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涉及具體事務、不講求解決實際問題，熱衷于就一些大而無當?shù)念}目談玄講道，以在口鋒上勝過對方為樂事。這就是所謂的“清談”之風。讀書人偶爾清談無傷大雅，但是當統(tǒng)治集團上下都崇尚清談、不干實事，就會形成統(tǒng)治危機。東晉、南朝的政治歷史就是典型。

311年，“八王之亂”中最后一個禍害天下的國王東海王司馬越病死在項城，在他控制下的西晉朝廷的朝臣及軍隊群龍無首，公推太尉、尚書令王衍為元帥，王衍卻不愿擔任。十多萬人馬就以送東海王靈柩回東海為由，緩慢地向東移動，才走到苦縣寧平城，就被追趕而來的石勒軍隊團團包圍，晉軍稍作抵抗后就潰不成軍，公卿朝臣至普通士兵幾乎全部被屠殺，尸體堆積如山。

石勒對被俘的晉軍名義上的元帥王衍倒很客氣，稱之為“王公”，和他談了一天，問他西晉政治的得失。王衍是西晉最負盛名的清談名士，風姿儒雅，明悟若神，善讀老莊，被譽為一世龍門。到了這個時候，居然照樣侃侃而談，說了不少西晉的弊政，石勒聽了很有興趣。王衍為了保命，說自己從來對政事不過問，這些弊政與自己沒有關系，還勸說石勒稱帝－當時晉懷帝還在洛陽，西晉皇朝還沒有滅亡。

想不到石勒聽了大怒，說：“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于白首，怎么能夠說政事與你沒有關系？！破壞天下正是你的罪過！”叫來左右把王衍押下去。石勒和手下的人商量，說：“我見過的人算是多的，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人。要不要留他一條命？”手下人勸他說：王衍是晉朝的三公，不可能為我們所用。石勒說殺他也不要用鋒刃，派人晚上推倒住房的墻壁壓死王衍。據(jù)說王衍在臨死時對隨從說：“我們如果不崇尚浮虛，全力幫助治理天下，也不至于落此下場。”

王衍的下場很能說明魏晉時清談誤國的后果。所謂清談，主要是指清雅、高雅的言談，就是脫離實際地談論學理玄機。清談的風氣始于東漢末年，由清議轉化而來。東漢時士大夫盛行清議，他們自視為天下棟梁，號為清流，同類相聚，議論朝政，褒貶人物。清議成為士大夫階層的政治武器。不過清流中也有人進行不那么激烈的清議，比如清流黨首領之一的郭泰，雖然善于識別人物，但其評論都是點到為止，不做過分的褒貶，沒有直接得罪當時擅權的宦官集團，所以在后來的黨錮之禍中得以幸免。后人批評郭泰“周旋清談閭閻，無救于世道之陵遲”，認為郭泰是魏晉清談風氣的開創(chuàng)者。但這時的清談還遠遠沒有形成風氣，只是個別人的行為而已。

曹魏后期是清談風氣真正興起的時期。曹魏后期司馬氏掌權，朝臣中曹氏、司馬氏兩黨明爭暗斗。司馬氏集團掌握著兵權，尤其得到了士族豪強階層的支持，勢力逐漸增強。司馬懿老奸巨猾，消滅政敵的手段殘忍毒辣。如攻滅遼東公孫淵時，屠殺大批公孫氏余黨。誣陷曹爽謀反，一舉誅滅曹氏這個最有勢力的集團，凡支黨也一律夷三族，其親屬無論少長男女都被殺死，連已經出嫁的姑姊妹也不能幸免。

東晉時有一次晉明帝與王導等人閑談，問晉朝是如何得天下的。王導就說了司馬懿如何誅殺異己，結黨營私；司馬昭如何發(fā)動政變，殺死高貴鄉(xiāng)公曹髦。晉明帝聽了渾身發(fā)軟，癱倒在坐床上用衣襟遮住臉，喃喃自語：“若如公言，晉朝的國祚怎么會長久？”可見司馬氏集團的殘忍陰毒，就連其子孫后代也覺得羞愧。

曹操在很大程度上施行法家的政策，史稱其“尚刑名”“抑兼并”，打擊豪強。在道德學術上提倡通脫、不拘泥煩瑣禮節(jié)。司馬氏作為世家大族的政治代表，則倡導注重君臣父子尊長禮儀的儒家“名教”，尤其強調“以孝治天下”。因為司馬氏擅權弒君，單講法家的絕對忠君之說就有點說不過去。

而一些處在司馬氏淫威之下?lián)碜o曹氏的士大夫，就轉而提倡道家的“自然”，認為禮教孝行不用拘泥細節(jié)、刻意矯飾、長期從學，只要隨從人的自然本性就可以了。這些士大夫的首領是名士嵇康。嵇康與阮籍、山濤、向秀、阮咸（阮籍的侄子）、王戎、劉伶號為“七賢”，他本人是曹操曾孫的女婿，卻不愿做官，隱居山林，喜愛打鐵，著書稱贊古今的圣賢隱士，不與司馬氏合作。

有一次司馬昭的謀士鐘會前去拜訪，嵇康自顧自打鐵，鐘會站了一會兒要走，嵇康突然問道：“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回答：“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辩姇懥艘黄端谋菊摗?，主張人的才能和人的性情（指仁孝道德）是相合的，這與曹操及嵇康的觀點不同。鐘會很想讓嵇康知道他的觀點，但又怕嵇康批判，就來到嵇康住處外，把文稿扔進窗戶后，轉身就走。

嵇康的名氣很大，司馬昭想辟舉嵇康為自己的幕僚，嵇康不應，避居河東，號為避世。山濤當了司馬昭手下的選曹郎，又推舉嵇康代替自己，嵇康寫回信與山濤絕交，說自己“不堪流俗”，并菲薄儒家一貫推崇的商湯、周武王、周公、孔子。司馬昭知道了大怒。正好嵇康的朋友呂安被哥哥呂巽誣告為不孝，呂安為自己辯解，并請嵇康為自己作證，嵇康毅然作證。鐘會向司馬昭建議借著這個案件剪除嵇康，司馬昭就將呂安、嵇康都定為不孝罪，處以死刑。

嵇康的被殺，震動了以崇尚自然來消極對抗司馬氏的士大夫們。向秀原來常和嵇康一起打鐵，和呂安一起灌園，著文崇道貶儒。嵇康死后，向秀就應了州郡的察舉，到京城去做官。司馬昭見了他說：“你不是要學著古人隱歸山林嗎？”向秀只得自嘲：“我是說那些隱士不知道圣人的意思，并沒有說要學他們?！?/strong>

另一個名士的首領阮籍，以莊周為楷模，原來見了禮俗之士，就翻白眼相見，見了嵇康等崇尚自然的人士才青眼正目。寫《大人先生傳》，說世上的禮法君子，就如虱子躲在人的褲襠里。他曾是曹爽的幕僚，后因病回鄉(xiāng)，僥幸逃過了被株連處死的厄運。司馬昭要利用他的名聲，曾為司馬炎向他的女兒求婚，可阮籍一醉60天，司馬昭只得作罷。司馬昭要他做官，他卻要了個有酒喝的步兵校尉官職，終日縱酒，放談玄理。然而從不評論時事或臧否人物，終于得以善終。

七賢中的劉伶、阮咸也縱酒放達，專做一些不合禮法、驚世駭俗的舉動。劉伶作《酒德頌》，常常在家里脫衣裸體，客人來了也不穿衣，說古人以天地為房屋、以房屋為衣服，你們?yōu)槭裁催M到我的褲子里來？阮咸是阮籍的侄子，好酒崇道，與姑媽的婢女要好。有一次婢女離去，阮咸正在接待客人，一聽說這事，趕緊向客人借了馬去追，追上后和婢女合騎一匹馬而歸。

由于司馬氏的高壓恐怖政策，使得具有正義感的名士被迫低頭，將東漢以來指斥政治、公論是非的清議轉變?yōu)榭照劤橄笮淼那逭?，從消極抵抗變?yōu)橄麡O混世。而一些司馬氏的親信為了追求名士的名聲，也喜歡談論老莊玄理。

七賢中山濤是司馬懿妻子的表親，原來也是不交世事的隱士，司馬師當政時，出山見司馬師，司馬師說：“姜子牙也想出仕了嗎？”下令舉山濤為秀才。山濤后來官至司徒，為晉朝的開國重臣之一。他長期擔任選舉官職的工作，每有一官缺，都先草擬幾名候選人密報晉武帝，然后按照皇帝的旨意公開上奏任用。他雖然官做得很大，依然喜歡談論老莊之學，自然之理。

七賢中的另一個官做得很大的是王戎，王戎是瑯琊大族王氏子弟，年輕時就善于清談玄理，他比阮籍小20歲，得到阮籍的欣賞，得以名列七賢。他和鐘會一樣是做官的名士，后來官至西晉的司徒。他清談老莊自然，做官又要講儒家禮法，一心要調和兩者的矛盾。有一次接見阮咸的兒子阮瞻，問：“圣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阮瞻回答道：“將無同?！薄皩o”是助詞，實際回答就是一個同字。王戎大為欣賞，立即就辟舉阮瞻為司徒掾史，世稱“三語掾”。

由此發(fā)起所謂自然為體、名教為用的說法，名教取法于自然，做官也是清高的表現(xiàn)，可以在朝講禮法，散朝論清談，以前者得實利，以后者博名聲。向秀、郭象注《莊子》，鼓吹“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于在山林之中”，將這種說法上升到理論的高度。這樣一來，清談之風就從名士賢達傳播至朝廷命官。

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中指出，嵇康、阮籍等人一直被人指責為毀壞禮教，實際上他們的本心是相信禮教到迂腐程度的，只是因為曹操、司馬氏一貫利用禮教加罪于反對自己的人，他們憤恨這種褻瀆禮教的做法，可又無計可施，激而不談禮教，甚而反對禮教，作為一種抗議。

所以他們遵循的是自己心目中的禮教，只是不遵循禮教的表面文章而已。所以他們并不愿意別人模仿自己，阮籍不讓自己的兒子加入飲酒的行列，嵇康給兒子寫《家誡》，告誡兒子種種做人的禮儀和注意事項。相反王戎及西晉朝廷的那些又做官又做名士的人，雖然高唱名教、自然，但實際上完全是為了自己的實利和名聲，是為了清談而清談，借著自然之說放浪形骸，滿足享受。從而使得清談又由消極變?yōu)闊o聊，這是清談之風的第二階段，所謂清談誤國主要指的就是這一類的清談。

第二類清談在西晉時興起，其主要代表就是王戎、王衍兩兄弟。王戎雖官至司徒，但在位無所事事，政事都委托幕僚處理，自己經常騎小馬從司徒府的便門出去游玩清談。西晉末年賈皇后專權，王戎與賈氏通婚，以固官位。他的言論清高，做官不理俗務，可又性好興利，置買田園產業(yè)遍及四方，積聚財產不知紀極，常常和老婆兩個人手持算籌，計算盈利，日夜不倦，總覺得自己的財產還不夠。做官時貪污受賄，當荊州刺史時，因為驅使官府屬吏為自己修理園宅被揭發(fā)免官；當侍中時，收受賄賂被揭發(fā)，靠晉武帝的幫助沒有被追究。八王之亂時身居高位卻毫無主見，在河間王司馬順將晉惠帝遷到長安時，他逃到郟縣，在此病死。

王衍是王戎的堂弟，少年時便以盛才美貌名滿天下。開始時喜歡議論縱橫之術，晉武帝詔各地舉薦能夠“安邊”的人才，有人舉薦王衍為遼東太守，王衍不應，從此就“口不論世事”，專門談論老莊玄虛，自比子貢。做官從縣令開始，終日清談，名氣越來越大，官運也愈加亨通，帶動滿朝官員都學他，走清談升官道路。他的妻子郭氏是賈皇后的親戚，貪得無厭，王衍很懼怕她，他自己為表示清高，口不稱錢字。郭氏有一次叫婢女乘王衍睡覺的時候，用錢把床圍上，王衍起床后也只是說：“把阿堵物拿開?！?/p>

王衍的女兒是晉惠帝的太子妃，八王之亂時賈皇后廢太子，王衍趕緊叫女兒與太子離婚。可不久賈皇后被廢黜，太子又被復立，王衍被禁錮終身。趙王司馬倫掌權，王衍和趙王不和，怕趙王報復，砍殺婢女裝瘋賣傻，躲過了這一劫。成都王司馬穎主政，王衍得以復官，一直升到尚書令、司空、司徒，位極人臣?？伤圆灰試聻橹兀瑢橥跏侠婵紤]，委派弟弟王澄為荊州牧、族弟王敦為青州牧，說：“你們兩個在外，我在內，足可以為狡兔三窟?！?/strong>

魏晉清談一般談論的內容主要是就道家的《道德經》《莊子》以及儒家的《易經》的經義進行發(fā)揮，所談越是出乎傳統(tǒng)說法之外的，越能讓人嘆服。精密推論是完全沒有必要的，需要的是驚世駭俗、出人意料，反正清談并不需要得出什么結論。

真正有見解的名士并不多，曹魏時何晏著《道德論》《無名論》鼓吹以無為本。西晉時王弼注《易經》、注《老子》；郭象談玄口若懸河，也曾注《莊子》。但絕大多數(shù)清談客只不過是趕時髦而已。比如王衍解說老子，隨意修正說法，號為口中雌黃，并沒有什么真實的主張。清談實際上是士族階層互相溝通的方式，是他們借之以表明其與眾不同的方式。出身寒素的真正有才能之士是無法加入清談行列的。清談時談客們手中必定要持一根座尾。塵就是俗稱“四不像”的麋鹿，用四不像的尾巴裝上手柄，就是塵尾，清談時用它輕輕拂動，平添了一分閑適氣。王衍膚色細白，平時喜歡手持一支白玉柄塵尾談論玄學，白手和白玉相稱，號為一絕。凡名士必清談，清談必持麈尾，麈尾也就成為名士的象征。

石勒初起時曾受晉幽州都督王浚的節(jié)制，王浚把自己的麈尾送給石勒，作為信物。石勒為麻痹王浚，假意恭順，將王浚的麈尾掛在墻上，每天叩拜。清談在學術上毫無意義，只是造就了一批說空話的談客。從政治上而言，清談風氣的后果是造就了一批在其位而不謀其政的官僚，官場上不以政事為重，熱心公務的都被貶為俗吏，無所事事的卻博得高雅名聲，賞罰不明，朝政不清，便利了一些野心家乘機作亂。

西晉末年朝政混亂，而文武百官卻碌碌無為，朝廷在八王之亂中毫無作為。所謂清談誤國就是指這種現(xiàn)象。所以東晉大將桓溫北伐中原時，渡過淮河，登上平乘樓，遠眺中原大地，慨然長嘆：“神州陸沉，百年廢墟，這個責任 是王衍等人逃脫不掉的?！?/p>

清談風氣斷送了西晉，可是到了東晉，當局勢穩(wěn)定后，清談風氣又盛行起來。上文已經提到，清談實際上是士族階層的交流溝通方式，東晉是由世家大族擁立的小皇朝，清談自然也會在世家大族之間流行起來。王戎、王衍都是瑯琊王氏一族的名士，王導、王敦以前也曾參與他們的清談，只是南遷后形勢緊迫，清談之風稍有收斂。等到局勢基本穩(wěn)定，大族名士又以清談為高了。

殷融、殷浩叔侄是這新一輪清談的名士。殷浩以談論老子、周易出名，為東晉談客所崇。有人說自己每當就任新官就會夢見棺材，每當?shù)缅X就會夢見大糞，請他用周易之法來解釋。殷浩回答說：“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边@句話被當作名言。他幾次被征辟都不應，名聲愈加顯赫，做了幾年庾亮的幕僚。

有一次出差到建康，王導特意找了一些人和他清談到半夜三更，王導與他反復辯駁，最后自嘆不如。殷浩后又隱居，十多年不肯出來做官。朝廷三番五次下詔，他都推辭。謝尚等人去請他做官，他不答應。謝尚等在回朝時商量，說：殷浩不出來主事，天下百姓怎么辦？庾翼寫信罵他，說現(xiàn)在江東朝中靠何、褚?guī)准掖笮?，外地靠庾、桓幾家大族維持，你不愿做官，要學過去空談老莊被俘身死的王衍嗎？殷浩依然不肯做官，他要做的是大官，一般的征辟不在他的眼中。后來桓溫雄踞荊州，東晉朝廷為了對抗桓溫，請殷浩擔任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掌握長江下游地區(qū)的軍隊，參與朝政。會稽王司馬昱（后來的東晉簡文帝）寫信給他，說：“足下去就，即是時之興廢?！焙喼卑阉敵闪司刃?。

殷浩這次只搭了4個月的架子就出山了。不久中原發(fā)生冉閔之亂，桓溫上書請求北伐，東晉朝廷唯恐桓溫北伐是假、發(fā)動軍事叛亂是真，先是含糊應付，最后無奈就任命殷浩為中軍將軍、假節(jié)都督揚、豫、徐、兗、青5州軍事，統(tǒng)率北伐?；笢卮笫?，消極進兵。殷浩卻興沖沖地組織幕府，率軍出征?？蛇@位清談名士對于軍事指揮一竅不通，晉軍才過了淮河就連遭敗仗，損兵折將，狼狽退回建康。

桓溫乘機上書，彈劾殷浩。東晉朝廷喪失長江下游的主力，無法對抗桓溫，只得犧牲殷浩，把這位清談統(tǒng)帥廢為庶人。殷浩表面上一如既往，照舊清談玄虛，只是經常在空中寫“咄咄怪事”4個字。桓溫出身桓氏大族，父親桓彝原為宣城太守，在平定蘇峻叛亂時，堅守涇縣近一年，城破被殺。桓溫當時才15歲，立志報仇。因仇人已死，18歲時連殺仇人3子，轟動一時，成為名士，與殷浩齊名。桓溫主持朝政后，又曾寫信給殷浩，請他出山擔任尚書令。殷浩喜出望外，趕緊寫回信答應，可為了慎重，反復斟酌，將回信封了拆、拆了又封，顛倒了十幾次，結果送走的只是一張白紙?；笢匾娏舜笈?，不再理睬殷浩。殷浩悔恨交加，不久就病死了。

東晉統(tǒng)治者對于西晉清談誤國的教訓并沒有深刻的認識，很多身居要位的官僚依然以清談為務。東晉歷任宰相級官員都以清談文義自詡，只有卞壺對政事孜孜不倦，士大夫們都笑話他。同在中書省做官的阮孚終日蓬發(fā)飲酒，問他：“你從來沒有悠閑的時候，嘴里好像含著瓦片，不也太辛苦了嗎？”卞壺說：“諸君清談恢宏，風流相尚，辦理庶務的就只能是我了?！?/span>

卞壺曾激烈彈劾士族清談名家王澄、謝鯤，說他們敗壞人心，悖禮傷教，“中朝傾覆（指西晉滅亡），實由于此”。然而這兩位清談家得到權臣王導及庾亮的保護，依然故我，即使是一些名臣也沾染此風。有一次，王羲之與謝安在東吳遺跡游玩，謝安頗有飄飄欲仙的遐想。王羲之說：“大禹治水，手足胼胝；周文王治國，日不暇給?，F(xiàn)在國家多事，應該人人效力。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怕不是現(xiàn)在應有的風氣。”謝安卻說：“秦朝任用商鞅，二世而亡，難道是清談造成的嗎？”因此東晉官場上仍舊是以清談飾高雅，當時人說士族子弟是“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

以善于談玄著名的會稽王司馬昱，從小在江南長大，竟然連水稻也不認識，有一次出巡，見了水稻問隨從是什么草。王羲之的兒子王徽之是清談名士，終日談玄，蓬頭散帶，號為風流。他被朝廷任命為桓沖的騎兵參軍，從不應卯辦公。有一次，桓沖問他在哪個部門任職，他回答：“好像是在馬曹。”桓沖又問他管多少馬？他理直氣壯地說:“我連馬都不知道，怎么會知道數(shù)目？”桓沖問他馬死了多少，他卻像是在談玄一樣，用《論語》中的話來回答：“未知生，焉知死？”桓沖勸他“你在府這么久，還是要管一點事”，王徽之拿上朝的手版拄著臉，想了一會兒后牛頭不對馬嘴地說：“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桓沖拿他也沒有辦法。如此風氣之下，東晉的統(tǒng)治效率極其低下，終于在不斷的內爭中滅亡。

東晉滅亡后，清談的風氣依然流行于世家大族之間，甚至武將出身的宋武帝劉裕也不免受到清談風氣的影響，在執(zhí)掌東晉朝政后，有時也和名士們清談，一般人都不敢過分固執(zhí)己見，只有鄭鮮之總是要談到劉裕詞窮為止。宋齊時的宰相也是清談的多，辦實事的少。宋文帝時，王敬弘為尚書仆射，從來不看公文。有一次，宋文帝找臣下討論一個疑案，王敬弘啞口無言，宋文帝不高興地問左右為什么不給仆射案件卷宗的副本，王敬弘說：“臣已經看過卷宗，就是還沒有看懂?！彼挝牡勰盟麤]辦法，以后再也不讓王敬弘參加實務問題的討論了。齊明帝不重清談，有人向他推薦名士明山賓，他說：“我聽說明山賓不停談論書上的事，怎么能夠做官呢？”因此逐漸形成由寒素出身的官員替皇帝辦理機要事務的局面。

清談的風氣在南梁時期又興盛一時，而且清談的題目更為廣泛：佛教的教義也逐漸成為話題，而傳統(tǒng)的儒學也可開講，不過最主要的清談題目還是老子、周易、莊子，號為“三玄”。梁武帝本人就是個善于清談的談客，當了皇帝后談風不減，起初他曾在重云殿開講老子，后來迷上佛教，公開宣布自已棄道從佛，經常在宮中或寺廟中講解佛經，聽眾往往有上萬人之多。

除了自己以身作則外，梁武帝還經常派手下的大臣，請民間名士講經清談。他的太子蕭綱也熱衷清談，經常在玄圃開講老莊。這樣一來，清談風氣自然愈加盛行。曾在南梁當官后來又轉為北齊效力的顏之推在其《顏氏家訓》中寫道：梁朝全盛時，士族子弟都身穿寬大的衣服，頭戴高帽，腳蹬高齒的鞋履，衣服熏得噴香，面孔刮得精光，臉上撲粉涂紅，出門坐長檐的座車，居家坐在坐墊上，靠著絲織的靠墊，兩旁陳列著古玩器具，高談闊論，瀟灑自如。

看上去就像神仙一般，可是實際上卻毫無用處。遇到考試就請人代考；朝廷宴會請人預先作好詩句，到時候鸚鵡學舌背誦一番；任官不涉世務，只愿意做沒有實際事務的清官；從未親眼目睹犁地除草，不知幾月下種、幾月收割；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虧氣弱，不耐寒暑。結果不僅害得國家滅亡，而且連自己的生活也無法保障。侯景之亂時，很多士大夫轉死于溝壑。

當時梁元帝蕭繹割據(jù)江陵地區(qū)，公元554年西魏軍大舉進攻江陵時，蕭繹還在龍光殿給百官講老子，探馬報敵軍已至襄陽，才暫停數(shù)日，待戰(zhàn)事似乎穩(wěn)固，又重新開講，武將也得身著戰(zhàn)袍聽講，最后國破身亡。這樣一來南朝的土族階層在改朝換代的日子里完全喪失主動，眼看著素族出身的權臣以軍隊武力為后盾登上皇帝室座。直到隋朝滅南陳后，清談之風才告一段落。

兩晉南朝的清談風氣雖然說不上是皇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但是這一風氣的流行至少是這些皇朝短命而亡的一個重要因素。從以上的敘述中可以看到，清談風氣轉移了職官隊伍的注意力，瓦解了職官們盡職服務的士氣。清談得到統(tǒng)治者的贊賞和推崇后，正常的職務被貶為不值得埋頭苦干的俗務，盡無盡職的官員在士大夫的圈子里會被判為“俗吏”。而在當時的制度下，士大夫圈子里的輿論評價是直接關系到官職升遷的決定性因素。這樣的輿論導向，勢必要使官員們把注意力集中在能夠為自己博得清高文雅名聲的事情－清談玄虛上。

統(tǒng)治階級的統(tǒng)治是依靠政府的職官隊伍來實現(xiàn)的，當清談風氣盛行于這支隊伍時，統(tǒng)治的效率就必定要大打折扣了。政府正常的行政事務勢必要假手政府里的胥吏或社會上的豪強，政治狀況更加黑暗；正常的信息傳遞渠道也會處于阻滯狀態(tài)，下情不能及時上達，朝廷的決策就容易脫離實際情況；一旦發(fā)生緊急情況，很難及時作出反應。因此清談風氣的盛行總是伴隨著統(tǒng)治危機。

脫離實際的清談在思想文化領域內也嚴重阻礙了學術思想的發(fā)展。清談在西晉以后已經完全流于空談，談客們所展示的主要是他們的風度、口才，在清談中所要達到的目的只是在口舌上壓倒對方，越出人意料越是受到推崇，并不是要使自己的思路更加清晰、體系更為完整，更不需要提出什么具體的政治或學術上的主張，因此和戰(zhàn)國時期流行的縱橫家相比，清談家根本就談不上形成學派。

清談的題目主要是道家的理念，但真正對于道家理論發(fā)展做出貢獻的都是魏晉之際的玄學家，比如何晏、王弼、向秀、郭象等人，而在兩晉名噪一時的清談家如王戎、王衍、殷浩等等，除了留下了一些過眼煙云的名氣外，在學術思想史上并沒有什么痕跡可言。早在東吳時，思想家楊泉在他的《物理論》中就說清談家們的清談猶如“春蛙秋蟬”，只不過發(fā)出一陣陣的噪聲而已。清談風氣使得士大夫重視追求空名，不愿意從事認真的學術研究工作，敗壞了學風，敗壞了人心，使得這一時期的學術發(fā)展陷于停頓的狀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