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微操導致國民黨軍處處失敗，這是坊間議論國軍統帥部指揮失誤的一個經典話題。似乎戰(zhàn)而不勝，把鍋往微操上一推就算完了。

拋開政治、經濟、民心等軍事之外的因素不說，就淮海戰(zhàn)役而論，國軍失敗真的是因為微操嗎？觀察杜聿明等國軍高級將領的回憶，我們似乎能得出一個與大眾印象截然相反的事實：國軍在淮海失敗，并非因為蔣氏微操太多，他的指揮其實很粗糙，干預的也并不是太多。

我們具體看一看當時情景。

一、指揮模式

微操這件事，之前實有之。據秋宗鼎《蔣介石的侍從室紀實》統計，自1936年至1948年，侍從室累積的蔣氏手令達120箱之多，平均一年一箱。

李宗仁在其回憶錄中對蔣的越級指揮大加嘲諷，如：“抗戰(zhàn)時他常直接指揮最前線的師長,內戰(zhàn)時期甚至直接指揮至團長。指揮的方法為直接打電話或電報,故往往中央主管軍令和作戰(zhàn)的部門以及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集團軍總司令、軍長均一無所知,事后方由侍從室主任通知軍令部?！?/p>

蔣桂派系之爭多年，雙方敵視極深，李氏所言自不免帶有畛域之見。抗戰(zhàn)時期我們姑且不論，概為本文討論范圍所不及。解放戰(zhàn)爭期間指揮到團長，并不見于哪些史料記載，即使偶爾有過，也不影響大局，并未造成多么壞的影響。

試想，以解放戰(zhàn)爭時期動輒進行幾十萬人的大兵團作戰(zhàn)，一個團的戰(zhàn)斗行動能有多大影響呢？

所謂謠言止于智者，這種傳聞其實根本經不起推敲，大家之所以愛傳，除了感情因素，大概都不愿意深入思考，隨便找個理由嘲諷一下蔣介石罷了。

上世紀50年代末杜聿明被特赦后，撰寫關于淮海戰(zhàn)役的回憶錄，系統回顧了蔣介石及國軍統帥部對淮海戰(zhàn)役的部署和指揮，突出的感受就是過于粗糙、過于隨意、過于遲緩。

比如說官邸會報。

蔣介石當時是最高統帥，他每天要在總統官邸聽取一線戰(zhàn)情的會報，并依據現場判斷和討論，對一線戰(zhàn)斗情況作出指示。

最高軍事統帥依靠戰(zhàn)情會報掌握情況，這無可厚非。但這種會議決定的內容不能是針對變化著的戰(zhàn)場情況，而只能是變化不太快的戰(zhàn)略決策層次的，否則何以跟得上一線變化情況呢？

杜聿明吐槽說，一線的情況經過團、師匯總，到軍和兵團一級已經滯后于實際了。而蔣介石卻經常根據這個決斷一線情況。

試舉一例。黃百韜兵團被圍后，徐州剿總司令劉峙急得團團轉，何應欽也急的不行，要杜聿明馬上到徐州去指揮。然而杜聿明被召去南京參加蔣的官邸會報，會報每日定于下午四點舉行。為什么定在這個不早不晚的點呢？

據蔣介石貼身侍從翁元回憶，蔣介石生活作息極有規(guī)律，不喜熬夜，飲食按時按點，中午必須午睡，時長半小時到一個半小時不等，起床后即到辦公室批閱文件。

官邸會報就是為了照顧蔣的生活習慣而設置在此時。

劉峙在徐州一夕數望盼著杜聿明過去挽救大局，在時間無比寶貴的時刻，杜聿明卻要不緊不慢地等著蔣介石開會，可見蔣的指揮實在算不上什么微操，而是極為疏慢迂拙。

淮海戰(zhàn)役之前，就有侍從室的高級幕僚徐復觀批評過蔣的指揮方式：

有不少人認為總裁直接指揮作戰(zhàn)的方式不太妥當……由前線的團長、師長,把情況逐級報到總裁這里來,再由總裁指示下去,中間經過的時間,匪情已經有了變化,再適當的指示,也成為不適當的了。尤其是養(yǎng)成他們遇事請示的倚賴習慣,缺乏積極地責任心;失敗后,把責任都向總裁身上推;這種風氣應矯正過來。

對比著看看毛主席對淮海戰(zhàn)役的指揮。

中央軍委也開作戰(zhàn)會議，但淮海戰(zhàn)役開打后，中央軍委指揮決策層很快聚焦壓縮到毛主席等少數人周圍，主打一個精干、高效、隨時應對。

也有一個非常鮮明的例子。

二、蔣氏指揮以粗慢為主

華野包圍黃百韜兵團后，邱清泉兵團受命東進解圍，從1948年11月13日深夜起，毛主席與前線諸將開啟了一段與時間賽跑的互動。

11月13日23時，毛主席電令劉陳鄧、粟陳張（陳士榘張震），主題是誘使邱清泉進一步東進，擇機包圍殲滅之。

過了幾個小時，毛主席大概覺得前電說的不夠明確，在11月14日凌晨4點再電粟裕，一定要截斷邱兵團后路殲滅之。

不知道毛主席天亮后有沒有補覺，到11月14日中午12時，毛主席繼續(xù)電示中野華野，但這時口氣已有較大緩解，不像前面兩電那么嚴厲地要求必須殲滅邱清泉，而是詢問前線情況，意思是如果黃百韜尚未打掉而邱清泉李彌兩兵團已至，要考慮阻援的問題。

14日23時，再電前線，把所有注意力聚焦到打掉黃百韜兵團上，至于能不能打掉邱兵團已不再多說。

15日6時，過了一個晚上，毛主席再電，打掉黃百韜兵團后再決定下一步作戰(zhàn)方針。

此后電報不再密集發(fā)出，華野各部已經全面鞏固陣地，開始有條不紊地發(fā)動圍攻作戰(zhàn)。

看得出，我軍統帥部的指揮，盡可能打破時間作息限制，要研究決策隨時發(fā)電溝通，前線和統帥部反復商量，沒有中間層，沒有時延，故能及時糾偏一口吃掉黃百韜的邱李兵團的決策，把方向調整到專一打黃百韜兵團。

大戰(zhàn)決策就應該如此，快速高效簡潔的指揮決策模式，是克服戰(zhàn)場出現的錯誤、偏差、突發(fā)情況的唯一良方。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蔣介石對淮海戰(zhàn)場決策指揮粗慢，簡直粗糙到令人瞠目的地步。

杜聿明回憶國軍徐蚌會戰(zhàn)的決策過程，令人讀來解頤。

1948年9月30日，杜聿明在粟裕定下淮海戰(zhàn)役決策幾乎同時（約在9月24日），提出了反攻山東的作戰(zhàn)計劃，此可視作國軍方面開啟徐蚌會戰(zhàn)的第一個計劃。

杜聿明10月2日帶著計劃飛到北平面見蔣介石，當晚見面，蔣不置可否。10月3日再見，蔣說你找顧祝同（時任總長）商量著辦，我原則上同意。

這相當于把鍋甩了下去。因為蔣介石當時忙于遼沈決戰(zhàn)，既無心思也無能力研判徐州方面情況。10月4日，杜聿明又飛赴南京找顧祝同商量，顧祝同對蔣這一套也頗感無奈，只好又拖了兩天，詢問了一下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才又無可奈何地告訴杜聿明，可以按杜的方案執(zhí)行。

在這段反復拉扯的時間里，華野已經開完曲阜會議，確定了淮海戰(zhàn)役的基本方針，統一了思想，戰(zhàn)前準備已經比國軍快了一步。

杜聿明正準備開始反攻準備，結果蔣介石鑒于東北局面惡化，突然把杜聿明調到葫蘆島，要他當東北剿總前進指揮部主任，徐州方面的計劃全部停止，諸軍群龍無首，靜坐挨打。

杜聿明痛斥：“蔣介石集團對于徐蚌會戰(zhàn)計劃，并未作全盤考慮……而只在人事上疑神疑鬼、勾心斗角……”

淮海戰(zhàn)役的大勢固然是正義必勝、人民必勝，但從軍事上說，國民黨軍如果抓住兩個機會，也就是杜聿明第一次制定的反攻山東計劃，和國防部郭汝瑰制定的退守蚌埠計劃，至少可以在戰(zhàn)略設計上贏得先機，不至于一開打立即就被圍住黃百韜這條東面大龍，步步失招，步步被動。

如果蔣介石堅定地實施干預指揮，而不是心有旁鶩，一會兒關注東北一會兒關注華東，把有限的精力全部用來指揮徐蚌戰(zhàn)場，極有可能發(fā)現并糾正前線的錯誤。

至于對前線的微操，也不是坊間傳說的那樣直接干預師一級團一級的指揮，相反，蔣對線下達的直接手令多是給兵團指揮官的，如果越級發(fā)到一線，大多是打氣鼓勁的。

比如西線黃維十二兵團十八軍的陣地，曾接到空投的蔣介石親筆信，內容大致是說這次戰(zhàn)役官兵如何英勇,解放軍已遭到嚴重打擊,傷亡慘重,崩潰在即,只要再堅持下去,就一定取得最后勝利,對官兵的忠勇表示無比的欣慰關懷,黨國前途實深利賴等等。

十八軍軍長楊伯濤后來回憶此信，吐槽了蔣介石這種信沒有任何用處，反而令一線官兵更加失望。但他并未直接指責蔣介石指揮干預前線將領，因為蔣對前線情況了解并不細，哪個軍部署在哪個位置都不清楚，所以并未直接左右軍以單位的作戰(zhàn)行動。

三、蔣對一線人事干預最多

微操真正的負面影響，在于對前線人事的胡亂操作。

我們圍繞三個人說一說。

一是劉峙。這位徐州剿總司令實在不合格。自1947年發(fā)動重點進攻，徐州就是國軍在華東最重要的指揮中心，顧祝同、陳誠都曾在此指揮作戰(zhàn)。顧、陳二人能力雖說不上多厲害，但至少在國軍高級將領層面，還是能做一些事情的，遠比劉峙強的多。

蔣介石為什么不用顧陳二人而用劉峙呢？大概此人總有一點福將的名頭，希望借他的福氣名號為國軍帶來點好運。而且劉峙此人性格上比較和氣，不易引發(fā)各方矛盾，故把他放在剿總司令位置上。這無疑是巨大的失誤。

淮海戰(zhàn)役一開打，黃百韜兵團就陷入絕地，實乃徐州剿總無能。不需要絕世名將，哪怕是個基本合格的大將，也不會任由黃百韜丟在后方不予提前措置。

二是杜聿明。這位救火隊長往返于東北和華東，本身就不合適。東北戰(zhàn)事徹底失敗后，蔣介石把杜聿明調回來，起初還擔心劉峙與杜聿明互相提防，一度想讓劉峙退到蚌埠，讓杜聿明獨自在徐州指揮，其實劉杜之間并無芥蒂，蔣介石多此一舉，反而平添矛盾。

加之他派次子蔣緯國在徐州當裝甲團長（有一定監(jiān)視的意思），把軍統出身的文強放在杜聿明的指揮部當副參謀長，又授意徐州序列的軍長以上將領發(fā)表反共擁蔣通電。種種操作，在大戰(zhàn)驟起的環(huán)境下非常不合時宜。

為什么要這么做？無外乎蔣搞派系抓軍權起家，對將領們并沒有政治信仰上的約束，而以傳統的舊的封官許愿拉幫結派式做法拉攏，越到大戰(zhàn)越不放心。

三是白崇禧。有人說，淮海戰(zhàn)役中蔣介石請白崇禧到徐州任剿總司令，統一指揮華中、華東兩大系統國軍作戰(zhàn)，是捐棄前嫌、精誠團結的大格局。

這是蔣一貫當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蔣雖請白崇禧到徐州，但徐州剿總所設機構并無撤換之意，國防部和陸總的各類機構、人員都在，白崇禧雖也可攜帶自己的指揮班子到徐州，但畢竟桂系班底人馬遠少于中央系，去了之后勢必為中央大員包圍浸沒，白崇禧并不能完全施行自己的主張。

所以白擔心去了徐州反而會丟掉在武漢的權柄，在南京當面答應了蔣介石的邀請，到武漢后隨即發(fā)電表示不去。

蔣介石對華中桂系部隊也是提防再三，小動作不斷。桂系部隊的基本力量第七軍，一直被蔣介石扣在華東作戰(zhàn)，趁著追擊劉鄧大軍才調到華中。白崇禧當初拒絕擔任空頭國防部長，黃紹竑就勸他，當上國防部長，至少可以幫助桂系力量維持住基本力量。白崇禧才答應當了部長，后來出任九江前進指揮部司令官，把桂系七軍牢牢控制在湖北，總算沒被蔣介石送掉。

華中剿總下屬中央系部隊，白崇禧也想控制在手中，但被蔣介石的得意弟子十四兵團司令官宋希濂抵制，蔣白宋互相角力，上下十分別扭。所以當華中部隊組建十二兵團司令官，本應胡璉順理成章擔任司令，白不同意。為使十二兵團快速東開，蔣介石只好折衷讓各方都能接受的黃維當司令官。

相比解放軍各大野戰(zhàn)軍的高級將領基本固定，國軍這樣凌亂混亂、互相牽制的人事格局，怎能專心作戰(zhàn)呢？推源溯始，根子都在蔣介石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