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字君實，宋陜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仁宗寶元元年（一〇三八年）進士。歷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至哲宗即位。作了幾個月的宰相。卒于元佑元年（一〇八六年）九月。年六十八。贈太師溫國公。后人稱他為司馬溫公。事跡見《宋史》三三六本傳。

《通鑒》始修于英宗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年）四月。在這以前司馬光已編成了從戰(zhàn)國到秦的八卷編年史。名曰《通志》。進呈英宗。這是《通鑒》的最早的樣本。英宗命他繼續(xù)做下去。置書局于秘閣。這是正式修書之始。當(dāng)時尚無書名。稱為論次歷代君臣事跡而已。第二年十月。神宗即位。名其書曰《資治通鑒》。親自給它做了一篇序文。這是定名為《資治通鑒》之始。

司馬光初修書時。官職是御史中承。翰林學(xué)士。熙寧初。王安石當(dāng)國。他因不贊成新法。離開朝廷。以端明殿學(xué)士知永興軍（今陜西西安）。三年（一〇七〇年）。判西京御史臺（在洛陽）。其后四任提舉篙山崇福宮。自是居洛陽者十五年?？偸且詴肿噪S。他這段時間的主要工作是修《通鑒》。司馬光是個極謹慎踏實的人。他自己說過：“視地而后敢行。頓足而后敢立”（《答劉蒙書》）。他在政治上是保守派。這時王安石正推行新法。他反對無效。政治上被排斥。久居洛陽。實際是投閑置散。他從此把全副精力用之于修《通鑒》。直到元豐七年（一〇八四年）成書。年已六十六。等到第二年神宗死。哲宗立。政局改變。新法罷罷黜。司馬光自元拓元年閏二月為宰相。到九月初一卒。實際負責(zé)政局只有六個多月。后來蔡京當(dāng)國。立元禱黨人碑。以司馬光居首。奪他的官。禁他的書。把新法推行不好。完全歸罪于司馬光。這是不公允的。

從司馬光修書的年代來看?！锻ㄨb》一共修了十九年。這十九年。正是司馬光從四十八歲到六十六歲的時間。也是他的學(xué)問的成熟時期。但象這樣一部大書。必然需要助手。司馬光有助手。而且是以當(dāng)時第一流的人作助手。元豐七年十一月進呈《通鑒》的表文中助手也列名。它的次序如下：

檢閱文字 司馬康

同修 范祖禹

同修 劉恕

同修 劉攽

編集 司馬光

這幾個人《宋史》都有傳。劉攽，《宋史》三一九本傳云：“字貢父。臨江新喻人（今江西新喻）。與兄敞同登科。仕州縣二十年。始為國子監(jiān)直講。熙寧中。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嘗貽安石書論新法不便。斥通判泰州。以集賢校理判登聞檢院戶部判官知曹州。為開封府判官。復(fù)出為京東轉(zhuǎn)運使。徙知兗、毫二州。默監(jiān)衡州鹽倉。哲宗初起知襄州?！眲懪c兄敞。敞子奉世。稱為三劉。熟悉兩漢史事。有《兩漢書刊誤》。但從他的經(jīng)歷看。他歷仕州郡和京師。未嘗居洛陽。他只修兩漢部分的長編。和司馬光不可能當(dāng)面商談《通鑒》的工作。

劉恕?！端问贰匪乃乃摹段脑穫鳌吩疲骸白值涝ｓ拗荩ń窠鞲甙玻┤?。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鑒》。英宗命自擇館閱英才共修之。光對日：專精史學(xué)。唯劉恕耳。即召為局僚?！贝耸隆端抉R文正集》六六《劉道原十國紀(jì)年序》載之。并云:“凡數(shù)年間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誘之道原。光蒙成而已”。劉恕卒于元豐元年（一〇七八年）年四十七。他參加修《通鑒》只有三分之二的時間。

范祖禹?！端问贰啡吒狡鋸淖骀?zhèn)傳云：“字淳甫。一字夢得。幼孤。叔祖鎮(zhèn)撫育如己子。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鑒》。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為秘書省正字?！薄端抉R文正集》三十一有元豐七年《薦范祖禹》狀云：“自祖禹年未二十為舉人時。臣己識之。今年四十余。行義完固。常如一日。臣于熙寧三年奏祖禹自前知資州龍水縣事同修《資治通鑒》。至今首尾一十五年。由臣頑固。編集此書久而不成。致祖禹淹回沈淪。不得早聞達于朝廷?！庇纱丝磥?。范祖禹在同修書諸人中年齡最少。在書局時間最久。貢獻也最多。

這幾位助手的分工。據(jù)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鑒序》云：“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以言所長。劉攽之于漢號稱專家。范祖禹自撰《唐鑒》專精李唐一代。劉恕自撰《十國紀(jì)年》其長于五代史可知。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四十有《通鑒分修諸子考》。以為“貢父自漢至隋。道原只修五代。通部義例。溫公多從道原商榷。故分修雖只五代。而實系全局副手?！比现^溫公與道原商榷義例。此說是。謂道原只修五代。貢父乃修至隋。此說非是。全氏得之溫公《與范淳夫帖子》蓋修書初期有此擬議。并未實行?！段墨I通考·經(jīng)籍考》云：“公子康公休告其友髦說之日：此書成。蓋得人焉。史記、前后漢則劉貢父。三國歷九朝至隋則劉道原。唐迄五代則范淳夫”。此事根據(jù)鼂說之《嵩山文集》中《送王性之序》文集九朝作七朝。蓋傳寫之誤。三國至北周恰為九朝。連隋則十朝了。這和《宋史·劉恕傳》所說：“恕于魏晉以后事考證差謬。最為精詳”。亦相符合。足見胡三省之說。本不誤。全氏欲以孤證推翻之。不可信。

這樣一個修書的集體。以年齡論。劉攽（一〇二三年生）少司馬光四歲。劉?。ㄒ哗柸晟┥偎抉R光十三歲。范祖禹（一〇四一年生）少司馬光二十二歲。至于檢閱文字的司馬康?！端问贰犯皆诠鈧骱?。又少于范祖禹九歲。他只是檢閱文字。不在同修之列。這可以說是一個老少結(jié)合的集體。《司馬文正集》有推薦黃庭堅校閱《通鑒》的剳子。要庭堅和范祖禹、司馬康一同校閱。這已是元祐元年《通鑒》正要刊板時的事情了。當(dāng)時?？薄锻ㄨb》的有十三人。黃庭堅是其中一人。

《通鑒》所以能成此巨著。享此盛名。和這個編書的集體有關(guān)。和司馬光這個主編的認真負責(zé)更有關(guān)系。同修諸君雖同預(yù)修史。實際只是作長編。對材料。參與論議。至于總持大綱。筆削取舍。都是司馬光自任其勞。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還有一個司馬光手寫的《通鑒》永昌元年的提綱。有文物出版社影印本。這個提綱后來改動也很大。但可以看出司馬光的勤勤懇懇。他在進通鑒表中所謂“臣之精力。盡于此書”。應(yīng)是實情。因此全書義例一貫。文字亦大體一律。這是集體合作與個人負責(zé)相結(jié)合的典范。（注）

《通鑒》記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所用史料。除十七史外。凡前代史書至宋代還存在的。都搜集參考。蘇軾作司馬光行狀。說到神宗賜穎?。ㄉ褡谠夥f王） 舊書二千四百二卷。這在當(dāng)時也算不小的卷數(shù)。與司馬光同時的李淑、宋敏求都以藏書名家?；始覉D書館崇文院所藏書又多南唐寫本。史料是不愁缺乏的。但究竟《通鑒》引用了多少史料。這是一個不容易答復(fù)的問題?！端膸焯嵋窊?jù)宋人高似孫所撰《緯略》的記載。說《通鑒》引書有三百二十二種。（《守山閣叢書》本《緯略》只有二百二十二種）清光緒中胡元?？獭锻ㄨb全書》時。曾根據(jù)《通鑒考異》所載書名錄出。凡二百七十二種。包括十七史在內(nèi)。卻不包括文集中材料。從《考異》中提到的書名來看。已有如此之多?！犊籍悺匪鶝]有提到的書。一定還不少。這只能大體估計。說明《通鑒》史料的豐富。更重要的一點?！锻ㄨb》所采用的史料。今天存佚參半。如果《通鑒》當(dāng)時不收入。則已煙消云散如果《考異》不提書名。我們更不知道那些書中是些什么內(nèi)容了。

從《通鑒》全書來考查。史料多少。亦不平衡。從戰(zhàn)國至三國一段。大致用《戰(zhàn)國策》、《前四史》、荀悅《漢紀(jì)》、袁宏《后漢紀(jì)》之類。七家《后漢書》當(dāng)時尚有存者。司馬光參考司馬彪、華嬌諸家書。象《后漢書》班固傳論。移作《通鑒》的論。不標(biāo)范嘩。直稱華嬌論曰。便是例證。晉至隋的一段。除正史外。諸家《晉書》及南北朝史亦有存者。如孫盛《晉陽秋》。習(xí)鑿齒《漢晉春秋》。裴子野《宋略》。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等《三十國春秋》等均在引用之列。特別是《宋略》引用較多。引裴子野論至十次之多。至于雜史文集。此一時期。材料漸多。征引亦不少。唐五代一段。材料來源與歐陽修、宋祁修《新唐書》、《五代史記》時條件相同。司馬光很重視柳芳《唐歷》。此外原始材料所在有之?？家患驴梢杂袔追N不同記載互相補充?；ハ嘤喺Ｓ凶笥曳暝粗畼?。較三國以前史料缺乏的情況大不相同。《通鑒》于五代事多取《舊五代史》。今本《舊五代史》是輯本，愈覺《通鑒》材料的可貴。

試以《通鑒》三個時期的卷數(shù)作一比較。

戰(zhàn)國至三國 六百四十六年 共七十八卷

晉至隋 三百五十三年 共一六卷

唐五代 三百四十三年 共一二卷

從上面的卷數(shù)中可以看出《通鑒》的史料是后多于前。當(dāng)然。論史料價值。也是后勝于前。

《通鑒》是編年史。從《史記》以后。作紀(jì)傳體史的人多。作編年史的人較少。編年史而流傳的更少。可以借鑒的不多。司馬光要編寫一部大書。首先要考慮體例。不能不接觸下列幾個問題：

第一是限斷問題。一般說來。既然是編次歷代君臣事跡。應(yīng)該從古到今。一直通下來。可是。通鑒既不是從古代寫起。也不是到宋代止。而是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〇三年）起到后周世宗顯德六年（九五九年）止。為什么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這是司馬光的獨特見解。如果從古代起。不用說。編年有困難。如果從有年代可計的朝代寫起。那末《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起于共和元年（前七八一年）。就是從戰(zhàn)國寫起的話。那末?！妒酚洝ち鶉瓯怼肥菑闹茉踉晁闫稹Ｖ芡彝醵昃嘀茉踉暌哑呤?。前人從未以這年來劃分時代。司馬光不敢續(xù)《春秋》。又不按《史記》的分段。卻認為這一年周天子命韓、趙、魏三家為諸候。是周室衰落的一大關(guān)鍵?！锻ㄨb》在這一年有論一篇。以為“三晉不請于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今請于天子而天子許之。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于諸候。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這是司馬光在本書中開宗明義的第一篇論。揭示出維護周天子的統(tǒng)治和原有的政治制度的意愿和書以《資治通鑒》命名是完全一致的。

下限為什么止于五代？這由于宋代自有國史。不依據(jù)國史而另編一本。有困難。況且事涉本朝。有些事也不好說。司馬光于英宗治平元年進《歷年圖》。已明確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周顯德六年止。這是《通鑒》的雛形?？梢娫ㄓ媱澰缇腿绱?。司馬光別有《稽古錄》二十卷。是極簡單的編年史。重要的事情加論斷。這是一部從古到今的書。在《歷年圖》前面補上伏羲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一段。顯德六年以后。又補上他自己所作的《國朝百官公卿大事記》（此書今無傳本）。直到英宗治平四年神宗即位止。朱熹很欣賞《稽古錄》。因為它簡而明。另外司馬光還寫了《涑水記聞》一書。那是專述當(dāng)代的史事的。

第二是起草長編的問題。做象《通鑒》這樣一部大書。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中間有個工序問題。司馬光決定先做長編。然后就長編刪定成書。長編的要求。材料不妨廣泛。年月必需清楚。把所有比較重要的歷史事實。都按年月排比起來。這是很費力的事情。也是極細致的工作。

從紀(jì)傳體的材料改為編年史。常?？嘤跁r間不明確司馬光有《與范內(nèi)翰（祖禹）論修書帖》云：“且將《舊唐書》紀(jì)志傳及《統(tǒng)紀(jì)》、《補錄》并諸家傳記小說以至諸人文集稍干時事者。皆須依年月添附；無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稱是月；無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稱是歲；無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其無事可附者。則約其事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見《通鑒釋例》）這里提出一些處理年月日的辦法。指示周詳。在另一個與范淳夫的帖子中也提到“請從高祖初起兵修長編至哀帝禪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禪位以后事。于今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間空一行許素紙（注：以備剪開粘綴故也）。隋以前者與貢父。梁以后者與道原。令各修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此書。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后。天祐以前。則此等事盡成遺棄也。二君所看書中有唐事。亦當(dāng)納足下處。修入長編耳?！边@個帖子。牽涉到分工問題。這是最初分工。后來有變動。上文已經(jīng)辨明了。這里可注意的是助手分別擔(dān)任做一個時期的長編。要互相支持。省得重復(fù)費工夫。交待很明確。

長編的分量是很大的。相傳唐朝一代就有六百多卷。但經(jīng)司馬光刪定的只有一百多卷。可見在長編上加工也還有一段艱苦的歷程。不過長編的基礎(chǔ)好。第二次加工就好辦了。司馬光卒后。洛陽尚有兩間屋子的殘稿。多半應(yīng)是長編底本?？上]有留下來。這種做書的方法可以學(xué)習(xí)。

第三是紀(jì)年問題。中國古代無年號。春秋王元年。公元年。當(dāng)時紀(jì)年。如此而已。自漢武帝以后。每個皇帝都要建元立號。在統(tǒng)一時代。問題不大。一到分裂時期。用那個的年號紀(jì)年。事實上牽涉封建時代所謂正統(tǒng)和閏位問題。如三國鼎立?！锻ㄨb》取曹魏的年號來紀(jì)年。照《通鑒》黃初二年的一篇論中說明：“茍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tǒng)。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后。據(jù)漢傳于魏。而晉受之；晉傳于宋。以至于陳。而隋取之；唐傳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年號以紀(jì)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此事《司馬文正集》六五卷《答郭長官純書》亦反復(fù)說明:“借其年以記事。非有所取舍抑揚也?！?/p>

盡管司馬光再三解釋。編年史上用誰的年號紀(jì)年。仍然被看作嚴(yán)重的問題。事實上三國只用曹魏年號。下面又不分注吳蜀的年號。顯然曹魏是主體。因之有太和二年諸葛亮入寇的記載。為后人所訾議。

朱熹《通鑒綱目》就要反過來以蜀漢為正統(tǒng)來相抵抗。除三國的情況外。南北朝全用南朝年號。連隋文帝開皇九年以前的事情都記在陳的年號下。這個問題。雖然司馬光也以三國的例子來解釋。我們看。當(dāng)時多少有些夷夏南北之辨。以宋齊梁陳紀(jì)年。與唐以來的傳統(tǒng)也不一樣。這一點后世人反對少。那是因為一種民族思想在醞釀。但一部編年史既然寫南朝。也寫北朝。甚至北朝的事情寫得比南朝多。不分注北朝年代。使讀史者茫然不辨。紀(jì)年則為南朝。紀(jì)事則為北朝。很不方便。亦不合事實。這種紀(jì)年方法有缺點。

以上是第一階段工作上要解決的問題。第二階段是如何處理史料。研究史料。修成全書的問題。

第一是要那些史料。不要那些史料問題。這是取舍問題。此書名為《資治通鑒》。顧名思義。是要鞏固封建統(tǒng)治。通鑒既是為政治服務(wù)的書。他的選材。無疑地是偏重政治史的了。鑒就是鏡子。鏡子能反映現(xiàn)象。美者自美。丑者自丑?！锻ㄨb》于歷代王朝的政治措施。政治集團中重要人物的事跡和言行。特別是教忠教孝的事例。凡屬于封建道德范圍內(nèi)的所謂美事。盡力予以正面表揚。也有一些當(dāng)時認為很重要的史料。如制禮、作樂等事。我們今天看來。實在沒有什么用處。這是時代不同。觀點不同的緣故。另一方面。政治十分腐敗。甚至“傷天害理。殘民以逞”。丑惡不堪入目的事情?！锻ㄨb》也不厭其詳?shù)丶o(jì)述。這是反面教員。當(dāng)作深切鑒戒和教訓(xùn)的。盡管司馬光目的為了給統(tǒng)治階級敲警鐘?；I對策。而客觀上暴露了封建社會的陰暗面。事實上陰暗面的材料大大超過了光明面。這是封建社會的本質(zhì)所決定的。

政治史中最突出的又是軍事方面的材料占很大的篇幅。其中有對外的戰(zhàn)爭。有和漢族以外各族的戰(zhàn)爭。大部分是統(tǒng)治集團爭奪政權(quán)的戰(zhàn)爭。也有相當(dāng)多的農(nóng)民起義和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的戰(zhàn)爭。一句話。是階級斗爭的反映。從前人說《左傳》是相斫書。以《通鑒》比《左傳》。戰(zhàn)爭的比重更大。戰(zhàn)爭是政治的集中表現(xiàn)。戰(zhàn)爭的篇幅多是不足怪的。《通鑒》于對內(nèi)對外的戰(zhàn)爭。大小畢書。雖然。他有一定不移的立場。但每一戰(zhàn)役。雙方討論軍事計劃的爭論。對戰(zhàn)事成敗的分析。以及戰(zhàn)爭具體過程。詳詳細細地敘述。如歷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戰(zhàn)。淝水之戰(zhàn)。高歡、宇文泰沙苑之戰(zhàn)。李存朂、朱溫夾寨之戰(zhàn)。寫述都很生動。這是研究我國古代軍事史的好材料。清代胡林翼作《讀史兵略》。大部分采自《通鑒》。

政治史以外。關(guān)于經(jīng)濟史方面材料。《通鑒》也有一定的重視。歷代經(jīng)濟制度。和一時的經(jīng)濟措施。與國計民生有關(guān)的事情。大體不漏。但不詳盡。尤其是記載生產(chǎn)斗爭資料太少?！锻ㄨb紀(jì)事本末》搜集二百三十九件大事。經(jīng)濟只有兩件。此因經(jīng)濟材料分散。不及政治史集中可以成篇。不能因此便說《通鑒》完全不注意經(jīng)濟。至于文化史和文學(xué)、藝術(shù)、宗教等比經(jīng)濟更少。文學(xué)家如屈原、陶淵明都未提及。杜甫是從王叔文口中吟詩才提到的。一行是因進諫才提到的。象王通、劉知幾書其卒年。這種并不太多。可能因為書的分量已夠大了。與政治無直接關(guān)系的就刪削得更多了。

第二是史料本身有異同。這是考異問題。古代史料缺乏。一件事情只有一種記載。無法比較。魏晉以后。史料逐漸增多。一件事情有幾種說法。甚或相反。這該怎么辦？這種問題。以前的歷史學(xué)家也遇到過。大致根據(jù)修史者自己的判斷決定。究竟結(jié)論對不對。他既未說明緣由。后人也無從查考。司馬光對這個問題的態(tài)度是實事求是的。凡是材料有異同的。他經(jīng)過反復(fù)研究。選擇比較可靠的修入《通鑒》他比前人更進一步。把各種不同說法和自己選擇決定的理由。和盤托出。逐條說明。作成《通鑒考異》三十卷?！锻ㄨb》的做法。史料不注出處。有了《考異》。可以看出司馬光每條材料都是認真負責(zé)的。當(dāng)然。主觀片面的地方也難免。應(yīng)該說基本是正確的。這是修《通鑒》的副產(chǎn)物。也是《通鑒》這部書在史料學(xué)上的一種貢獻。

第三是因事立“論”的問題。史書重在記事。事實說明。是非也就清楚了。古來史書如《左傳》有“君子曰”，《史記》有“太史公曰”，《后漢書》有“論曰”。這是作者因事立論。表示自己對這種事或這個人的看法。有褒有貶。都是想以自已的觀點影響讀者。《通鑒》的前身《歷年圖》就有論?！痘配洝芬灿姓摗Ｗ阋娬撌撬抉R光所重視的事情。《通鑒》共有一百八十六篇論，其中分兩類，第一類以“臣光曰”三字發(fā)端的，是他自己的議論，共一〇二篇。第二類是歷來史家原有的論贊，他認為對的，移作《通鑒》的論這樣的論有八十四篇。自荀子、賈誼、太史公、揚子法言、班固父子、茍悅、仲長統(tǒng)、陳壽、魚豢、華曉、袁宏、習(xí)鑿齒、孫盛、干寶、虞喜、徐眾、范嘩、沈約、裴子野、崔鴻、蕭子顯、蕭方等、顏之推、李延壽以至柳芳、權(quán)德輿、李德裕、歐陽修等，少則一篇（太史公亦止一篇），多則十篇（裴子野十篇）。這些論最多的一卷中有五篇，也有幾卷十幾卷沒有一篇論的。大抵事情善惡很明顯的，不需要作論。劉知幾《史通論贊篇》所謂“論著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挨商榷”，《通鑒》正是這樣。司馬光所論述的多有關(guān)治亂之機，與所謂為君之道，事君之道，他是因事納諫，積極為封建政治服務(wù)，其中迂腐之論，帶毒素的自然很多，但亦有平正的，如卷二六三論唐代宦官這一篇，是最長的一篇。卷二九一論馮道的一篇，于引歐陽修論之后再加發(fā)揮，不可一概而論。

第四是全書的目錄問題?！锻ㄨb》是一部大書，據(jù)司馬光自言：“《通鑒》成后，只王勝之閱讀一遍，其余未及數(shù)卷，便已欠伸”。王勝之名益柔，《宋史》二八六附其父《王曙傳》。這樣一部書，當(dāng)時只一人讀完，可見部帆太大，閱讀費時。何況此書雖按年編錄，頭緒紛繁，要尋找一件事情，亦頗不易。這個問題，司馬光考慮到，因此于修書同時，作成《通鑒目錄》三十卷。把每年的重要事件，標(biāo)題列舉，可以按目錄檢尋，比較方便。清代齊召南作《歷代帝王年表》，即是以《通鑒》目錄為依據(jù)。這三十卷目錄上，有關(guān)歷法朔閏和甲子，都是根據(jù)劉羲雯的《長歷》而成。劉羲雯是宋代天文歷法專家，修《通鑒》時已前卒，《通鑒》采用其書，故歷法舛錯較少。但劉氏《長歷》今無其全書，亦賴《通鑒》得以保存。

《通鑒》這部書，集合當(dāng)時第一流歷史家，以十九年的時間才得完成，后世史家對此書的評論一向是備極推崇的。我們以今天的眼光來衡量《通鑒》，《通鑒》依舊是一部有價值的重要史籍。當(dāng)然缺點也是有的，這里分別論之。

《通鑒》這部書的優(yōu)點，可分兩個方面：

從史料方面說，《通鑒》的史料價值很高，一方面由于搜集材料的豐富，一方面由于審查材料的認真，它保存了許多歷史資料，其中一大部分是今天看不到的。就以農(nóng)民起義的史料而論，象唐代袁晁起義、裘甫起義、黃巢起義，《通鑒》所記都比較詳細。特別《通鑒》對歷史事件的時間，考的清清楚楚，對研究歷史的人有很大幫助?？偟恼f來，《通鑒》的史料絕大多數(shù)是可以相信的。具體說來，三國以后至隋的史料價值勝于戰(zhàn)國秦漢，唐五代的史料價值又勝于三國以后至隋的一段。

從編纂方法說，先作長編，后成本書，有目錄，有考異，比前代史書有很大進步，對后來史書有很大影響。全書體例謹嚴(yán)，前前后后脈絡(luò)分明。長于敘事，詳而不蕪。尤其是史料出于眾書，文字風(fēng)格，如出一手，都經(jīng)過一番剪裁陶鑄。司馬光是一個踏實的人，此書是一部實實在在的書錢大昕云：“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鑒》?！锻ㄨb》之取材，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舊，唯《通鑒》可以當(dāng)之?！保ㄒ姟段募肪矶恕栋纤问沸戮帯罚┪覀兙湍眠@句話作為《通鑒》優(yōu)點的總結(jié)吧。

至于缺點，也可從兩方面講：

關(guān)于編纂體例，分裂的時代采用年號，應(yīng)該分別標(biāo)明，這一點上文已提過。此外，一年之中，有先后兩朝交替的時期，一年有兩三個年號，《通鑒》只用后改的一個年號，如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漢獻帝改為延康元年，（《通鑒》據(jù)《三國志》，若《后漢書》，則改元在三月）冬十月辛未（二十九），魏改黃初元年，是一年有三年號，但《通鑒》只用黃初元年。也有某些皇帝在同一年中自己改二三次年號，如武則天天授三年（六九二）四月朔改元如意，九月庚子（初九）改元長壽?！锻ㄨb》只紀(jì)長壽元年。由此可得一結(jié)論，凡一年有二至三個年號的，《通鑒》總是用最后一個年號，人們就一時不易知道上一個年號到底止于幾年。這樣的記年法是有問題的，這叫做頭齊腳不齊。從編書的人來說，體例劃一，可省許多麻煩，對研究歷史的人來說，則是增加困難。宋代洪邁《容齋隨筆》早已提出這個問題，顧炎武《日知錄》二十《年號當(dāng)從實書》、《史書一年兩號》等篇亦有評論。此外，目錄及每卷前面總述年代，不用甲子，而用《爾雅》歲陰歲陽等古名，極不方便。

關(guān)于《通鑒》的立場觀點問題，肯定是為封建統(tǒng)治服務(wù)的，但亦不專學(xué)《春秋》從褒貶上下工夫。書中寫了不少農(nóng)民起義可歌可泣的事情，當(dāng)寫農(nóng)民受官吏的殘酷剝削，不能生活下去，起來反抗時，這都還不離事實，一到農(nóng)民舉兵起義，就把他們寫成“賊”和“寇”，這是地主階級的根本立場，司馬光在這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在“臣光曰”中，積極為維護封建統(tǒng)治出主意，他企圖總結(jié)一套封建統(tǒng)治的歷史經(jīng)驗，“臣光日”就是他的理論。他在政治上是保守派，在“臣光曰”中也有充分反映。如卷七論燕太子丹派荊柯刺秦王，他認為很冒險，斥荊柯為盜。卷十二論貫高，以為使張敖亡國者貫高之罪。卷十七論李廣、程不識的用兵，他不贊成李廣，認為他冒險，不如程不識穩(wěn)當(dāng)。關(guān)于唐代牛僧孺、李德裕朋黨之爭中，李德裕主張取維州，牛僧孺主張舍維州，這問題的是非向來有爭論，司馬光贊成牛僧孺的主張。胡三省注云：“元佑之初，棄米脂等四寨以與西夏，蓋當(dāng)時國論大指如此”。西夏問題，也是新舊黨爭中的一個焦點，司馬光當(dāng)政后實行他的主張寧可捐棄國土，這是他的保守思想直接影響到政治，問題比較嚴(yán)重。因此，讀《通鑒》這部書必須對司馬光的論點有個正確的分析才不致受他的影響。

通鑒是一部大書，引史事，及有關(guān)典章制度，有許多地方不容易懂得，因此，《通鑒》到了南宋時期，已有三家釋文，一是司馬康釋文刻于海陵（泰州），故稱為海陵本，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有二十卷，《宋史·藝文志》作六卷，現(xiàn)已不存。二是史炤《釋文》，《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均作三十卷，今存。三為蜀費氏本《通鑒音釋》，附正文下，今傳，有殘缺。據(jù)胡三省考證，一三兩本都是書賈請人做的，海陵本托之于司馬康，費本間有自己的意見，都是從史炤釋文抄襲而來的。史炤釋文很陋，且多錯誤，胡三省作《釋文辯誤》，多所糾正。從宋末到現(xiàn)代，《通鑒》最好的惟一的注本是胡三省注。

胡三省字身之，臺州寧海人，生于宋寶慶六年（一二三〇年），卒于元大德六年（一三〇二年），年七十三。這是根據(jù)《寧?？h志》載其子所撰墓碑才知道的?！端问贰贰对贰肪鶡o胡三省傳，《元史》有傳，極簡單，無甚史料。這個人的事跡淹沒了六百多年，直到陳援庵先生作《通鑒胡注表微》才弄清楚。

胡三省二十七歲登寶祐四年（一二五六年）科進士，和文天祥（狀元）、陸秀夫、謝杭得等為同年。宋末曾充賈似道沿江制置司機宜文字，江上師潰，隱居著書，注《通鑒》二百九十四卷。所居狹小，磵旁多古梅，世稱梅磵先生。注書經(jīng)過，見自撰《新注資治通鑒序》。序作于至元二十二年乙酉（一二八五年）。錢大聽《疑年錄》據(jù)胡氏《通鑒釋文辨誤自序》作于至元二十四年丁亥，遂斷定五十八歲，此后考胡氏生平的，以錢氏說為主。余嘉錫先生抗戰(zhàn)中撰《疑年錄稽疑》時，尚未發(fā)現(xiàn)胡身之墓碑。如果不是從《海寧縣志》發(fā)現(xiàn)墓碑，我們今天可能還不知道。

胡三省自言從寶禱丙辰出身進士科起，至乙酉成書，前后三十年，中間還丟過一次稿子，重新注過。他兩次注法也不一樣，第一次稿是依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例作廣注九十七篇，著論十篇，這是注和《通鑒》本文分開的做法。第二次稿才以《通鑒考異》及他自注散入《通鑒》原文之下，便是今天傳世的本子。

十七史中，除前四史外，胡氏以前，無人作注（徐無黨注《五代史記》，僅述書法，不是注書正軌。）胡三省《通鑒注》自《晉書》以下，至于五代·，都要自起爐灶作注，工程非常艱巨，比王勝之讀《通鑒》一遍當(dāng)然難，比袁樞作《通鑒記事本末》也難得多。胡注優(yōu)點很多，舉其重要的可分三點：

一、胡注不單是作注，實兼校注。胡氏所用《通鑒》相傳為元興文署刊行之本，凡是原書有錯誤之處，胡氏為之校正。他用的校書方法，理校（根據(jù)理論和學(xué)識判斷）為多，他校（以各種有關(guān)書籍來校）次之，本校（以本書校本書）對校（取古本相比對）則較少。我們就胡氏所改定的字和今天流傳的宋本來對，胡氏改的往往是對的，可見?？惫し蚝苌?。當(dāng)然，胡注也難免有錯。如《日知錄》二十七摘出他斷句有錯誤，便是一例。

二、胡三省于《通鑒》所載有關(guān)典章、制度、音韻、訓(xùn)詁，都有詳細注解，特別對官制、地理兩方面原原本本，考證精詳，因此，向來以胡氏為地理專家。其實，細看胡注，胡氏何止長于地理而已，他是一個博學(xué)而有識見的人，注的本身，也是一部博大而精深的學(xué)術(shù)著作。

三、胡三省生當(dāng)元兵入侵國破家亡的時代，和司馬光修《通鑒》時大不相同。他對民族危急，生死存亡之際，注中隨時發(fā)表議論，往往有“嗚呼痛哉”“天乎人乎”等沈痛呼聲。如二八五卷契丹入汴，帝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學(xué)士范質(zhì)草降表，注曰：“臣妾之辱，惟晉宋為然，嗚呼痛哉”！又說：“亡國之恥，言之者為之痛心，矧見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謂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胡氏入元不仕，這種悲憤的文章，處處蘊藏亡國遺民不忘恢復(fù)的思想。清代趙紹祖作《通鑒注商》十八卷，對胡注多所糾彈，首先他不了解胡氏的身世，就不可能了解胡氏的思想，反以此相譏，正好暴露趙氏的淺陋。

研究胡注《通鑒》的書，清人如陳景云撰《通鑒胡注舉正》，原有十卷，現(xiàn)存一卷，凡六十三條，以考證地理為多。錢大昕《通鑒注辨正》二卷，共提出一百四十余條，亦以考地理為主，間及聲音、句讀。如言范雎之雎，當(dāng)讀子余切，不當(dāng)讀雖；萬俟丑奴不當(dāng)讀萬作莫之類，這些胡氏亦非無所本。但讀音有誤，宋人通病，胡氏亦難免，胡注于一卷之內(nèi)，一字之音，注而又注，亦自可省。至錢大昕看不起胡三省，以為夏蟲不可與語冰，未免失言。

陳援庵先生于一九四四、四五兩年，成《通鑒胡注表微》一書，分刊于《輔仁學(xué)志》第十三、十四兩卷，近年科學(xué)出版社有重印本。書分二十篇，前十篇為本朝、書法、?？薄⒔忉?、避諱、考證、辨誤、評論、感慨、勸戒，是關(guān)于史法的。后十篇為治術(shù)、臣節(jié)、倫紀(jì)、出處、邊事、夷夏、民心、釋老、生死、貨利，是關(guān)于史事的。表微的作法，以《通鑒》原文頂格寫，胡注低一格，下注《通鑒》卷數(shù)，陳先生自己的話又低一格，眉目很清楚。總計用胡注精語七百五十條之多，引證的書籍除正史外，有二百種之多。自有此書，胡三省的思想、學(xué)問和胡注的價值，始得大白于世。

《通鑒》祖本為元祐元年杭州刻本，今不可見。紹興二年（一一三二年）有余姚重刻本，江安傅增湘影印宋槧百衲本，用七種宋本湊集而成，以余姚本為主，僅存一百七十六卷。涵芬樓《四部叢刊》本號稱余姚本，其實避諱至光宗止。惟北京圖書館所藏紹興二年本二百九十四卷是足本。此外，目錄、考異，叢刊亦各有影宋單刻本。章鈺有《通鑒校宋記》，共用九個本子校對。

《通鑒》胡注有元刊本，今不易得。清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年）都陽胡克家復(fù)元刊胡注本，這是現(xiàn)存胡注的好本子。后來江蘇書局、武昌書局、石印本都從此本出。江蘇書局本前二〇七卷用胡刻原版刷印，后八十七卷翻胡刻本，在一般胡注刻本中是比較好的。胡元?？獭锻ㄨb全書》，刻本并不見好，而是包括有關(guān)通鑒的書大小九種，比較完全而已。商務(wù)印書館排印本，分訂六十冊、有句讀，流行很廣。近年古籍出版社新印標(biāo)點本共十大冊，此書標(biāo)點者均為歷史專業(yè)教授，姓名附于每卷之末，校點極認真。每年加西歷，每一事另起一行，又引章鈺《通鑒校宋記》作參考，對讀者有很大幫助。通鑒版本，當(dāng)以此為最。

《通鑒紀(jì)事本末》四十二卷 宋袁樞撰

中國史籍中，編年紀(jì)傳等史體，或以年月為主，或以人物為主，或以制度為主，也有專記言論的，這都是古已有之。但以一個歷史事件的發(fā)生發(fā)展和結(jié)束為主的原原本本的記述方法，南宋以前，尚未具體，有之，自袁樞《通鑒紀(jì)事本末》始。

袁樞字機仲，建安人，仕至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生宋高宗紹興元年，至寧宗開禧元年（一二〇五年）卒，年七十五，事跡見《宋史》三八九本傳。

袁樞作《通鑒紀(jì)事本末》，本傳列在他做嚴(yán)州教授的時候，說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鑒》，苦其浩博，乃區(qū)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鑒紀(jì)事本末》。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其書，奏于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本書楊萬里序云：“初，予與子袁子同為太學(xué)官，子袁子錄（宋太學(xué)有正錄、學(xué)錄官）也，予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后一年，子袁子分教嚴(yán)陵。后一年，予出守臨漳，相見于嚴(yán)陵，相勞苦、相樂，且相楙以學(xué)。子袁子因出書一編，蓋《通鑒》之本末也?！睏钚蜃饔诖疚踉辏ㄒ灰黄咚哪辏┤?，相別不過兩年，袁氏即成《通鑒紀(jì)事本末》，可見此書編輯時間不長。又據(jù)王應(yīng)麟《玉海》，言“淳熙三年，參政龔茂良言袁樞所編紀(jì)事，省益見聞，詔嚴(yán)州摹印十部”。元年成書，三年便已摹印，足見流傳的很快。但北京圖書館藏宋本，是淳熙二年嚴(yán)陵郡庠刻本，則《玉?！啡戤?dāng)是二年之誤。向來稱《通鑒紀(jì)事本末》的初印本叫做嚴(yán)陵小字本，便是這個本子。

《通鑒紀(jì)事本末》的目的，為了解決讀《通鑒》的困難。《通鑒》這樣一部編年史一件事情連續(xù)好些年的，它只是每年紀(jì)述，如果想了解全貌，便要翻閱好兒卷，是不方便的。袁樞只是把分散的事情集中起來，以事情為中心，仍按《通鑒》原來年次，抄上原文，把司馬光的論也抄上，給他標(biāo)上一個題目，袁樞自己沒有一句話。這樣，共編集了二百三十九個事目。這種做法，看來是容易的，但也要相當(dāng)功力。首先，選出這末多的題目，就要熟悉《通鑒》內(nèi)容，發(fā)凡起例，又必須有史學(xué)見解。我們能算出袁樞做《紀(jì)事本末》只用兩年時間，但沒有方法估計他熟讀《通鑒》到底化了多少年。等他的《紀(jì)事本末》出來了，不僅為《通鑒》的讀者服務(wù)，卻開創(chuàng)了歷史編纂的一種新體裁。而且是一種很好的體裁。后來逐漸有所發(fā)展。

袁樞所編集的共二百三十九條，另有附錄六十六事，即附在各條后面，總計大小三百〇五件重要事情，其中絕大部分為軍事政治，經(jīng)濟方面只有兩條：一是奸臣聚斂，一是兩稅之弊。這因《通鑒》所載經(jīng)濟史料本來較少，有記載的也比較零散，不易湊起一條，至于文化方面，一條都沒有。

二百三十九條的內(nèi)容，按其性質(zhì)和袁氏用字的習(xí)慣，很可以看出袁樞的堅定的統(tǒng)治階級立場。袁氏書法，每一件事，都有個動詞，而且常用這種動詞，例如：

用平字二十九次 如光武平赤眉 唐平東都 太宗平突厥

用據(jù)字二十三次 如孫氏據(jù)江東 符氏據(jù)長安 錢氏據(jù)吳越

用滅字二十三次 如魏滅蜀 周滅齊 契丹滅晉

用叛字二十三次 如七國之叛 六鎮(zhèn)之叛 吐蕃叛盟

用亂字二十次 如西晉之亂 安史之亂 藩鎮(zhèn)之亂

用篡字二十次 如王莽篡漢 楊堅篡周 郭威篡漢

用寇字十 如元魏寇宋 裘甫寇浙東

用伐字九 如祖逛北伐 桓溫伐燕

用逆字八 如太平公主謀逆 宦官拭逆

用討字七次 如袁紹討公孫攢 隋討高麗

其余如專政、用事、歸字、禍字、亡字、變字、爭字等不一一舉。

從這里反映袁樞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立場，充滿了正統(tǒng)王朝的思想。所謂大事，無非是奪天下、搶王位，犧牲的當(dāng)然是千千萬萬的農(nóng)民。如果說《通鑒》是“相斫書”。這里，相斫更為明顯。歷代封建王朝殘酷地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在這些戰(zhàn)爭中更暴露了封建統(tǒng)治者殘暴的本來面目。但農(nóng)民起義此仆彼起，始終進行著斗爭?！锻ㄨb》正好反映這一點《通鑒紀(jì)事本末》更集中反映了這一點。

《通鑒紀(jì)事本末》的分量，約占《通鑒》二分之一（《四部叢刊》本《通鑒》八十冊，字小冊薄：《紀(jì)事本末》四十二冊，冊厚字大約略相當(dāng)。）足見《通鑒》材料不是紀(jì)事本末所能包括，特別是零碎材料，《紀(jì)事本末》無法集中。除了材料集中的題目查閱紀(jì)事本末比較方便外，其余還只有閱讀《通鑒》。不能因為《紀(jì)事本末》重要和方便，便看輕《通鑒》中其余材料?！都o(jì)事本末》材料盡出于《通鑒》，《通鑒》原書具在引用時仍當(dāng)根據(jù)《通鑒》，這樣，《紀(jì)事本末》只能作為檢閱《通鑒》的工具書，不能作為原始材料。宋人蔡文子作《袁氏通鑒紀(jì)事撮要》八卷，北京圖書館有宋刻本，他嫌袁氏書還太多，再刪去一些，簡則簡矣，用處則更小了。

《通鑒紀(jì)事本末》這部書，宋本四十二卷，明宋張溥在紀(jì)事本末每一篇后作一論，即附原篇之后。張溥字天如，太倉人，為復(fù)社領(lǐng)袖，能做文章。因為每篇后加一論，后來把卷數(shù)分為二百三十九卷。二百三十九卷的本子流行后，四十二卷本反少了。這兩個本子一有論，一無論，分別很容易。明末王夫之作《讀通鑒論》三十卷，那是從《通鑒》中自己發(fā)現(xiàn)問題才做文章的，和張溥的做法不同。

朱熹《通鑒綱目》

《綱目》一書，五十九卷，是朱熹嫌《通鑒》事實太詳，書法還不完備，從《通鑒》中節(jié)取事實，綱仿《春秋》，目仿《左傳》，綱為朱熹手定，目為其門人趙師淵所作。此書專重書法，正統(tǒng)觀念比《通鑒》還要加強，為統(tǒng)治階級服務(wù)更進一步，無史料價值。但由于朱熹名氣太大，書又簡明，因此，宋明以來，很多人就丟開《通鑒》而讀《綱目》。實在，《通鑒》據(jù)事直書，善惡已明，《綱目》弄出許多規(guī)矩，事實又不足以說明，專從褒貶上做文章，沒有意義。更可厭惡的是：宋明以來，替《綱目》一書附加上許多花樣，叫做《發(fā)明》（尹起莘），《書法》（劉友益），《考異》（汪克寬），《質(zhì)實》（馮智舒）等簡直把《通鑒綱目》神秘化了。

到清朝康熙四十六年，在《綱目》之上，又加御批。這樣，在捉摸朱熹的書法之外，又要揣摩御批了。乾隆卅二年，又編《御批通鑒輯覽》一書，自古代至明末，批的更多。這些議論，大部分充滿了封建反動思想，若為研究清代帝王如何統(tǒng)治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方法，倒是提供了很多材料。清朝亡滅后，這些書早已被人拋棄，不過我們還隨時可以接觸到，初學(xué)的人當(dāng)他基本知識看是可以的，有分析能力的也不妨閱讀。因講述《通鑒》，附論于此。

嚴(yán)衍《資治通鑒補》

嚴(yán)衍字永思，嘉定人，明萬歷時秀才。據(jù)《資治通鑒補自序》，年四十有一，始讀《通鑒》，萬歷四十三年乙卯（一六一五）始作《通鑒補》，小成于崇禎三年庚午（一六三四），又窮十年之心力以改輯之，至崇禎甲申一六四四《宋元續(xù)編》亦復(fù)告竣。一同修書的還有他的學(xué)生談允厚，談亦作序一篇。

嚴(yán)衍生平記述很少，錢大昕，《潛研堂文集》為他作傳，材料不出嚴(yán)氏《通鑒補自序》和談允厚序的范圍。嚴(yán)氏要補《通鑒》，當(dāng)然是對《通鑒》有所不滿，據(jù)崇禎十二年談允厚序中說，通鑒有七?。?/p>

一曰漏 言太刪，太節(jié)，亦有重要事件不載的。

二曰復(fù) 言一事兩載，如貞觀十一年七月、十一月均記突厥大雪，雜畜多死等。

三曰紊 言后事在前，前事在后，編次失序。

四曰雜 言張李互見，使讀者南北紛歧，東西眩瞀。

五曰誤 言事有舛差，分一人為二人，合二人為一人。

六曰執(zhí) 言溫公取舍由己，太固執(zhí)。

七曰誣 言以皮日休仕于黃巢，其事近誣。

嚴(yán)氏師生，熟讀《通鑒》，可以說是胡三省后對《通鑒》用功最勤的人，發(fā)現(xiàn)《通鑒》一些缺點，擊中司馬光要害的地方也是有的，但有些地方由于嚴(yán)氏師生對司馬光原書體例不夠了解，看法未必對。他們補的項目有廿二項，如第一項“嚴(yán)正統(tǒng)”，根據(jù)朱子《綱目》，不以王莽紀(jì)年，就不是實事求是的精神。又如“補文章”、“補賢媛”、“補藝產(chǎn)”、“補釋道”等，這也補，那也補，和原來的《通鑒長編》有何區(qū)別？安知嚴(yán)所補的不正是司馬光所刪削的？王應(yīng)奎《柳南隨筆》稱嚴(yán)氏書為膨脹《通鑒》，可見所補亦未妥當(dāng)。其次，司馬光收羅二三百種史料，取精用宏，嚴(yán)氏師生僅從十七史來補充，這就不是高明辦法。他又刪去《通鑒》一些文字，這樣就不是《通鑒》補，而是《通鑒》刪了。

但嚴(yán)氏書存殘統(tǒng)一項，這正是針對通鑒紀(jì)年方法的缺陷，如《通鑒》書黃初元年，《通鑒補》則書建安二十五年，以存漢之殘統(tǒng)。當(dāng)然這樣改也有缺點，最好是分別寫。又如《通鑒》每一年號只在第一年標(biāo)上年號，其余只寫二年三年，猝然展卷，竟不知為何年。《通鑒補》則一律寫上年號，所謂僭國年號亦分注于下，這倒是一項改進辦法。因此，盡管此書補得過多，末免固陋，如果為了研究《通鑒》而讀《通鑒補》，則頗能發(fā)見問題，嚴(yán)氏師生三十年精力對后人還有所貢獻的。

《通鑒補》書成長期未刻版，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年）去成書時已一百八十年，陽城張敦仁取《通鑒補》中補正《通鑒》原文的一部分，匯錄成《通鑒補正略》，分上中下三卷刊印。張氏序中極望當(dāng)世有好古之人為嚴(yán)氏刻全書。這個愿望直到咸豐初江夏童氏始以聚珍版排印百余部，書遂流傳。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盛氏思補樓刊本問世，此書流行漸廣，始為治史者所重視。光緒二十八年上海益智書局又據(jù)盛氏本石印。但刻本并無所謂《宋元續(xù)編》這一部分，想是早就遺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