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旭生（1888-1976），字炳昶，河南省唐河縣，1911年畢業(yè)于京師譯學館法文科，此后留學法，1918年底畢業(yè)于巴黎大學哲學專業(yè)。1921年被京大學哲學系聘為教授，講授西洋哲學史、近代哲學史、法文選讀等課程。

魯迅早在1912年即來到北京，先后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二科、第一科科長、僉事等職，主管文化、科學、美術(shù)，包括博物館、圖書館、美術(shù)館及美術(shù)展覽會，調(diào)查及搜集古物等。1920年8月，應聘北京大學國文系，講授中國小說史，與同時期應聘哲學系的梁漱溟一樣，職稱為講師。其時，周作人為國文系教授，講授歐洲文學史、外國文學書選讀等課程。

雖然徐旭生與魯迅（周豫才）同列于北京大學教職員名錄（1922年度）中，但直到1923年4月，二人似乎才有了相互間的直接交往。是月，二人與蔣夢麟（總務長）、皮宗石（圖書部主任）、單不庵（圖書部中文圖書主任）、馬衡（圖書部古物美術(shù)品主任）、張黃（鳳舉，中文系教授）等同時被聘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委員會委員。

國學門正式成立于1922年1月，以“研究國學為宗旨”，由中國文學、哲學、史學三系組成，主任沈兼士，接收本科畢業(yè)、有專題研究規(guī)劃且經(jīng)相關教授會議審批合格者進行培養(yǎng)。其研究方向分別有文字學、文學、哲學、歷史學、考古學五類。首批委員包括四名當然委員：蔡元培（校長）、顧孟余（教務長）、沈兼士（國學門主任）、李大釗（圖書館主任），以及馬裕藻、朱希祖、胡適、錢玄同、周作人等。

同年8月，北京大學召開季刊編輯員討論會，決定創(chuàng)辦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國學、文藝四種季刊。徐旭生與魯迅（周豫才）、胡適、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顧孟余、陳師曾、張鳳舉等16人被聘為文藝組編輯員，該季刊編輯主任為校長蔡元培（兼）。以哲學教授而列入文藝編輯的徐旭生，似與他剛剛翻譯發(fā)表了比利時、波蘭作家的劇本和小說有關（與喬曾劬合譯梅德林著劇本《馬蘭公主》；顯克微支著小說《你往何處去》；喬曾劬，字大壯，與徐為譯學館同學，時與魯迅同事于教育部，任編審）。

1924年5月，國學門正式成立考古學會，初始會員12人，其中會長馬衡，另有葉瀚、李宗侗、陳萬里、沈兼士、韋奮鷹、容庚、徐旭生、董作賓、李煜瀛、鐸爾孟、陳垣等人。學會以“用科學的方法調(diào)查、保存、研究中國過去人類之物質(zhì)遺跡及遺物”為宗旨，是中國由傳統(tǒng)“金石學” “器物學”向近代考古學轉(zhuǎn)型期間較早成立的學術(shù)團體。隨后，北京西郊大宮山、洛陽、新鄭、孟津等地都留下考古學會考察的足跡。

雖然魯迅在教育部所負職責中包含有“調(diào)查及搜集古物”事項，但尚未發(fā)現(xiàn)他與新成立的國學門考古學會間的聯(lián)系。魯迅與徐旭生術(shù)業(yè)各異，參與相關學術(shù)機構(gòu)的活動，無疑為二人的交往和相識提供了新的平臺。

1925年五卅前后，北京地區(qū)政治局勢動蕩不安，而思想文化領域卻一度活躍，由北大教授學者主辦、主編的《語絲》《現(xiàn)代評論》《猛進》雜志風行京城。秉持“提倡獨立判斷” “不畏強御”， “無所顧忌”地“去催促新的產(chǎn)生”，竭力排斥“有害新的舊物”， 《語絲》主筆魯迅與《猛進》主編徐旭生覓得共識，并且以文成友。

《語絲》創(chuàng)刊于1924年11月，是一個以散文為主的文學刊物，孫伏園、周作人先后擔任主編。作為主要撰稿人的魯迅以雋逸的文思、簡潔尖刻的語言力促形成獨特的“語絲文體”。魯迅等人發(fā)表的思想雜感、社會隨筆、散文等作品縱論古今，針砭時弊，迅速引起廣泛關注，被讀者譽為“自由說話”的刊物。12月， 《語絲》第4期發(fā)表徐旭生署名的雜文《胡語亂道》，與同期魯迅的《野草》三則相似，文章共分五則，闡述帝制結(jié)束是歷史的趨勢，無論路易十六也好、威廉二世也罷，包括溥儀在內(nèi)，都無法抗拒。強烈批評將削除皇帝名號的行為誣為“過激”的言論。次年1月， 《語絲》第10期，發(fā)表雜文《進化呢？退化呢？》抨擊封建遺老享受著民國政府的照顧，干著破壞社會的陋行?！墩Z絲》第13期，連載《胡語亂道》第六、七、八則，在介紹民主共和制度的同時，指責北洋政府執(zhí)政“極像專制國的大皇帝”。

1925年3月6日，徐旭生、李宗侗主編的《猛進》創(chuàng)刊，以政論為主，一經(jīng)問世即直面時局，抨擊弊政，嘲諷政客，并將眾所關注的社會現(xiàn)象引入更深層次的思考?！睹瓦M》“不畏強御，不講妥協(xié)”，北洋政府扣發(fā)多次， “其堅強也如故”。雖引發(fā)不少攻擊妒忌之詞，卻深受廣大青年喜歡。

魯迅欣賞《猛進》的“勇”，在與徐旭生的通信中，希望《猛進》從鞭撻政象開始，重啟《新青年》時期的“思想革命”，以反擊“濃厚透頂了”的“反改革”空氣。徐旭生認為魯迅的主張是中國“現(xiàn)在最急要不過的事情”，當務之急是向思想中的惰性表現(xiàn) — —“聽天由命和中庸”開火， “此二者不打破，永遠沒有進步的希望”。他建議《語絲》《現(xiàn)代評論》《猛進》聯(lián)合起來，創(chuàng)辦一個專講文學思想的刊物，通俗易懂，富于啟發(fā)，成為大中學生的良友，以促進思想的進步。《現(xiàn)代評論》主筆胡適以可能的征稿字數(shù)為由，表示徐旭生的建議“很難”，或者說“幾乎不可能”。而魯迅在回復中，則不看好這種歧見難掩的“聯(lián)合”，擔心其變?yōu)椤昂推街姓?、吞吞?/span>吐的東西”。而一些“量少力微”卻敢于“襲擊古老堅固的堡壘”的各種小周刊，猶如在黑暗中“匕首的閃光”。這類目標小異大同的小刊物的增加和聯(lián)合， “效力或者也不見得小”。

魯迅進而批評一派學者、文人奉勸青年“鉆進研究室” “搬入藝術(shù)之宮”，與社會現(xiàn)實相隔絕的主張，指出這是抵制新思想的“老法子”的“圈套”。而“自囚在什么室什么宮里”，令人嘆惜。徐旭生深為同感，認為魯迅此論“真是一件重要的發(fā)現(xiàn)”。要相以為戒， “不要上他們的當”。

《猛進》“強悍”，《語絲》“爾雅”，雖各有側(cè)重，但鋒芒所向封建的舊文化及共和體制掩蓋下的專制統(tǒng)治。與徐旭生引為同道的魯迅先后撰寫并在《猛進》發(fā)表《并非閑話二》《十四年的讀經(jīng)》《碎話》等雜文，而《論睜了眼看》（《語絲》第38期），則是魯迅對徐旭生《我們應該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氣》（《猛進》第19期）一文有感而發(fā)：“必須敢于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不幸這一種勇氣，是我們中國人最所缺乏的”；斷言， “沒有沖破一切傳統(tǒng)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

1925至1926年，徐旭生與魯迅共同經(jīng)歷了北京女師大風潮、關稅自主運動以及三一八慘案等事件。期間，他們義不容辭地站在愛國學生一邊，慨然發(fā)聲，身體力行，與北洋政府的專制統(tǒng)治相抗爭。

1925年初開始，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學生對校長楊蔭榆的迫害日益不滿，終至5月釀成“驅(qū)楊運動”的風潮。時在該校兼職的魯迅多次代學生起草致教育部呈文和披露事件真相的宣言等。8月，楊蔭榆帶軍警沖入學校，導致風潮進一步擴大，教育總長章士釗下令解散女師大，并下令罷免了魯迅教育部僉事一職。徐旭生明確反對“用外交的方法對付學生”的行徑，指出楊蔭榆的種種劣行，表明“她不配辦學校。因為她如果成功，那女校前途將來更要有不可問的地方”。而此類“政客式的教育家不哄出教育界，教育怎么樣能有光明的希望”。

8月26日，徐旭生、魯迅與王尚濟、李書華、周作人等41名北京大學教員聯(lián)名發(fā)表《反對章士釗的宣言》，指責他“藉整頓學風的名目，行摧殘教育的計劃。對于女師大風潮，不用公允的辦法解決，竟用武裝警察強迫解散該校，又用巡警老媽強迫拉出女生。直接壓迫女師大，間接示威于教育界，并且可藉此壓倒種種的愛國運動?！彼浴拔覀円?/span>出來抵抗，反對他為教育長官”。在回復錢玄同的信件中，徐旭生表示， “你對于女師大風潮的意見，我完全表示同意?！?/span>

9月21日，由魯迅等人發(fā)起成立的女師大校務維持委員會決定移地復課，租賃阜成門內(nèi)南小街宗帽胡同14號作校舍，當日開學，徐旭生與魯迅、許壽裳等專、兼職教師按時前往義務上課。11月至12月，楊蔭榆、章士釗先后去職，女師大復校。次年1月2日，徐旭生與魯迅、陳啟修、鄭奠、馬裕藻、許壽裳等出席了女師大校務維持會會議。11日，徐旭生應邀參加女師大學生自治會召開的懇親會，與陳啟修、許季黼、李泰芬先后發(fā)表演說。3月，徐旭生受聘為女師大哲學科主任。在評議會選舉中，與魯迅、馬裕藻、文元模、許壽裳、鄭奠、陳啟修、林玉堂、張澤垚、趙炳廷、戴夏等當選為評議員。

女師大風潮期間，五卅運動反帝浪潮遍及全國。10月26日，北京政府在列強授意下召開關稅特別會議。當天，北京各界滬案后援會、北京學生聯(lián)合會等團體組織數(shù)萬人集會游行，強烈要求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實現(xiàn)關稅自主。軍警對愛國民眾進行鎮(zhèn)壓，在新華門等處制造了多起流血事件。沖在前列的徐旭生慘遭毆打，造成兩顆門牙脫落。次日，報界訛傳，魯迅參加游行并被“打脫門牙”。為此，魯迅發(fā)表《從胡須說到牙齒》一文予以澄清，“國民因為主張關稅自主，游行示威了。但巡警卻斷絕交通，至于發(fā)生沖突”。而關于自己受傷， “脫門牙二”的報章新聞卻荒誕無已，因為那天“我竟不在場”， “為什么呢？曰：生些小病，非有他也”。

1926年3月18日，為日艦襲擊天津大沽口炮臺進行戰(zhàn)爭威脅一事，北京群眾5000余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抗議列強無理提出的最后通牒。北京政府下令向游行的群眾開槍，當場打死47人，傷200余人，是為魯迅稱之為“民國時期最黑暗的一天”的三一八慘案。19日，北洋政府悍然通緝徐謙、李大釗等五人。隨即報界又公布通緝50人（48人）的名單，魯迅、徐旭生及《猛進》《語絲》的主要撰稿人均被列入。接到徐旭生告知被通緝的消息后，魯迅移至《莽原》雜志社暫時避難。

1926年8月，魯迅離開北京南下，先后在廈門大學、中山大學（廣州）任教。1927年10月后，定居上海專事寫作。而徐旭生也離開了北京大學，從參與科學考察逐漸轉(zhuǎn)向考古研究。

1926年8月13日，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為魯迅舉辦送別會。會后午餐，徐旭生與朱遏先、沈士遠、沈尹默、許壽裳作陪。26日，魯迅離京經(jīng)上海赴廈門。

1927年5月，徐旭生辭去北京大學教務長、哲學系主任職務，出任中瑞（典）西北科學考查（察）團中方團長，率團從北京出發(fā)，沿內(nèi)蒙古、寧夏、甘肅直至新疆一帶進行科學考察。長途跋涉、風餐露宿，穿行于人跡罕至的荒漠原野，在地質(zhì)勘探、氣象觀測、史跡考古等方面收獲頗豐，引起國內(nèi)外各界的普遍關注。1929年1月，徐旭生返歸北平。此時，他已經(jīng)被任命為北平大學第二師范學院（原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院長（未到任）。

1929年5月，徐旭生與魯迅再度相見。是時，魯迅由上海來北平探望母親。20日下午，魯迅訪徐旭生不見。27日，徐旭生與張鳳舉在中山公園長美軒設晚宴與魯迅聚餐，同席者有沈尹默、馬隅卿等10人。得悉魯迅拒絕了燕京等數(shù)個大學任教的邀請，此次宴請也算是為其餞行。6月1日，魯迅寫給徐旭生一信。

雖然不詳其內(nèi)容，但此次魯迅確代《東方雜志》的編輯約稿，請徐旭生將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經(jīng)過及工作大略寫出來”。1930年9月，《徐旭生西游日記》出版，并向魯迅贈書三本。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去世。此時，徐旭生已經(jīng)辭去北平師范大學校長之職，專職于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考古室主任，并兼陜西考古會工作主任，主持寶雞斗雞臺的考古發(fā)掘工作。

1938年10月23日，徐旭生經(jīng)成都前往遷往云南的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工作。在四川大學參觀所藏之古物時，聽聞成都文藝及學術(shù)界開會紀念魯迅逝世二周年，遂前往參加，與時任四川大學教務長、代理校長的葉石蓀、在成都籌備戲劇教育實驗學校的熊佛西等共同與會，表達對老朋友的追思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