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雜志》|| 黃興濤岳忠豪：近代中國“外國月亮比中國圓”話語考釋

skysun000001 2023-05-24 發(fā)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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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摘要

“外國月亮比中國圓”話語醞釀于清末，誕生于民初。此話語最早依托的成型故事之主人公多為歸國留學生，卻并無具體所本的人物“原型”。故事主體部分由清朝文人石成金所編《傳家寶》中一則關于“北京的月亮比外地圓”的笑話加工改編而來。作為一種批判盲目崇洋媚外者的經典諷刺話語，其興起與民初不滿“西化”、強調“國性”的反思性思潮和中國留學生社會形象的變遷密切相關。在日本侵華加劇、“本位文化”運動開展和民族復興思潮高漲時期，其得以廣為流傳，約在抗戰(zhàn)勝利后達到高潮并延續(xù)至今。在近代中國總體落后于歐美日本的現(xiàn)實背景下，該話語常被用來提倡民族文化自信心和批判盲目崇洋心理，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其所反映與諷刺的那種非理性文化心態(tài)之內涵典型而復雜，成為“全盤西化”論產生的社會心理基礎，而后者又反過來構成強化這一心理的理論導引和思想武器。該話語的實踐呈多維化特點，具有豐富的自我闡釋內容，有時也會被籠統(tǒng)、武斷使用，成為文化保守者反對改革的工具。今天，它仍具有深刻的歷史文化反思價值。

關鍵詞

月亮話語 “外國月亮比中國圓” 全盤西化論

在近代中國，有一種“外國月亮比中國圓”或“中國月亮不如外國圓”的生動說法廣為傳播，并逐漸成為諷刺崇洋媚外者至今不衰的權威話語。該話語的具體表達方式有時略有差異，或謂“外國月亮比中國亮”“外國月亮比中國大”“外國月亮比中國好”之類，但內涵卻基本相同，主要用于批評國人盲目崇信外國的一切、極端缺乏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那種典型的非理性社會文化心態(tài)。但這一話語究竟起源于和流行于何時，何以能在近代中國傳播開來，國人對其又有著怎樣的具體使用，諸如此類的問題目前都還未見有人真正用心加以討論。本文擬就此問題，做一點粗略的考證和歷史的分析。

《東方漫畫》1937年第2卷第1期，1937年6月1日

一、“外國月亮比中國圓”話語由來考

“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明確說法，最早可能來源于清末民初一則諷刺歸國留學生的經典故事。據筆者閱讀所見和初步查考，該故事的成型形態(tài)，至少可以追溯到筆名為“耐久”者的《忘本之漸》一文所撰述之文本。該文寫道：

一個朋友到過外國游學多年，后來回國。一到家，就說中國房屋空氣少，有礙衛(wèi)生，不如外國洋樓高大，趕緊快拆改房子。到吃飯，又說中國飯菜如何不潔凈，不如外國大菜有益衛(wèi)生。到了點燈，又說煤油氣味有毒質，聞長了有害，不如外國電燈光明。一舉動，一言語，總說中國不好外國好。他父親聽著很有氣，有心駁他幾句，又沒到過外國，不知外國究竟的好壞。等到這天夜里出了月亮，他又說中國月兒不如外國光亮。他父親一聽，氣的趕過去就給他一個耳刮子，說“好渾蛋，外國別的我不知道，你可以信嘴騙我，難道地球上還有兩個月兒嗎？”他被打疼了，一邊哭著，一邊嘴里說著家庭之親、父子之情就是這樣專制。照這樣看來，父親也是外國的好。諸位聽聽，可笑不可笑呀。

《忘本之漸》（續(xù)前日），大公報書影

在這則故事中，主人公是一名留學生，其父乃一位傳統(tǒng)的中國長者，他對外國的一切知之甚少，卻有一種本能的自尊與自愛，或不免還有一點保守。其留學多年的兒子歸國后，覺得中國處處落后于外國，尤其是物質文明最明顯，父親的家長式專制作風也不如講求平等自主的外國“親情”來得文明。諸如此類認為中國總體落后的觀點，在清末民初的留學生之中確乎廣泛存在，留學生當時如此認為，似乎也不奇怪。但問題在于，由此而走到極端，認為外國一切都好，遂一味仰視，而中國則凡事都野蠻不堪，因此自卑、自輕乃至自賤，卻不免荒唐和偏激。此種社會文化心態(tài)之所以不健全，還體現(xiàn)在有些留學生被外國的先進文明所震懾，竟然忘記了或漠視了人類文明其實還存在許多共性特征，比如共同擁有“一輪明月”及其各式各樣的人文理解——諸如此類的文化相關部分，可能只是表現(xiàn)形式不同，本身并無所謂是非好壞先進落后之可言，何況文明古國在學習外國長處的同時，還應努力保持自身的文化個性呢？

上述故事的講述者署名“耐久”，顯然是筆名，其真名一時難以考出。不過從1908年開始他持續(xù)在《大公報》開“白話”專欄的各期評論內容來看，當屬一個能影響社會輿論的報界人物，絕非對外部世界一無所知的冬烘先生。他不僅贊成學習西方的憲政改革，而且歡迎辛亥革命，同時還憂國憂民，對中國的國民性格之弱點常有批評。《忘本之漸》與此后《再說說漸字》一文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論述。

在上述文章中，作者先是批評國人“向來不知務本，專講究在枝葉上粉飾”，認為作為四民之首的士林學界也不例外，其突出表現(xiàn)就是近代以來，學界的先生們雖不再像從前那般頑固自閉，已逐漸開通起來，但他們“維新維的似乎有些過火，竟有把我們古圣先賢所遺留的書本，皆看成可有可無的東西，不知琢磨、不知講求，專專在歐美日本的各種浮泛不純良沒精義的書上，用些門面皮毛的工夫。推究他那用意，決不是真心讀書，不過標奇立異的騙人混飯而已。由這一般引導不要緊，那后進的也摹仿上許多惡劣的行為”。作者認定，“要不在中國舊書上有點心得，舊道德上有點把握，任憑你把歐美日本書籍會讀過來，無非落一個外國雜貨鋪，萬不能與中國政教風俗有益就是了”。若想切實學到西方等國的長處，真正做到“有舍短取長的把握”，在未曾學習西方政治法律之先，“總得要先明白我們自己政治法律等等古今的沿革”。作者還認為，“凡是中國通經博古、道德深厚的先生們，不知維新的自然是固執(zhí)迂拘；要一旦讓他知道外國事事物物了，這個人要開通，總開通的有條理、有次序、有從違，說出話來，便先本著中國，再加上外國，增刪損益，議論另有一番滋味，不奇不離，合乎中道，如這路人就不能治國安邦、也不致敗壞倫常”。從思想傾向來看，本文作者大體上或可歸于張之洞一類的“中體西用”論者，其對傳統(tǒng)的倫常文化很有信心，認為不讀中國書尤其是那類講忠孝仁義、禮義廉恥的書就等于“忘本”，無益于中國的治國理政和國家發(fā)展。他還討厭那種不準父母作主的“自由結婚”，并斥之為“忘卻根本，敗壞倫?！保纱丝梢娖湮幕Ｊ貞B(tài)度之一斑了。作者還明確表示：“新少年不喜歡中國的東西，就喜歡外國的，鄙人并不敢仇恨人家愛讀外國書，我的意思是盼望我們中國這些新少年，先把關系天心世道、禮義廉恥的中國書盡著力先讀讀，然后學有根柢，再讀讀外國那些書，作一個補助，那才好了。要是忘卻根本，那還算得什么中國人呢？！”

盡管作者的文化態(tài)度顯得保守，難免要影響到其立論的社會效果，但其所揭示的當時一些留學生崇洋過頭、顯現(xiàn)自卑的文化心理之兩種具體表現(xiàn)，即作者所謂“最不懂（理解）的兩件事”，還是很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一是言必稱外國或外國豪杰，這有點像后來人們所嘲弄的“言必稱希臘羅馬”。其言曰：“學界這些新少年，不拘作一篇論說，談一段故事，或是在會場講演，報紙上言論，從中必要加雜上什么拿破侖、華盛頓，什么西哲東哲赫胥黎、意士林等等的名詞，就仿佛我們中國四五千年那些位圣賢豪杰嘉言懿行的事，不足一說，不足感動人心似的，就仿佛我們中國古今無一人一事可以師可以法似的。如果引外國故事名言用之得當，偶一為之，亦未為不可，要是滿篇滿嘴，凈是這路話，亦未免討厭罷！”二是認為“中國無書可讀，外國無書可不讀”。作者以小說為例，稱“近來這些新少年，看小說也不變其格，《紅樓夢》不能看，外國言情愛情小說不可不看；《鏡花緣》不可看，外國滑稽小說不可不看?！度龂贰读袊房粗鵁o味，外國歷史小說不可不看；《聊齋志異》不可看，外國鬼怪神奇小說不可不看。似乎中國無書可讀，外國無書可不讀的”。

作者耐久強調，此種崇洋風氣潛滋暗長、日益加重，終有一天會在不知不覺中對中國的發(fā)展造成無法挽回、不可救藥的巨大危害：“在現(xiàn)時看著這類事，似乎無關輕重，要等習不為怪的那一天，再想挽救，真比登天還難了。”文中特別引用明代學者呂坤關于積“漸”難返為“天下之大可畏”的哲言提醒國人，“自古至今，大者亡國喪家，小者傷風敗俗，全是被這一個不介意的漸字給斷送的”。在近代中國，東西列強之所以能奪走各種權益，除了使用戰(zhàn)爭手段之外，也是多靠此類“漸”侵手段才能得逞，許多都是“由漸字入手”的：“若不從此設法，把這種風氣改改，將來決沒有好結果就是了?！彼詈蠛粲踔袊切盁嵝膼蹏钡木觽儯氌s緊設法將此種心態(tài)“來源塞住”，結成團體，盡力作為，“萬不可諉之氣數”，否則將來“任憑你怎樣整頓，終敵不住敗壞的功力快速。就讓你怎么守道高潔，你子子孫孫也逃不了有同流合污的那一天”。由此警語和呼吁觀之，作者希圖從源頭上根除國人崇洋媚外心理的急切心情，可謂躍然紙上。

《忘本之漸》及文中這則首述“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諷刺故事之發(fā)表，稱得上是近代中國文化心態(tài)史上一個值得關注的事件。在此之前，似未曾見過有人如此細心地觀察、如此生動地揭示國人崇洋媚外心理上的種種典型表現(xiàn)，更未見有人在如此的高度，來強調國人此種文化心態(tài)的危害及其對之加以防微杜漸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問題，盡管此種崇洋心理并不從清末民初始，更不從文中強調的“洋書”崇拜才發(fā)其端。說起來今人或許會感到吃驚，早在道光年間，有的南方沿海地區(qū)的民間社會其實已興起崇拜洋貨之風，這與當時士人群體整體上的“蔑夷”態(tài)度形成鮮明反差。據采蘅子《蟲鳴漫錄》記載：“道光年間，洋務未起，時桂子欄桿、桂子扣無地無之。凡物稍飾觀，人稍軒昂，皆曰洋氣?！鼻迦它S鈞宰在其著名筆記《金壺七墨》中也說：“道光初，江湖貧民張畫于市，幕以布而窺之，謂之西洋景。民間喜壽慶吊，陳設繁華，室宇器用侈靡，僉曰洋氣。初不知洋人何狀，英法國何方也。”許多帶“洋”字的洋貨名詞，更是很早就在中國流行開來，亦均可為證。有趣的是，此種民間社會對洋貨的崇拜心理，波及甚廣，還在清末時，即曾被人與日常生活中的“月亮”感知聯(lián)系起來，出現(xiàn)所謂“洋月亮”之說。如1897年，上?！队螒驁蟆飞峡d過一則題為《西洋月亮》的文章，就生動講述了某江北人進上海洋場稀罕“洋月亮”的故事，其借以諷刺那種盲目無知的崇洋心理之意圖，已昭然若揭。該文寫道：

昨有某姓仆江北人，初到上海船泊鐵大橋，至時已夜半，陡見電燈矗立，照耀如同白晝，仆大譁曰，快看西洋月亮！主人及舟子均出視無所覩，急詢仆，仆指電燈以對。于是眾皆笑不可抑。夫中國自通商以來，如洋布、洋紗、洋火、洋酒、洋燭、洋傘等，亦既無物不以購自外洋者為得用，不料廣寒仙子亦被以美名，果爾，則鏡里嫦娥當必以西服打扮也，是可怪已！

如果說清末時，“外國月亮好”還只是偶爾被用來比喻那種崇拜西洋物質文明成果之淺層心理，崇拜者還只限于未曾見過世面的民間底層人士，那么民初以降，“外國月亮比中國圓”話語正式誕生之后，其中所代表的崇拜對象已然包括西洋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崇拜者則已然主要轉為士大夫和讀書人，尤其是那些出洋游歷過的人士和留學生們。這一點，從《忘本之漸》所諷刺的對象可以得知。

民國初年，“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話語在中國最初出現(xiàn)之時，就與歸國留學生或出洋游歷歸國者聯(lián)系在一起，這絕非偶然。一則這些人出過國，有資格做此種評判，二則他們曾生活在國外，受到過西方近代文明的多方濡染和全面沖擊，更具有產生此種心態(tài)之可能。早在洋務運動初期，最早派駐外國的外交官或出洋到歐美留學的中國留學生，就因贊揚外國的態(tài)度，或言行舉止“洋化”而遭到抨擊，如郭嵩燾就曾因《使西紀程》有推崇西方政教文明之語，而被時人罵為“漢奸”。但當時有機會出洋的人尚為數很少。清末新政時，國家開始大量派遣留學生出國，與此同時，已有留學生開始陸續(xù)歸國，并被視為社會變革的希冀力量，但這些歸國留學生的言行卻往往并不能完全符合社會之期待。特別是民國建立后，國家政治體制發(fā)生重大改變，而轉型中社會政治現(xiàn)實的諸多不如意，不僅造成社會上保守勢力對所謂“西化”的抵觸，而且容易導致其遷怒于與“西化”仿佛直接關聯(lián)的歸國留學生們，以致此期社會上關于留學生的負面評價漸有增多之勢。如1917年，有一位極端人士即聲言：“向者我國人之視留學生皆非常敬重。今則視之且不如常人者，無他，留學生實未嘗有絲毫裨益于國家焉?！敝劣谀切┦逞蟛换?、如同前述兩則故事中所批評的“一舉動，一言語，總說中國不好外國好”或“一名一物、一舉一動，無不揚西而抑中”的歸國留學生，則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此時就更易遭到社會上一般人的反感。“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上述完型故事，就誕生于此種社會文化背景之下。

具體到“耐久”其人來說，還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就對歸國留學生們多有不滿。1911年4月，他在《大公報》上曾發(fā)文痛斥過歸國留學生“賣國求財”“禍害百姓”和“見利忘義”等種種劣行。民初時，他對留學生的不滿，則進一步轉移到厭惡其“食洋不化”、照搬外國、徹底鄙棄傳統(tǒng)政教文明一點上。這與此期袁世凱政府有意鼓蕩強化“尊孔復古”的思想氛圍不無關聯(lián)。

1913至1915年，在那些不滿辛亥革命后“共和”國家現(xiàn)狀的人們當中，已不乏對澎湃“西潮”加以反思、主張保存或發(fā)展中國自身的所謂“國性”者。像梁啟超、嚴復和梁漱溟之父梁濟等清末時熱心“西學”、倡導變法的人士，此時轉而強調保存“國性”，就是其中有影響的代表。他們的言論直接導向對那種食洋不化、崇洋媚外心態(tài)和行為的批評。嚴復在1913年4月，發(fā)表《思古篇》一文，即批評那些“醉心于他族者”，認為其十有八九都是因崇拜“物質文明”而起，“不知疇國種之階級，要必以國性民質為先，而形而下者非所重也。中國之國性民質，根源盛大，豈可厚誣？！”嚴復強調大凡國之與立，必以“國性”為基，而中國的“國性”恰與提倡“忠孝節(jié)義”的儒教長期濡染有密切關系，此種“國性”應該奉為中國的立國精神加以發(fā)揚光大，可見此時他思想的重心，已轉而尋求中國立國的精神基礎問題。1914年10月，嚴復在參政院的提案《導揚中華民國立國精神議》，即表達了此種關切。

當然，這還只是當時不滿民初國家現(xiàn)實狀況的反思路徑之一。另一種反思路徑，則是人們所熟知的深度“反傳統(tǒng)”的新文化運動。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這兩種截然對立的反思路徑之間，其實也并非完全不存在彼此交疊的關懷。比如，對于那種“食洋不化”、一味模仿照搬外國、完全不知保存自身特性的心態(tài)與行為的憂慮與不滿，在兩者之間就不無某種共識和共鳴。1917年3月29日，有新文化運動“護法”之稱的蔡元培在清華大學發(fā)表演講時，也曾對留學生“食洋不化”的毛病同樣進行過坦率批評。他指出：

吾國學生游學他國者，不患其科學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過而消亡其特性。所謂特性，即地理、歷史、家庭、社會所影響于人之性質者是也?！鼙Ｎ倚裕瑒t所得于外國之思想、言論、學術，吸收而消化之，盡為“我”之一部，而不為其所同化。

提倡新文化運動的蔡元培明確反對一切舍己從人、萬事滿足于學成與外國人一樣的做法，認定“棄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是“志行稍薄弱者”所為，主張“后之留學者，必須以'我’食而化之，而毋為彼所同化”，這才是中國文化發(fā)展的正當道路。由此可見，《忘本之漸》一文對留學生中那種徹底喪失民族文化自信心、完全置民族特色于不顧的“崇洋媚外”心態(tài)的辛辣諷刺，確有其現(xiàn)實針對性與批判合理性的一面，并非完全無的放矢。

不過，《忘本之漸》故事中的父子形象、尤其是那位認定“外國月亮比中國亮”的留學生形象之塑造甚為生動，其所嘲諷之社會現(xiàn)象亦的確存在，但作為一種文學形象，它還是“虛構”的——并無具體所本的現(xiàn)實人物為之“原型”?？甲C發(fā)現(xiàn)，該故事的主體部分，實由一則認定“北京的月亮比外地圓”的前清故事直接加工、改編而來，原本出自清朝文人石成金所編著《傳家寶》一書中的一則笑話，題為《拳頭好得狠，笑夸嘴的》。這則笑話原文如下：

有一人往北京回家，一言一動無不夸說北京之好。一晚，偶于月下與父同行。路有一人曰，今夜好月?？渥煺哒f，這月有何好，不知北京的月好得更狠。其父怒罵曰，天下總是一個月，何以北京的月獨好！照臉一拳打去，其子被打，帶哭聲喊曰，希罕你這拳頭，不知那北京的拳頭好得更狠。[要帶哭苦聲說才發(fā)笑]

石成金(1659—?)，字天基，號惺齋，揚州人。《傳家寶》一書為時人推崇，曾廣為流傳，筆名“耐久”者想必很熟悉此則故事，故略加改造發(fā)揮、運用到留學生身上。他將那從北京返鄉(xiāng)的“夸嘴”者，轉化成留洋外國的歸國留學生，似乎并不困難。這從1914年另一則名為《巴掌還是外國好》的類似諷刺笑話差不多同時問世，可以得到印證。此則故事登載在《文藝雜志》上，其所描述的正是一位“游歷外洋數月而回家”的可笑的“欠揍”者：

一人游歷外洋數月而回家中，起居飲食都不如意，惟津津樂道外國起居之如何舒適，飲食之如何美好。甚而至于一名一物、一舉一動，無不揚西而抑中。其父怒之，謂件件都是外國好，難道天地日月也是外國格外好么？其人頻點其首曰，何消說得，何消說得，吾在外國何嘗見過如此腐敗的天地，野蠻的日月。父益怒其荒謬，舉手猛掌其頰。其人作鄙夷不屑狀曰，就這一掌也差得許多。

由上述考證可知，“外國月亮比中國圓”話語大體醞釀于清末，在民國初年即已正式形成了。其形成的標志，就是上述關于留學生或游歷外洋歸國者這類崇洋媚外完型故事的誕生。

二、“九一八”事變后該話語的擴大傳播

與“全盤西化”論

五四新文化運動至九一八事變之前，“西化”或“歐化”思潮十分強勁，反思這一思潮的力量和自覺不足，帶有反諷意味的“外國月亮比中國圓”話語之使用，總體說來仍不廣泛。不過我們也能夠看到，五卅運動之后，隨著反帝呼聲的高漲，國人的民族文化自覺也逐漸增強，該諷刺話語還是得到了一定的傳播條件。如1925年6月和8月，《晶報》和《申報》上就刊載過兩則類似的報刊文章，均將“外國月亮”與“外國巴掌”相提并論，表達對“心醉歐化”之人一種雙重的譏嘲。前者提到的是歐洲的月亮，后者談及的是美國的月亮，但兩者的來歷相同，都只是對前述留學生崇洋故事的“再版”或“改版”。如前者寫道：

一個留學生從歐洲留學回來，一言一動，都說是外國的好。吃東西，他說外國的食物怎么好；穿衣服，他又說外國的衣服怎么好；住房子，他又說外國的房屋怎么好。這可算是個心醉歐化的人了。那天家里頭中秋賞月，他又稱贊外國的怎么好。他的妹妹，問外國的月亮怎樣？他說外國的月亮就比中國好。他老子聽了氣極，說月亮總是一般，怎么也是外國好？！奔上去就是一記耳光。他摸著臉兒，便道便是耳光也是外國人打得結實。

后者系《申報》轉述1925年中華教育改進社第四屆年會期間，原國務總理熊希齡親口所講發(fā)生在他和兩個女兒之間的故事：

我有兩個女兒在美國留學，今年回國，一切舉動都以美國勝于中國。有一天晚上大家賞“月”，她說“中國的月亮不如美國的好”。我實在氣得很，提起手來，該了她一個巴掌。她說“父親巴掌不如美國的好”。講完，眾掌如雷。

可見，熊希齡確曾對這一故事的底板進行過有效的改編傳播。此后，類似該話語所依托的故事版本，其改編形態(tài)還會出現(xiàn)些許差異。如有的會將歐美月亮具體化為法國巴黎或意大利威尼斯的月亮，月亮之“好”也會改為或“大”或“亮”或“清朗”之類，正如抗戰(zhàn)時期有人談到這一話題時所概括的：“從前諷刺自命不凡的留學生，說他回到祖國連中國話也不會說了，謂外國一切無所不好，就是月亮也比中國所見的要圓些，亮些，大些?！迸c此同時，搧巴掌的效果好壞，有時也會由被搧者的嘟囔自語，改為其父親憤怒的質問方式與語氣，如“中國的耳光也不及外國么？！”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反感崇洋媚外心態(tài)，是“外國月亮比中國圓”反諷話語流行的社會心理基礎。五卅運動前后兩年間，因不滿中國人反帝運動漸趨高漲，不少西方人譴責中國形成了所謂的排外主義，譯成英文即為Anti-foreignism。中國人出于愛國心理，在以英文同西人進行辯論的過程中，有的故意將Foreignism解釋為崇洋主義或媚外主義，以為Anti-foreignism的正當性辯護。如圣約翰大學畢業(yè)的邵芾棠，就在《字林西報》上發(fā)文辯稱Foreignism是指“崇拜所有的洋人，盲目地接受他們的言論”，而Anti-foreignism則是對這種行徑的否定，其所主要抨擊的對象是“那些喪失自尊以致在任何事情上都認洋人做主子的同胞”，其目的正在于“擺脫外國影響而實現(xiàn)自立與自由”。因此在邵芾棠看來，所謂“排外主義”，實質不過就是“反媚外主義”的正當努力罷了。

值得注意的是，“崇洋”“媚外”“文化自信（力）、民族自信（心）”等新語詞得以在清末民初形成并逐漸流行開來，已然成為“外國月亮比中國圓”諷刺話語漸廣運用的歷史語言伴隨物?！俺缪蟆焙汀懊耐狻眱稍~均出現(xiàn)較早，20世紀初年甚至更早即已有使用。至30年代前中期，這兩個語詞的使用頻率又大大增加。“民族自信”等新詞的流播也隨之增多，或可看作此期國人心態(tài)變化新的語言標識。

九一八事變后，特別是全面抗戰(zhàn)時期，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促使國人深刻反思救亡與文化自信、民族復興之間的緊密關聯(lián)，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國民政府還乘機發(fā)起“本位文化建設”運動，借以推波助瀾。出于對全盤西化論的抵觸，“外國月亮比中國圓”這一反諷話語的傳播更多更廣了，使用也因此變得更為流行。

全盤西化論作為一種明確主張?zhí)岢?，大約是在五四運動以后，它由新文化運動過程中所存在的那種極端否定傳統(tǒng)的片面傾向發(fā)展演化而來。陳序經1934年前后出版的《中國文化的出路》等論著，可謂這一思想主張的集成之作。陳氏反復強調，“中國文化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比不上西洋文化”，后者代表著“世界文化”的發(fā)展趨勢，且它本身就是當今的“世界文化”；文化的各個組成部分構成一個有機系統(tǒng)，無法拆解任意選擇，必須整體性采納，“誠心誠意的全盤接受”。這種“全盤西化論”，乃是“外國月亮比中國圓”話語所諷刺的那種文化崇洋與自卑心理得以滋長強化的理論導引和思想武器。

在“中國本位”與“全盤西化”之爭中，胡適曾公開表示“完全贊成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主張“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同時他此前幾年還說過一些關于中國“百不如人”的過頭話，如聲言“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和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這樣又愚又懶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質，便完全被壓死在物質環(huán)境之下，成了一分象人九分象鬼的不長進民族”等等。正因為如此，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倡導和支持“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的人士中，就有人將胡適等視作“外國月亮比中國圓”思想傾向和文化心態(tài)的代表人物。1935年，供職于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政治思想史家莊心在著文痛斥全盤西化論，就認為持此全盤西化論者多為“食洋不化”的留學生，他們乃是時髦的“康白度式”的“外國文化掮客”，其所秉持的文化心態(tài)也正是“外國月亮也比中國圓”，而胡適等“權威學者”恰是這一心態(tài)的典型代表。該文題為《再論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前途》，副題即為“兼評胡適之先生的意見”。莊氏嘲諷地寫道：那些食洋不化的歸國留學生“他們大多喝過洋水，于是隨便什么都覺得外國的好，甚至偶爾'舉首望明月’也不免想到外國的月亮似乎總還是比中國的清朗。因之美國的留學生就想把中國弄成一個資本主義的金元王國；英國的留學生，就想把中國弄成一個內閣制政府和海上霸王。俄國的留學生不消說要把中國也'蘇維埃一下’了。他如留法學生開口便是巴黎如何如何；留日學生，大耍其'東洋景’，無非各有所宗，各行其是，不加考慮，爭著要把中國來當作實驗品如法泡制一下，方不致辜負了他們的所學。然而中國的混亂無章也就隨之而起”?？梢?，在認同“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者眼中，學習蘇聯(lián)也同樣是那種“外國月亮比中國圓”心態(tài)的表現(xiàn)。莊氏統(tǒng)稱此類表現(xiàn)為“唯洋化主義”，認為其對待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典型而偏激的非理性態(tài)度，就是主張“把線裝書丟到毛廁里去”。莊氏明確聲言，現(xiàn)代中國人既不能做“古人的奴隸”、食古不化，也不要做“西洋人的附庸”、食洋不化，而理當“自主的、獨立的創(chuàng)造中國本位的新文化”，也就是“應該由固有的民族文化并吸收近代各國的文化而達辯證法的發(fā)展、融化創(chuàng)造成為中國的新文化”。他特別不滿胡適等人將“本位文化”運動斥之為中體西用論“最新式的化裝”之“時髦復古”論，認為這是“有意的牽混”。由此“宣示”，我們實不難了解當時支持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者所主導的思想取向之自我定位與時代特色。

當時，從贊同本位文化建設角度，譴責胡適作為“全盤西化”論者乃“西方月亮比中國圓”心態(tài)代表的，還有一個思想活躍的文化人卞鎬田。卞氏認為，“胡適一班人……把西洋文化捧作'天王圣明’，自身便不自然而然的變成了'臣罪當誅’，結果西洋什么都好，中國什么都不好”。他還特別改編了前引那個流行的故事寫道：“上海的某雜志上載一個笑話：某留學回家，對其父說西洋各國什么都好過中國。父親問道，'外國的月亮也好過中國的嗎？’兒子答道，'是的，不但圓過中國的，而且光明美觀過中國的。’他父親氣了，賞他一記耳光。兒子摸了摸面頓道，'連巴掌也都是外國的好?！m是笑話，到【倒】也極貼切近來瘋狂的心理。”卞鎬田尖銳批評胡適總愛拿鴉片、麻將、小腳和辮發(fā)來言說與代表傳統(tǒng)文化，且極端卑視“國醫(yī)”和“國術”的價值等思想行為，認為太過偏激；并指出全盤西化論的錯誤正在于“把西洋文化看成一個連環(huán)圈，拿來得一起拿來，不拿來就全不拿來”，強調西方文化與傳統(tǒng)文化一樣，其實都是可以拆分選擇的，他因此希望從事“中國本位文化”運動的人，最好能“具體的提出辦法，把應該采擇的西洋文化與舊有文化中哪一些是精華，哪些是糟粕，用近代最新的科學方法一條條決擇出來，從空洞的理論踏上拿貨色給國人看的階段，以塞盲從的全盤西化（或充分西化）論者之口，以慰國人喁喁望治徬徨中夜的情形”。當然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難。此一任務，不僅當時中國的本位文化建設派沒能完成，恐怕至今要想切實做到，也并非易事。由于十分憎惡全盤西化論，卞鎬田甚至認為，與其像時人那樣稱該論所代表的文化為“買辦文化”，還不如直接稱之為“西崽文化”更恰當，后者實更能凸顯這一文化取向的奴性特質。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卞鎬田在此文中還專門提出了一個“文化勢利覺”的自造概念，專門剖析和解釋近代國人在與西方交往的過程中何以會遽然失去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信力的問題。他所謂“勢利覺”，就是“以勢利的眼光評斷一切事物之義”。這種“文化勢利覺”最初來源于現(xiàn)實中不斷戰(zhàn)敗的困局。由于在同西方的交戰(zhàn)中屢戰(zhàn)屢敗，國人不能不意識到外來勢力的強大，因此“感到一種權力崇拜的心思，同時又發(fā)生一種自省自輕的思想，自慚形穢，自怨自艾；由敗衄而羞慚，由羞慚而變?yōu)閼嵑?，遂覺得自己原有的一切，無一不是致敗的原因，無一不足痛心疾首的，無一不是罪該萬死的”。這種心理運用到文化上，便產生了一種“文化上的功利勢利感覺”，即“文化勢利覺”。他感慨道：“文化常常為勢利的意識所蒙蔽，文化之盛衰是跟隨著國力實力的強弱。中國與外人每戰(zhàn)輒敗，愈敗愈罔，以至毫無半點自信力。欲圖民族復興，須先恢復民族的自信力始。欲恢復民族的自信力，又必須說明自信力因何而失落”。不僅如此，作者還將此種“文化勢利覺”放在全球交通的時代背景下，試圖揭示其對弱勢民族的文化適應與自我發(fā)展所造成的摧殘和阻礙。他表示，各民族文化原本都是適應本民族環(huán)境的產物。但“隨著交通事業(yè)的進步，接觸機會增多而來的'勢利覺’之逐漸擴大與深入，使人戴上一副有色的眼鏡去評擇事物，只看見了勢利的炙手可熱，而忘卻了各種文化之單獨適應的諸特長，忘卻了自己原有的適應效率較高的工具而盲目信從了偶像的崇拜，甚且本末倒置，不應當吸收的反而大量地吸收過來，極切實際需要的反而忽略了過去”，這種短視的、勢利的文化選擇，對中國文化的發(fā)展具有持久的危害，值得國人認真反省。

實際上，胡適自己對“全盤西化論”也并不滿意，他隨后發(fā)表評論，將其調整為“充分世界化”論。他承認，“全盤西化”一詞有語病，即便是99%，也不能算作“全盤”；而且“西洋文化確有不少的歷史因襲的成分，我們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實上也決不會全盤采取”。而在陳序經眼里，胡適的“全盤西化論”還不夠徹底，它歸根結底只不過是一種“政策”考慮、骨子里仍不免淪為他自己所討厭的那種“折衷論調”。還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思想界對“全盤西化論”的批評就已經鋪天蓋地。不僅“本位文化”派批評其喪失文化民族意識，左翼人士批評其昧于先進的社會主義文化，自由主義派也批評其自動放棄了主體選擇的文化立場。社會學家潘光旦曾對胡適此前在英文《中國基督教年鑒》中發(fā)文倡導對西方文化Wholesale acceptance全盤接受）的態(tài)度提出批評。在他看來，Wholesale乃是好壞不分的整個“批發(fā)”，恰恰省略掉了那萬萬不可省卻的主體“選擇”功夫，這不符合他念茲在茲的“社會或人文選擇”論。而潘氏稍早提出的關于民族“自餒心”導致對國人“早婚”習俗的過當自責，則是文化心態(tài)失衡后果另一值得反思的突出例子。他曾意味深長地指出，清末以降，以梁啟超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總愛譴責中國人的早婚習俗，以為早婚傷身弱種、罪大惡極，舉國之人竟都信以為真。潘光旦從優(yōu)生學的角度指出，早婚并不必然導致質量不高的產兒：“自餒心之所至，至認種種不相干或不甚相干之事物為國家積弱之原因，從而大聲疾呼，以為重大癥結端在乎是，早婚特其一例耳?！贝朔N批評，與前述卞鎬田所謂“文化勢利覺”的分析，竟有某種異曲同工之妙。

如果說全盤西化論是強化“外國月亮比中國圓”文化心態(tài)的理論導引，那么，后者則反過來進一步構成全盤西化論的社會文化心理基礎，兩者相輔相成，成為近代中國一種持續(xù)存在的文化現(xiàn)象。也有學者認為，“月亮也是外國的好”論本身，就是全盤西化論發(fā)展到極端的表現(xiàn)。如1949年左翼學者沈志遠就曾指出，近代中國存在兩種文化偏激主張，一為全盤西化論，一為盲目排外論，“關于前者，發(fā)展到極致時，變成了'月亮也是外國的好’論；關于后者，發(fā)展到極致時，變成了根本拒絕科學和民主，阿Q式地夸耀中國五千年文化的萬能與無所不有”。沈氏將“本位文化說”與“盲目排外論”兩相等同，自然還需要反思，但他看到“全盤西化論”與“月亮也是外國的好”論的直接關聯(lián)，卻不無見地。

大約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起，特別是隨著“本位文化”與“全盤西化”論爭的展開，“外國月亮比中國圓”話語的傳播與運用日益廣泛。1934年10月，著名作家老舍發(fā)表短篇小說《犧牲》，精心塑造了一個留美歸國、看不慣中國一切，十足洋化、總是被中國的事事物物“氣”得不行、總愛講“美國的規(guī)矩，與中國的野蠻”，時常叮囑別人“必須用美國的精神作事，必須用美國的眼光看事”，覺得在中國生活無異于處處“作出犧牲”的毛博士形象，成為集中鞭撻具有“外國月亮比中國圓”心態(tài)者的成功的文學典型。1936年11月，年僅12歲的小學五年級女生馮佩蕓，在《北寧兒童》上發(fā)表題為《外國的月亮圓》一文，竟然以自己的特有方式，重新改編和生動敘述了歸國留學生關于“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那則經典故事。1937年初，頗有影響的《東方漫畫》雜志上，也特別刊登了有關這一話語的專題漫畫。與此同時，還出現(xiàn)了著名作家徐訏全面解讀這一話語、并以此回應“中國本位”與“全盤西化”之爭的長篇專文《威尼斯之月》等文。至于譏嘲國人沉溺于西方物質文明而導致洋貨崇拜之言談，就更是舉不勝舉了。凡此，均可看作是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前后該話語得到較廣傳播之例證。

三、多維的話語實踐、自我闡釋與

“月亮臭蟲”之爭的衍化形態(tài)

作為一種諷刺性話語，“外國月亮比中國圓”一說真正流行開來之后，其話語實踐自然地走向多維化。除了激越的正面諷刺，有意唱反調的聲音或不滿其被保守者用來拱衛(wèi)“守舊”的抗議，以及話語運用者的各種自我解釋，包括非理性的或理性的闡釋等，也都隨之而來。如1934年11月，有人在報刊上發(fā)文，公然從反面對這一話語的諷刺性予以非議和消解。作者明確表示：“月亮也是外國的好，說得的確似很幽默的，而使留學生聽了難堪。其實，在事理上說，雖則同樣是這一個月亮，但在外國看在中國看，未嘗不無有著好與不好的分別，不能因為同是這一個月亮，便得強人在中國看與在外國看的看法也相同。這是以小可以喻大的?！弊髡咧赋?，對月亮的觀察，難免要受到觀察者主觀偏好或特定時期的心境心緒的影響，所謂“月亮在快樂人的眼光中，自然分外清妍，要在愁人看來，便不免倍覺其凄清了”。同樣，“月亮在什么都進步的外國，天然倍覺好看，而在事事都落后的中國，無疑地是一覽無余，要覺比了外國的遜色多了，雖則月亮還不同是這一個月亮”。由此出發(fā)，作者感慨中西政界風氣的高下立判，吁請國人“不必挖苦，也不必揄揚與指摘，同應虛懷若谷腳踏實地的取人之長、補己之短”。表面上看，強調國人應當虛心地正視外國的長處和自己的短處，似乎并無錯誤，但透過其所謂“外國什么都進步”和中國“事事都落后”的絕對化判斷，不難見其心靈深處，那種民族自卑感其實早已深入骨髓。

此種論調并非僅存在一時，而是長期有人固執(zhí)和言說。1946年1月，《申報》上還有人發(fā)表文章，毫不含糊地宣稱：“'月亮也是外國的好’，我認為這句話具有它的真實性，而沒有加以諷刺的理由。”作者“溯因”還進一步解釋說，在繪畫上，常講究以優(yōu)美適宜的背景來“烘托出主體的美”，“作為主體的背景的，無論在圖畫中抑或實際景物中，除了自然界的云霞、山水等外，人工的點綴也是不可或缺的”，而綜合自然與人文的雙重考量，作者毫不掩飾對“外國月亮”的傾心贊美和對“中國月亮”的全方位嫌棄，不無激動地寫道：

在外國，一個月亮掛在一個建筑藝術化的教堂尖頂上，溶溶的月光瀉在一片綠色整齊的草坪上，和白色寬坦的大道上；道旁的樹木是那么的修齊挺秀，遠處錯落散處的村舍又是那么的古雅有致，再加上藍天白云，遠山流水，這整個景象所給予賞月者的印象無疑是優(yōu)美的、可愛的，同時也就覺得月亮是晶瑩、圓滿，月色是分外的幽美有詩意了。雖然在外國的月亮未必處處有著這樣的背景，但類似的情境大概是很多見的。

可是在中國的月亮呢，你會找到像在外國的那樣的陪襯嗎？云天山水也是有的，但是教堂、草坪之類完全人工和半人工的優(yōu)美的點綴卻難以找到了。所有的，至多是那些荒城殘堞、蕭寺古剎、茅舍孤舟，甚至是累累荒塚、一片叢莽。在這種情景下，月亮只會顯得孤冷、慘淡、清癯，給予你的感覺是蕭條、凄涼，甚至是陰森可怕，與在外國的月亮所引起你的情緒——優(yōu)美、怡適相較，你會說“中國的月亮好”嗎？

不僅如此，作者還認為“老子（父親）也是外國的好，那更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在外國，做父母的都接受“特殊訓練”，一般都有較高的“教育水準”和“比較開明的頭腦”，故“都能以比較合理的態(tài)度與方法去對待和教養(yǎng)子女”。這是中國家長所普遍沒能做到的?；诖?，作者最后表示，“'短自己的志氣，長他人的威風’這固然是要不得，但我們?yōu)槭裁床蝗ハ@種'短氣’話發(fā)生的根原，而只是抹煞了這種話的真實性而反唇相譏呢？”由此可見，作者不僅是要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這一說法所反映的所謂“真實性”辯護，其辯護說理本身，不妨說還正好典型地暴露了此種話語原本所諷刺的那種偏頗自卑的社會文化心理底色及其自我演存邏輯，同時也未嘗不是作者反守為攻、借此表達自己思想主張和文化立場的一種話語實踐。

該話語的這種逆向使用，與當時中國社會整體落后的社會現(xiàn)實自然相關，也同國民黨政府和極端保守者動輒借此話語以護短、不愿正視和學習外國長處的頑固行為所提供的“反諷”機會，不無關系?；诖祟惸娣葱睦淼脑捳Z實踐，在日常生活中屢見不鮮，且動機也并非都是出于不愛國，其在特定語境下的功能，也不能總視之為消極。如有人僅以相似的理由說明“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心態(tài)生成并不奇怪，但卻并不認同這一心態(tài)本身；或只是借此表達對國民黨政府統(tǒng)治現(xiàn)實的不滿和自我粉飾的嘲弄，以強調正視和自覺學習西方先進之處的必要性等等。前者如1946年4月，《申報》一位駐紐約記者在報道美國社會生活優(yōu)長時，就不禁想起自己的國家，面對中西差距感慨道：“外國的月亮與中國的月亮當然是同樣的；但若一邊是庭臺樓閣，而另一邊老是斷垣殘壁，反映月色自有不同。”認為該說法有其合理性一面，并以此警醒國人趕緊行動起來，努力去改變中國的落后面貌，以振興國家。后者如1948年5月和7月，有人分別在流行報紙上發(fā)表《美國月亮好之一例》和《外國的月亮好》兩文，一則反諷國民黨政府所統(tǒng)治的中國和美國雖一樣標榜民主，但兩者卻差距甚遠，一則強調中美兩國都聲稱優(yōu)待士兵，但士兵的待遇卻有天壤之別。作者因而慨嘆：“隔東西半球，竟顯分涇渭，是以一般人認美國月亮亦比中國好者，非無因矣！”由此可見一斑。

還有變相使用這一話語的現(xiàn)象。如有些偏激之士，直接將喜歡“外國月亮”與傾心“復古”簡單對立起來，并視后者乃“沒有前進的能力”的表現(xiàn)，言下之意，世上只有先進和落后之分，沒有且不必在意什么“外國月亮”和“中國月亮”之別，惟有進步向前，才是國人應該努力的方向。因此作者特意“請老百姓記住：中國和外國就只有一個月亮，古代的茹毛飲血，何以現(xiàn)在人的飲食，不那么辦呢？”這顯然是一種簡單化的直線進化論的論調。當然，民國中后期，由于民族危機日益深重和抗戰(zhàn)自強的需要，國人對于“外國月亮比中國圓”話語不斷增多的使用，主體還是正面諷刺從物質到精神都崇洋媚外、喪失民族信心的心理痼疾，以激發(fā)國人奮起抗敵的民族自信。在這一過程中，亦曾較早出現(xiàn)對該話語進行冷靜分析的理性反思和豐富深入的自我闡釋。1937年春，著名作家徐訏發(fā)表的那篇題為《威尼斯之月》的長文，就是其中相當突出的代表。

《威尼斯之月》寫于徐訏留學法國期間，文中一方面認為，世上的“月亮固然只有一個，可是因為背景與環(huán)境的不同，好壞的分別是顯然的”。再加上審美主體的主觀和心境的影響，便導致對于同一個月亮也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判斷”，不僅中外月亮可能有別，即便是同一個地方的月亮亦可能帶給人不同的審美感受。不過作者卻沒有因此陷入為“外國月亮比中國圓”之說的合理性予以辯護的泥潭，而是強調，究竟哪種月亮為美，“我們平心靜氣把這主觀的感情暫時撇開，純粹立在美的鑒賞上講，我們到底也可以有一個比較客觀的見解的”。但其前提，是需要親自到現(xiàn)場去切實地感受和見證，并對影響月亮之美的環(huán)境襯托物如中外建筑藝術的特色等有所認知。

照片取自徐訏 :《徐訏文集第1卷小說》，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年版

徐訏看來，威尼斯的月亮的確有其美好可觀之處，但中國也有借助自身建筑和園林藝術風格而形成的獨特的“月亮之美”。比如像頤和園和北海的建筑風格，雖然不及歐洲的“偉大與富麗”，卻顯然比它們“堂皇與大方”，再如西湖的“三潭印月”“平湖秋月”，也比它們“佳秀而幽美”。徐訏強調，中國和威尼斯的月亮由于所處背景風格不同，“其所呈露的完全是二種美”，要將這兩種風格不同的美“死板的來比較”是很難的。若非要分出高下不可，那就得看這兩種風格究竟哪一種更符合“月亮”美人的本色與個性，或者說“要看哪一種不太掩去她自然的美點才對”，同時還難免要取決于“旁觀者的愛好”。徐訏并不掩飾其傾心“中國月亮”之美的審美趣味。他大談中西藝術特別是中西建筑的差異，認為“中國藝術是以藝術牽就自然，而西洋藝術是以自然牽就藝術的”；“西洋的建筑只講建筑本身的美，花草在建筑中也只是布置的附屬品，中國人則隨時要關念到自然，要享受一點自然的情趣。在中國的詩詞中有說不盡的關于月兒與紗窗與簾櫳的吟誦，為了菊，為了竹，不打瓦墻而打籬笆；為了一些樹，一些花，一堆土山，不筑磚亭而架茅亭，這些都是以建筑牽就自然的地方”。此種藝術風格背景中的月亮，其本色的“自然美點”不僅沒有被掩蓋，反而得到更多彰顯，這是西洋月亮之美所無法比擬的。而在“懂得中國月兒的人們看來”，威尼斯的月兒，反而被滿眼的雕塑和銅像石像等喧賓奪主，“只是使人看到它熱鬧與擁擠，而忘卻了她本身的美麗了”。但那些“不懂這月兒的個性的人們”，卻往往要“把這熱鬧與擁擠同作她的美來頌揚”，這實在令人無話可說。

對于那些“羞視中國，妄信外國”達到畸形程度、所言所行簡直完全漠視共有人性之文化常識的國人，徐訏以為僅用“中國月亮不如外國圓或好或美”來加以諷刺已然不夠了，他們其實已然進入完全無視中國也有“月亮”這一起碼事實的地步，或至少落入“懷疑中國的天空也有月亮”的境地。他幽默地寫道：“實在說，說威尼斯的月兒好于中國、圓于中國，都還不是可笑的代表，可笑的故事應當是這樣說的：一個留學生的父親要賞月了，留學生問：'難道中國也有月亮么？’于是做父親的給他一個耳光：'知道么，兒子，我想你還知道中國也有耳光的’”。徐訏強調這一諷刺，在當時的中國“一點沒有過分”，而是有的放矢。他接著從其親身經歷出發(fā)，以表示禮貌的“拱手”和“握手”等中西習俗為例，對那些絕對以西方事物為文明進步的標準——甚至僅因西方工業(yè)物質文明發(fā)達之故，就將中國一切傳統(tǒng)文化習俗統(tǒng)統(tǒng)斥為野蠻落后表現(xiàn)的盲從無知與荒誕心理，大加痛斥。在他看來，“中國男子的拱手與西洋的握手，中國女子過去的屈腰打揖與西洋過去的屈身，雖然姿勢不同，但其意義與作用，完全一樣”。它們都有著各自并不神秘的偶然由來，實在談不上誰更文明或野蠻可言，如果非要分出高低文野，反而倒是“拱手”比“握手”可能要來得更加便利和衛(wèi)生，可偏偏就有許多中國人對此毫無自信。

徐訏這篇《威尼斯之月》，乃是筆者所見近代中國關于“外國月亮比中國圓”主導性話語內涵剖析批評得最為集中、生動的思想文本，情感充沛，闡述觀點清晰，討論內容層次較多且豐富深入。文中對體現(xiàn)這一心態(tài)的崇洋媚外各種現(xiàn)象之揭示，也多犀利和啟人深思之處。不過，文中最能集中體現(xiàn)作者譴責“外國月亮比中國圓”心態(tài)的主流話語實踐特點的，或許還是如下觀點的闡發(fā)：

西洋比中國進步的地方，我并不是不承認，但是這只是“進步”與“落后”的分別，只要中國努力，隨時都可以趕上，決不是注定的好壞，更不是西洋人種比中國人種有高低優(yōu)劣之分。同時，我們還應當知道文明的進步是多方面的，并不因為某處比我們好，就處處比我們高，人人比我們強了。

這類主導性話語實踐，隨著全面抗戰(zhàn)的持續(xù)，得以不斷展開。1939年，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孫科在對重慶文化界講話時，就以此激勵國人樹立必勝信心、堅持抗戰(zhàn)到底。他批評那些認為“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留學生是妄自菲薄，聲言“我們天賦之厚，絕非他國可能比，應該提高自信心，方不辜負我們的天賦……'千言萬語只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同年，新儒家代表馮友蘭在名著《新事論》中，也痛責“美國的月亮也比中國的月亮圓”乃是“十足殖民地人的心理”。1942年，軍界人士林適存更是充滿激情地宣稱：“五年以前，覺得東京或是巴黎的月亮特別圓特別光耀的中國人，而今，也覺得祖國的月亮美麗和可愛了。這是中日戰(zhàn)爭的結果，這一仗不但將我們的國際地位打高了，而且，把一些尊夷媚外的思想克服過來！”為此，“我們要贊美自己的月亮，中國的月亮永遠光輝，永遠皓潔”。

抗戰(zhàn)后期，“外國月亮比中國圓”話語，還衍化出一種中外“月亮與臭蟲”之爭的變異形態(tài)，它由林語堂的有關演講而引發(fā)?？箲?zhàn)開始后，林語堂在美國用英文著書比較中西文化，傳播中國文化的理念和價值，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參與抗戰(zhàn)。1943年底，他自美歸國后發(fā)表《論東西文化與心理建設》等系列演講，主張國人加強心理建設、樹立自信心，認為在這一過程中，必須既要正視中國文化的短處，也要看到中國文化的長處，既要了解外國的優(yōu)長，也要看到外國的不足，庶幾不致急于求成，一味痛責傳統(tǒng)、自亂方寸，影響抗戰(zhàn)建國大業(yè)。他表示：

外國人也有黑市，也有人弄權舞弊，也有駢枝機關、人浮于事的混亂局面……凡視一國家的發(fā)展，總要眼光放遠些，信心要堅定些，營私舞弊，固然也有，而抗戰(zhàn)可歌可泣之事也所在多有……他事可以消極，抗戰(zhàn)與建國決不容消極，這才是純正的態(tài)度。

林語堂還倡導青年讀《易經》，發(fā)揚傳統(tǒng)的“忠孝節(jié)義”精神，并諷刺左派作家諸如“中國書本上忠孝節(jié)義的思想有毒”的說法是“迎合青年心理”，希望國人“對于吾國文化及西方文化有一番相當正確的認識”。1944年1月，他又發(fā)表了《論月亮與臭蟲》的演講，將各種文化中的美好與丑壞部分，分別以“月亮”與“臭蟲”象征之。他批評那種一味毀棄傳統(tǒng)、模仿外國的行為，認為無異于說“中國只有臭蟲、沒有月亮”，“外國只有月亮、沒有臭蟲”，這是“洋場孽少的思想”。按他之意，“正當的研究態(tài)度應當是說中國月亮固好，臭蟲也頗肥大；外國雖有臭蟲也有月亮，且雖有月亮，也有臭蟲”。也就是說中外文化都不是十全十美，而是各“有其利弊優(yōu)劣”。

林氏的“月亮臭蟲”論立刻遭到左派人士的批評。他們抓住“外國也有臭蟲論”，迅速展開反擊。如胡繩即以筆名著文表示：“國粹派總是用'月亮也是外國的好’這個笑話來嘲罵奴性心理?！鞘菓摮傲R的，因為這是無條件的迷信，是對于外國文化愚昧無知的表現(xiàn)?！钡麄儭坝殖Ｏ矚g找'外國也有臭蟲論者’來做幫手，……以為臭蟲對于中國已是不可根除的東西，這是何等可憐的自信；以為外國既有臭蟲，則中國也不妨有臭蟲，這豈不仍舊是奴性表現(xiàn)么？”曹聚仁更是直截了當地表示：“我們決不能因為歐美也有臭蟲而自慰，必須迎頭趕上，如西洋一樣繼續(xù)不斷地進步，使中國成為現(xiàn)代化的中國，才是正當的路?！贝撕筮€有人在《大公報》發(fā)表《斥“外國也有臭蟲”論》，痛批此論不過是“自欺欺人”之說，正好成為腐敗政府與不求進取的國人推諉卸責、自甘墮落的借口，“憑乎此，我們的社會不進步，我們的政治不清明，我們的科學不發(fā)達，一切都無害。挖空了心思搜求外國的例子，證實一下我們再'退板’一點也無妨。因為，外國也有”。不難發(fā)現(xiàn)，這些毫不留情的批判中，具有文化政治的斗爭背景，明顯帶有某種借題發(fā)揮之處。

需要指出的是，“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話語傳播與實踐在抗戰(zhàn)勝利以后達到高潮，與此相伴隨，這一話語本身也有所變化，那就是“外國月亮比中國圓”很多時候直接變成為“美國月亮比中國圓”。這一轉變當然有一個逐漸發(fā)展的歷史過程。特別是抗戰(zhàn)后期，美國與中國開始結成反對日本等反法西斯軍事同盟之后，國人從崇拜一般美國貨，到崇拜美國的軍事武器、先進科技、政治制度、教育學術，崇美之風可謂日盛，而隨著抗戰(zhàn)結束和國家重建時“中美合作”的展開，這股崇美之風更是吹遍神州大地，甚且有國人為此喪失國家主權而不覺。1945年10月底，《學生周刊》發(fā)表《月亮也是美國的好》一文，就專門嘲弄和批判了此種現(xiàn)象。作者“華愛”指出：

“中美合作”，這是應該的，可是如果在這合作中竟完全忘掉了自己中國人的立場，則是一種可怕的奴隸思想。想想看，如果我們的——戰(zhàn)士腦袋里只有美國的武器裝備，商人只知道美國貨好，外交家做了美國的尾巴，學生只想到美國去，銀行盡是美金票，海港成了美國的海軍基地，這樣，這是什么樣的“四強”之一呀！現(xiàn)在在中國的確有這種人，他是想把中國變成這樣。但是我們所希望的則是獨立、自主、民主、團結、富強的新生中國。因此我們應該爭取美國和其他盟邦的援助，而不是出賣了自己。

這段警示之言，即便今天讀來，依然發(fā)人深省。1946年，一位記者在《大公報》也撰文表示，自己不愿“硬著心腸贊揚美國的月亮比中國明”，但“上海人正發(fā)著'崇拜美國狂’”，這不能不令他心中發(fā)冷。1948年4月，上海的《兒童世界》上刊登了一幅諷刺漫畫，題為《米老鼠游上海（六）：月亮也是美國的好》，借留美歸國、狂熱崇美的留學生“喬治張”之口，呈現(xiàn)和表達了國人的此種崇美心態(tài)并予以辛辣諷刺。喬治張見到米老鼠表白說，“米老鼠先生，你在想美國嗎？我也真想美國呢，美國什么都好，美國的月亮是永遠圓的，太陽是一年四季溫和的，美國人個個是富翁，沒有一個窮光蛋，美國人放的屁個個都是香的”，然而米老鼠卻很不耐煩地遞給他一份晚報，上面正好有一個報道題為“美國礦工生活苦，數十萬人大罷工”，結果羞得喬治張無地自容。還有一些人一方面不滿國人對“美國月亮”的迷醉心態(tài)，但同時也承認自己屬于那類因得不到“美國月亮”而感到別扭和遺憾之人，因而幽默地寫道：“真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因為中國沒有美國的月亮而撇扭，不客氣的說，我就是一個，這原因，就是除美國月亮而外，幾乎全來了?！?/span>

當時，除“美國月亮”一枝獨秀外，一般流行的“外國月亮比中國圓”話語所涉及的“外國”，偶爾還會單獨提到英、法等國。但即便是沒提美國，也往往是指美國，或包括美國，或以美國為主。此種情況當然并不限于這一時期，但此期無疑更為凸顯。如1946年《海內外》雜志曾刊登一幅諷刺漫畫，題為“月亮是外國的圓，白開水是外國的沸”。而畫中裝外國“沸水”的熱水瓶上，分明寫著的也仍是“USA”。

談及抗戰(zhàn)勝利后“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話語實踐，值得格外關注的，還有一些“國貨”廣告里別出心裁的種種運用。如1947年11月，中國生化制藥廠在《新聞報》打出“兩竅通”的廣告，揭橥的核心廣告詞就是：“外國月亮千回好，也讓中國月亮好一回”。其輔助廣告內容進一步告白說：“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好，自古已然，于今為甚。只要是洋貨，不管其品質如何，無不被認為比國貨好，加之許多人前是'友邦’，今是'盟邦’，過于中國，于是國貨制造家走頭無路矣?！苯又掞L一轉又說：“須知中國也有好貨。這個年頭，中國月亮不比外國好時，早已識趣，躲在云后，不敢出頭露臉矣！”如今之所以敢斗膽出品“兩竅通”，“只因成算在胸，確有九分把握。不然，未知品質，先為'國貨’，奈何！奈何！”廣告最后，復以“既有國產良藥，何必提倡洋貨！”結束。可見其營銷策略之眼，恰正在于“外國月亮比中國圓”話語。

采取類似商業(yè)廣告策略的，還有“國際牌香煙”廣告和上海榮記共舞臺劇《蜀山劍俠傳》廣告。前者聲稱：“'月亮是外國的好’，這是心理的錯覺；國際牌香煙，可以給你證明中國也有好月亮！”后者則表示：“一場殺搏大開打，勝過羅賓漢萬倍，月亮是中國的好，請來比較，立見高下。”這些商業(yè)廣告詞中的有意借用，既表明該話語當時已具有廣泛流通的社會性，又反過來進一步擴大了其社會傳播和文化影響。

抗戰(zhàn)后期和戰(zhàn)后幾年，關于“外國月亮比中國圓”話語還有一個微妙的語用特點值得注意，那就是，每當有人強調外國特別是歐美有某種優(yōu)長、需要國人學習時，總會要下意識地先特別交代一下，這并不是說“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或“美國的月亮比中國好”，以擺脫“崇洋媚外”的嫌疑，避免造成說理時精神上的被動。如1943年，有學者討論報紙文學問題時，即聲明說：“我不是在捧外國，不是在贊頌華盛頓的月亮比重慶的月亮好，就報紙文學而論，他們的確值得我們取法。”1947年，有人在談論物價管制問題時，也特別強調：“（這）并不是說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英國對管制物價的成功，實在值得做我們的榜樣。”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實際上，隨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話語傳播和運用的日益廣泛，其所內蘊的民族主義規(guī)訓邏輯帶來的某種政治性、獨斷性也不斷強化，它有時淪為文化保守者振振有詞、借以反對現(xiàn)代化改革的話語工具，有時如后來又一度成為冷戰(zhàn)初期抵制資本主義全面侵蝕的話語武器等，也都并不奇怪。

四、結語

“外國月亮比中國圓”話語，醞釀于晚清時期，成型于民國初年。作為一種批判盲目崇洋媚外者的經典諷刺話語，其興起與民初不滿“西化”、強調“國性”的思潮和中國留學生社會形象的變遷密切相關。在日本侵華加劇、“本位文化”運動開展起來和民族復興思潮趨于高漲時期，得以廣為流傳開來，約在抗戰(zhàn)勝利后達到高潮并一直延續(xù)至今。該話語在其活躍時期的話語實踐，具有多維化特點，也帶有程度不同的自我闡釋，尤其是主導性話語的自我闡釋，其中不乏犀利的剖析批判與豐富的思想精神內涵，值得今人深入體味和自覺反思。

在近代中國既面臨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奴役、又總體落后于歐美日本的現(xiàn)實背景下，“外國月亮比中國圓”話語常被用來提倡民族文化自信心，具有一定的社會文化積極意義。其所反映與諷刺的那種非理性文化心態(tài)的內涵典型而復雜，成為“全盤西化”論產生的社會心理基礎，而后者反過來又構成強化這一心理的理論導引和思想工具。今人要想真實恰切地認知“外國月亮比中國圓”這一話語在近代中國的形成、傳播和使用特點，其復雜的歷史內涵與思想文化功能，首先需要正視的當是這一話語所諷刺、批判的那種內在的社會文化心態(tài)失衡的癥結所在，也即全方位夸大、張大外國文化特別是歐美民族文化的優(yōu)長，盲目崇洋，同時又無理性地一味貶低、自我矮化民族文化，極端失去民族自信和文化自我。1924至1925年間，辜鴻銘赴日講學時，曾對此有著痛心疾首的告誡，他說：

現(xiàn)代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有著貶低中國文明而言過其實地夸大西方文明的傾向，我想在日本大概也是這樣。實際上，中日兩國的青年都是通過望遠鏡來觀察西方文明的，因而使得歐洲的一切都變得比實體偉大、卓越；而他們在觀察自身時，卻將望遠鏡倒過來，這當然就把一切都看小了。

此言得之。可惜，在近代中國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卻很少有國人能夠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不妨說，這是當時國人所普遍存在的某種時代認知盲區(qū)。當然，就思想者個人而言，能夠意識到這一點，也并不意味著就能合理、適當地對待和處理好這一問題。

其次，需要格外重視揭示和認知導致這一心態(tài)失衡的根源所在。近代中國人一方面面對國家危亡的民族生存危機，中西社會的巨大差距，很容易痛切反思和批判自身的文化傳統(tǒng)及其民族性缺失，以尋找改革出路；另一方面，為了打敗列強、實現(xiàn)民族復興，又不得不真誠返諸文化自我，以激發(fā)民族的內在生命活力，這就造成了“不自信”的現(xiàn)實和亟需“自信力”相悖的民族思想與心理矛盾，用張君勱的話來說就是：“一方面因改造而生不信心，他方面因要發(fā)達民族性而求信心，信與不信相碰頭，如何處理，實在是很困難了?！边@種文化選擇的迷茫，必然導致精神和心理上的困惑。不自大就自卑，從自大到自卑，乃是那個時代普遍存在的社會文化心理現(xiàn)象。其中，“外國月亮比中國圓”心理無疑屬于近代中國遺留下來的典型的文化自卑之心理痼疾。考察針砭這一心理的主導性諷刺話語在近代的形成、運用實踐及其歷史內涵，對于今天探索理性自主和文化自信的中國式現(xiàn)代化道路，或許不無一點啟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