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南方奴隸主的勢力非常強大，曾多次迫使北方妥協(xié)，1820年雙方達成了密蘇里妥協(xié)案，1854年國會通過的取消限制奴隸制擴展到西部新開發(fā)地區(qū)的法案，1856年代表奴隸主利益的民主黨布坎南當選總統(tǒng)，1857年最高法院作出斯科特判決案有意使奴隸制的規(guī)模推向全國，1859反奴隸制的布朗起義慘遭鎮(zhèn)壓。南北戰(zhàn)爭初期，北方縷縷遭到失敗，共和黨內部的激進派及社會上的廢奴主義者提出解放奴隸和武裝黑人的主張，林肯連續(xù)頒布《宅地法》和《解放宣言》使在西部墾殖的廣大農民，站在廢奴派一邊，叛亂各州的黑人奴隸都被視為自由人，此舉大大地孤立了南部同盟，使戰(zhàn)爭形勢得以反轉。1865年4月9日，南部同盟軍總司令李將軍投降，南北戰(zhàn)爭以聯(lián)邦勝利宣告結束。

那么，這是不是意味著黑人奴隸獲得了徹底的解放呢？林肯遇害事件就說明一切——奴隸主并不甘心自己的失敗。林肯生前頒布的《大赦與重建宣言》中提出寬大和解的重建綱領本身也說明這場戰(zhàn)爭對奴隸制度的革命是非常不徹底的。接替林肯做總統(tǒng)的約翰遜頒布的《大赦宣言》更是為奴隸主復辟提供了方便甚至是支持。1865年12月4日召開的第39屆國會的參眾兩院的議員，南部各州有許多前同盟政府的官員又重新操縱了各州的議會和政府機關，并采取一系列反動措施，力圖保持和恢復奴隸主階級的統(tǒng)治。各州先后制定《黑人法典》，剝奪黑人的選舉權。南部各州被戰(zhàn)敗的奴隸主階級相繼組織了“三K黨”、“白人騎士團”、“白人兄弟會”等組織，專門針對黑人、激進共和黨人及其支持者進行各種暴力恐怖活動。

包括林肯在內的這些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對奴隸主這份“溫情”從來沒有用在印第安人、黑人和對奴隸制度的反抗者身上。所以，我認為美國政客的基因里奴隸主的成分多于資產階級，不然無法解釋這么大規(guī)模的南北戰(zhàn)爭對奴隸制度革命如此的不徹底，林肯的“寬大和解”把自己的命都搭了進去。

盡管共和黨與民主黨就1876年總統(tǒng)選舉問題達成《蒂爾頓—海斯協(xié)定》，所謂民主重建遂以南北雙方的妥協(xié)宣告結束。黑人的命運并未有根本性的改變，南北戰(zhàn)爭后黑人的地位很快又回到內戰(zhàn)前的狀態(tài)。1896年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作出“普萊西訴弗格森案”判決，為實行種族隔離提供了法律依據，即種族隔離合法化。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是南北戰(zhàn)爭期間美利堅聯(lián)盟國的首都，也是實施種族隔離制的代表性城市之一。馬丁·路德·金博士于1954年到該市擔任牧師工作，1955年成功帶領該市黑人公民，以全面罷乘反對公共汽車上的黑白隔離措施。經過一年長期抗爭，終于迫使蒙哥馬利市的巴士取消種族隔離措施。

這就是民權運動的開始，該運動于1963年8月達到高峰：馬丁.路德金博士在華盛頓的林肯紀念館前廣場聚集了二十五萬名群眾，并發(fā)表他著名的演說《我有一個夢想》。這次集會所產生的輿論壓力，終于迫使國會在翌年通過民權法案，宣布種族隔離和歧視政策為非法，成為美國民權運動史的關鍵事件。然而，此事件距離林肯解放黑奴宣言已經過去了100年。更為可惜的是，1968年4月4日，金博士在田納西州孟菲斯被射殺身亡，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也是在這一年告一段落。也就是說，和林肯被刺殺一樣，這場運動盡管促使民權法產生，也沒有徹底解決黑人的民權問題。

到今天，表面看來，反種族歧視成了政治正確，有關種族歧視話語成為語言禁區(qū)。事實上，種族歧視愈演愈烈，類似跪殺弗洛伊德的事件隨時都在上演。種族歧視已經成為美國社會諸多頑疾中最難以治愈的頑疾。

有黑人血統(tǒng)的奧巴馬當了總統(tǒng)，黑人奧斯汀是本屆國防部長，并不代表黑人獲得真正的解放。美國要徹底根除種族歧視等社會頑疾，需要一場真正的徹底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