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那還是個信息閉塞的年代，為搜集文革時期“打黑線”運動的原始資料，我將西鄉(xiāng)十幾個村落的犄角旮旯幾乎翻了個底朝天。油印的傳單、手寫的揭發(fā)材料、缺角的會議記錄，這些散落的碎片在古老藤箱里越積越厚，卻始終缺少能拼湊真相的關鍵拼圖。

八十年代初的某天中午，寧海小城還籠罩在暮春細雨中，我騎著峨嵋牌自行車拐進水角凌路口，抄近趕往桃源路上的機關。車鈴鐺在青石板上顛出細碎的叮當聲，忽然瞥見前面中年男人提著一大摞書刊。隱約看到洇開的紅色印章痕跡，像午夜乍現(xiàn)的螢火般灼人眼目。我鬼使神差地跟著他拐進大米巷里的“生產資料回收站”。陳年舊紙的霉味混著鐵銹氣息撲面而來，柜臺里兩位職工正將成捆的舊書過磅。

“同志，這些材料……”我的聲音卡在喉嚨里。成捆的包裹正在磅秤上顫動，露出“情況簡報”等的鉛字標題。穿中山裝的男人接過六塊三毛錢轉身離去時，我分明看見那些泛黃的紙張上凝結著某個年代的晨霜暮雨。

“小同志想換書？”戴眼鏡的阿姨從鏡框上方打量我，年過中年的她那濃密油亮的短發(fā)，仍是那么烏黑。另一個慈祥的中年男人正用麻繩捆扎舊報紙，他的操作流程如同行云流水般自然流暢。當聽說我要用舊書或廢紙換舊書時，兩人對視的眼神像在打量天外來客。我查看了這些大多是文革時期的簡報及一些紅頭文件，便千叮嚀萬囑咐請求他們幫我另外保存，下午肯定來換。最終他們商定：每公斤書籍換一點五公斤廢紙，前提是“下午四點半前帶舊書或廢紙來”。

到機關向趙科請了假，騎車趕回前童小汀。春雨初歇正午的日頭白得晃眼。三十里路被蹬成轉動的膠片，路旁連片的水稻田里，新插的秧苗在熱浪中搖曳成綠色的漣漪。推開老家斑駁的木門，樟腦味裹著舊時光撲面而來。床下那摞《電影畫報》的封面女郎還在巧笑嫣然，《遼寧青年》里夾著的銀杏書簽早已枯黃脆裂。為了得到那些資料我只有忍痛將幾年的《電影畫報》《電影文學》《遼寧青年》等書刊打包。桿秤的銅星在幽暗中明明滅滅，稱到第二回時，竹書架已空了大半。當抽出底格那捆《深圳特區(qū)報》時，手指竟有些發(fā)抖——這些港版印刷的報紙每期都裹著咸濕的海風，深南大道建設的號子仿佛還在字里行間回蕩。

當時的《深圳特區(qū)報》寧海還沒有發(fā)行，是深圳的主根同學每周郵寄過來的。報紙由香港文匯報印刷，編輯團隊在香港辦公。報頭由書法家秦咢生題寫，采用紅色報頭和繁體豎排版式，與全國其他報紙形成鮮明對比。最后還從床底紙箱里拿出初高中的課本，患有輕微強迫癥的我還數(shù)次用桿稱稱過份量，到超出一公斤多重量后才重新打包——當時怕家里的桿稱與收購站的磅稱有誤差。

山風掠過岵岫嶺的松林，我撒開車把俯沖下坡，竟被公路碎石子撇倒，身子被重重拋出。起來時發(fā)現(xiàn)剛買來不久的峨眉牌腳踏車，踏腳與三角架粘在一起，三角架也在陽光下泛著委屈的銀光。在路邊用石塊敲打后才復原，可發(fā)現(xiàn)鏈條也斷了，且刮破了的確良褲腳。我推著車，拖著破了膝蓋的雙腿，步子慢得像量地皮。黃壇車輛廠董廠長瞇著眼睛幫我接鏈條時，我盯著墻上的掛鐘恨不得把時針往回撥。

暮色漫過水角凌口的梧桐樹時，大米巷收購站鐵門已掛上銹跡斑斑的鐵鎖?；氐嚼峡讖R招待所新三樓時，室友組織部的小陳與廣播站小蔣對著我膝蓋的傷口打趣：“小葛你這是去前線打仗了？”

次日拂曉，露水還沾在水角凌口的梧桐葉上，我便靠著墻邊候著?！敖o你留著呢。”阿姨掀開牛皮紙的動作像揭開某個莊嚴的儀式。70年代《XX簡報》里夾著的會議紀要，省革委會的通報，還有泛著蠟光的《簡快訊》……油墨沉淀的歲月在掌心蘇醒。兩位好人看我抖著手整理材料，竟破例多給我一本內有遼沈戰(zhàn)役地圖的厚厚的批判資料。

從那以后，大米巷成了我往返機關的必經之路。巷口會計服務部的老趙，認出這個總在這里徘徊的年輕人是他內弟的朋友，總會招呼我進店坐坐。而廢品站里的阿叔阿姨總把文史類舊書單獨存放，用牛皮紙仔細包好。那些年我陸續(xù)換得許多六七年代的資料，還有許多紅頭文件。

當水角凌片拆建時，我特意繞到大米巷。拆遷的瓦礫堆里，生產資料收購站早沒了蹤影。巷口的梧桐樹仍在風中沙沙作響，仿佛在訴說某個關于光陰的故事。許多年過去了，我一直記著大米巷收購站的阿叔阿姨，一次縣志辦的朋友老洪來公司，我請他幫忙打聽一下兩位收購站的阿叔阿姨，當面感謝一下，可至今也沒有訊息。

那些泛黃的紙頁如今靜靜躺在我家紙箱里，每當觸摸到紙箱邊緣細密的裂痕，總會想起收購站里的阿叔阿姨幫我捆扎書冊時，眉宇間閃爍的溫柔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