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尋找發(fā)動侵略中國東北的借口，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制造“柳條湖事件”，爾后，反誣中國軍隊所為，進而對中國東北地區(qū)發(fā)動大規(guī)模軍事進攻。這就是歷史上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9月18日夜晚10時20分左右，關東軍所屬獨立守備隊駐柳條湖分遣隊河本末守中尉，率七八名部下，在中國軍營——沈陽北大營外六七百米的柳條湖（注：沈陽與文官屯之間）鐵路段，點燃了預先安放在鐵軌下的炸藥。隨著一聲爆炸巨響，一段31英寸的鐵軌和幾塊枕木，頓時變成碎片飛到空中。

以爆炸聲為信號，各守備隊日軍按計劃分別向沈陽城中國駐軍發(fā)起進攻。當晚23時46分，日本特務花谷正少佐以其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的名義，向旅順關東軍司令部發(fā)出第一份電報，誣稱：中國軍隊在沈陽北部北大營西側破壞了鐵路，襲擊日本守備隊，日中兩軍正在沖突中，云云。

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參謀長三宅光治、參謀長石原莞爾等人接到電報后，一致認為，此時是日本“訴諸武力，解決滿蒙”的“絕好機會”。當即決定，按預定計劃，迅速將主力集中到沈陽，先發(fā)制人，“懲罰中國軍隊”，占領東北三省。

與此同時，駐東北各地的日軍部隊以閃電般的速度，逐次向沈陽、長春、四平街和公主嶺等地的中國駐軍開始攻擊。以本莊繁、石原莞爾等法西斯軍人的侵略行徑為開端，日本軍國主義點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序幕的第一把戰(zhàn)火。

當時，東北軍的廣大士兵及下級軍官均感到憤慨萬分，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軍，并且也在他們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nèi)，作了某些無組織、零散的抵抗。此后，東北義勇軍、東北人民革命軍和東北抗日聯(lián)軍等抗日武裝，在白山黑水之間風起云涌地廣泛開展游擊戰(zhàn)，展開了長達6年之久的局部抗日戰(zhàn)爭。

北大營的炮聲，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無比憤慨，紛紛要求武裝抵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進攻。中國共產(chǎn)黨發(fā)出“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的怒吼。然而，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對日本軍國主義武裝侵略東北的強盜行徑，卻采取了不抵抗的妥協(xié)政策。

可以說，“九一八”事變前，是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妥協(xié)政策招致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熬乓话恕笔伦兒?，由于國民黨蔣介石對日實行絕對“不抵抗”政策，又斷送了東北三省的大好河山。

蔣介石張學良

“九一八”事變前，在日本加緊準備侵略中國東北之際，國民黨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是集中全力“圍剿”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工農(nóng)紅軍。1931年6月6日蔣介石發(fā)表《告全國將士書》，稱“赤禍是中國的最大禍患。”7月23日，蔣介石發(fā)表《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nèi)攘外電》說：“惟攘外應先安內(nèi)，去腐乃能防蠹（音dù讀度，蛀蟲之意）……故不先消滅'共匪’……則不能御侮?！彼?1月30日的講話中則把“攘外應先安內(nèi)”改為“攘外必先安內(nèi)”，對其重要性作了進一步強調(diào)。

“九一八”事變前夕，蔣介石曾告誡張學良等東北將領，對于沈陽的緊張局勢，“不必驚慌，有九國公約及國聯(lián)，日本不能強占我國領土?！薄熬乓话恕笔伦兒?，日本發(fā)動侵占東北三省的戰(zhàn)爭，說明蔣介石對日本的戰(zhàn)略企圖與動向判斷嚴重失誤。

“九一八”事變發(fā)生時，蔣介石正乘艦在急赴江西南昌部署“剿匪”內(nèi)戰(zhàn)途中，他頓感突然又憤慨。9月19日下午，國民黨中央黨部執(zhí)行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商討事變的處置辦法。蔣于9月20日乘飛機趕回南京，于次日在陵園官邸召集國民黨黨政軍首腦，商討應付辦法，最終決定，由國府及中央黨部分別發(fā)布“告全國軍民書”，“要求國人鎮(zhèn)靜忍耐，努力團結，準備自衛(wèi)，并信賴國聯(lián)公理處斷?！保ㄗⅲ簢?lián)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成立的國際組織，類似于二戰(zhàn)后成立的聯(lián)合國。）

爾后的事實證明，國聯(lián)的決議如同一張廢紙，日本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反而不斷擴大侵略規(guī)模。

1931年10月上旬，關東軍派飛機轟炸錦州。10月下旬，日軍又向黑龍江省發(fā)起進攻，時任黑龍江省政府代理主席、黑龍江省軍事總指揮馬占山，在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高潮的影響下，給進犯之日軍以沉重打擊，但終因勢單力薄而未能持久堅持下去，日軍于1932年2月5日侵占哈爾濱。

在此期間，日本更加看清了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妥協(xié)退讓，屈辱無能，侵略野心也越來越大。12月22日，關東軍開始了向遼西的進攻，又基本上沒有遭到什么抵抗。1932年1月2日，日軍輕而易舉地占領了東北軍在東北的最后據(jù)點——錦州，國民黨東北軍則全部撤退到了關內(nèi)。

從“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到1932年1月2日錦州失陷，前后僅105天，遼寧、吉林、黑龍江等東北三省就全部淪陷，這完全是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對日絕對“不抵抗”政策的嚴重惡果，其主要責任無疑應該由蔣介石承擔，因為他是“不抵抗”政策的最高決策者。

但作為東北軍的最高長官張學良，不打半點折扣地完全執(zhí)行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使東北軍大部不戰(zhàn)而退，或不戰(zhàn)而降，無疑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九一八”事變前，蔣介石一再告誡張學良對日要實行“不抵抗”政策，以便能集中精力“剿共”。1931年7月12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謂“此非對日作戰(zhàn)之時。”7月13日，于右任也致電張學良：“中央以平定內(nèi)亂為第一，東北同志宜加體會?！?月23日，蔣介石向全國發(fā)表《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nèi)攘外電》，正式提出“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基本國策。

“中村事件”（注：1931年5月中旬，日本參謀本部情報科情報員中村震太郎等人，假冒農(nóng)學專家名義，奉命到中國東北興安嶺地區(qū)進行間諜活動，收集情報，被東北軍秘密處死）發(fā)生后，8月16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后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沖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于不顧，希轉飭遵照執(zhí)行?！?/span>

9月6日，張學良原來打算從北平回到沈陽（注：1931年6月張學良到南京出席國民黨三屆五中全會后即駐北平，托病就醫(yī)），因有日本特務土肥陰謀暗殺他的密報，所以，張學良又遲疑，停止赴沈陽，他遵照蔣介石的數(shù)次電令精神，于當日分別致電東北邊防軍參謀長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全文如下：

“現(xiàn)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我方務當萬分要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遵照為要。張學良，魚子秘印?！?/span>

9月11日，蔣介石在石家莊會晤張學良，蔣介石對張學良說：“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只有請國際聯(lián)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會面，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遭日軍進攻，一律不抵抗……”

張學良對于蔣介石上述這些對日“不抵抗”的指示，是完全徹底地堅決執(zhí)行和接受的，他對東北軍各個部隊的軍官反復轉去蔣介石關于“不抵抗”的電令和訓示，以致東北軍在“九一八”事變前就作好了逃退的計劃，有的怕下級軍官和士兵會主動抵抗日軍的進攻，干脆就給他們只發(fā)槍支，不發(fā)子彈。

“九一八”事變爆發(fā)之時，在北平的張學良一夜之間十幾次致電南京國民黨政府請示，而國民黨政府根據(jù)蔣介石的旨意，一再復電：“對日采取絕對不抵抗……繳械則任其繳械，入占營房即聽其侵入?！闭垎?，這跟投降有什么區(qū)別？

張學良自己也承認：“當日軍進攻消息傳來時，余立時又下令收繳軍械，不得作報復行動，故當日軍開槍并用炮襲擊北大營與其他各處時，中國軍隊并無有組織之報復行為。”張學良給東北軍一道道的“不抵抗”電令，無疑如一根根粗黑麻繩捆綁住了東北軍廣大官兵，他們雖然作了某些抵抗，也只是零散的、無組織的，扭轉不了整個戰(zhàn)局。

值得指出的是，“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在東北的兵力總共只有1.05萬余人，而中國東北軍有26.8萬余人，其中除去駐守平津地區(qū)的兵力11.5萬余人外，在東北地區(qū)也還有15.3萬余人。如果事變前作好充分的反侵略戰(zhàn)爭準備，對日軍制造的“九一八”事變進行堅決反擊，完全可以制止日軍在東北的軍事侵略擴大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