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太原（今屬山西），曾祖父白溫遷居下邽（今陜西渭南），遂為下邽人。白居易生于新鄭東郭宅，自幼聰慧，貞元十六年（800）二月，一舉登進士第，列第四名，為登第十七人中最年少者。貞元十九年，再登書判拔萃科，入第三等，授秘書省校書郎。唐憲宗元和元年（806）正月，罷校書郎，與好友元稹相約，同應(yīng)制舉。二人閉戶累月，揣摩時事，習(xí)作《策林》75篇，對政治、經(jīng)濟、軍事、教育、文化等提出治理應(yīng)對方案，內(nèi)容切實，見解精辟，且引古鑒今，析理深透。同年四月，二人同登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元稹中第三次等（制科例無第一、第二等），白居易則因?qū)Σ咿o直語切，屈居第四等，授為盩厔（今陜西周至）尉。其間撰有《觀刈麥》。十二月，與陳鴻、王質(zhì)夫同游仙游寺，共話唐玄宗、楊貴妃事，白居易作《長恨歌》，旋即聞名于時。

元和二年秋，調(diào)任進士考官。尋添補為集賢院校理。十一月五日，奉敕試制、書、詔、批答、詩五首，六日充任翰林學(xué)士。元和三年四月，被任為制策考官。四月二十八日，遷左拾遺，依前充翰林學(xué)士。元和五年，改京兆府戶曹參軍，仍充翰林學(xué)士。在任期間，除草擬詔書外，常上書論事，積極參政，直陳時弊，如請降系囚、蠲租稅、放宮人、絕進奉、禁掠賣良人等，“有闕必規(guī)，有違必諫”（《初授拾遺獻書》）。曾取書詔批答詞等，撰為程式，分為3卷，上卷文武勛階等，中卷制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將相、刺史、節(jié)度之類，禁中號《白樸》，每有新入翰林之學(xué)士，必加求訪，元稹《酬樂天馀思不盡加為六韻之作》稱為“《白樸》流傳用轉(zhuǎn)新”。更為知名者為諷喻詩，如《秦中吟》10首、《新樂府》50首等，標志著詩歌創(chuàng)作進入黃金時期。此際白居易與元稹、李紳熱心寫作新樂府詩歌，形成傾向、內(nèi)容乃至風(fēng)格相近的創(chuàng)作群體，近人為表彰其成就和意義，稱為“新樂府運動”。元和五年，元稹貶官江陵，白居易卸任拾遺，新樂府創(chuàng)作漸趨消歇。元和六年，白居易因丁母憂而罷官返鄉(xiāng)，退居京畿下邽。元和九年丁憂期滿，召授太子左贊善大夫入朝。

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刺，白居易率先上疏請急捕兇手，以越職言事之罪被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在江州，撰有夾敘夾議的《與元九書》和長篇敘事詩《琵琶行》。因?qū)φ问?，逐漸選擇“吏隱”之路，掛著閑職，在廬山草堂與僧朋道侶交游，描寫閑靜恬淡境界，抒發(fā)個人情感的閑適詩、感傷詩隨之增多。元和十三年十二月，改任忠州（今重慶忠縣）刺史，曾率州民西澗植柳，東坡種果，深得百姓擁戴。元和十五年夏，召還長安，拜司門員外郎，十二月改授主客郎中、知制誥。唐穆宗長慶元年（821），進中書舍人，又轉(zhuǎn)上柱國。此時，朝中朋黨傾軋，國事日非，為避免卷入政治漩渦，長慶二年七月，白居易請求外任，出為杭州刺史。在州疏浚六井，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頃。離任時，將官俸留于州庫，作為公家緩急之需，還將治水要領(lǐng)寫成《錢塘湖石記》，刊于石上，使繼任知曉。長慶四年五月，改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洛陽。敬宗寶歷元年（825）三月，出任蘇州刺史，深受愛戴。次年九月，任滿離蘇，郡中父老涕泣相送十里。

位于河南洛陽龍門白園的白居易墓

唐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書監(jiān)，回到長安。大和二年二月，授刑部侍郎。大和三年三月，以太子賓客分司洛陽，從此長別長安，在洛陽度過晚年。這一時期，劉禹錫成為他在元稹逝后的新詩友。二人放意山水，朝觴夕詠，相互唱和，時稱“劉白”。大和四年十二月，為河南尹，后任太子少傅分司洛陽，世稱白傅、白太傅。在洛陽所居履道里疏沼植樹，又在香山構(gòu)石樓，嘗與胡杲等燕集，皆高年賦閑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唐武宗會昌二年（842），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會昌四年，籌募資金，開鑿龍門八節(jié)險灘。會昌六年八月十四日，在洛陽辭世。遵其遺囑，葬于洛陽龍門香山寺北側(cè)琵琶峰頂，詩人李商隱撰《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銘》。唐宣宗親自以詩吊唁：“綴玉聯(lián)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又贈尚書右仆射，謚曰文，世稱白文公。

白居易是繼李白、杜甫之后又一位偉大的詩人，同時也是重要的文藝思想家，晚唐張為《詩人主客圖》尊稱其為“廣大教化主”。前期強調(diào)文藝反映現(xiàn)實，為政治為人生服務(wù)，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詩歌應(yīng)“補察時政”，“泄導(dǎo)人情”（《與元九書》），后期則樂天知命，對獨善與兼濟思想加以實踐、發(fā)揮和改造，傾向詩歌隨性情而發(fā)。其人生態(tài)度與思想范式滋養(yǎng)了中國文藝的發(fā)展，成為后代重要的思想財富。

繼承漢儒以美刺言詩的傳統(tǒng)，強調(diào)用詩歌來批評當時的社會和政治，元和初所寫《策林》談到采詩以補察時政的措施，分析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情感活動稱：“大凡人之感于事，則必動于情，然后興于嗟嘆，發(fā)于吟詠，而形于歌詩矣”（《策林》六十九），又說：“樂者本于聲，聲者發(fā)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在《讀張籍古樂府》《寄唐生》詩中，指出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非求宮律高，不務(wù)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作《新樂府》《秦中吟》等諷喻詩，強調(diào)“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新樂府序》）。在江州司馬任上所寫《與元九書》，系統(tǒng)闡釋其論詩主張，其中把詩歌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的著名論點。白居易自稱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上》）為指導(dǎo)思想，立身行事帶有濃厚的儒、釋、道三家雜糅的色彩。

白居易各體兼善，取材廣泛，見解超卓。長慶間曾自編《白氏文集》（初名《白氏長慶集》），分其詩為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去世前一年所作《白氏集后記》稱：“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為序。《后集》二十卷，自為序。今又《續(xù)后集》五卷，自為記。前后七十五卷，詩筆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碧拼娙俗约赫砭幖髌罚拙右鬃罹叩湫?，他的集子也是唐代保存較完整的詩文集；作品數(shù)量之多，居唐人之冠。白居易不僅在當時文壇地位甚高，對后代文壇亦有重大影響。

諷喻詩以《新樂府》50首、《秦中吟》10首最為著名，對中唐社會矛盾和社會生活有廣泛深刻地反映，對于現(xiàn)實黑暗、人民痛苦以及不合理的現(xiàn)象，痛下針砭，如“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紅線毯》），措辭激切，毫無顧忌，突破了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tǒng)。在表現(xiàn)形式上，多采用直賦其事的方法。《賣炭翁》《新豐折臂翁》《井底引銀瓶》等，敘事完整，情節(jié)生動，刻畫人情物態(tài)細致傳神，對中國敘事詩的發(fā)展有積極貢獻。有些則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

感傷詩以長篇敘事歌行《長恨歌》和《琵琶行》最為膾炙人口。二詩敘事生動，描寫細膩，語言優(yōu)美，盛傳一時。《長恨歌》歌詠唐玄宗李隆基和貴妃楊玉環(huán)的愛情故事，由愛恨和生死兩大人生主題，引申至天人之際，熔鑄政治和情愛，跨越歷史與現(xiàn)實，溝通夢想與仙幻，回眸大唐百年盛衰，文字清婉動人，氣度從容不迫，聲調(diào)婀娜哀艷，讀來一氣舒卷，令人蕩氣回腸。《琵琶行》通過琵琶女的不幸身世，寄托作者的仕途失意，遣詞秀麗，聲畫并美，真摯悱惻，情韻雙絕，字字從心胸流出，誠為絕唱，后人稱其為“古今長歌第一”（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二五）。二詩見證了白居易從青年步入中年，春花之勝轉(zhuǎn)為秋實之美，《長恨歌》的歷史傳奇有詩人早年身世和初戀的投影，《琵琶行》中的現(xiàn)實，則投射著一段中唐世態(tài)人心的歷史側(cè)影。“即無全集，而二詩已自不朽”（清趙翼《甌北詩話》卷四）。其他感傷詩，還有不少親朋間酬贈的篇什，也都寫得情真意切、樸摯動人。

閑適詩多表現(xiàn)閑情逸致，抒寫對田園寧靜生活的向往、潔身自好的志趣，《夜雪》《晚望》等小詩，則頗有禪趣及直中見曲的回味。描寫自然景物和田園風(fēng)光者亦多佳作，如《觀稼》《歸田三首》寫農(nóng)村景象，質(zhì)樸而清新。《游悟真寺詩一百三十韻》以游記筆法依次記敘五日游山的經(jīng)過，令人有身臨其境之感。

雜律詩在白居易詩作中數(shù)量最多，或吟詠性情，或詩酒酬唱，較為耐人尋味的是那些抒情寫景小詩，如《賦得古原草送別》《錢塘湖春行》《西湖留別》《暮江吟》《問劉十九》等，以白描手法，寥寥幾筆勾畫出生意盎然的境界，歷來膾炙人口。

白居易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在文體全面、詩文并擅方面，足可媲美李、杜?！杜f唐書》強調(diào)元和文壇主盟為元稹、白居易，特別指出二人在制策奏議這類政論文的功績和影響。作為文章大家，白居易在記、序、書、論、傳、賦等非公文性文體寫作中，無施不可，窮極變化，留下一批膾炙人口的作品。如《草堂記》《冷泉亭記》《三游洞序》等，文筆簡潔，真切凝練，旨趣雋永，是優(yōu)秀的山水小品；《江州司馬廳記》《序洛詩》《醉吟先生傳》等，抒寫性情，洞開心扉，抑揚起伏，委婉達意，兼有詩性詩情；《晉謚恭世子議》《漢將李陵論》等，議論警醒，有為而作，條分縷析，情理相兼；《與元九書》披肝瀝膽，闡述詩歌的生命意義。其賦作《性習(xí)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等，新進士競相傳于京師，當作學(xué)習(xí)仿效的標準程式。而在奏狀、詔誥、判、策、表等公文性文體中，也多有開拓創(chuàng)新。還積極參與新興文藝樣式——曲子詞的寫作。其《憶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長相思》等，為文人詞的發(fā)展開拓了道路。

元和、長慶之際，白居易和元稹以平暢自然、通俗淺切的詩風(fēng)而獨樹一幟，他們的社會政治詩及元和體（或稱長慶體），成為時人仿效的典范，形成獨樹一幟的詩歌群體，與韓孟詩派并峙于中唐詩壇。晚唐的《詩人主客圖》所列六派之中的第一派“以白居易為廣大教化主，上入室楊乘，入室張祜、羊士諤、元稹，升堂盧仝、顧況、沈亞之，及門費冠卿、皇甫松、殷堯藩、施肩吾、周元范、祝元膺、徐凝、朱可名、陳標、童翰卿”。

白詩風(fēng)格以平易為主，《唐國史補》卷下謂：元和以后為詩者“學(xué)淺切于白居易”，《冷齋夜話》記敘他作詩令老嫗?zāi)芙獾膫髡f，不一定真有其事，而“言淺而思深，意微而辭顯”（清薛雪《一瓢詩話》），少用典故和古奧詞句，極煉如不煉，拙中見工巧，在平易切近中蘊涵深遠的思想情趣，故流傳廣泛，影響深遠，則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劉熙載《藝概·詩概》說：“常語易，奇語難，此詩之初關(guān)也；奇語易，常語難，此詩之重關(guān)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白詩在當時廣泛流傳于宮廷和民間，還遠播日本、朝鮮，對日本文學(xué)的影響尤大。

白居易議論直切、意境開闊的詩歌特點，影響了后代以文為詩的新風(fēng)氣。晚唐的羅隱、皮日休、韋莊、聶夷中、黃滔、陸龜蒙、吳融、杜荀鶴、鄭谷；宋代的徐鉉、徐鍇、李昉、宋白、田錫、張詠、李至、晁迥、王禹偁、梅堯臣、歐陽修、蘇軾、黃庭堅、張耒、陸游；金元時期的王若虛、元好問、王惲等，元末楊維楨，元代西域詩人馬祖常、廼賢等，明人宋濂、吳寬、唐寅、文徵明及公安三袁，一直到清代的吳偉業(yè)、吳嘉紀、張英、趙執(zhí)信、唐英、陳文述、俞樾、王闿運、黃遵憲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的啟示。

元、明、清許多劇作家取白居易敘事詩為題材編寫戲曲，如取自《長恨歌》的有白樸《梧桐雨》、洪昇《長生殿》，依據(jù)《井底引銀瓶》改編的白樸的愛情風(fēng)月劇《裴少俊墻頭馬上》，取自《琵琶行》的有元馬致遠《青衫淚》、明顧大典《青衫記》、清蔣士銓《四弦秋》、清趙式曾《琵琶行》及清佚名之子弟書《琵琶行》等。白居易的詩句詞句文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話本所采用。

白居易曾編著《白氏六帖事類集》，傳因取資典實而自備，為唐四大類書之一。舊題白居易所著《文苑詩格》，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以為“稱白氏，尤非也”。今人以所論意境、屬對、文辭藻飾皆不類白氏原旨，斷為五代或宋初人偽托。但明人胡應(yīng)麟《詩藪》則不以為然。

宋刻本《白氏文集》書影

《白居易文集》共75卷，生前寫五本分藏各處。宋時所傳，出于廬山東林寺藏本，僅前后集完備，《續(xù)后集》僅存1卷，乃重編為71卷本的《白氏長慶集》，有南宋初紹興間刻本。明清刊白集或白詩，以明馬元調(diào)刊《白氏長慶集》71卷和清汪立名《白香山詩集》40卷影響較大。日本存那波道圓活字本《白氏文集》，保存了白集初編前后集分次編輯之貌。日存白集古抄數(shù)量較多，頗可參考。今人朱金城有《白居易集箋?！罚ㄉ虾９偶霭嫔纾?988）、謝思煒有《白居易詩集校注》（中華書局，2006）、《白居易文集校注》（中華書局，2011）。有年譜數(shù)種，以宋陳振孫《白文公年譜》為最早，清汪立名《白香山年譜》、朱金城《白居易年譜》較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