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 / 呂廣釗

（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講師）

2024年12月7-8日，在奧克塔維婭·E. 巴特勒（Octavia E. Butler）同時贏得雨果獎最佳短篇小說獎以及星云獎最佳中短篇小說獎的四十周年之際，知名科幻研究學術(shù)期刊《基地》（Foundation）舉行了一次線上研討會，主題聚焦于黑人推想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本次研討會吸引了眾多國內(nèi)外學者與作家的參與，從不同角度探討了黑人女性在推想文學中的多重角色與敘事方式，涵蓋從非裔未來主義到加勒比奇幻的豐富話題，呈現(xiàn)了該領(lǐng)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與創(chuàng)作實踐。與會者不僅回顧了奧克塔維婭·E. 巴特勒作為先驅(qū)者的深遠影響，也延伸至對黑人女性在當代推想小說中敘事力量的進一步思考，展現(xiàn)了這一主題的跨文化與跨學科意義。

在會議的第一個專題中，《推測》（Extrapolation）主編、阿瑟·C. 克拉克獎（Arthur C. Clarke Award）評委會主席安德魯·M. 巴特勒討論了藝術(shù)家埃倫·加拉格爾（Ellen Gallagher）關(guān)于海洋的創(chuàng)作理念，她的藝術(shù)靈感多源于科幻、海洋生物學以及黑人歷史，擅于運用剪紙、鉛筆、粘土、印刷品、橡膠、金箔、凹版印刷等各式各樣的材料工具。加拉格爾的諸多作品圍繞海底國度“德雷克西亞”（Drexciya）展開，勾勒出一個以女性和兒童為主體的海底烏托邦，他們通常被視為跨大西洋奴隸貿(mào)易的悲慘受害者。巴特勒認為，加拉格爾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離不開非洲未來主義作家奧克塔維婭·E. 巴特勒和塞繆爾·R. 德拉尼 （Samuel R. Delany）的影響，同時通過“德雷克西亞”，我們還能看到藝術(shù)家向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白鯨記》（Moby-Dick，1851）的致敬。

隨后，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英文系博士研究生艾迪生·考克斯（Addison Cox）以娜洛·霍普金森（Nalo Hopkinson）的《午夜盜賊》（Midnight Robber，2010）和里弗斯·所羅門（Rivers Solomon）的《深?！罚═he Deep，2019）為例，探討了黑人科幻文學中關(guān)于離散族裔（diaspora）及其身體想象的或然性敘事：黑人身體如何投射到散居的想象空間中？這些投射如何為改變散居體及其主體性？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考克斯通過文本細讀，提出了“黑人嵌合體”（Black Chimera）和“黑人賽博格”（Black Cyborg）兩種原型，認為兩部小說不僅塑造了具有創(chuàng)造力與混合性的角色，還展示了黑人散居體科幻小說中的獨特特質(zhì)，即人類與非人類、有機與無機、空間與時間之間的邊界的滲透性。

英國愛丁堡大學英文系碩士研究生克萊爾·克里登（Claire Creedon）同樣討論了里弗斯·所羅門的《深?！?，并詳細分析了小說中的“瓦金盧”（wajinru）種族形象，這些生物由大西洋奴隸貿(mào)易中被拋入海中的孕婦及其后代演化而來，卻在海洋深處構(gòu)建出頗具革命意義的黑人社會?？死锏钦J為，雖然所羅門的確參考了“德雷克西亞”的藝術(shù)原型，但與加拉格爾構(gòu)想的烏托邦不同，《深?！分械暮谌耸澜绮⒎窍胍?gòu)某種自給自足的“黑人烏托邦”，而是更加注重曾被殖民主義規(guī)訓的反抗性和攻擊性。

在關(guān)于非洲未來主義“恐怖敘事”的專題中，西班牙巴斯克大學（University of the Basque Country）語言與歷史學院博士后研究員奈婭拉·貝爾甘索-貝斯加（Naiara Berganzo-Besga）討論了奧克塔維婭·E. 巴特勒的《莉莉絲的孩子》三部曲（Lilith’s Brood，1987-1989），她結(jié)合哥特小說理論，分析了文本中具有哥特特質(zhì)的要素，包括生態(tài)滅絕的幽靈、人類與外星人的怪物性，以及通過人類與外星人的界限跨越所誕生的雜交物種等，最后在生態(tài)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和后人文主義理論的基礎(chǔ)上，質(zhì)疑了西方父權(quán)制、殖民主義和物種主義的思想框架。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英文系博士研究生薩勒姆·馬丁內(nèi)斯（Salem James Martinez）探討了奧克塔維婭·E. 巴特勒和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對于N. K. 杰米辛《破碎的星球》三部曲（Broken Earth trilogy，2015-2017）的影響，并將三位作家放置于“黑人奇幻”（Black Fantastic）的譜系中，以此深化關(guān)于奴隸制遺留問題的討論。從美國歷史上的“母親運動”（Mothers of the Movement）和“憤怒政治”（politics of rage）出發(fā)，馬丁內(nèi)斯認為小說中“怪物般的母性”不僅是對傳統(tǒng)黑人母性形象的顛覆，還通過“正義的拒絕”（righteous refusal）構(gòu)建了一種新的身份自由——她拒絕曾被剝奪的一切，并借此重新解構(gòu)和定義自我。

加拿大謝布克大學（University of Sherbrooke）比較文學系博士研究生多伊納·喬奇納（Doina Ciochina）討論了原住民科幻文學中原住民身體的剝削與物化。她首先介紹了推想小說中常見的文學母題（如外星種族接觸、末日災難或反烏托邦場景）與原住民社群的密切關(guān)系，進一步分析了科幻文學的雙重作用——既可用于殖民主義擴展話語的合理化，也能成為批判科學技術(shù)和殖民擴張的方法。她以短篇小說集《夜晚不要吹口哨》（Never Whistle at Night，2023）為案例，并與電影《逃出奪命鎮(zhèn)》（Get Out，2017）作對比，幫助我們深入理解系統(tǒng)性壓迫的運作方式及其對邊緣化社區(qū)生命與身體的深遠影響。

美國斯坦福大學英文系博士研究生凱·R. 巴雷特借鑒了醫(yī)學人文領(lǐng)域的“女超人范式”（Superwoman Schema）的理論框架，從杰米辛的《第五季》（The Fifth Season，2015）出發(fā)，重新詮釋了“堅強、超人的黑人女性”刻板印象。小說中，“原基人”（orogenes）種族具有控制、改造地質(zhì)結(jié)構(gòu)的能力，卻因此被視為怪物，甚至奴隸。巴雷特認為，杰米辛在故事中揭示了這種不平等的世界秩序在現(xiàn)實中對黑人女性身體、價值、情感上的剝削，并通過多視角的敘事方式，表現(xiàn)了這種剝削對于個體主體性的“分裂”，塑造了一個內(nèi)心世界復雜且充滿脆弱性的角色，這不僅揭示了黑人女性的生存困境，還展現(xiàn)了黑人推想小說創(chuàng)作的潛力，為重構(gòu)黑人女性身份提供了新的可能。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傳播學博士研究生丹·埃文特·布拉赫曼（Dan Avant Blachman）則以“時間”為進路，通過里弗斯·所羅門的《深?！芬约熬W(wǎng)絡(luò)短篇小說選集《跨越邊界的黑人自由》（Black Freedom Beyond Borders，2020），探討了黑人推想小說中的“記憶”對于殖民主義時間觀的顛覆。他借鑒了多種理論，包括薇薇安·薩赫-漢娜（Viviane Saleh-Hanna）的“黑人女性主義幽靈學”（Black Feminist Hauntology）、托妮·莫里森在《寵兒》（Beloved，1987）中提到的“重現(xiàn)回憶”（rememory）概念，以及拉希達·菲利普斯（Rasheedah Phillips）的“黑人量子未來主義”（Black Quantum Futurism）等等，闡釋了奴隸貿(mào)易的幽靈如何持續(xù)地徘徊于當代的空間、系統(tǒng)與身體中，并如何塑造對未來的想象。

專題最后，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拉瓜迪亞社區(qū)學院（LaGuardia Community College）英文系教授探討了黑人女性推想小說中“黑魔法”（Black Magic）與“血魔法”（Blood Magic）的獨特魔法體系及其重要性。在她看來，以仙農(nóng)·斯瑪特（Ciannon Smart）、娜米娜·弗娜（Namina Forna）、阿拉雅·迪恩·約翰遜（Alaya Dawn Johnson）為代表的當代非裔女性作家并未將“黑魔法”與“血魔法”描繪為邪惡的象征，而是通過融入土著知識體系，將魔法與血統(tǒng)（尤其是母系血統(tǒng)）相連，強調(diào)了黑人女性身體所經(jīng)歷的系統(tǒng)性控制的歷史，從而重新定義了“黑人血液”為力量的來源，反擊了歷史上將其污名化為“污染物”的種族主義刻板印象。

在會議的首個主旨演講中，“沿海薩利希裔”[1]（Coast Salish）作家、雜志《棱鏡國際》（PRISM international）主編尼亞莎·穆加瓦齊（Nyasha Mugavazi）討論了著名作家香農(nóng)·吉布尼（Shannon Gibney）的回憶錄《我曾經(jīng)是、現(xiàn)在是與永不會成為的女孩》（The Girl I Am, Was, and Never Will Be，2023），并強調(diào)了書中的“推想元素”。穆加瓦齊指出，近年來隨著文體界限的日益模糊，尤其是在創(chuàng)意非虛構(gòu)領(lǐng)域，許多作家開始突破傳統(tǒng)體裁工具的局限，通過奇幻、科幻和恐怖等形式表達被排除于檔案之外或無法言說的經(jīng)驗。對許多邊緣化群體而言——如黑人、土著、酷兒、跨性別者以及殘障者——現(xiàn)有的文學書寫往往無法回答他們對過去和現(xiàn)實最為迫切的問題。她強調(diào)，在當下的政治語境中，黑人女性在“推想非虛構(gòu)”的領(lǐng)域已經(jīng)作出了重要貢獻。吉布尼的作品圍繞跨種族收養(yǎng)的主題，通過推想元素重塑了個人記憶與現(xiàn)實之間的關(guān)系，展示了推想小說如何作為理解“真實”的窗口。

本專題中，愛爾蘭科克大學（University College Cork）英文系博士研究生貝絲·埃亨（Beth Aherne）再次回到奧克塔維婭·E. 巴特勒，討論了科幻文學如何挑戰(zhàn)傳統(tǒng)家庭觀念，并想象另類的酷兒家庭形式。以《黎明》（Dawn，1987）和《雛鳥》（Fledgling，2005）兩部作品為例，埃亨認為，巴特勒的小說通過疾病、基因工程、記憶和共生等主題，揭示了奴隸制及其導致的流離失所對黑人家庭的持久影響，同時批判了傳統(tǒng)家庭意識形態(tài)中對種族混合的恐懼，以及對黑人女性的過度客體化，甚至“性化”。她強調(diào)，巴特勒以酷兒但矛盾的家庭形式投射未來，不僅挑戰(zhàn)了黑人歷史的抹除，也為構(gòu)想另類酷兒未來提供了可能性。這種探討深入挖掘了“家庭”一詞所蘊含的復雜多義性。

上海外國語大學英美文學碩士研究生成秋潔通過分析娜洛·霍普金森的《午夜盜賊》，探討了非洲未來主義對于父權(quán)制與順性別社會規(guī)范的挑戰(zhàn)。借助薩拉·艾哈邁德（Sara Ahmed）的相關(guān)理論，她分析了賽博和生態(tài)女性主義如何平衡小說中的“母性自然”與“父權(quán)文明”，而通過故事中“強壯手臂”的形象，她進一步強調(diào)黑人女性對意志的重新掌控。這些角色拒絕被動的受害者角色，而這種“故意”（willfulness）也重新定義了黑人女性的主體性，從而動搖了既有的性別與種族權(quán)力話語。

美國西雅圖諾瓦高中（Nova High School）教師茱莉亞·里德（Julia Reade）以奧克塔維婭·E. 巴特勒的《播種者的寓言》（Parable of the Sower，1993）為研究對象，探討了“姓名”在小說中的本體意義。她認為，《播種者的寓言》中名字的書寫與呼喚具有復原和再生的作用，賦予被壓迫群體以本體性重量。她簡要介紹了政治學與檔案學領(lǐng)域的“檔案中反復的無名”（ ditto ditto in the archives）的行為，認為這是一種對于“人權(quán)”本身的剝奪，而《播種者的寓言》對于姓名的反復強調(diào)便成為一種政治運動，將小說解讀為一種帶有現(xiàn)實抗議力量的文學回應。

約魯巴裔尼日利亞作家阿比吞·阿卜杜（Abí??dún Abdul）首先引用社會學家凱欣德·安德魯斯（Kehinde Andrews）的相關(guān)理論，指出藝術(shù)常被用作鞏固白人至上主義的工具，而黑人群體進行的反擊，則主要體現(xiàn)在“非洲”之外的藝術(shù)和文化作品中。在他看來，黑人作家與其將重點放在改寫西方作品，不如直接挖掘非洲大陸豐富的原創(chuàng)故事與英雄，慶祝非洲文化的深厚傳統(tǒng)、黑人之美及文化多樣性。他詳細介紹了尼日利亞裔美國作家托米·安迪耶米（Tómi Adey?mi）在《血與骨之子》三部曲（Children of Blood and Bone，2018-2024）中的約魯巴文化符號，認為這些符號不僅能增強年輕一代離散族裔的文化自信，還能讓讀者通過未受殖民干擾的“純粹”約魯巴文化，感受到民族身份的獨特魅力，從而挑戰(zhàn)白人沙文主義。

巴巴多斯的西印度大學洞穴山分校（University of West Indies, Cave Hill）人文與教育學院講師杰辛塔·霍華德（Jacintha Howard）介紹了短篇小說為加勒比女性作家提供的推想性敘事空間。她指出，短篇小說在加勒比地區(qū)有著悠久的敘事傳統(tǒng)，與口述文學的形式高度契合。尤其在20世紀50年代西印度文學正典興起之時，短篇小說成為展示敘事才能的最有效途徑之一。這一形式尤其適合女性作家，因為她們往往面臨家庭責任的制約，長篇創(chuàng)作難以為繼。而短篇小說不僅使她們得以創(chuàng)作，還可以通過如BBC電臺這樣的媒介進行傳播，從而為加勒比文學語料庫的形成作出重要貢獻。在此基礎(chǔ)上，霍華德以卡倫·羅德（Karen Lord）的《新世界，舊道路》（New Worlds, Old Ways，2016）、萊昂·羅斯（Leone Ross）的《一瞥》（Glimpse，2022），以及娜洛·霍普金森的《肌膚之民》（Skin Folk，2001）和《愛上類人猿》（Falling in Love with Hominids，2015）等選集為例，說明了短篇形式如何支持女性作家探索奇幻、科幻與其他推想主題。

同樣來自西印度大學洞穴山分校的黛布拉·普羅維登斯（Debra Providence）詳細分析了納洛·霍普金森小說集《愛上類人猿》（Falling in Love with Hominids，2015）中的“狂歡”美學（carnivalesque），分析了其中蘊含的政治顛覆性。在巴赫金的相關(guān)理論基礎(chǔ)上，普羅維登斯指出該小說集如何通過描繪變異身體、聚焦酷兒生活以及重塑奇異世界，體現(xiàn)出加勒比根植的形象與民間表達，而“狂歡”在加勒比地區(qū)的語境中，也被視為反抗殖民霸權(quán)的必經(jīng)之路，能夠形成一股強烈的革命性力量，成為加勒比文化在全球“再定位”（repositioning）過程中的根基。

在會議最后的主旨演講中，美國密歇根大學教育學教授埃博尼·伊麗莎白·托馬斯（Ebony Elizabeth Thomas）探討了“哀傷”（grief）與“希望”（hope）在非裔未來主義敘事，尤其是青少年文學中的表達與意義。她指出，盡管學術(shù)界偶爾會嘗試從理論的層面討論“哀傷”，但這些理論往往沒有足夠關(guān)注那些正真實面對哀傷的人群。在托馬斯看來，盡管經(jīng)歷了壓迫與創(chuàng)傷，黑人敘事始終致力于想象非裔未來。黑人故事傳統(tǒng)深植于非洲歷史，遠早于奴隸貿(mào)易的開端。她著重討論了非裔文學及影視作品中常見的“無歸之門”（Door of No Return）意象，認為這標志著黑人敘事在新舊世界之間的斷裂。這一“門戶”不僅象征著舊世界向新世界的過渡，也表明了所有名字與起源的被遺忘。由此出發(fā)，托馬斯將這一“門戶”視為推想敘事的象征，顯示了黑人身體與敘事的深度交纏。

本文原刊于《科幻研究通訊》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