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在宋代文人的精神宇宙中，詩材的積累與運用構成了一種獨特的創(chuàng)作生態(tài)。先生嘗言：“文脈如江河，既有源頭活水，亦需百川匯流?！边@段關于蘇軾閱卷改字與王安石挽詩用典的記載，恰似一扇窺見兩宋文人創(chuàng)作心理的雕花軒窗，讓我們得以探尋那些隱藏在筆墨深處的文化密碼。

一、詩材儲蓄：文人書齋里的精神圍爐

“前輩詩材，亦或預為儲蓄，然非所當用，未嘗強出?！边@十八字道破了宋代文人創(chuàng)作的基本倫理。在印刷術空前繁榮的宋代，士大夫們的書齋儼然成為知識管理的精密工坊。蘇軾向趙德麟借閱陶淵明集注本這一細節(jié)，折射出宋代文人間知識流通的鮮活圖景。那個被多人傳閱的注本，已然成為集體智慧的載體，頁眉行間的手批，恰似文人雅集的精神延續(xù)。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蘇軾在卷末題寫的兩聯佚詩?！叭搜员R杞有奸邪，我覺魏公真嫵媚”之句，采用史論筆法，以唐德宗時奸相盧杞與北宋名臣韓琦作比，在歷史人物的鏡像對照中展現獨特的價值判斷。這種將史學思維注入詩歌肌理的做法，正是宋詩“以才學為詩”的典型表征。而“愧花黃，舉子忙；促織鳴，懶婦驚”這組民間謠諺的收錄，則顯露了蘇軾對市井智慧的珍視，這種雅俗兼容的取材視野，使其詩材儲備呈現出多元交融的特征。

二、改定之筆：筆墨深處的精神跋涉

蘇軾在陶集上“時有改定字”的細節(jié)尤值得玩味。這不僅是文本?？钡膶W術行為，更是與先賢對話的精神儀式。宋人刊刻前人別集常附校勘記，如黃庭堅校《陶淵明集》便留下“刑天舞干戚”與“形夭無千歲”的著名公案。蘇軾的改定，實則是以自身文學理念重塑經典的理解范式，這種創(chuàng)造性誤讀恰恰構成文學傳承的重要方式。

考察蘇軾未在正式詩作中使用這些積累的素材，其中深意更堪咀嚼。這并非才力不逮，而是遵循著“非所當用，未嘗強出”的創(chuàng)作戒律。宋人對待詩材如名將調兵，講究“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陸游《老學庵筆記》載黃庭堅作詩“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正是這種化用理念的生動寫照。蘇軾的“無意于必用”，展現的是對創(chuàng)作自發(fā)性的尊重，對天機與人力平衡的深刻領悟。

三、荊公挽詞：天象與人事的詩意交響

王安石為韓琦所作的挽詩“木嫁曾聞達官怕，山頹今見哲人萎”，為我們提供了詩材運用的另一范本。注文特別指出“是歲適雨木冰，前一歲華山崩”的天象異事，揭示出自然現象如何轉化為文學意象的精妙過程。木冰（即霧凇）在《春秋》中本為災異之兆，王安石卻將其與“山頹”共同織入悼亡詩境，完成從天文到人文的詩意轉換。

這種創(chuàng)作方式深契宋人“觀物取象”的思維特質。沈括《夢溪筆談》記載宋祁修《新唐書》時見“月陂星陂”之景而悟行文之法，正是同類創(chuàng)作心理的體現。王安石將偶然天象納入必然詩思的化用之道，恰如邵雍所言“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在物我交融中達成詩境的升華。

四、蓄用之道：宋代文人的知識管理學

這兩則典故共同勾勒出宋代文人獨特的“知識管理”體系。其核心在于建立詩材儲備與創(chuàng)作實踐間的動態(tài)平衡。蘇軾的“不強出”與王安石的“適時用”，看似相反而實相成，共同構成宋代詩學“活法”理論的具體實踐。呂本中在《夏均父集序》中提出的“活法”說，強調“規(guī)矩備而能出于規(guī)矩之外”，正是對這種蓄用關系的理論總結。

這種創(chuàng)作哲學深植于宋人的學術生態(tài)。筆記體的盛行（如《容齋隨筆》《困學紀聞》）為詩材積累提供載體，類書的編纂（如《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構建知識體系，詩話的興起（如《滄浪詩話》《彥周詩話》）形成理論自覺。三者共同構成宋代文人知識生產的完整鏈條。

五、文化基因：詩材觀照下的文明密碼

若將視角提升至文明史高度，宋代文人的這種詩材觀實則折射出特有的文化基因。與唐代詩人“仰天大笑出門去”的即興抒發(fā)不同，宋人更注重“讀書破萬卷”的學養(yǎng)積淀。這種轉變背后，是科舉制度完善帶來的知識階層專業(yè)化，印刷文化興起促成的知識傳播平民化，以及理學思潮影響下的知識體系化。

蘇軾在《與謝民師推官書》中提出的“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正是對這種蓄用之道的美學概括。其妙處在于既保持創(chuàng)作的自然流瀉，又不失學問的深厚底蘊，在自由與法度之間找到平衡支點。

六、現代啟示：古典智慧與當代文心

在信息爆炸的當代，宋代文人的詩材蓄用之道尤顯珍貴。當我們面對碎片化閱讀與淺表化寫作的雙重困境時，蘇軾們的創(chuàng)作智慧提供了一種超越時代的啟示：真正的創(chuàng)作自由源于對傳統的深刻理解，創(chuàng)新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積累之上。黃庭堅“無一字無來處”的主張，雖在后世引起爭議，但其對文化傳承的敬畏之心，至今仍值得深思。

那些未曾被蘇軾寫入正式詩作的斷句，如同深埋地下的種子，雖然未見天日，卻滋養(yǎng)著整片文學土壤的精神生態(tài)。這種“備而不用”的灑脫，這種“無意于佳乃佳”的從容，或許正是宋代文學能夠達到后世難以企及的高度的重要原因。

【結語】透過這兩則看似瑣碎的文壇軼事，我們得以窺見宋代文學宏大景觀的生成機制。在詩材的蓄與用之間，在必然與偶然之際，在人力與天機之衡，宋代文人用他們的筆墨實踐，為我們勾勒出一種極富辯證精神的創(chuàng)作哲學。這種深植于文化土壤的智慧，不僅塑造了宋型文化的獨特氣質，也為后世留下了永不枯竭的精神資源。當我們重讀這些泛黃卷冊上的批注與改筆，仿佛仍能聽見穿越千年的智慧低語，在書頁翻動間輕輕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