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水漫流在綠色大平原上，淤積出一片片沙洲，蘆葦蕩宛若迷宮。偶爾有人駕木筏駛入蘆蕩，設下捕魚籠，用骨頭磨制的魚鉤釣起鯰魚和鯉魚。鱷魚在水草間露出頭，發(fā)出低沉而有穿透力的鳴叫。

古人認為，它們在召喚雷雨。

一大群穿著土黃或暗紅色麻布短衣的外來者，從南方緩緩走近，驅趕著褐色的水牛群，甚至還有幾頭高大的亞洲象。大象已經被馴化，恭敬地服從主人的命令。有些牛馱載著包裹，有些拖曳著吱呀作響的雙輪車。

人們在岸邊扎營，砍下蘆葦捆扎成筏子。水牛、大象卸下了重負，愜意地踱入濕地中。

這是近四千年前的古黃河下游，傳說中的河伯部落的領地。新來的陌生人是商族，他們聽說黃河北有茂盛的草場和富裕的部族，準備去那里放牧度夏，并和當?shù)厝私灰住?/p>

陌生之地也意味著危險。商族人和河伯部族雖然已經比較熟悉，但從未涉足過河北的世界。當時的商族首領是王亥，四十歲左右。他決定把家眷和部落婦孺及大象留在河伯領地內，自己帶男丁趕牛群渡河北上。據說，易水河部落盛產美女，王亥期待此行可以發(fā)財，甚至獲得艷遇。

這是中國古史中的一段商族往事。而商族的起源，是中國早期文明中最為撲朔迷離的話題。

上帝與鳥蛋

商王朝建立之前（學者稱之為“先商”），商族人究竟生活在哪里，是一群什么樣的人，對此，考古學一直沒有答案。發(fā)掘工作只能顯示，有一群形象模糊、落后的人居然攻滅青銅王朝夏—二里頭，建立了商朝。

二里頭遺址博物館

夏都二里頭被外來者占領后，增加了一些外來樣式的陶器，但難以解釋的是，這些陶器并沒有統(tǒng)一的風格，如前文所述，有的屬于河北和河南兩省交界處的下七垣文化，有的屬于山東地區(qū)的岳石文化。

之后，商人新建了兩座城邑——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但其陶器也分為好多種風格，多樣程度甚至超過被占領后的二里頭古城。

上古時代，即便是同一種陶器文化內部，通常也存在著眾多部落，彼此互不統(tǒng)屬，甚至不共戴天。而來自不同陶器文化的人群居然共同參與了滅夏和建商，這委實讓人難以理解。

這群滅亡夏朝的所謂商人，到底來自哪里？通過考古能不能找到他們的聚落？

初看起來，這個問題應當不太困難。比如，夏朝一二里頭的創(chuàng)建者來自新砦；再如，滅商之前的周族人曾在陜北山地生活（碾子坡遺址），后來又遷到關中的周原，甚至考古工作者還在周原發(fā)掘出了周文王起居的宅院。

關于商人在滅夏前的生息之地，學界曾有過兩種猜測。

其一，受王國維及殷墟發(fā)掘的啟發(fā)，傅斯年提出了“夷夏東西說”，認為夏朝代表晉南和豫西等地的西部文化，它的對手商人是東夷，屬于東方文化，所以傅斯年猜測，位于豫東的商丘古城應當是商族人的興起之地。20世紀末，傅斯年的學術傳人張光直借助美國人類學的資源和影響力，曾經和國內考古學界合作，在以商丘為中心的豫東地區(qū)尋找“先商”，但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跡象。

其二，隨著陶器“器型學”成果的積累，有些考古學者認為，夏商易代時，來自河南和河北交界處的陶器文化曾侵入中原，所以應該在下七垣文化里尋找“先商”。但數(shù)十年來，考古工作者并沒能找到任何稍具規(guī)模的城邑，只有一些不起眼的小型農業(yè)聚落，絲毫看不出有滅夏、建立王朝的氣象。

二里頭遺址中的陶器

所以，從考古上，商族在滅夏之前的定居地無影無蹤，攻占夏都二里頭的人的來源也很復雜。但是，對于這些考古學難以解釋的現(xiàn)象，古人的史書里卻可能藏著答案。

《詩經》和《史記》里就有商族始祖起源的傳說，但也難免摻入一些周朝之后增加和改寫的內容。我們先來看比較古老的。

據說，商人始祖是一名叫簡狄的女子，有次在野外洗澡時，她見到玄鳥產下一枚卵，就吞了下去，結果生下兒子契，繁衍出后來的商族。上古時代，常有女子未婚生育的神話，據說這是母系時代“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特征。周族史詩也是如此，他們的女性始祖姜嫄在荒野踩到巨人腳印而懷孕，生下棄(后稷），從而繁衍出周族。

《詩經·商頌·玄鳥》對契降生的描寫是：“天命玄鳥，降而生商?！?/p>

《詩經·商頌·長發(fā)》則是：“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庇袏皇呛喌宜诘牟孔?，“有娀方將”是有娀氏將要興起之意。玄鳥，喻指上帝（天）和商人之間的獨特媒介，至于是什么鳥，則有燕子和鳳凰等不同解釋。

契長大后，脫離了母親的有娀氏部族，建立起商族。商之名來源于“商丘”，而這個地名更古老，和代表東方的辰（晨）星之神有關。據說，上古時代有一位叫高辛氏的半神帝王，他的兩個兒子不和睦，整天打斗，高辛氏一怒之下把小兒子安頓在了“大夏”（晉南），負責祭祀傍晚的參星；把大兒子安頓在了商丘，負責祭祀黎明的辰星，由此，辰星也被叫作商星。傳說的結尾，諸神已經離開大地，契開始定居在商丘，他的部族也獲得了“商”之名。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減，遷闊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左傳·昭公元年》）

杜甫詩云：“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鄙绦嵌际抢杳鲿r在東方出現(xiàn)，參星總是黃昏時在西方出現(xiàn)，永遠一東一西，所以人生分離難聚也被稱為“參商”。

春秋的貴族還說，宋國是辰星之族的故地，所謂：“宋，大辰之虛也?！保ā蹲髠鳌ふ压吣辍罚┧螄亩汲窃谏糖?，而宋人是商人后裔，可見，從王朝興起之前到滅亡之后，商丘一直和商人有緣。從神話傳說時代到春秋再到今天，中國唯一沒有變過的地名，可能就是商丘了。

先商的始祖譜系從契開始，到滅夏的武王成湯（甲骨文中的“天乙”），一共有過十四代首領，共經歷八次遷徙：“成湯，自契至湯八遷。

湯始居毫，從先王居，作帝誥?！保ā妒酚洝ひ蟊炯o》）也就是說，平均不到兩代人就要遷徙一次。

當然，上古先民的史事都是靠口耳相傳，會經歷很多簡化。從契到成湯很可能不止十四位首領，也可能不止遷徙八次，但先商族人曾經頻繁遷徙，這一點應當是成立的。

關于商族早期的遷徙范圍，史書記載很少，而且往往超出后人的理解能力。比如商人史詩《詩經·長發(fā)》提到，商族第三代首領相土功業(yè)卓著，曾經到海外大有斬獲：“相土烈烈，海外有截?！?/p>

從河南商丘一帶去往黃海，需要橫穿江蘇省，然后還要在海濱造船筏。相土時代的商族，規(guī)模還很小，難以解釋他們?yōu)楹我M行這種遠征，而且，如果不是在海濱長期生活，熟悉航海規(guī)律，也不可能從事航海活動。

另一種可能是，商丘處在溝通淮河和黃河（濟水）的水系中間，從這里乘上舟筏，向北可以進入濟水和渤海灣，向南可以進入淮河和黃海。也許商族人曾經借助河網水系航行，搶劫過一些濱海人群的聚落。

關于相土還有一個傳說，說他“作乘馬”（《世本·作篇》），意思是發(fā)明馬拉的車。這應當是后人虛構的，在夏代和商代前期的考古中，迄今尚未發(fā)現(xiàn)有馴化的家馬和馬拉車。

但在商人輾轉遷徙的歷程中，明顯的趨勢是向北方移動。古史記載，在夏朝前期，商族第六代先君冥淹死在了水里：“冥勤其官而水死?！?看來他們還在過著舟筏漂泊的生活。冥的兒子是王亥，他曾帶領族人趕著牛群北渡黃河，借用河伯部落和有易部落的領地牧牛——有易可能是易水流域，也就是說已經進人河北省中部。

史載，王亥生活不檢點，曾和兄弟一起在有易部落淫亂（可能勾引了當?shù)厍蹰L家的女子)，結果自己和兄弟被殺死，牛群也被有易氏占有。王亥的兒子上甲微繼承族長(第八代）后，向河伯部落請求援軍，終于攻滅了有易氏，奪回了牛群。

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讬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殺王亥，取仆牛。（《山海經·大荒東經》）

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緜臣也。（郭璞注引《竹書紀年》）

王亥遇害這段，在楚辭《天問》中也出現(xiàn)過。從文獻的記載看，上甲微帶族人復仇之后，并沒有占據有易氏的地盤定居下來，而是繼續(xù)漫游。

對商族來說，王亥遇難和上甲微復仇是生死攸關的事件，也是商族歷史上的重要分水嶺。

在殷墟甲骨卜辭中，后世商王稱王亥為“高祖王亥”，經常單獨祭祀他；而上甲微多是和之后的歷代先君、先王一起接受祭祀，卜辭寫作“自上甲”或者“自上甲至（某先王）”。

至于河伯，甲骨卜辭里給他的獻祭也很多，有時還稱為“高祖河”，也把他納入了歷代先君的譜系。有時，商王會聯(lián)合祭祀河（河伯）、王亥和上甲微。比如，某個五月的祭祀里，給這三位先君一起奉獻的祭品是：“燎于河、王亥、上甲十牛，卯十羊。五月。”（《合集》1182）

意思是焚燒（燎）十頭牛，剖開十頭羊。商王還會占問：“王亥、上甲即宗于河？”'意思是，王亥、上甲微會進入河伯的宗廟嗎？

商末，周文王研究《易經》占算方式時，王亥事件也被他作為重要事例收入卦爻辭推演之中：

喪羊于易，無悔。（《易經·大壯》六五爻辭）

喪牛于易，兇。（《易經·旅》上九爻辭）

但史書中并沒有王亥牧羊的記載。周族人原本在西部高地放牧羊和黃牛，所以，周文王可能是用自己熟悉的生活來想象王亥時代，錯誤地增加了一條“喪羊于易”：羊不適應潮濕環(huán)境，不適合王亥時代的商族人。這也說明，《易經》卦爻辭中的商代史事并不完全可信，周文王可能會基于西土周人的環(huán)境錯誤地理解商人歷史。

水牛背上的游牧

先商族屬于上古時代特殊的“游牧族”，流動性很強，以牧牛為主，而聯(lián)系其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竟還可以北渡黃河，說明放牧的是水牛，而非黃牛。

在殷墟甲骨卜辭中，商族始祖契被寫作“兕”，意為水牛，字形是一個人頭頂水牛角?？磥恚麄儚囊婚_始就和水牛有緣?！套迦水敵跎畹牡胤狡?，有較多水牛，不僅畜牧業(yè)收益頗豐，而且牛群也賦予商族人以機動性，可以活躍在潮濕的大平原，遷往更遠的地方。

再結合考古，商族人也是一直和水牛分不開的。在夏代的二里頭遺址，只發(fā)現(xiàn)過黃牛的骨骼。而到商族人滅夏之初，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遺址則既有黃牛，也有水牛的骨骼——水牛很可能就是商族人帶來的。到商代中期，石家莊市郊的藁城臺西商人遺址也有完整的水牛骨架祭祀坑。這是夏商以來水牛分布的最北邊界。此外，安陽殷墟遺址也大量出土有水牛骨。當然，現(xiàn)在的石家莊、安陽和鄭州都已經不適合水牛生存了。

游牧和農耕需要的環(huán)境很不一樣。三千年以來，游牧地區(qū)多是較干旱、氣溫低，不適合農業(yè)種植的地域；但在夏商，情況恰好相反，當時氣候比現(xiàn)代濕熱，平原地區(qū)大多是濕地沼澤，反而不適合人類居住和活動。大禹和夏人的濕地改造只是局部的，還不能改變黃河下游的整體面貌。在這種背景下，借助水牛群，商族人恰好可以活躍在黃河下游的大平原和濕地。

古書還記載是王亥發(fā)明了用牛拉車：“胲作服牛。”（《世本·作篇》）結合考古來看，夏都二里頭已經有了人力推拉的兩輪車，用牛來拉兩輪車也屬順理成章，畢竟牛車速度比馬車慢得多，對車輛的制造工藝要求較低，王亥時代的商族人完全有可能勝任。這樣，水牛群可以穿行于泥沼濕地，牛拉雙輪車可以在旱地陸路從事運輸，商族人由此獲得了“兩棲”行動能力。

除了畜牧業(yè)，商族人此時可能還從事貿易，這是流動性強的部族天然具有的特長。雖然沒有直接的文獻材料，但有些間接證據，比如，周公在商朝滅亡之初談到有些商族人的生計方式時，就曾經說他們牽著牛車到遠方貿易掙錢孝敬父母：“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yǎng)厥父母?！保ā渡袝ぞ普a》）

商朝滅亡后，很多商族人從事的便是貿易行業(yè)，所以，在部族、王朝之名外，“商”還衍變?yōu)樾袠I(yè)、職業(yè)之名，結果，本來代表貿易的“賈”字被“商”所取代。

在早期商族的畜牧遷徙和商貿生活中，也可能有一些農業(yè)經濟。上古時期還欠缺農田施肥技術，往往因肥力耗盡而需要休耕或輪耕，因此，商族可能會在一處新定居地停留數(shù)年或數(shù)十年，利用周邊草場放牧，同時開發(fā)一些農田，所以有學者推測，商人過的是“游耕”生活。

先商族活動的地域，主要在黃河下游以及黃河南流入淮的流域范圍內（秦漢時期的“鴻溝”水系），是一條南北狹長的濕地“走廊”。

張光直已經注意到，在漫長的新石器時代，溝通黃河與淮河的狹長地帶（近代所謂“黃泛區(qū)”）屬于難以開發(fā)的濕地，一直少有聚落遺址，所以豫西和山東的新石器文化一直存在涇渭分明的區(qū)別。而商族出世不久就已成為這片蠻荒濕地上的活躍因素。

這一地帶的北端是下七垣文化和輝衛(wèi)文化范圍，向西是夏人的二里頭文化，向東是山東的岳石文化。因頻繁遷徙，商族人很難留下定居城邑遺址，但也使他們有機會見識各地的族群以及夏王朝。

繁榮的夏王朝需要東方物產，特別是海產品，而夏朝的產品，特別是一些小件銅器，如刀和錐等，則可以銷往東方。雖然夏朝嚴密保守青銅技術，但這類小件商品的流出應該難以完全阻止。而且，商族人很可能就是在經營貿易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夏朝有機可乘，與下七垣、岳石文化中的一些族群建立起緊密聯(lián)系，逐漸形成了同盟勢力。

結合二里頭遺址后期的現(xiàn)象，可以合理推測：因夏都的王族和鑄銅族群的矛盾日漸激化，二里頭鑄銅人應該是在危急之中聯(lián)絡了商族，于是，商湯帶領東方同盟各族大舉西征，攻占了夏朝。但在管理王朝和青銅技術方面，商族和它的東方盟友都缺乏經驗，用了半個世紀左右才完整吸收了夏朝的遺產，并融合各原有文化，形成了新的、更廣泛意義上的商族。

在滅夏之前，商族人很可能已經發(fā)明了最初的文字。商業(yè)貿易需要記賬和遠程傳遞信息，而這都會刺激數(shù)字和文字的發(fā)明。在商人創(chuàng)造文字之前，很多部落已經有了初步的記事符號，比如，對良渚文化和龍山文化的考古，就曾發(fā)掘出一些刻劃符號的陶片。而商族人在遷徙和貿易中與較多部族打過交道，有機會見到各種記事符號的用法，所以，在此基礎上進行匯總是完全有可能積累起完整記錄語言的字符體系的。

在商人創(chuàng)造的“甲骨文”里，暴力、征伐和殺戮是最常見的字形。這是因為在國家和王朝統(tǒng)治秩序尚未建立的東方，部落之間充滿敵意，動輒發(fā)生沖突，商人的遷徙和貿易很少能在和平氛圍里進行，需要部落武士的武裝保護。

有些甲骨文字顯示的，則是先商人的水上生活：由部首“舟”構成的字就特別多，而且很多是常用字，只是在后世的字形演變中，很多“舟”旁發(fā)生了改變，現(xiàn)代人已經看不出和舟船的關系。比如，常用的“受”字（這也是末代商王紂的名字），甲骨文寫作”，字形是兩只手在交接一條舟船，意思是“接受”。在后世，“舟”部則變成了“又”部，甲骨文的含義也就丟失了。

再比如“南”，甲骨文寫作，“木”在上，“舟”在下，大樹下面有一條船，可能代表的是商族人對南方的印象：那里樹木繁茂，舟船是生活之必需。至于“北”，甲骨文寫作，本意是“背離”的背：

對商人來說，去往北方是離開自己原本熟悉的家園。早期商人的生活中，大象（亞洲象）曾經起過重要作用，漢字“為”是常用字，其甲骨文字形是一個人手牽一只大象的鼻子，說明在發(fā)明文字時，商人已經馴化和役使大象。而且，這種馴養(yǎng)象的習慣一直持續(xù)到殷商：王陵祭祀坑中不止一次出土過整具的象骨。

鳥神崇拜

商人崇拜的神有多種，最崇高的是“帝”，此外，還有鳥，而這應該跟商族的創(chuàng)始神話和早期圖騰有關。

在上古時代，鳥崇拜主要存在于東部沿海地區(qū)。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600年）中有很多刻畫鳥類圖形的骨雕和木雕，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也有明顯的鳥崇拜，如古國王族最高級的玉器上刻畫的神人獸面紋，神人頭戴羽冠，旁邊相伴的是鳥形圖案。

春秋時期，山東南部的土著小國郯國的一個著名傳統(tǒng)就是用鳥來命名各種官職。郯國國君說，自己的始祖是“少皞氏”（少昊），而少皞氏建立的國家的各種官職都是鳥名。（《左傳·昭公十七年》）這也是東部沿海崇拜鳥的記憶和表征。

商族始祖契是簡狄吞玄鳥之卵后所生，說明鳥是天帝和商人聯(lián)系的紐帶?！渡胶＝洝愤@樣記載商族第六代首領王亥：“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看著很含糊，難以確定是人要吃鳥的頭，還是鳥要吃人的頭，但王亥和鳥的聯(lián)系在甲骨卜辭中有證據：“辛巳……貞：王亥、上甲即于河……”（《合集》34294）其中，“亥”的甲骨文寫作分。

這條卜辭占問的是王亥、上甲微父子是否和河伯在一起，以便商王舉行合祭。其中，“亥”字有非常明顯的鳥形，而那些與王亥無關的，比如地支記日之“亥”，則不會有鳥形。

《易經》中也多次出現(xiàn)過鳥。周人和商族起源不同，并不崇拜鳥，但在創(chuàng)作《易經》時，周文王引用了一些與鳥有關的商人的歷史掌故，如《旅》卦上九爻辭：

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后號咷。喪牛于易。兇。

這條爻辭涉及王亥在有易氏喪牛和被殺之事。“旅人先笑后號咷”是關于王亥旅行在外的遭遇；而鳥巢被焚毀，則象征王亥的命運。

長期以來，人們都沒有發(fā)現(xiàn)《易經》里隱藏的這段掌故，直到民國時期才被顧頡剛破解：“喪牛于易”是說王亥在有易氏部落遇難，牛群被奪走?！?/p>

在殷墟甲骨卜辭中，也有商王祭祀“鳥”的內容，如焚燒“一羊、一豕、一犬”和“三羊、三豕、三犬”獻祭給鳥，但不知道接受祭祀的是隨機飛來的野鳥，還是商王專門飼養(yǎng)的神鳥。此外，商王還多次從鳥鳴中占卜吉兇。

《史記·殷本紀》記載，某次祭祀商湯時，一只野雞落在鼎的耳上不停鳴叫，高宗武丁非常緊張，大臣祖己趁機發(fā)表了一番道德說教，最終“（武?。┬拚械?，天下咸歡，殷道復興”。

此事的道德元素應是后人添加的，但野雞引起武丁緊張之事應當有原型。只不過，這需要放在商人崇拜鳥的背景中才好理解。

“玄鳥婦”

商代晚期的青銅器銘文中曾出現(xiàn)“玄鳥婦”三個字，可能是通靈降神的女巫，負責在王族祭祀中召喚玄鳥之神降臨。

那么，商人這種崇拜鳥的宗教，對現(xiàn)實生活有什么影響？

其一，在甲骨卜辭中，有多條商王捕獵野雞“雉”的記載，但未見捕獵其他鳥類，而且從來沒有用禽類和蛋類獻祭或食用的記載。

其二，在商人的遺址和墓葬中，食用家禽的現(xiàn)象雖不能說完全沒有，但的確比較少。殷墟宮殿區(qū)灰坑中曾發(fā)現(xiàn)猛禽和孔雀的骨頭，王陵區(qū)的少數(shù)祭祀坑中也有猛禽骨，可能是王室豢養(yǎng)的獵鷹和珍禽，但不清楚是否有供奉崇拜的神鳥之意。總之，商人對禽和蛋的禁忌要多于別的族群。

在甲骨文中，最神圣的是“帝”字，寫作采，但其含義不明。有人認為，它是各線條匯合到一起，象征天地間的中心；也有人認為它是一捆支起來進行燎祭的柴堆，用燎祭的造型代表接受祭祀的帝神。卜辭中，帝也稱“上帝”，有時會在帝字上面加一短橫，是為“上帝”二字的合文，寫作。這一短橫在現(xiàn)代漢字中演變成了點，所以現(xiàn)代的“帝”字，其實是甲骨文的“上帝”二字。

不管“帝”字的具體含義是什么，其關鍵肯定是神圣之意。作為一個偏旁，它也被用于其他帶有神圣含義的文字，一般只保留上半部分的倒三角形狀。

比如，龍，甲骨文寫作，是頂著帝字頭的龍形；鳳，甲骨文寫作，是頂著帝字頭的鳥形；商人自己的“商”，甲骨文寫作，帝字高高站立于一座大門（牌樓）之上，有時上面還會有兩個并列的帝字頭，寫作窩。

殷墟出土的武丁夫人婦好的墓，就隨葬有多件龍鳳造型玉器，而且龍和鳳頭上都有如甲骨文中的角（帝字頭），特別是354號標本，“為一龍與怪鳥的形象，頗似怪鳥負龍升天的畫面”：龍頭上有一只“角”，怪鳥則有兩只。此外，婦好墓371號玉器是跪坐的人形，身上雕刻出衣飾花紋，身后伸出如同羽毛的鳥尾。這些玉器可能都反映了商人對鳥的崇拜。

商族人有奇異的來歷，他們開創(chuàng)的王朝也注定不會平凡，特別是王朝建立之初，產生了諸多現(xiàn)代人匪夷所思的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