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創(chuàng)設之初，僅有黑、白、紅、藍四旗，而后隨著努爾哈赤對女真部落的逐漸統(tǒng)一，“歸服益廣”，而將“四旗”擴編為“八旗”，分別為：鑲黃、正黃、正白、鑲白、正藍、鑲藍、正紅、鑲紅等八旗。

天聰九年，皇太極在努爾哈赤所設蒙軍旗的基礎上，編成“八旗蒙軍”；

崇德七年，又完成了“八旗漢軍”的編制。

自此，“八旗滿洲”、“八旗蒙軍”和“八旗漢軍”共同組成了清朝的“八旗制度”，影響甚至決定了整個清王朝200余年的歷史命運。凡擁有“旗籍”者，無論滿、蒙、漢，皆稱為“旗人”。

清朝的“八旗”又有“上三旗”和“下五旗”之分，“上三旗”由皇帝親掌，地位尊崇；“下五旗”由親王、貝勒等統(tǒng)領，地位稍差。

順治年間，多爾袞病逝以后，順治皇帝將其正白旗納入“上三旗”，自此，鑲黃旗、正黃旗和正白旗固定為“上三旗”；鑲白旗、正藍旗、鑲藍旗、正紅旗、鑲紅旗固定為“下五旗”。

清朝時期的旗籍固定，世代相隨，“抬旗”便成了旗人改變身份地位的重要途徑，更是抬高出身的唯一途徑。

1、皇帝特批；

2、該管衙門奏請；

3、康熙朝以后，“貴妃”以上妃嬪及其母家，凡出身“下五旗”或“包衣”者，皆抬至“上三旗”，以提高身份，與皇帝匹配膺號。

這里有個特殊情況需要進行說明，那就是非“滿洲八旗”出身的后宮妃嬪，抬至“滿洲八旗”后，會在其姓氏之后加綴“佳”字，變成滿洲姓氏。比如，佟佳氏、魏佳氏、金佳氏等等。

就此來看，想要獲得“抬旗”，除了成為皇帝的高等妃嬪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蒙皇帝恩寵，予以特批。比如，出身“漢軍正藍旗”的雍正朝名臣——田文鏡，因“政績突出、受上眷最深”而被“命抬入正黃旗”。

可在雍正朝，還有一位地位顯赫的國之柱臣，官職、地位、影響都遠在田文鏡之上，甚至還擁有了“配享太廟”的極大恩寵，卻為何沒能獲得“抬旗”資格呢？

他就是身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內閣首輔、首席軍機大臣，開創(chuàng)了“有清一代文臣獲封伯爵之先河”，清朝唯一一位“配享太廟”的漢臣——張廷玉。

張廷玉之所以未被“抬旗”，主要由三方面的因素制約：

清朝時期，擁有“旗籍”的漢人只有兩類：1、隸屬“八旗漢軍”的漢人；

2、隸屬“內務府包衣”或者“下五旗包衣”的漢人。

“八旗漢軍”，自清朝入關之前的皇太極時期便已經形成，世代相傳、身份固定。清朝入關以后，“漢軍旗”不再擴編，行至乾隆朝，乾隆皇帝甚至還以“漢軍生齒日繁，生計未免艱窘”為由，準許“漢軍旗”脫旗為民，主動放棄“旗人”身份。

同樣，“八旗滿洲包衣”中的漢人成員，也早在入關之前就已經固定，世代繁衍，世代為奴。

也就是說，清朝入關以后，正兒八經的漢人再想成為旗人，已經毫無可能。所以，即使張廷玉官至朝廷宰輔，即使擁有“配享太廟”的至高榮譽，也無法獲得“抬旗”資格，從漢人變成旗人。

或許有人會說，既然雍正皇帝能為張廷玉開創(chuàng)“漢臣配享太廟之先例”，乾隆皇帝能為張廷玉開創(chuàng)“文臣獲封伯爵之先河”，為何就不能為其再破一次例，讓張廷玉破格成為“旗人”呢？

這就牽扯到雍正皇帝和張廷玉這對君臣的具體考慮了。

歷史上的張廷玉，雖為進士出身，但其于康熙朝的仕途升遷幾乎全部仰仗于他時任“文華殿大學士兼任禮部尚書”的父親張英。而且，康熙朝時期的張廷玉，也并非如《雍正王朝》所演繹的那般，官至內閣宰輔，只做到了正二品的吏部侍郎。

雍正皇帝登基之初，根基不穩(wěn)，急于培植一批為己所用的政治勢力。這個勢力集團自然要由皇室宗親、滿洲勛貴和擁有一定名望的漢臣組成，才能行之有效，才能代表各個階層，才能真正發(fā)揮到穩(wěn)固統(tǒng)治根基的積極影響。

挑來選去，雍正皇帝選中了張廷玉。對于張廷玉的選擇，雍正皇帝有著三方面的考慮：

1、系康熙朝舊臣，能夠協(xié)助自己盡快熟悉政務；

2、其“氣度端凝、應對明晰”，有學識、有才干；

3、更重要的是，張廷玉的父親張英，乃系雍正皇帝的恩師。有了這層關系，才有了雍正皇帝對張廷玉的信任和倚重。

礙于“揚滿抑漢”的國策影響，礙于朝野上下對雍正皇帝“重漢輕滿”的不滿，雍正皇帝雖然并未立即將張廷玉提拔到顯赫位置，但卻讓其成為了自己的高級秘書，為其奠定了仕途騰飛的基礎。

雍正六年，張廷玉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兼任吏部尚書；雍正七年，軍機處成立，張廷玉在“典掌軍機”的基礎上，又同時監(jiān)管了吏、戶兩部，成為名副其實的“朝廷宰相”。此時的大清朝，除了雍正皇帝和“常務副皇帝”胤祥，恐怕就是張廷玉最為顯赫了。

雍正皇帝之所以如此重用張廷玉，其目的就在于利用他漢人和讀書人的雙重身份，為天下的漢人和讀書人樹立一個“受上眷最深”的榜樣，以爭取、拉攏到漢人、讀書人的支持。

如此背景下，如果雍正皇帝貿然將張廷玉變成“旗人”，那么上述積極影響便會全部消失，雍正皇帝費力搭建的政治生態(tài)也會立馬失去平衡。也就是說，張廷玉保持漢人身份，對于雍正皇帝的皇權穩(wěn)固，至關重要，他不能讓張廷玉變成“旗人”。

縱觀有清一朝，除了清初時期特殊背景下的漢人藩王，漢臣中當屬張廷玉的官職最大、地位最高。雍正六年以后的張廷玉，已然成為了天下讀書人的精神導師，成為了“學而優(yōu)則仕”的最佳楷模。再加上其自身的門生故吏、下屬臣僚，張廷玉幾乎能代表整個漢臣隊伍，甚至能代表整個中原地區(qū)的漢人。

即使沒有“揚滿抑漢”的不公平待遇，天生傲骨的讀書人張廷玉“入仕為臣，已有玷污圣賢之虧”，如果再從“漢人”變成“旗人”，從“臣”變成“奴才”，恐怕天下讀書人光用唾沫就能將其淹死。

官至內閣首輔、領班軍機如何，“配享太廟”又如何，只要你變成了“旗人”，你就是皇帝的“奴才”，而非“臣”。這個在漢人看來最為嚴重的罪過，張廷玉不敢背，更不想背，所以，即使雍正皇帝為其破例“抬旗”，張廷玉恐怕也會拼死推辭，堅決不受。

作為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清朝統(tǒng)治階層利用“八旗制度”來抬升本民族的身份地位，有著其具體的統(tǒng)治需要。畢竟，面對龐大的中原地區(qū)，統(tǒng)治階層也只能用“揚滿抑漢”的國策來填補自己內心的不自信。

以張廷玉為代表的漢人，入朝為臣，只是一種人生選擇，這無可厚非；而且他也真正做到了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更重要的是，他還堅守住了“只為臣，不為奴”的書生本色，這是極為難能可貴的。

所以，即使沒有“八旗制度”的規(guī)定限制，即使沒有雍正皇帝的政治考慮，張廷玉也不會放棄“漢人”身份，變成“旗人”。這無關民族、無關階層，更無關“狄夷之辨”，這只是一個讀書人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