出新”不應是對傳統(tǒng)形式的膚淺顛覆或怪異變形，而應體現(xiàn)在：如何運用經典的、高度成熟的藝術語言（如顏楷），去表達屬于當代人的文化思考與生命體驗，并使其在當代展覽、傳播語境中煥發(fā)感染力。唐從祥的成功創(chuàng)作，正在于他守住了顏體書法的精神法度之“正”，而出之以承載歷史反思、構建宏大敘事的當代表達之“新”。

2. 內容與形式的深度同構：書法作為“有意味的書寫”。

他選擇了在精神氣質上與顏體高度契合的《諸葛臥龍賦》作為文本，實現(xiàn)了從文學內容到書法形式、從歷史情感到筆墨節(jié)奏的全方位同構。這啟示創(chuàng)作者，書法創(chuàng)作應始于對文本的深刻理解與情感共鳴，讓書寫成為內容意義的延伸與強化，而非無關的裝飾。書法應回歸“有意味的書寫”，其“意味”既來自筆墨本身的美，更來自筆墨與文心、與歷史的深刻交響。

3. 個體修養(yǎng)的終極性：技術之上的人文高度。

最終，這幅長卷提醒所有書法創(chuàng)作者：技法的錘煉永無止境，但技法的盡頭是修養(yǎng)。對文學、歷史、哲學的涵泳，對時代精神的洞察，對獨立人格的塑造，這些“字外功夫”將最終決定書法作品的文化品格與歷史分量。在信息碎片化、創(chuàng)作浮躁化的時代，唐從祥這種沉潛于經典、耗費心力完成鴻篇巨制的“慢創(chuàng)作”本身，就是一種極具啟示意義的文化姿態(tài)。

唐從祥《田錫諸葛臥龍賦》書法長卷的當代價值，在于它以其精湛的藝術實踐與深厚的文化內涵，為我們時代提供了一份關于“如何與傳統(tǒng)對話”、“如何讓書法承載深刻精神”、“如何延續(xù)文人藝術血脈”的出色答卷。它不僅是書法藝術本體的寶貴成果，更是一種在全球化時代確認自身文化身份、活化傳統(tǒng)精神資源的卓越示范，其意義必將隨著時間推移而愈發(fā)彰顯。

七、結 論

唐從祥《田錫諸葛臥龍賦》楷書長卷，是當代書法創(chuàng)作中一項重要成果。其以顏真卿楷書為基，融合個人學養(yǎng)與歷史情懷，成功將田錫文學經典轉化為視覺巨制。唐從祥崇拜這類歷史先賢，更是把“淡泊名利，寧靜致遠”作為人生座右銘，其作品在筆法、結體、章法上體現(xiàn)深厚傳統(tǒng)功底，同時通過文本選擇、形制設計與精神灌注，實現(xiàn)書法與文學、歷史與當代的多重對話。

此作不僅展示書法藝術本體的高度，更體現(xiàn)當代文化人重建“詩書一體”傳統(tǒng)的努力。在全球化與數字化時代，此類創(chuàng)作重申書法作為中國文化核心載體的價值，為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化提供典型案例。未來研究可進一步關注跨領域學者書法現(xiàn)象，以及長卷形制在當代的應用可能，推動書法藝術在繼承中不斷創(chuàng)新。

文獻參考：

【1】脫脫等：《宋史·田錫傳》，中華書局，1977年，卷293。

【2】曾棗莊：《宋代文學與思想》，中華書局，2005年，第78-82頁。

【3】田錫：《咸平集》卷十，《諸葛臥龍賦》，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朱關田：《顏真卿書法藝術及其影響》，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年，第56-60頁。

【5】邱振中：《書法的形態(tài)與闡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02頁。

【6】白謙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34頁。

【7】陳振濂：《當代書法批評》，上海書畫出版社，2018年，第203-210頁。

（作者簡介：史天平，研究方向：古典文學與藝術，注：以上內容未經允許不得轉載使用?。?/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