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

1928年,為國民政府舉行植樹式紀念中山先生。自此之后，公歷3月12日被定為植樹節(jié)。

孫文學說

在中國歷史上，孫中山是第一個從認識論角度探討革命成敗之由的革命思想家。他沿用了中國古代知行關系的范疇與命題，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唯心主義知行觀，提出了“知難行易”“分知分行”等觀點，比較系統(tǒng)地闡述了他的帶有鮮明唯物主義色彩的認識論。

孫中山把自己的知行觀稱為“孫文學說”，并列為《建國方略》的第一部分。僅從這一點，就可以感受到孫中山對知行學說的高度重視和大力宣傳這一理論的良苦用心。

在《孫文學說》中，孫中山首先用四章的篇幅批判了對國人影響甚深的“知易行難”說，接著又在第五章《知行總論》中正面闡述了“行易知難”的知行觀。在以下的《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有志競成》三章，孫中山結合中國革命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深化了自己“行先知后”的重要思想。

中國古代知行觀

知與行是中國哲學的一對重要范疇。在古代，知行關系的命題通常用以闡釋、論證道德認知與道德實踐的內在關聯(lián)，與哲學意義上的認識與實踐的關系問題有著明顯的區(qū)別。歷史上關于知行關系問題的提出，最早見于《尚書》、《國語》、《左傳》等古籍。其中，《尚書·說命》中“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語被后人概括為“知易行難”的著名命題。

在中國古典哲學的語境中，“知易行難”大體上表示，理解一種道德思想或境界相對容易，但在生活中躬行踐履以至于成，就很艱難了。自先秦以降，古人對知行觀的討論雖不絕如縷，但并未成為古代哲學的基本課題。自宋代起，隨著封建統(tǒng)治者加強思想統(tǒng)治的需要，知行問題開始成為宋明理學的理論熱點。

二程

除承續(xù)了道德認知與道德修持一體化的思想傳統(tǒng)外，程頤、程顥從其“天即是理”的本體論出發(fā)，自然推導出了“知先行后”“行難知亦難”的結論。

朱熹

朱熹發(fā)揮了二程的思想，提出“知行常相須”的觀點，表面看是知行統(tǒng)一，其實還是強調“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

王守仁

明代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家王守仁明確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觀點。但理解了他的“心外無理”“心外無物”的哲學基點，便不難推論，“知行合一”實際上是完全的“同一”。王守仁自己也講得很清楚：“一念發(fā)動處，便即是行。”也就是說，有了一種行動的念頭，就等于產(chǎn)生了這一行為，知與行是沒有任何區(qū)別的。

王夫之

集中國古代唯物主義哲學之大成的王夫之沿用了“知易行難”的說法，但對它作出了唯物主義的解釋：“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即行可以兼容知，帶動知的深化，但知對行卻沒有相同的功用。他還利用、闡發(fā)了孔子“仁者先難而后獲”的說法：既然“知易行難”，而且道德修持足“先難而后獲”的，那么，“先難”的行應該在先，“后獲”則必須在后。

總而言之，古代知行觀具有兩個明顯特征：其一是基本上把知行限于道德研究的范圍之內；其二是對知的強調居于主流。這些特點的形成即是傳統(tǒng)文化傾向和思維方式制約的結果，又是這些傾向、方式得以固化、深化的主要原因；它進而形成、泛化為普遍的民族心理特征，強化了國人因循茍且、不求進取的保守傾向。唯其如此，中國歷史上的改革者都要大力倡導敢為天下先的實踐精神。

作為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提出“知難行易”“行先知后”的口號，不僅顯示了他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弊端的深切體認，也顯示出一個革命家在思想領域同樣敢于除舊創(chuàng)新的革命精神。

孫中山的新解釋

必須再次強調：中國古代的“知行觀”是不同于哲學認識論的。其“知”和“行”僅指道德認知和道德實踐。例如，“四書”第一篇《大學》的第一句話就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意思是最偉大的學問是理解、闡明最高尚的道德。而欲明明德者，就必須從格物、致知著手，也就是從認識著手。接下來的誠意、正心就進入了精神上的道德修持階段。

此后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生活中的道德踐履階段和道德境界的升華程序。這樣就產(chǎn)生了儒家最高的人生追求和人生價值——“內圣外王”。所以，在儒家的人生觀中，人生的目的就是攀登道德境界的階梯。“知”與“行”就都成為了道德領域的范疇。

孫中山從民主革命運動的實際出發(fā)，將知行關系的辨析、解說置于現(xiàn)實需要的基點之上。他把“行”的內容擴展到科學實驗、革命斗爭、經(jīng)濟發(fā)展等更廣闊的社會領域，使知行關系的古老命題融人了新鮮的時代內涵，突破了中國哲學認識論徘徊2000年的局促狀態(tài)，尋找到更堅實的唯物主義支點。

孫中山不僅拓展了“行”的領域，而且還高度重視“行”的作用：

人類進步，皆發(fā)軔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則，而不以科學之發(fā)明為之變異者也。故人類之進化，以不知而行者為必要門徑也。

人類進步以“行”發(fā)軔、開路，在科學的時代也是如此。為了證明“行”的重要，孫中山列舉了最常見的四種實踐活動：生徒通過習練掌握生產(chǎn)知識和勞動技能；科學家通過試驗才能完成發(fā)明和創(chuàng)造；探索家通過長期艱苦探索而有所發(fā)現(xiàn)；革命者通過政治斗爭方能建立功業(yè)?？傊靶小笔侨祟愡M化的唯一門徑，“不獨為人類所皆能，亦為人類所當行，而猶為人類之欲生存發(fā)達者所必要也。有志國家富強者，宜黽勉力行也”。

上述諸說可見，孫中山的“重行”思想不僅完全超越了傳統(tǒng)的道德行為的拘囿，而且擴展到了“人類之欲生存發(fā)達者所必要”和“人類所當行”的一切領域。勇于實踐、開拓力行，這不僅僅是人們可以做到的，也是應該做到、必須做到的?！坝兄緡腋粡娬撸它w勉力行”之說更強調了革命運動的現(xiàn)實意義。

孫中山還認為，人們制定的計劃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經(jīng)過調查、實驗、修改，才有可能付諸實施。他在談到《實業(yè)計劃》時指出：

至其實施之細密計劃，必當再經(jīng)一度專門名家之調查、科學實驗之審定，乃可從事。

在高度重視“行”的同時，孫中山也非?？粗亍爸钡哪軇幼饔?。他的“知”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自然科學的“真知特識”；其二是“革命知識”，主要指他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等社會政治學說。

就“真知特識”而論，孫中山一生的文章、演說中處處體現(xiàn)著強烈的實踐意識、科學精神。我們以為：五四時代，科學與民主風潮的流行與孫中山的理論和實踐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秾O文學說》中的一段話可以視為孫中山“重知”思想的概括：

當今科學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從事于行。（人類）本所知以定進行。無論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無不指日可以樂成。

就“革命知識”而言，孫中山“重知”的言論也貫穿其一生。他認為，有了革命的知識才能形成革命的信仰和革命的力量，“這種極大的勢力，便可以救中國”。他在總結中國革命的不斷失敗和俄國革命的迅速成功時，都歸因于“好學問好方法”。他的“以俄為師”，就是要學習這些“好學問好方法”。《孫文學說》的寫作目的也是以革命理論來扭轉革命實踐的危局。

總之，無論科學知識、革命理論，對人類社會實踐活動都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孫中山是中國最早的西醫(yī)．又是第一位民主革命家?？梢哉f，這樣的事業(yè)背景決定了他對“知”與“行”的內涵與關系必須進行重新思考和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