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澤闿生于一八八九年，比譚延闿小十歲，比譚恩闿小七歲，譚延闿之上還有兩個異母同父兄弟寶箴和寶符，在譚家排行第五，所以小時候家里人稱他為小五。這本來是家里人對他的疼護，但譚澤闿并不喜歡這個昵稱，就因為這名字里有個“小”字。

他的好友夏敬觀為他作傳，記述了這樣一個情節(jié)：家里人叫他小五，他不應(yīng)。說：“我屬牛，牛叫'一元大武’，何小之有？”于是，他給自己取了一個號，叫大武。在譚延闿日記及他的友人日記中，多以譚大武相稱。

譚澤闿一生專事書法，絕意仕途。一是他成長于風雨飄搖，大廈將傾的晚清，讓他對做官心生厭惡；二是他求學(xué)明德學(xué)堂時，結(jié)識湘潭黎氏兄弟、齊白石。黎氏兄弟是清末碩儒黎培敬的后人，曾歷任貴州學(xué)政、貴州布政使、四川巡撫、漕運總督等職。政績學(xué)問俱佳，卻受清廷排擠，從此借口養(yǎng)病隱居湘潭，不問世事，專心著述。黎氏的正直與學(xué)問讓澤闿由敬而引為楷模。三是黎氏后人，對金石書畫有深厚的功底。這些人誘導(dǎo)了他對書法的喜愛。

譚鍾麟本就書法功底極佳，他與帝師翁同龢是同年進士，翁為狀元，成了同治和光緒的老師；譚、翁道義相交。在任江南道監(jiān)察御史晨，因敢于為恭親王抗辯的正直品質(zhì)獲得翁的敬重，后譚放外任，從此信札往來22年，共通信66通。譚澤闿專攻書法后，以翁為楷模，又搜集何紹基、錢南園、劉石庵等幾位顏體書法大家的作品，并融合貫通，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

人說譚澤闿專心書畫，不問世事。但極重親情。譚延闿三次督湘，幾度起落，每遇官場不順，他就出現(xiàn)在譚延闿身邊。民國二年（1913）10月第一次督湘解任，譚澤闿從上海來相會；民國六年八月份第二次督湘辭職去滬；民國九年十一月，譚延闿三次督湘被趙恒惕逼走。譚澤闿親護嫂靈櫬至湘，葬靈于長沙荷花池。期間，兄弟二人與曾熙、呂蘧生、清道人等人出入上海文人墨客之間，詩酒翰墨，書畫文章。表面上似文人雅集，實際上，譚延闿志不在字畫間，這內(nèi)心唯有兄弟知道。呂蘧生是譚澤闿的舅子，從首次督湘到譚延闿南京去世，始終擔任譚延闿的秘書，個中情誼有深意。

譚鍾麟五子一女，譚寶箴、譚寶符、譚恩闿早逝，剩下兄弟二人，恩闿的兒子譚光就是譚澤闿撫養(yǎng)長大。

譚澤闿重視親情，卻無視金錢、地位。他清末授巡守道，分發(fā)湖北，剛剛上任，即逢武昌起義爆發(fā)，遂折返長沙。從此絕意仕途。民國后，憑借其兄長的地位，他到政府機構(gòu)謀一份體面的差事應(yīng)是手到擒來。但他以翰墨為終生事業(yè)，堅守一份淡泊。

民國初期的上海，名流萃集，前清遺老、書畫大腕、書苑新秀，民間高手云集，龐大的文人群體，大多數(shù)人是憑一技之長以謀生。他們利用報紙媒體，為名家公開訂潤例（即字、畫、印的收費標準），而 “澤闿作書，取潤低廉，求者甚眾，但仍不訂高潤例：有求書市招，亦不自高身價，樂意應(yīng)之。”其中以店鋪招牌占據(jù)相當大的數(shù)量。因此，“海上市招，多為其所寫，瓶齋之名，由此大噪”。譚澤闿“擘窠書，較其兄譚延闿更加偉勁開張。”這與他多寫市招是分不開的。此舉推動了書法藝術(shù)的大眾普及化。據(jù)說譚澤闿對上門求書者，有求必應(yīng)，輒至求者盈門。他在自家門前用繩縱橫相牽，寫好的市招晾在繩上，如同晾衣服一樣。

以賣字謀生的人，自低潤例，在當時的鬻字人之中，也算是獨一份。至于他的后人將他留在大陸的字畫全部捐贈湖南省文物委員會，后轉(zhuǎn)交湖南省博物館珍藏，又是其后人對譚澤闿品德的一種傳承。

譚澤闿學(xué)書追隨晚清諸多顏體大家。尤其以翁同龢的書法為最多。這緣于譚鍾麟與翁同龢的密切交往有關(guān)。翁同龢與譚鍾麟信札往來數(shù)十年，共達66通。最長的一封信，洋洋灑灑達千余言。后來瓶齋在上海大量搜購翁同龢的字、畫，總量達千余幅之多。

譚鍾麟與翁同龢以道義相交，翁同龢自稱“知交遍宇內(nèi)，獨先生以道義相勖耳！”在翁同龢寫給譚鍾麟的信中，有一封就是公開詆毀慈禧太后借生日鋪張浪費軍費的事。可見兩人之間的信任程度。翁同龢晚年受地方政府的監(jiān)視，譚鍾麟仍然不避諱忌，與其信札往來。這種以生死富貴相寄托的交友態(tài)度也感染到了譚澤闿。

譚澤闿字“瓶齋”，并不是最初的字號，而是在翁同龢晚年將自己居住之地易名“瓶廬”之后，意在暗示自己守口如瓶之意。澤闿也將自己的“天隨閣”易名“瓶廬”，自己的字也改成“瓶齋”。

這種不以貴賤敬師之道，宜緣于譚澤闿內(nèi)心上的一種操守，亦可反映譚澤闿的品行。

譚澤闿對書法追求如癡如狂，同時對繪畫、畫篆也情有獨鐘，表現(xiàn)出藝術(shù)上的兼收并蓄思想。恩闿娶湘潭黎氏女，澤闿娶益陽呂氏女，譚家居長沙荷花池，姻親三家禮尚往來，親如一家。又與湘軍人物也有于公于私的聯(lián)系。譚氏兄弟曾拜王湘綺為師，與其門生過從甚密。其時黎氏兄弟的篆刻可以達到國內(nèi)同期的最高水平，但因居地偏隅一方，影響面不大。譚氏兄弟在上?！渡陥蟆钒l(fā)表文章，不遺余力推介黎氏兄弟篆刻的文章。使黎氏篆刻走向前臺。其時，齊白石在黎家學(xué)習(xí)篆刻。1906年，在王湘綺的推薦下，齊白石在長沙譚氏荷花池故居為譚鍾麟和譚恩闿畫像，并留齊氏觀摩譚氏收藏的金石書畫。齊氏為譚氏兄弟刻印十余枚。

譚澤闿一生以收藏名人字畫為樂，在長期的收藏生涯中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有一套精準的鑒別方法。對翁松禪（同龢）、何子貞（紹基）、錢南園（灃）、劉石庵（墉），達到入手即可辨真?zhèn)蔚木辰纭?/span>其時上海出現(xiàn)許多制造贗品的“高手”，聽聞譚澤闿喜愛收購清末四個顏體大家的作品，便到天隨閣售假。但譚澤闿一眼就能看出了真?zhèn)巍?/span>使偽者再也不敢上門。

譚瓶齋對碑帖字畫鑒別極精，曾經(jīng)告訴人識別三希堂帖拓本先后制作時間的先后的方法：“凡四周無龍邊者，為乾隆時初拓本，因其尚未裝入墻上碑龕。其次為嘉慶拓本，四周有龍邊，但有裁去龍邊冒充初拓者，故不可不辨。又如中有斷裂痕者，則必為洪憲后所拓。蓋袁世凱死后，家屬遷出新華宮時，世凱三子克良擬將三希堂刻碑運走，為邏者所遏。克良掠碑不得，怒擲其兩，一斷為二，一裂為四，后雖重裝于碑龕，斷痕猶宛然可見也。”

譚澤闿不只專注書法，也極度關(guān)注國家民生，注重文物保護。1928年7月26日《申報》報道，陜西災(zāi)情奇重，餓殍載道，慘不忍觀，旅滬陜?nèi)嗣蓧鬯嚨入加嘘優(yōu)臅嬛c會之發(fā)起，贊助書畫家有曾熙、譚澤闿等百余人。1931年8月蘇浙豫皖魯?shù)?9省大災(zāi)，民情危急，著名民間書畫家、慈善家王一亭作《流民圖》發(fā)起捐獻。海派書畫家紛紛響應(yīng)，譚澤闿、曾熙等人俱有參與。1852年，浙江余姚客星山出土一方東漢建武年間的石碑，此碑記錄了一位名通的漢代地方官“三老”祖孫三代的名諱和祖、父輩的忌日。其碑堪稱價值連城的國寶，被譽為“浙江第一石”。此碑出土后為余姚富紳周世熊所得。后周氏家室毀于戰(zhàn)亂大火，又為丹徒陳渭亭所得，并輾轉(zhuǎn)運到上海。1921年秋，外國人以重金購取并欲出運國外、丹徒陳氏意已應(yīng)允。眼看國寶外流，吳昌碩、丁輔之等聯(lián)合浙江同鄉(xiāng)、西泠印社緊急動員，繼而社內(nèi)外同仁積極捐助。最后集60余人之力，以八千元重金將“漢三老碑”贖回。

以上三事，譚澤闿雖然不是發(fā)起人和主導(dǎo)者，但都有參與，表現(xiàn)了譚澤闿在民族大義面前所表現(xiàn)的憂國憂民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