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在網(wǎng)上搜來的一本書，作者是臺灣的杜正勝先生。之所以搜這本書，是因為讀了李開元先生的《秦迷》、《秦崩》、《楚亡》以后，有一個很大的疑問：秦始皇滅六國以后是如何處置六國原來的王室和貴族的？像熊心、項羽這些六國王室貴族又是如何流落民間、泯然眾人的？（還有一個疑問：春秋戰(zhàn)國時期周王室理論上是存在的，但他們的活動情狀以及他們的滅亡過程卻完全失載。）結(jié)果一搜就搜到了這本書。

這本書當然沒有解答我的疑問，但是卻以豐富的史料、詳盡的考證介紹了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形成：通過編戶齊民的社會變革打破原有的封建貴族等級秩序，“民”擺脫對貴族的依附，作為一個整體登上歷史舞臺，傳統(tǒng)的貴族階層逐漸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中國傳統(tǒng)的官、民二元社會結(jié)構(gòu)。這樣的社會結(jié)構(gòu)和其背后的價值支撐體系一直延續(xù)了幾千年，也許只有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晚清才開始慢慢松動。

按杜先生的說法，所謂“編戶”，就是“政府按戶登錄人口”，“凡編戶之民皆脫離封建時代各級貴族特權(quán)的束縛或壓迫，是國君統(tǒng)治下的平等人民，古曰'齊民’”，“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

“編戶齊民”一詞雖然習見于漢人著述，但其歷史其實早已開始，幾乎持續(xù)了幾百年。

在編戶齊民之前，有所謂“名籍”和“戶籍”。單一個人的身份資料叫“名籍”，合戶多人的身份資料叫“戶籍”。

籍是竹簡，也就是寫在竹簡上的人名和戶名，衍生為我們現(xiàn)在熟知的籍貫。杜先生認為名籍可能很早就存在，但戶籍則不會早于春秋時代，“更準確地說，春秋中葉以前?！?/span>

但從杜先生的前后文來看，我疑心對于普通民眾來說，最早出現(xiàn)的應該是戶籍，而不是名籍。

先前史料中的名籍并不是指普通民眾，而是“公務人員”，正如杜先生所說：“周代的名籍以宮廷宿衛(wèi)和軍隊士卒為主。”

一般的普通民眾應該是沒有資格列入名籍的。后面的一則史料可資佐證：周宣王南征失利，“乃料民于太原。”

“料民”就是進行人口統(tǒng)計以便征兵，但遭到了仲山父的批評，認為君王不必“料民”，這樣的事自有百官有司各施其職。

仲山父的本意不是怕君王勞累，而是希望由百官有司來“料民”的話，不會如君王“料民”那樣一網(wǎng)打盡、不留孑遺，其背后則是希望君王不要對民眾求索無度，儒家仁政愛民的思想傾向非常明顯?？梢娔菚r還沒有針對普通民眾的“名籍”，否則就不用勞煩君王“料民”了。

杜先生認為國家設(shè)置戶籍的目的在于更廣泛、更有效地掌握人力資源，“它應當是周宣王'料民’進一步發(fā)展的結(jié)果，由正夫而及余子?！?/span>

周宣王“料民”遭到批評，但大約兩百年以后楚國之“料民”卻被肯定了，大抵到公元前六世紀，楚、齊、晉等國普遍建立了戶籍制度。

戶籍制度一旦建立，“四境之內(nèi)，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著削?！迸e凡天地之大，幾無漏網(wǎng)之魚，“在封建制轉(zhuǎn)化為郡縣制的過程中，新政府有了新的社會基礎(chǔ)，那就是編戶齊民。” 所有人的法律身份一律平等，故謂之“齊民”。

編戶齊民最早在山東（崤山以東）列國展開，比如歷史上有名的子產(chǎn)治鄭，“公元前543年鄭子產(chǎn)整頓戶籍和田籍，……這些措施皆以全民作對象，形成編戶齊民?！?/span>

除了整頓戶籍和田籍，子產(chǎn)治鄭另一個編戶齊民的措施是“鑄刑書”，也就是將法律公告天下。

這一在現(xiàn)在的我們看來理所應當必須如此的事在當時卻是“破天荒的大事件”，主要是因為當時是嚴格的貴族等級制度，法律只能施之于貴族，庶民犯法則采用“決事比”，略類似于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判例法”：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span>

“其有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故云決事比?！?/span>

但“鑄刑書”卻打破了這樣的身份等級制，它一方面徹底消弭了貴族（諸侯、卿大夫）與庶民的身份界限，而且也使貴族失去了制約庶民的最重要手段——充滿自由裁量權(quán)的“決事比”：

“民知有辟（刑法）則不忌于上，并有爭心，以征于書（公之于眾的刑書）而僥幸以成之?！缡?，何辟之有（刑法還有什么存在的意義）。”

可見在當時的保守貴族心目中，制定刑法但不公布、由統(tǒng)治者采取“決事比”使“庶民”動輒得咎搖手觸禁、從而形成強大的威懾效應，這種手段更合理、更有效：

“君子在位可威，施舍可愛，進退可度（有規(guī)可循），周旋可則（遵循），容止可觀，作事可法（效法），德行可象（仿效、模仿、示范），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span>

用現(xiàn)在的評判標準來看，可謂人治的極致。

毫無疑問那位“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的孔子也在反對“鑄刑書”之列：“晉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彼鑄之于鼎以示下民，故譏其使民知也?！?/span>（晉國鑄刑法于鼎公告天下，孔子批評諷刺這樣做就使民眾知道了刑法的內(nèi)容。）

孔子那句有名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之”指的就是法令（特別是刑法），意思是民眾可以使他們遵守法令，卻不可使他們知曉法令，否則的話民眾“將棄禮而征于書（鑄于鼎公之于眾的刑書），錐刀之末（很小的爭端）將盡爭之，亂獄茲豐，賄賂并行”。

意思是民眾會仔細研究法令來鉆法令的空子，或者很小的爭端也訴諸法律，導致訴訟大增、賄賂并行。

我們現(xiàn)在往往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解讀為孔子在知識論意義上的愚民主張，這是不符合史實的。事實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這種希望民眾只管服從別管為什么的想法，還近乎潛意識地存在于很多話事人的腦海中。

但時代潮流浩浩蕩蕩，貴族等級秩序土崩瓦解的歷史趨勢勢不可擋，孔子也只能哀嘆“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到了韓非就直接提出了“法者，編諸圖籍（寫在書本上），設(shè)諸官府（存放在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這時就不會有多少反對譏刺的聲音了。

韓非的法家思想大成于秦國。雖然“秦國的社會演進與政治改革都比東方落后，山東（崤山以東）列國之建立戶籍當更早”，但毫無疑問編戶齊民做的最徹底并取得最終勝利的是秦國。

秦國的編戶齊民始于商鞅變法，商鞅本來是山東（崤山以東）的衛(wèi)國人，“西入秦干求孝公”，在孝公的支持下發(fā)動商鞅變法，塑造了一個嶄新的社會，并隨秦始皇的“六合畢四海一”推廣到全中國。

商鞅變法最核心的內(nèi)容之一是（平民）軍功授爵：打破傳統(tǒng)的貴族世襲等級制度，重建二十等爵制向所有民人開放（“齊民”），而授爵的唯一依據(jù)是軍功。

較之山東（崤山以東）列國還保留了“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天爵”（以德獲位？）“人爵”（世襲貴族）的傳統(tǒng)舊禮，商鞅的“雖宗室，非有軍功不得為屬籍”、“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毫無疑問將一種新型的功利實用主義發(fā)揮到極端，徹底打破了貴族等級制度。

商鞅變法最顯明、直接的效果當然就是一百多年后秦始皇的一統(tǒng)天下了。杜先生說：“秦國爵制雖仍有階級身份的殘余，但爵位之獲得唯憑軍功，不靠出身，絕大多數(shù)的人民亦兵亦農(nóng)，整體來說還是一個編戶齊民的社會。”“耕戰(zhàn)合一的編戶齊民始于山東（崤山以東），而收成于西秦，讓深具戎狄性的秦人來完成統(tǒng)一天下的歷史任務，恐怕不是數(shù)百年前山東（崤山以東）新政推行者所能逆料的，其關(guān)鍵，我們認為在于秦國建立嚴格的軍功授爵制度?！?/span>

商鞅變法表面上促成了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但從大歷史的角度，其最核心最持久的效應應該是劉邦稱帝和所謂西漢“軍功受益階層”的興起。

按照李開元先生的分析，這一階層是西漢初年按照軍功的高低重新分配包括等級身份、土地財產(chǎn)、政治權(quán)力在內(nèi)的社會總資源：“奪取了天下的劉邦政治軍事集團利用到手的政治權(quán)力對社會總資源進行了徹底的再分配，……壟斷了當時所有的政治權(quán)力、尊顯的社會身份和大部分經(jīng)濟財富?！?/span>

包括劉邦在內(nèi)的所謂“軍功受益階層”全部出身“庶民”，這無疑得益于一百多年前商鞅變法面向所有人開放的軍功授爵制。軍功授爵制刺激產(chǎn)生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平等”思潮，激發(fā)平民登上歷史舞臺，到劉邦而終至于大成。

從此以后，平民打江山坐江山成為中國歷史幾千年不變的主旋律，奪取政權(quán)也成為世上最宏偉的產(chǎn)業(yè)和所有人最大的夢想：

“高祖（劉邦）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chǎn)業(yè)，不如仲力。今某之業(yè)所就孰與仲多？’”（劉邦對他父親劉太公說：“您以前老認為我是個沒出息的無賴，不能治家，不如劉仲得力?，F(xiàn)在您看看我的產(chǎn)業(yè)跟劉仲相比，誰更大？誰更多？”）

2021年9月3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