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筆記：哈耶克與凱恩斯

矗立在哈耶克和凱恩斯之間的一個分歧是：一個更好的社會應該如何被引導？

兩個人都相信，對于個人而言，從來無法真正獲取足夠的信息和知識以引導個人做出“唯一正確”的決策（他們都在此承認了個體的有限性）。但分歧之處在于：凱恩斯相信理性的作用，認為憑借理性以及掌握更多的信息，少數人仍然可以比大眾做出更合適的決策，因而關鍵就在于知識的匯聚與專業(yè)技能的運用；但哈耶克拒絕這種觀點，他否認理性在此有著至高的作用，否認會有更好的決策通過信息集中化的方式出現，相反，哈耶克的思想中抱持了一種神秘主義的態(tài)度，他相信應該讓每個人都遵從各自的理性與信念，并保障每個人充分的自由和選擇的可能性，而一種更好的社會將會在集體決策下被產生。決策的根源將出自每個人意志的共同結果，而非直接承自某個人。

之所以說哈耶克的思想中有一種神秘主義，是因為哈耶克僅僅站在個人的立場上，去假設了一個整體的社會意志（或自然意志），就像古典經濟學中所強調的看不見的手，或者涂爾干口中的“集體趨向或激情”與榮格所稱的“集體無意識”，更進一步，它也是黑格爾式的絕對精神——無論個人怎樣覺知和行動，怎樣彰顯其個體的意志，他們都已經在渾然不覺中服從了一個神秘的整體意志。在這種宇宙觀下，世界本身有一個隱性的目的需要去實現，或是施加在我們身上成為一種宗教式的戒令（宗教思想的來源），或是——

如哈耶克所說，要做的僅僅是保障每個人在最大程度上的自由，讓每個人都能夠遵從自己的意愿創(chuàng)造出獨特而多樣性的結果，確保每一種可能性都不會被提前扼殺。對哈耶克來說，重要的僅僅是可能性的增多與實現，因為我們個體的意志無法決斷什么才是“好”與“應該”的，所以擺在我們面前最好的策略就是，讓盡可能多的可能性出現，然后等待其自行競爭并根據市場的規(guī)則決出未來的方向。

哈耶克就這樣將他對“整體的神秘者”的信念，轉變成了對“個體的自由”的信念，這區(qū)別于宗教的規(guī)則，并建立了市場的規(guī)則。這同時也是一種進化論式的信念：為了推動我們根本不知道方向的進化之路，我們要做的只是充分地增殖和繁衍，并相信“自然選擇”會自行規(guī)劃出方向。

但是，哈耶克并沒有更深入地貫徹這一信念：他允許人們進行自由的市場活動，卻不允許在此之上有縱向的權力結構出現，反而期望將知識壓實在唯一的平面上。換句話說，哈耶克只是期待保障交易和市場的可能性，保障知識的流通和匯聚，而沒有去考慮知識匯聚的結果必然會形成某種權力結構，并且這同樣也是一種自然。這就是哈耶克青睞于古典經濟學的原因，一種保守的成分與過分的簡化傾向——他眼中的市場是平面的網絡，而不是徹底無距離的抽象空間。

哈耶克在追求一種徹底的去中心化，即使代價是失去方向，他也不愿意自行為此世界規(guī)定出一個更明確的方向。這使得哈耶克本人被摘除于自己的理論之外，沒有將自己與其他理論家（知識的權力結構）認作系統中的一環(huán)。他太過抽身于外，而缺乏一種尼采般獻身的現代精神。尼采同樣也在談論一種關于世界整體的命題，但他清楚地知道是“自己”在談論這一命題、談論世界，出于理論的完備性，他必須做出斷言：要讓哲學家的意志作為權力意志去自行彰顯，從而自指式地保障自己理論的地位。在尼采的世界里，尼采本人是內在于此世界中的，他化身為世界中的規(guī)定性，因為這樣的世界就只是各種規(guī)定性。哈耶克眼中只是市場，但他自己身為理論家卻不在此市場中（問題：思想本身如何參與市場）。

對哈耶克采取一定批評并沒有讓我們徑直導向凱恩斯的主義——或者說，在這里兩人的觀點僅僅是分歧而非對立。當我們明確地把“知識-權力”引入對市場的討論中時，原本單調的平面就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在其中不斷蜷曲、生長、衰亡的知識中心，整個平面將被揉碎成粗糙的皺面——如果一定要在這里尋求一個比喻的話。而“知識-權力”中心就是市場網絡中的另一種形式的生命：知識會通過縱橫交錯的市場連接自發(fā)地匯聚和凝結，并形成若干不同大小的權力機構（公司、組織、以及政府）；作為生命，它們的目標則是要向外施加自己的影響，對其他生命和環(huán)境造成干預。也就是說，并不是“我們”要去動用中央的力量對市場進行調控，而是原本就已經生長到足夠龐大的權力中心“自發(fā)地”要進行調控。

這并不意謂一條折衷的道路，而是要在兩邊理論的基底下描繪一幅更深刻的圖景，在其中不免要去參考來自生命的見解。市場的作用更像是史前時期的原始海洋，能量的流通只是一種表層的現象，實則發(fā)生的過程則是生命的競爭、消亡與演化，以及某種生命內部意志的彰顯與擴散，它使得該種生命總是傾向于去支配其他生命（而非吞食）。對于市場而言，它指的就是一種支配性的調控（將壟斷公司也包括在內），而調控合理性的保障并不是來自某種“正確”與“真理”，而是強力之間自發(fā)的比較與讓位。凱恩斯所代表的政府立場，是一個已經形成的巨大權力結構，其主張的調控合理性的來源并不是先天的，而僅僅是這股力量足夠強大、影響力足夠遍及各處。同樣，公司與其他組織也將作為較小的權力結構，去謀求對市場的干預。

經濟學通過這樣一種方式成為思想參與實踐的途徑：它所面對的市場不再是一個尋求均衡的動態(tài)結構，而是始終鮮活著的生命，隨時準備為新發(fā)生的一切（和對未來新的期許）變動自身；正如同“思想的自由”賦予我們在人文學科意義上的生命，它也以同樣的方式將生命賦予市場，迫使它以另一種面貌朝向我們。經濟學描述了一個由眾多大小、種類不同的“知識-權力”中心以及連通它們的市場組成的復雜網絡，“知識”在其中取代作為個人的主體而成為獨立運作的元素，它不斷流通、凝聚并生產出新的知識——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邏輯被解讀為知識體的增殖，也就是對嶄新之物（思想）的創(chuàng)造。

在以往，這樣的權力更多地停留在經濟學家和金融分析師的手中，他們通過對單純市場的描述和預言來參與市場進程，以便將合適的資源分配到“看似更有希望”的知識中心（新興企業(yè)）；而在今天，我們已經注意到任何一種“知識”都可能承擔為新的權力結構，在市場中卷曲出新的微瀾。這意味著，思想者應該主動地去回應那些關于實踐、朝向市場的問題：如何生產更有價值的產品、如何傳播更有效益的知識、如何獲取其所需的民眾和土地、如何將從未有過的不可能帶回現實。一種朝向世界本身而非僅僅朝向市場的知識，將更有力地參與其中。

——不要等待市場之手的選擇，不要期冀共同體的未來從別的地方出現，那不是身為個人要去考慮的事情。而應該讓每個人主動地去展現自己心中的未來，并堅持去為自己的理想嘗試各種方法，回應更多的問題。這才是尼采所代表的現代精神要指導我們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