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于1955年首次確立了軍銜制，實行軍銜制的范疇主要包括元帥、大將、上將、中將及少將，其中開國元帥和大將各占十位，其實在初步擬定的名單當中，有關開國大將的初選方案共篩選出了十四位，除耳目能詳的十位以外，剩下的四位分別是譚震林、李先念、張鼎丞和鄧子恢。

相較于譚震林、張鼎丞和鄧子恢，李先念的名氣和影響力可能更大些，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央軍委還另外制定出了一份“新中國36位軍事家”的名單，其中李先念的排名甚至在十位開國大將的前邊，這樣看來的話，李先念絕對是當之無愧的“無冕將軍”。

身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李先念對新中國的成立和建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影響。

李先念于1909年出生在湖北，生于農民家庭的他因為現實而無法繼續(xù)接受教育，在12歲那年便輟學到外村學木工手藝。1926年前后，伴隨著國內革命運動的風起云涌，尤其是北伐戰(zhàn)爭的迅速開展，讓李先念感受頗深，隨后便全身心投入到了國內的農民運動當中。

自1927年加入共產黨之后，李先念一直活躍在建設和鞏固根據地的任務當中，為紅安地區(qū)的革命貢獻了很大力量。從1930年到1936年，李先念從未離開過紅軍，伴隨著政治覺悟和能力的提高，李先念一路從師政治委員升到了軍政治委員，在諸多關鍵戰(zhàn)役中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為了更好地保存實力，“打通遠方”且開辟河西根據地便成了我軍燃眉之急。就是在這種前提下，西路軍成立了，而李先念也被任命為西路軍軍政委員。

開辟河西根據地前期，西路軍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步步為營勢如破竹，可當面對西北地區(qū)地方勢力的頑強抗阻，再加上我軍長期遠線作戰(zhàn)、極不適應當地環(huán)境等因素，最終于1937年3月遭遇軍事上的第一次大挫折。

考慮到打通遠方開辟根據地的急迫性，黨中央迅速調整作戰(zhàn)策略，并將李先念調任工委員讓他全權負責西路軍的軍事指揮，對于李先念的軍事能力，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是極為認可的。

果不其然，李先念調任之后便調整了策略，僅一年時間便抵達烏魯木齊，避免了和當地武裝反動力量的直接沖突，為紅軍和黨保存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經此一役，毛主席夸贊他為“將軍不下馬”，但隨后的一紙政治調令，讓當時很多人都頗不理解，明明剛剛打通陜北與新疆的聯(lián)系，為什么當時不讓李先念留在新疆建設鞏固根據地，反倒將其直接調回延安參加學習？

1937年底，28歲的李先念馬不停蹄地從新疆奔赴延安，原以為黨中央會將其派遣到敵后根據地參加對日作戰(zhàn)。沒想到的是，回到延安之后的李先念先后被安排到軍政大學和馬列學院學習，根本就沒有上戰(zhàn)場的安排。

在為期大半年的學習之后，同批到延安和李先念一起參加學習的同志們都陸陸續(xù)續(xù)奔赴前線，而且被任命的官職都不低。反觀李先念，在奔赴延安之前，他明明已經做到了西路集團軍政治委員，而今竟然讓他擔任了營長職務。

培訓學習的一天，政治部主任譚政突然來到教室門口將李先念叫到門外，最后試探性地問他：“現在中央決定將你派到129師當營長，你有沒有意見？”李先念回答到：“沒有任何意見，我服從黨組織的安排，我堅信黨的用心不會錯！”

對諸多西路軍的政治干部而言，沒有任何政治上的處分就“連降6級”，著實讓人難以理解，更多的還是大家為李先念感到委屈?？稍诶钕饶顐€人看來，“哪怕是讓我去當伙夫、當馬夫，我也愿意在黨和部隊里干下去，一擼到底又何妨！”

就連毛主席當時聽到了對李先念這樣的安排都不禁動容了些，當即便派人將其叫到面前，兩人就在延安鳳凰山麓的窯洞里進行了短暫見面，李先念剛一進窯洞，毛主席就用雙手緊緊握住了他的手，“這樣處理你，明明就是不公平的嘛！”

可對于上級黨組織的安排，李先念從未抱有怨言，就像他說的那樣，“他服從黨的安排，他也相信黨的良苦用心”。果不其然，在不到一年之后，李先念就被重新委以重任，擔任了省邊區(qū)政府軍委副主任和軍事部長。

新中國建立之后，李先念同志一路升遷，憑借著卓越的政績和踏實的作風，最終于1983年當選為國家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