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董仲舒是西漢時期有名的大臣，他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得到了漢武的采納，進而掀開了我國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歷史帷幕。

董仲舒提出的這一種政策為我國封建時代的教化打下了扎實的基礎，隋唐、宋元和明清時期的道德思想、政治思想以及社會生活皆是圍繞這個核心展開的，可以說整個封建社會都在受儒家思想的支配與改變。

董仲舒和他提出的政策雖然已經(jīng)過去了2000多年的時間，但是“獨尊儒術”對我國的影響依然很大，甚至可以說至今都還在。今天，咱們就來聊一聊這個話題。

一、儒家思想和黃老思想的融合

思想融合在戰(zhàn)國末期就已經(jīng)開始發(fā)生，比如荀子雖然是儒家學者，但是他卻將法家文化融入到了儒家思想中去，在禮的基礎上提出“重法”、“重刑”，從某個角度來說董仲舒也將儒家文化與漢初的黃老思想進行了融合。

黃老之學的核心思想是“無為而治”，但“無為而治”并不是要求君王不治理天下，而是人人各盡其責、各自管理各自的領域，其目的就是給老百姓提供修養(yǎng)生息的機會。

西漢建立之初經(jīng)歷了秦末戰(zhàn)爭、楚漢爭霸，所以黃老之學與時代的契合性很高，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不斷進步，治國的理念和思想也需要發(fā)生改變。

此時董仲舒將黃老之學的一些有價值理論融合于其新儒學體系之中，進而向漢武帝闡述自己的治國之道、君臣之禮，跨時代性的思想體系得到了漢武帝的認可。

1.君道、天道和貴神、執(zhí)權

標題中的4個詞語代表著4個概念、2種體系，董仲舒在儒家思想的基礎上找到了無為而治的立足點，他把“君道”和“天道”等同視之，君主的無為舊士效法天道，頗有一絲君權神授的色彩。

何為天道？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萬事萬物在天道面前都是公平的，平時或許看不到天道是如何治理萬物的，但無形中天道又必然存在并影響著萬事萬物的運行，而這也是君道。

無論是“貴神”還是“執(zhí)權”都是建立在君道的基礎上，亦或者無為而治的基礎上。貴神并不是君王不管理朝政，而是君王無需事必躬親、面面俱到，他們只需要把命令頒布下去讓臣子們?nèi)?zhí)行就可以了，進而達到控制天下的目的。

君道更多的時候應該把精力放在國家宏觀調(diào)控方面，亦或者是國家發(fā)展的大方針，細節(jié)方面應該懂得放權，而“執(zhí)權”就是“貴神”的一種結果。

“執(zhí)權”更像是君主威嚴的一種體現(xiàn)，官員在執(zhí)行君王命令時結果有好有壞，這些都會影響到君主在天下人心中的威嚴，所以君主一定要重視“執(zhí)權”的結果，以提高自己的威信建立君臣尊卑的關系。

2.何為臣道

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并不是為了打壓百家學說、提倡儒家學說，而是為君王控制天下、駕馭百官提供了一個思想理論基礎，所以在君道的基礎上又提出了“臣道”。

何為臣道？其大致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其一就是做事情要對君王誠實忠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來輔佐君王管理天下。其二臣道要服務于君道，也就是說不能夠和君王搶奪仁義的美名，這是一個最低的標準。

如上述所言君道無為是需要將權力下放給臣子，所以“臣道有為”則決定著“君道無為”能否順利實施，基于此他還提出了相應的官員考核管理制度。

董仲舒提出的官員考核制度，其思想來源于儒家文化，但具體實施的措施則結合了黃老之學的內(nèi)容，可見他將儒家文化與黃老之學融合的很合理且徹底。

二、董仲舒眼里的法家與墨家

戰(zhàn)國末期荀子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結合法家理論總結出了一套屬于自己的“禮法思想”，這樣一種禮法思想在韓非的著作中也有很大的體現(xiàn)（韓非是荀子的學生），甚至于對我國后世君王治理天下的政策也有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董仲舒根據(jù)時代的發(fā)展在儒家文化的基礎上，全面借鑒了陰陽家、道家、法家、墨家等諸子百家的文化體系，進而形成了一種屬于自己的價值觀。

以法家為例，董仲舒的法家思想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其一就是肯定了“獨尊儒術”環(huán)境下刑罰的必要性與合理性，甚至將刑法視為教化的輔助手段。

他把法家的刑罰手段比作“劊子手”，把教化視為一種社會主流和趨勢，直白來說就是社會應該以教化為目的，法家的刑罰可作為輔助教化的工具，其目的就是在限制百姓內(nèi)心的“性本惡”。

董仲舒把諸子百家學說的精華有選擇性地和儒家文化相融合，既實現(xiàn)了時代發(fā)展的需要，也是對儒家文化的一種升華，更促進了西漢集權統(tǒng)一、尊君愛民和發(fā)展生產(chǎn)的現(xiàn)象誕生。

回看漢武帝時期西漢的發(fā)展史，不難看出劉徹基本把他的“獨尊儒術”作為治理天下的主導思想，漢初時期的黃老之學被徹底的取代了，使得我國儒學的發(fā)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很多人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看做是我國諸子百家消失的一個標志，其實從某個角度來看，它不僅不是百家爭鳴盛況消失的原因，而且還是促進百家學說相互融合的開始，結束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對立局面。

從此之后，儒家思想也不單純再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儒家思想，它既有孔子、孟子的仁義禮智信，也有法家的依法治國理念，更有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等。

三、“獨尊儒術”在漢朝的發(fā)展及影響

漢高祖劉邦建立西漢王朝后，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指導思想和意識形態(tài)來治理天下，他從秦朝二世而亡的歷史中吸取了教訓，降低了法家文化對社會的壓制力，而選擇偏向于教化、休養(yǎng)生息的黃老之學。

從結果上來看，劉邦的選擇無疑是正確的，圍繞黃老之學建設的一種政治架構符合社會發(fā)展的要求，但隨著漢朝逐漸實現(xiàn)中央集權，急需一種新的主導思想來代替黃老之學。

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直接且暴力手段無疑是不行的，秦朝二世而亡是一個很奠定的例子，這樣一種高壓的手段也讓漢武帝不敢輕易采取。

黃老之學雖然保障了西漢王朝的長治久安，甚至還打造了文景之治這樣的歷史盛世，但其“無為而治”的思想?yún)s讓漢武帝無法解決國內(nèi)存在的矛盾以及國外存在的危機，亦或者說無法集中全國的力量辦大事。

基于這一個現(xiàn)實情況不難總結出漢武帝需要的新思想有什么特征，第一點能夠達到漢武帝所需要的統(tǒng)一局面，第二點就是新思想要具備融合力，不會造成民間的反抗與抵制。

經(jīng)過對諸子百家的對比不難發(fā)現(xiàn)，儒學在任何的情況下都具備包容性和協(xié)調(diào)性，這一點很符合漢武帝的思想需求。另外，戰(zhàn)國末期荀子提出的禮、法思想，又為儒家思想融合了法家文化的“法治”和“刑罰”理念。

既有儒家思想的協(xié)調(diào)性，又有法家思想的強制性，這樣一種新的儒家文化很顯然符合漢武帝的需求，因此董仲舒才能從諸多的人才中脫穎而出，不是漢武帝選擇了董仲舒而是時代選擇了兼容百家學說的儒家思想理念。

一直以來，儒家的文化和經(jīng)典都具備很高的地位，《周禮》于西周、東周時期影響了人們近八百年的時間，而儒家文化從某個角度說就是脫胎于《周禮》。

春秋戰(zhàn)國之后雖然周禮崩潰，但八百年來的文化思想和傳統(tǒng)觀念卻不是輕易能夠改變的，要不然秦始皇推行法家主導的郡縣制時，也不會受到諸多儒家學者的阻礙。

儒家的經(jīng)典“六經(jīng)”也具備很廣泛的覆蓋力，典籍豐富、涉及范圍廣泛且有深度，最主要的還是儒家思想提倡忠君愛國，有利于君王對天下臣民的統(tǒng)治。

種種因素交織在一起，使得漢武帝最終決定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儒家文化凌駕于諸子百家之上，成為了西漢王權認可的官方學說，成為了統(tǒng)治者治理天下的一種意識形態(tài)。

“儒術獨尊”在西漢王朝的出現(xiàn)和地位的確定并不是一種偶然，而是一種文化的必然，儒家文化對于加強中央集權、維護社會穩(wěn)定、增強民族凝聚力都有巨大的促進作用，這是道家、陰陽家等百家學說不具備的。

西漢中后期，儒家思想又經(jīng)過董仲舒的改造和完善，成為了一種兼容并包的、對封建統(tǒng)治者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思想體系，自然會被統(tǒng)治者所采納并使用。

自此之后，漢朝無論是私學還是官學皆以儒家文化為內(nèi)容，這一種政治形態(tài)一直持續(xù)到明清時期，儒學在民間、朝堂都獲得了絕對的統(tǒng)治地位，至今其影響力都沒有任何的削減，奠定了文化主導的地位。

對此，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