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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明類不等同于文明，文明只是人類的很小的一段歷史，只占人類歷史的數(shù)百分之一。然而， 這文明卻是人類無比璀璨的一小段歷史。人類文明在“地球時間” 中只是一剎那，在“人類時間”中也是短暫的，在“宇宙時間”中則更是微乎其微。但這文明的“一剎那”對人類極其重要。人類的命運就決定于此。甚至，地球的命運也在相當程度上受其影響。 我們是不是弄清了“文明”的全部含義？我們究竟想要怎樣的文明？難道只是物質的文明？難道只是技術和經(jīng)濟的不斷正增長？人類脫離動物界難道只是為了把對動物和外物的控制能力提高到極致？人類是不是想當然地認為，技術的發(fā)展一定會促進整個文明的繁榮？技術會不會給文明帶來危機，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危機？ 如果是，我們是不是要優(yōu)先考慮：人類的文明要怎樣才能延續(xù)？處在文明歷史后端的人類的前景和出路何在？我們如何走出馬克思·韋伯所說的由物欲和控物能力共同打制的“鐵籠” ？ 若干年前，我曾感嘆當代精神文化的衰落，后來則是擔心整個文明的衰落，現(xiàn)在，這兩個問題似乎還和人類本身是否也要衰落甚至被替代聯(lián)系在一起了。有什么解救的辦法？或許應該在文明發(fā)展的過程中尋找，包括在文明的發(fā)端中尋找? 人類文明的歷史和命運是我最近十年來思考和寫作的一個主題，本書的核心是集中于文明兩端的探討，當然我以為也是最有意義的兩端，即文明的開端和現(xiàn)代一端。 揆諸西方學者的文明史著作，從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到湯因比的文明史研究，雖然都是觀察與思考并重，但對中華文明卻不易有深刻的親身體驗；而中國學者的中華文明史著作，則往往局限于自身，且反省和危機意識不足。因此，本書在文明的始端，更多地關注中華文明的歷史起源和演變，在文明的近端，則更多地關注人類共同體的未來命運。 我曾嘗試用“三種傳統(tǒng)”來描述影響、塑造和制約當代中國的三種主要力量，其中，在改革開放之后開始的、變化迅速的“十年傳統(tǒng)”（Decades Tradition），主要是以全球化和市場化為標志的，關鍵詞是“全球市場”；從近代開始的“百年傳統(tǒng)”（Century Tradition），主要是以前期啟蒙和后期革命為標志的，關鍵詞是“啟蒙革命”；而對“千年傳統(tǒng)”（Millennium Tradition）, 即中國數(shù)千年的歷史的主要文化和制度特征，我認為可以用“周文漢制”這一對關鍵詞來概括。 在一個民主社會中，往往要通過面向大眾、吸引大眾才能做到。這樣，要突出于大眾恰恰要通過融合于大眾，服務于大眾，哪怕這對有的個人只是一種表面的姿態(tài)。對真正的民主政治精英而言，他們絕對不能夠脫離大眾，更不能敵對大眾。脫離和敵對大眾就是他們的失敗甚至死亡。這樣，民主制度下的卓越就必須是“在眾”，而卓越卻意味著“出眾”，這兩者之間肯定會有一種緊張，甚至很難兼容。但為什么雅典人卻在民主政治和卓越個人兩方面都創(chuàng)造出了“奇跡”？ 沒有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流血卻能達成非常徹底的民主，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許要歸因于最有可能反對民主的力量——貴族中的一些最優(yōu)秀的人——站到了民主一邊，并且是由他們來領導和節(jié)制民眾。另外，這一比較和平的過程也和雅典民主進程的另一特點有著密切關系，即在這一民主進程中，對雅典人而言，無論上層還是下層，并沒有一個預先的民主理想藍圖，甚至沒有專門的民主理論，就像湯因比說的，重要的是解決和回應社會中出現(xiàn)的嚴重問題和環(huán)境危機。在這里，沒有高調理論的先行，有的只是經(jīng)驗的長期累積和謹慎的反省。 希臘一直重視口頭語言，甚至到 20 世紀還有不識文字者能口頭背誦荷馬史詩。在雅典民主政治下，演說很重要，戲劇也是要大量地借助口語，如果沒有近百年的對演說的重視，雅典的哲學大概不會從談話開始，并采取對話體的形式。它是奇跡，但又是自然的。蘇格拉底并不完全是“橫空出世”，他只是將言說和推理從講壇和舞臺帶到了集市與街道，從公共場所帶到了私宅，并在談話中注入了系統(tǒng)推理的哲學，即帶入了一種最深的智慧。換句話說，蘇格拉底的出現(xiàn)具有一種“革命”的意義，是他把口頭語言從政治帶向哲學，從體制轉向民間，從公共場所的演說轉為朋友之間的對話，從主要追求城邦的利益轉向追求哲學的真理。由此，真正的哲學的系統(tǒng)推理出現(xiàn)了，真正的持久的沉思出現(xiàn)了，后來，具有一定體制性的哲學的學園也出現(xiàn)了。 人類也因此取得了前人難以想象的巨大成就，尤其在物質和科技方面。但也有一個根本的問題，一個未來將給人類帶來巨大挑戰(zhàn)和危機的問題：物質文明本來只是基礎，也的確是必須優(yōu)先滿足、不可或缺的，但到了現(xiàn)代，這基礎卻還要變成上層建筑，似乎所有的成就都需要通過物質的收益來衡量，所有的聰明才智都需要投到促進物質成就的事業(yè)上去。如果不斷地提升人的控物能力和物質生活水平成為我們追求的目標乃至全部，那么，人何以為人，何以區(qū)別于文明狀態(tài)之前的原始人，乃至區(qū)別于動物？亦即，文明何以為文明？ 20世紀下半葉，高科技的發(fā)展已經(jīng)不是單純的技術競爭，而更像商業(yè)和產(chǎn)業(yè)的搏殺了。第一線的耀眼英雄和風流人物已不再是科技專家和發(fā)明家，而是懂一些技術，或者說是洞悉技術的發(fā)展趨勢及其與商機的關系，能夠籌集大量資金，發(fā)現(xiàn)和雇用從技術到管理的各種人才的人了。技術從機械時代發(fā)展到電氣時代，再到太空、核能、網(wǎng)絡和基因時代，連技術發(fā)明家的地位似乎也下降了：他們作為大眾英雄的地位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能夠將市場與技術緊密結合的商業(yè)巨子和實業(yè)巨頭，諸如福特、蓋茨、喬布斯、扎克伯格、馬斯克等，他們是今天的“時代英雄”。他們懂技術，尤其懂技術的發(fā)展趨勢，但他們本人并不是技術專家。 隨著技術同商業(yè)和實業(yè)結合，不斷從滿足人們的自然需求走向創(chuàng)造人們的物質需求，越來越多的奢侈品變成了必需品。有些物品是對過去自然需求的提升，出于對溫暖、光明乃至美觀的欲望，比如，從火把、蠟燭、油燈到電燈，從獸皮、粗布到各種各樣的衣服和裝飾品。還有些物品，如電視、電腦和手機，則是此前的人們完全不知為何物的，幾乎是全新的需求。但只要這些新物品用慣了，也就會變得離不開了。少數(shù)人即便想抵制，也抵制不了——不僅不可能動員社會抵制，自己也很難在抵制中過一種“正?！钡纳?。 20世紀是一個行動的世紀，尤其是一個大眾運動風起云涌的時代。雖然尊崇群眾和多數(shù)，希望從中獲得一種改造世界的實踐力量的思想理論在以前的兩個世紀就已經(jīng)產(chǎn)生，但直到這個世紀，群眾才真正在實踐中顯示自己的巨大力量。當然，我們也要關注諸如大眾與精英、多數(shù)與少數(shù)、民族與元首、階級與領袖之間的關系。如果說過去在多數(shù)與少數(shù)之間保持著明確的界限和較大的距離，少數(shù)統(tǒng)治主要是一種“通過距離實行的統(tǒng)治”，那么，多數(shù)和少數(shù)的某種結合正是這個時代的一個主要特征。多數(shù)群眾是有力的，但它又是被少數(shù)精英喚起、動員和組織起來的，以致我們有理由將 20世紀稱為一個“動員的時代”。幾乎所有欲在政治上有為的思想和政黨，不管在目標上如何分歧和對立，在實踐和組織上都訴諸群眾。國家政治生活不再是少數(shù)人所為之事，而是與社會，尤其是下層社會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原本沉默的多數(shù)不僅開始發(fā)出自己的聲音，而且伸出自己的拳頭或者拇指。政府或政黨則必須要從群眾、多數(shù)、人民那里獲得一種物的力量和觀念的合法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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