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英杰鄒芙都：晚商“畿內(nèi)田獵區(qū)”考論

惡豬王520 2022-09-21 發(fā)布于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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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英杰鄒芙都

來源：《歷史研究》2022年第1期

摘要：“卜辭地名系聯(lián)法”與“文獻對照法”是研究田獵地理的重要方法，定點地的選擇對于構(gòu)建田獵地分布體系至關重要。先秦時期黃河流路相對穩(wěn)定，可作為研究商代地名的參考坐標。據(jù)卜辭內(nèi)證可知，柚、靠近商王都“大邑商”，柚、糞、黎、鯀、襄、協(xié)、就、向在黃河左近。以它們?yōu)槎c，卜辭中出現(xiàn)頻率較高的敦、疐、梌、宮、盂、喪等地可系聯(lián)在一起，構(gòu)擬出一個以黃河為中心的田獵地分布網(wǎng)絡。該網(wǎng)絡基本位于晚商王畿地區(qū)，即今河南省安陽市、鶴壁市、濮陽市及周邊區(qū)域，可稱之為“畿內(nèi)田獵區(qū)”。

關鍵詞：甲骨文殷墟商周地理田獵區(qū) 卜辭地名系聯(lián)法

田獵是商王及貴族的經(jīng)常性活動。甲骨刻辭所涉晚商田獵地眾多，且多數(shù)能系聯(lián)成一個龐大的地名體系，對考察卜辭地點分布和晚商歷史地理有提綱挈領的作用。通過卜辭內(nèi)證來構(gòu)建地名網(wǎng)絡，差異并不會太大，而要將這個網(wǎng)絡固定在一個確定的區(qū)域，選取定點就尤為重要。由于“異地同名”現(xiàn)象的存在，各家在選取定點時出現(xiàn)分歧，研究結(jié)果自然不盡相同乃至大相徑庭。因此，如何找到準確的定點，是解決田獵地分布問題的關鍵。卜辭中一些田獵地在“大邑商”附近，而“大邑商”即今安陽殷墟，已為學界普遍認可，故此地可作為考察一些田獵地地望的有效參考。相對于地名的變遷，先秦時期名山大川等自然地貌的變化相對較小。卜辭反映出商人田獵活動與黃河關系密切，一些田獵地位于黃河之濱，故以濱河地點為定點，黃河流路就可作為考察定點地望的有效參考。本文擬在相關研究的基礎上，以黃河流路為線索，參考商代黃河水文情況及晚商王畿范圍，梳理卜辭中近王都、近河田獵地點，進而系聯(lián)其他田獵地，構(gòu)建田獵地分布網(wǎng)絡，考察晚商主要田獵地的分布。

一、對以往諸說的檢討

甲骨學中所謂“田獵區(qū)”，是指商王（貴族）習慣性田獵地的總和，即運用“卜辭地名系聯(lián)法”系聯(lián)而成的田獵地網(wǎng)絡。關于“田獵區(qū)”的位置，學界主要形成四種觀點。其一，沁陽說，即晚商田獵區(qū)在以今河南沁陽為中心的區(qū)域。其二，“殷東南、殷東”說，即晚商田獵區(qū)集中在今山東泰山與蒙山之西，南至于淮、北至于濟的區(qū)域。其三，“濮陽、新鄉(xiāng)”說，即晚商田獵區(qū)主要位于王畿東部地區(qū)的黃河兩岸，即今河南省濮陽市、新鄉(xiāng)市以東及山東省西部地區(qū)。其四，泰山說，即晚商田獵區(qū)主要位于今山東泰山周邊。

沁陽說主要以“衣”（河南溫縣古殷城）、“噩”（鄂侯國）、“盂”（河內(nèi)郡野王縣西北邘城）、“雝”（河內(nèi)郡山陽縣）四地為定點，進而系聯(lián)出一個龐大的田獵地分布體系。但“衣”非地名，是對“衣（卒）逐”一類卜辭的誤讀；“噩”為文字誤釋，今已改釋為“喪”；“盂”、“雝”兩地地望也僅是通過單一文獻對讀所得，并未考慮卜辭地理系統(tǒng)。

“殷東南、殷東”說與泰山說都以帝辛十祀伐夷方路線為參照，以田獵地與征伐地重見者為定點，二者的分歧源于對夷方地望的不同認識。前者以夷方乃“淮夷”為前提，認為“（敦）”、“噩（喪）”、“（徹）”、“（柚）”、“兮”等地為伐夷方途經(jīng)地與田獵地重見者，進而以“商（大邑商）”、“喪”為定點系聯(lián)田獵地。后者以夷方為“東夷”，將“喪舊田”之“舊”與夷方邑“”等同，論證“喪”位于山東萊蕪附近，以重見地“商”、“”（誤與“殸”等同）、“喪”、“香”（誤與“”等同）、“羗（敖）”、“徹”、“成（）”等為定點系聯(lián)田獵地。兩說所揭征伐地與田獵地重見者中，除喪地為商王經(jīng)常田獵地以外，其他對應關系能否成立仍待商榷。董氏將“敦”、“柚”、“兮”三地排入伐夷方日程有誤，將“大邑商”與伐夷方途經(jīng)之商地等同也不足采信，因此根據(jù)“柚”與“大邑商”的關系推導出的“殷東南、殷東”說也難以令人信服?！皢逝f田”之“舊”與“”，字形有別，不可等同?！芭f田”之“舊”是否為地名，也可商榷，或指喪地舊有之田地。“夷方”是否為“東夷”也難確證。

“濮陽、新鄉(xiāng)”說以晚商王畿為限定，將卜辭所見地名與文獻所載衛(wèi)國境內(nèi)及附近地名對照，吸收了大量考古材料，驗證其所考地望的合理性。其研究思路值得借鑒，但在“實際操作中有遷就個別文獻地名的傾向”，在文字釋讀上也存在一些誤解。今可見眾多商代考古材料中，能直接反映當時地名信息的材料極少，直接與卜辭地名對應者更為罕見。因此，現(xiàn)階段利用考古資料，更多適用于驗證某地確實存在過商人活動，尚難直接用作考證地望的關鍵證據(jù)。利用卜辭內(nèi)證系聯(lián)與文獻對讀，依舊是現(xiàn)階段考察田獵地分布的重要手段。

據(jù)卜辭顯示，晚商田獵地中“”、“柚”等皆在王都“大邑商”附近，“柚”、“黎”、“協(xié)”、“襄”、“向”等商王活動頻繁的田獵地靠近黃河，且多數(shù)出現(xiàn)頻率較高的田獵地可與它們系聯(lián)，可見卜辭田獵地多有沿黃河分布之勢。商代黃河恰好貫穿晚商王畿，由此可見，主要田獵地應該分布在商王畿地區(qū)的黃河附近。基于此，“殷東南、殷東”說、泰山說，都失之過遠；沁陽說雖近黃河但遠離王都；“濮陽、新鄉(xiāng)”說以王畿為限制，將田獵區(qū)限定在王畿以內(nèi)或附近，可能更符合實際。本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吸收最新甲骨綴合及考釋成果，從近王都、近河田獵地入手，參考王畿范圍與黃河流路，以近王都、近河田獵地為定點系聯(lián)田獵地，考證卜辭所見的商人習慣性田獵地的分布。

二、晚商黃河內(nèi)側(cè)田獵地考證

商代晚期王都位于黃河以西，黃河貫穿整個王畿地區(qū)，“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前帶河，后被山”，反映出晚商王畿與黃河之關系。先秦時期，黃河下游流路相對平穩(wěn)，參考甲骨卜辭，根據(jù)《禹貢》《山海經(jīng)》《漢書·地理志》相關記載，可確定晚商時期黃河在王畿地區(qū)的大致流路為：從今鄭州附近北折流經(jīng)衛(wèi)輝市東北、淇縣南，轉(zhuǎn)而向東流至?？h西南的古宿胥口，繼而向東流至濮陽市西，再向西北流至今內(nèi)黃縣西北，最終向北流入河北“禹貢”河。以黃河為界，商人稱黃河東岸為“河東兆”或“東兆”，稱西岸為“河西兆”或“西兆”，稱南岸為“河南兆”或“南兆”。卜辭多見“涉河狩”（《花東》00036）、“狩河東兆”（《合》15455+《甲》2045+《合》14556，賓三）、“涉從東兆狩”（《花東》00028）、“涉東兆田”（《屯南》02116，無名）、“涉兕西兆”（《合》30439，何組），表明商人常在黃河兩岸區(qū)域田獵。下文以黃河為界，將商王畿區(qū)域分為黃河內(nèi)側(cè)與外側(cè)兩部分，分別討論。

黃河內(nèi)側(cè)即黃河西側(cè)，大致包含今河南省鶴壁市大部、安陽市北部和中部等區(qū)域，下文分別討論其中一些近王都與近河的田獵地，并通過卜辭系聯(lián)討論與之鄰近的田獵地。

1.柚、糞

“柚”、“柚京”為卜辭常見地名。商人在此的田獵活動，從武丁時期延續(xù)到商末，其地鄰近黃河，且距離王都“大邑商”不遠。

上揭卜辭（1）為一版武丁時期的非王卜辭，其中“河”即黃河，“商”即商王都，“泝”即逆流而上；該版卜辭占卜地為“柚”，圍繞是否田獵與到何處田獵這一事件展開，其中“不其狩，入商”、“涉河狩”、“東狩”、“泝河狩，至于糞”為選貞關系，相關活動可當天完成。由此可見柚地緊鄰黃河，且距離王都很近。辭（2）占卜地為“柚”，貞問是否“入大邑商”?！按笠厣獭奔赐醵及碴?，此版貞問從柚地入“大邑商”，表明“柚”地與王都相距不會太遠，可與辭（1）“入商。在柚”互證。綜合來看，柚地應在黃河西側(cè)，距離王都最多1日路程。沿著黃河逆流而上即可到達糞地，可知糞地在距離柚地不遠的黃河西側(cè)。黃河附近的囧地也可作為考察糞地地望的參照。

辭（3）商王癸酉日在囧地貞旬，癸未日在糞地貞旬，活動軌跡為由囧地至糞地。辭（4）表明商王要到南方的衁地種黍而涉人到“河南兆”（黃河南岸）。當時，從今河南省衛(wèi)輝市東、淇縣南到今濮陽市西，黃河河道大致呈東西走向，“河南兆”應該就是指這一段黃河以南的區(qū)域?！皣濉?、“衁”、“皿”為同地異寫，故囧地當位于商代黃河南部，參考囧地地望，柚、糞兩地當在商王都東南的古黃河西岸。

2.敦

敦地與柚地相距不遠。

上揭辭（1）為貞夕卜辭，干支殘損，黃類龜卜貞夕卜辭刻寫一般以千里路為中心，左半左行，右半右行，先內(nèi)后外，先下后上，先右后左。王卜夕，一般認為每天均有占卜，日期大多接續(xù)，上揭殘辭呈左右排列，可知“柚”、“敦”兩地為商王前后所在地，相距不會太遠。辭（2）選貞調(diào)遣軍隊至“柚”與“敦”兩地之一，也表明兩地相近。參考“柚”地與王都及黃河的相對位置，“敦”當即《詩經(jīng)·衛(wèi)風·氓》中的“頓丘”，春秋時屬衛(wèi)地，在今河南省浚縣西北約10公里一帶，在商代黃河西側(cè)，距殷都約40公里。

3.黎

卜辭（1）占卜王于戊日到黎地田獵，并且在黃河邊舉行剛祭，可證黎地在黃河附近。辭（2）有殘缺，“黎禾”即黎地之禾，“河”或即黃河。辭（3）為田獵卜辭，戊申日占卜是否在敦地田獵，表明占卜地距離敦地不遠；四天后壬子占卜在黎地田獵，驗辭表明商王進行了此次田獵，可證黎地與敦地（?？h西北）相距不遠?？？h附近古有黎水、黎山，卜辭黎地當與之有關。周初營建成周之前，周公就選址進行占卜，其中涉及“河朔黎水”，《尚書·洛誥》載：

周公拜手稽首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河朔黎水”即黃河北岸之黎水。《漢書·地理志》載，魏郡有“黎陽”，顏師古《注》引晉灼：“黎山在其南，河水經(jīng)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為名?！崩桕柕妹c黎山、黎水有關，黎山即今浚縣大伾山。黎水、黎山地處黃河北岸，與商代黎地位于黃河附近吻合，且距離商代敦地（?？h西北）不遠，因甲骨文“黎”字從“山”，故卜辭田獵地黎當即黎山，在今河南浚縣東南二里處。

地在黎地附近，距離敦地亦不遠，卜辭載：

辭（1）占卜時間為辛未，占卜地為，占卜第二天是否到黎地田獵，商王在地占卜到黎地田獵，表明地在黎地附近。辭（2）戊午日商王在地占卜田獵，3日后辛酉在敦地占卜田獵，表明地與敦地最多相距2日路程。黎、敦皆在今河南?？h附近，與兩地皆相近的地也當在今河南?？h附近。

地與柚地、黎地、敦地相距不遠，且與王都相距最多1日行程。

辭（1）甲寅日王在地占卜是否到黎地田獵，同版某日又在敦地占卜，可知地距離敦地與黎地都不會過遠；辭（2）為卜夕卜辭，辛未日占卜地為柚，某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兩地相近；辭（3）王在地占卜“今日入大邑商”，表明地距離王都最多1日行程。黃類卜辭中商王在地活動頻繁，商王在此地貞夕、貞旬多見，且多次征伐以此地為起點或終點，如征二豐方（《輯佚》0685，黃類）、征夷方（《合》36495，黃類）、伐盂方等，可知地為商王朝重要的軍事駐地。盂方曾侵犯商“西域”（《合補》11242，黃類），而夷方曾侵犯商“東域”（《輯佚》0690+《合》36182，黃類），商王伐盂方與伐夷方后都回到地，再參考黎、敦、柚之地望，地當在王都安陽東南、商代黃河西側(cè)某處。

田獵地中亦有地，或?qū)⑵渑c“”等同，此說可商。卜辭常見兩地同版，當非同地，但兩地應相近。

辭（4）乙卯在“”田獵，戊午在“”田獵，說明兩地相距較近；辭（5）有殘缺，或與田游有關，占卜地為“”，占卜前往敦地田游，表明兩地相近。綜上，地當在敦地（浚縣西北）與地附近。

地在敦地、地附近。

上揭辭（1）、（2）占卜地均為“敦”，占卜事項都是到地田獵，說明地在敦地附近。辭（3）戊辰日商王在地田獵，4日后的壬申在地田獵，商王在4天之內(nèi)輾轉(zhuǎn)于、兩地田獵，說明兩地相距不會太遠。準此，地在敦地（?？h西北）與地附近，位于王都以南，可與下揭卜辭對應。

“南田”位于王都以南的農(nóng)業(yè)地，卜辭占卜巡省南邊的農(nóng)田，進而前往地，表明地位于王都以南。

7.詽

上揭卜辭選貞聯(lián)合“”與“詽”兩者間何地的犬官展開田獵活動，一定程度上表明兩地相近。《古文四聲韻》卷2“先”韻下，以“”為“牽”之古文，“詽”、“”均從“幵”得聲，故疑“詽”即文獻中的“牽”地。《春秋經(jīng)》定公十四年：“公會齊侯、衛(wèi)侯于牽?！倍拧蹲ⅰ罚骸拔嚎だ桕柨h東北有牽城?！痹诮窈幽鲜】？h北9公里軍砦村一帶。

8.羗、

羗地與地關系密切，在敦地附近。

卜辭（1）中，“”當為獻祭之禽類祭牲，“取祖乙”或與后世祭祀前的射禽禮有關，此版是關于商王親自射取祭禽的占卜記錄；商王取“”的地點是“羗麓”，同辭又言“田于”，“羗麓”與“”相近，“羗麓”也可能是“”地的一處地名。辭（2）為一組選貞卜辭，就“去朿”地在“甘”、“鹿”、“敦”、“”等地選貞，表明相關地點彼此相近。辭（3）商王戊辰在敦地田獵，4日后壬申在羗地田獵，羗地距離敦地似不太遠。據(jù)此，田獵地“羗”、“”很可能在今河南?？h附近。

9.鯀

“鯀”地在黃河附近。

卜辭（1）中，丙戌日王占卜渡過黃河到河東兆狩獵；庚寅日王在“鯀”，丙午日占卜是否祭祀黃河，這段時間商王占卜地很可能都是“鯀”，表明鯀地距離黃河不遠。辭（2）占卜地為“鯀”，占卜事項為“涉狩”，結(jié)合辭（1）來看，此版之“涉”當指涉河。辭（3）占卜地為“鯀”，占卜事項為“禱于河”，商代祭祀黃河的活動多在黃河之濱，故該版祭河之地“鯀”當在黃河附近。王在鯀地占卜是否到河東兆狩獵、是否涉河狩獵、是否祭河，表明“鯀”在黃河西岸，具體地望不詳。

三、晚商黃河外側(cè)田獵地考證

黃河外側(cè)即黃河東部及南部區(qū)域，大致包含今滑縣、內(nèi)黃縣東部以及濮陽市等區(qū)域，此區(qū)域近河及其鄰近重要田獵地大致如下。

1.襄（瀼）、大

襄地在黃河附近，卜辭載：

卜辭（1）與田獵相關，“剛”為一種用牲方法，卜辭多見“剛于+地點”的用法，加之同版又見“涉兕西兆”，可知此處之“河”為黃河而非河神。王于癸酉日占卜欲到襄地田獵，先貞問是否祭祀黃河，接著貞問是否于乙亥日圍獵襄地的野牛；2天后的乙亥日再次貞問最終是否進入襄地；又2天后的丁丑貞問是否將捕獲的野牛渡過黃河送到西岸，并選貞由誰來“涉兕”，表明商王實際進行了此次田獵活動，并捕獲了野牛。從該版“剛于河”與“涉兕西兆”來看，襄地當位于古黃河東岸或南岸某處。辭（2）亦為在襄地田獵而祭祀黃河的占卜，也表明襄地位于黃河之濱?！跋濉睉恰端?jīng)·濟水注》引《竹書紀年》魏襄王七年“韓明率師伐襄丘”之“襄丘”?！端?jīng)注·濟水注》載：濮渠又東徑須城北；濮渠又北徑襄丘亭南；又東徑濮陽縣故城南。根據(jù)須城、濮陽縣故城之位置，可知此襄丘位于今河南滑縣以東、濮陽西南一帶。

“瀼”為襄地近水處，商王也曾在此處漁獵。

辭（3）為王在瀼地附近漁獵之辭，辭（4）“大麓”即大地之山麓，王在瀼地田獵進而到大地的山麓射獵野牛，大地與“瀼”鄰近。

2.杪

“杪”舊釋“宋”，黃德寬據(jù)安大簡《詩經(jīng)·柏舟》“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髦”的異體，改釋為“杪”，認為該字是一個在“木”頂端加鋒穎符號以標指“木標末”的指事字，為“杪”的初文。本文采納此說。杪地與襄地鄰近，且在黃河附近。

辭（1）為田獵刻辭，商王在瀼地田獵，選貞射“大麓”之兕還是“杪”地之兕，表明“杪”與“襄”相去不遠。參考襄之地望與黃河流路，“杪”疑即《詩經(jīng)·旄丘》“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jié)兮”的“旄丘”。清人馬瑞辰考釋“旄丘”：“《釋名》作'髦’，云：'前高曰髦丘’……《釋文》引《字林》作堥，又作嵍丘，并音近而義同。《太平寰宇記》：'旄丘在澶州臨河縣?！裨诖竺_州治西?！遍_州即今河南省濮陽縣，“旄丘”在今河南省濮陽縣西。安大簡“”，《毛詩》作“髦”，《齊詩》《韓詩》異文作“”，而“旄丘”之“旄”又作“髦”、“嵍”等，恰可與之對應。故卜辭杪地在傳世文獻中也可能轉(zhuǎn)寫為“旄”、“髦”、“嵍”等。卜辭杪地在襄地（今河南濮陽縣西南）附近，與“旄丘”地理位置吻合，故商代杪地或即《詩經(jīng)》所載之“旄丘”，在今河南省濮陽縣西。

3.向、、梌

上揭卜辭為一版選貞卜辭，占卜從“從向涉”是“延于河”還是“延于冥”，“河”地即商末伐夷方歸途途經(jīng)之“河邑”。商代晚期商王多次征伐都經(jīng)由河地渡河到黃河東岸，表明河地是距離王都不遠的一處重要渡口，疑即后世衛(wèi)國的柯地，早期卜辭中“河”即以“柯”為聲符。《春秋經(jīng)》襄公十九年：“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杜《注》：“魏郡內(nèi)黃縣東北有柯城。”漢魏內(nèi)黃縣在今河南省湯陰縣東北隅的故城村，其東北之柯地，當在北河之西岸。此“柯”地在今河南省內(nèi)黃縣西北，距離殷都約40公里，與河地位置吻合?！摆ぁ钡匾嗑嚯x王都不太遠，卜辭載：

上揭卜辭圍繞在何地“酒缶”展開，其中“于冥”和“于商”為選貞關系，“商”即王都安陽，表明“冥”地距離王都不會太遠，與“河”地距離王都不遠吻合?！昂印钡卦邳S河附近，表明上揭辭（1）王在向地之“涉”為“涉河”，河地在黃河西岸，與之對應的向地當在距離河地不甚遠的黃河東岸，即今河南省內(nèi)黃縣附近。

地距離向地不遠。

卜辭（3）為一組田獵卜辭，其中壬申日記有驗辭，表明商王于壬申日在地進行了田獵活動，3天后的乙亥繼續(xù)占卜在向地田獵，表明占卜地距離地與向地皆不遠，故地距離向地不會過遠，當在今內(nèi)黃縣左近古黃河東岸。

向、梌、凡、宮、盂、喪等地在卜辭中多成組出現(xiàn)，均當坐落于相近區(qū)域。如：

卜辭（4）為一組選貞卜辭，就游玩之地進行選貞，涉及盂、宮、向、梌等地，距離占卜地應該不遠。辭（5）為一組選貞卜辭，就游玩地展開選貞，盂、宮、梌、凡、向為備選地，可見幾處均應位于商王駐蹕占卜地附近?！坝跅^至于向”言商王游玩從向地到達梌地，可證二者地望接近，或許相鄰。

4.凡、家、宮、盂、

凡地在宮地與盂地附近，盂地與宮地彼此相近，卜辭載：

卜辭（1）殘破，殘辭與巡視凡地之農(nóng)田有關，占卜是否從宮地出發(fā)一路巡視到盂地，故凡地很可能在二者之間。辭（2）殘辭與“省田”有關，商王巡視盂地之田的路線為“從宮入”，表明從占卜地到盂地要經(jīng)過宮地。辭（3）記載商王要經(jīng)宮地返回，占卜是否“先于盂”，即是否先經(jīng)過盂地，表明經(jīng)由宮地返程需先經(jīng)過盂地。辭（4）表明商王欲到宮地從事某事（省田或田獵），占卜是否也出發(fā)前往盂地。辭（5）王巡視盂地之農(nóng)田，占卜是否經(jīng)由宮地。綜上，商王在宮地活動會涉及盂地，在盂地活動也多涉及宮地，足證盂地和宮地相距較近，二者地望相鄰。參考向之地望，盂、宮兩地當在今濮陽附近尋找。鐘柏生等認為，盂地即《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所謂“晉侯、齊侯盟于斂盂”之衛(wèi)地“斂盂”，在今河南省濮陽縣東南。鄭杰祥認為宮地即《左傳》襄公十四年載“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之衛(wèi)地“丘宮”，在戚地附近。古代會盟多擇臺地筑壇，“丘宮”即宮地之丘，戚地位于今河南省濮陽市區(qū)，故“丘宮”在今濮陽市區(qū)附近?！皵坑邸薄ⅰ扒饘m”二地相對位置恰可與卜辭“盂”、“宮”對應，宮地在盂地西北不遠處，比盂地更靠近王都，故商王巡視盂田要“從宮入”，經(jīng)由宮地返回要“先于盂”。據(jù)此，凡地當在濮陽市附近。

家地與凡地相近。

辭（6）王戊寅日在凡地占卜是否田獵；3日后辛巳在家地占卜是否田獵，可知凡地與家地相距最多3日路程。家地疑即后世之“瑕丘”，甲骨文“家”從“豭”得聲，“豭”與“瑕”均為“叚”聲，“瑕”上古音為匣母魚部，“家”上古音為見母魚部，二者聲紐相近、韻部相同，古音相近，故地名“家”在春秋時或已轉(zhuǎn)寫為“瑕”?！抖Y記·檀弓上》：“公叔文子升于瑕丘，蘧伯玉從?！苯窈幽鲜″ш柨h東南五星鄉(xiāng)后堌堆村有“瑕丘遺址”。此地與盂、宮、凡等地鄰近，當是卜辭所謂家地。

地在盂地附近。

辭（7）占卜王是否從盂地田獵一直到達地；辭（8）表明辛卯日商王在盂地田獵有所捕獲，第二天壬辰即在地田獵，亦有所獲，可知盂、兩地相距日程在1天以內(nèi)，上文已述盂在今河南省濮陽縣東南，與之鄰近的地也當在此附近。

5.喪、雞、、、斿

喪地與盂地相距不遠，卜辭載：

上揭辭（1）殘辭或可補足為“自盂至于喪”，結(jié)合辭（2）喪、盂二田并列，可證盂地與喪地相去不遠。上文已述，盂地在今濮陽縣東南一帶，與之相近的喪地也當在濮陽左近。帝辛十祀伐夷方時經(jīng)由喪地前往樂地，兩地相距最多1日路程；又商王某次出行線路為“盂—樂—噚——?！保ā逗稀?6556+《合》36914=《綴集》308，黃類），其中“樂”即伐夷方途經(jīng)之“樂”，帝辛十祀伐夷方為向殷東南用兵，盂、喪之地望與此次征伐路線吻合。

雞地在喪地附近。

辭（3）戊午日王在喪地占卜，第二天己未則在雞地占卜，說明喪地與雞地相距很近，最多1日路程。

地亦在喪地附近。

辭（4）言從喪地至于地；辭（5）商王某日在喪地占卜到地田獵，表明地距離喪地不遠。

地在喪地附近，斿地距離地不遠。

辭（6）占卜地為“喪”，占卜是否前往地，說明地與喪地可能相距不遠。辭（7）商王戊申日在斿地田獵，4日后壬子在地田獵；辭（8）商王壬子日在斿地占卜，某日又在地占卜，表明斿地距離地不遠。

6.協(xié)

協(xié)在黃河附近，卜辭載：

辭（1）殘缺，“河”即黃河。卜辭多見“使人于河”（《合》05522）、“涉人于河”（《合》09519+《英藏》0814）。故此辭或可補足為“自協(xié)涉／使人于河”。若此，可證協(xié)地在黃河之濱。辭（2）占卜地是“協(xié)”，言太陽有異而進行祭祀，“告于河”為占卜告祭地點，也可證協(xié)地鄰近黃河。協(xié)地與地相鄰，卜辭載：

辭（3）為田獵擇地卜辭，“田至協(xié)”表明協(xié)地與地相近。辭（4）為省田擇地卜辭，商王在某地占卜“省田”，“”、“協(xié)”為選貞關系，也可證明兩地相距不遠。地距離向地（河南內(nèi)黃縣左近）不遠，故協(xié)地當在河南內(nèi)黃縣附近的古黃河東側(cè)。

7.疐

疐地與地相距極近，距離宮地、喪地也不遠。

卜辭（1）記有驗辭，表明商王辛未日曾在地田獵，第二天壬申在疐地田獵，又3天后的乙亥日在喪地田獵，由此可知疐地距離地最多1日路程，距離喪地最多3日路程。辭（2）在疐地占卜是否巡視“宮田”，又貞問是否前往喪地；辭（3）在疐地占卜是否在宮地田獵，又占卜是否前往喪地；辭（4）在疐地占卜是否出游，是否前往喪地。三者占卜地均為疐，占卜事項涉及到宮地與喪地活動，上文已述，宮地在今河南省濮陽市區(qū)附近，喪地在盂地（濮陽東南）附近，參考之地望，疐地當在濮陽西北古黃河東側(cè)。

8.就

就地為商王田獵地之一，位于黃河東側(cè)。

辭（1）戊辰日占卜是否到就地巡游，第二天己巳又占卜是否到疐地巡游，后某日又占卜是否到就地巡游，可佐證就地距離疐地不遠。上揭辭（2）之“涉”，鄭杰祥認為即“涉河”，并認為卜辭所載之“就”即后世濮陽縣北之古戚城?！捌荨?、“就”二字聲紐同系，韻部分屬覺、幽，互為陰入，能相通假?！洞呵锝?jīng)》文公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倍拧蹲ⅰ罚骸捌?，衛(wèi)邑，在頓丘衛(wèi)縣西?！薄端?jīng)·河水注》：“（河水）故瀆東北徑戚城西，《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率師納衛(wèi)太子蒯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頓丘衛(wèi)國縣西戚亭是也。為衛(wèi)之河上邑。”戚地在今河南濮陽市華龍區(qū)戚城村北，與疐相對位置吻合。

四、晚商“田獵區(qū)”再討論

卜辭中所見田獵地眾多，但多數(shù)地望不可細考，通過卜辭地名系聯(lián)構(gòu)建地名分布網(wǎng)絡形成“田獵區(qū)”，以地望相對明確的定點地推測未知地地望，是考察田獵地大致分布的有效手段。定點地望準確與否，是決定所構(gòu)擬體系科學與否的關鍵。上文已述，近王都的田獵地“柚”同時也近河，且可與近王都的田獵地“”系聯(lián)，其他近河田獵地如糞、黎、襄、協(xié)、就、向等都可與之系聯(lián)，與商代黃河流經(jīng)晚商王畿吻合。另一些卜辭中出現(xiàn)頻率較高的田獵地，如敦、羗、宮、梌、盂、喪、斿、疐等，皆可與近王都、近河田獵地系聯(lián)。卜辭中一些田獵地有沿黃河分布之勢，且距離王都不會過遠，相關田獵地均分布在王畿地區(qū)。上文所考田獵地，以王都位置與黃河流路為限定，這些近王都、近河田獵地可作為系聯(lián)其他田獵地的有效定點。下文以其中一些地望相對明確的地點為定點，分別梳理可與其進行“干支系聯(lián)”、“同日擇地系聯(lián)”、“異日擇地系聯(lián)”的田獵地，考察“田獵區(qū)”的分布范圍。

表1 卜辭田獵地系聯(lián)表

由表1可知，可與定點地進行“干支系聯(lián)”、“同日擇地”系聯(lián)和“異日擇地”系聯(lián)的田獵地，具有較高的重合度；各定點地彼此之間也多可相互系聯(lián)；可與各定點地系聯(lián)的田獵地中也具有很高的重合度。上揭地點可通過“異版系聯(lián)”形成一個龐大的地名網(wǎng)絡。學界普遍認為，利用“卜辭地名系聯(lián)法”系聯(lián)出的地點彼此之間相去不遠。因此，表1所示田獵地，已基本囊括卜辭中出現(xiàn)頻率較高的田獵地，這些地點即商人經(jīng)常田獵之所，且分布在一個不大的區(qū)域內(nèi)，根據(jù)相關地點連接形成的較大區(qū)域可稱為“田獵區(qū)”。該區(qū)域內(nèi)田獵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地點：（安陽東南）、、柚（安陽東南）、糞、敦（頓丘，浚縣西北十里）、黎（黎山，浚縣東南）、、利、、詽（牽城，浚縣北軍砦村）、京（衛(wèi)地京）、羗、、（泲，淇縣附近）、邇（禰，淇縣附近）、、疐、就（戚，濮陽市戚城村）、向、梌、斿、宮（丘宮，濮陽市區(qū)）、凡、盂（斂盂，濮陽縣東南）、滳、、新、、喪（桑間，滑縣桑村鄉(xiāng)）、雞（奚）、、、麥（衛(wèi)地）、夫、（浚，濮陽縣南）、襄（瀼、襄丘，濮陽縣西南）、杪（旄丘，濮陽縣西）、大（大麓）、膏、協(xié)、、衛(wèi)（韋，滑縣東南）、蓋（匡，長垣市西南）、成（成，菏澤市東北胡集鄉(xiāng)）、、安、柏（柏首）、宕、高、圅、寒、椃、莫、木、穆、齊、殸、桑、沓（，衛(wèi)地沓）、尋、灉、眢、朱、祝、專（衛(wèi)地鄟澤）、。

表1所選定點地多為近王都或近河田獵地，均分布在今河南省北部，其中柚、靠近商王都安陽，位于王都東南。敦、黎、在河南浚縣左近。疐、向、就、宮、盂等在今濮陽市境內(nèi)或附近。襄、、協(xié)、喪等在今濮陽市或滑縣境內(nèi)。可與定點地系聯(lián)的其他田獵地當不出這些區(qū)域。上述定點地中，、柚兩地最靠近王都“大邑商”，盂地距離王都最遠，以王都（安陽殷都區(qū)）與盂地（河南濮陽縣東南）為直徑的地域圈，可基本覆蓋上揭定點地，相關定點地彼此之間直線距離也多在60公里以內(nèi)，從一地到另一地所需日程最多不超過4日，與表1所示系聯(lián)情況吻合。由此可見，“田獵區(qū)”位于商王畿內(nèi)黃河兩岸及附近區(qū)域，大致包含今河南省安陽市、鶴壁市、濮陽市等區(qū)域，向外有一定延伸，我們可將其稱為“畿內(nèi)田獵區(qū)”。卜辭所見歷代商王田獵地有一定差異，但總體來說以在畿內(nèi)田獵為主。

“畿內(nèi)田獵區(qū)”適用于晚商各王。殷墟卜辭中所見各時期田獵地不計重復者約為182個，按組類統(tǒng)計大致如表2。

由于各期卜辭材料多寡不一，占卜事項也各有側(cè)重點，因此卜辭反映出的各期田獵地多寡也不一致，故表2所示各期田獵地數(shù)量分布明顯不均衡。從武丁時期到帝辛時期歷代商王田獵地點時常變遷，陳煒湛指出，“諸王田獵地點異多同少，且有不斷擴大增加之勢”。因此陳氏懷疑商代可能并不存在固定的“田獵區(qū)”。單從田獵地重復數(shù)量來看，甲骨文中所見田獵地各期差異的確較大，以出組卜辭（祖庚、祖甲時期）為界，前后組類所見田獵地重見者不足30地，反映出早期商王具體田獵地與晚期商王田獵地有較大不同。但卜辭中所見田獵活動可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常規(guī)田獵活動，即商王或貴族平時按一定計劃舉行的田獵活動，這類田獵地一般出現(xiàn)頻率較高；另一類為臨時田獵活動，即商人在從事行軍、游玩、農(nóng)耕等活動期間臨時進行的田獵活動，這類田獵地在卜辭中出現(xiàn)頻率較低，有的甚至只出現(xiàn)過一兩次，歷代田獵地中“異”的部分多數(shù)可能屬于后者。

表2 甲骨文地名分組類統(tǒng)計表

何組、無名組、黃類田獵卜辭中擇地卜辭較多，且多成組出現(xiàn)，因此可系聯(lián)的地點較多，田獵地重合度也相對較高。見于何組卜辭的田獵地，有32地見于無名組，約占何組田獵地總數(shù)的84%；有18地見于黃類卜辭，約占何組田獵地總數(shù)的47%。見于無名組卜辭的田獵地有34地見于黃類卜辭，約占無名組田獵地總數(shù)的40%。何組、無名組所見田獵地共91地，見于黃類卜辭者35地，約占38%。何組、無名組卜辭時代相近，因此二者田獵地重合度很高。黃類卜辭時代與何組、無名組卜辭時代有一定的交叉，因此其田獵地也有較多重合。若排除那些可能只是臨時田獵活動的田獵地，歷代商王（貴族）經(jīng)常田獵之地應有更高的重合度，后繼商王對前代商王田獵地有所繼承，在何組、無名組、黃類卜辭中體現(xiàn)較明顯。上揭各期田獵地中，“羗”、“柚”、“喪”、“敦”、“斿”、“圅”、“”、“向”、“”、“寒”、“麥”、“”、“宮”、“”等為歷代商王或貴族田獵地，而這些也恰是卜辭中出現(xiàn)頻率較高的田獵地，其他多數(shù)出現(xiàn)頻率較高的田獵地可與它們系聯(lián)，由此可見商王習慣性田獵區(qū)域具有較高的一致性。根據(jù)歷代商王田獵地中“同”的部分進行系聯(lián)，一些“異”的田獵地也可系聯(lián)進來，上揭“畿內(nèi)田獵區(qū)”中就包含有不少“異”的成分，可見各商王具體田獵地可能有差異，但總體來說經(jīng)常田獵的區(qū)域都不出王畿范圍。

卜辭田獵地用字多見從“山”之形，也多見田獵地與“麓”、“丘”、“京”等表示隆起地貌的詞連用，如“羗—”、“斿麓”、“麥麓”、“杪麓”、“南小丘”、“柚京”、“殸京”等；又多見從“水”之田獵地，如“襄—瀼”、“寧—濘”等，反映出田獵區(qū)域河流交錯、丘陵臺地縱橫。晚商王畿地處黃河下游，域內(nèi)河網(wǎng)密布，除黃河外，較大的河流還有“淇水”、“滳水”（流經(jīng)濮陽南）等；同時區(qū)域內(nèi)高阜、臺地較多，正如史念海所言，“兩周時期黃河下游山嶺雖然不多，可是丘陵卻到處習見，這里所說的丘陵一般是突起于平地的高阜，而非波狀高原或波狀原地的丘陵狀態(tài)地面”。歷史文獻中“頓丘”、“帝丘”、“楚丘”、“瑕丘”、“鐵丘”、“旄丘”等都位于此區(qū)域，借此可窺晚商王畿地區(qū)丘臺地貌之一斑?？傮w而言，晚商王畿地區(qū)河流縱橫、水量充沛，丘陵臺地密布，植被繁茂，適合野生動物生長棲息，是理想的田獵區(qū)域；而且畿內(nèi)田獵地距離王都都不太遠，便于短時間往返，即使長期駐蹕田獵地，也不至于影響朝政。

結(jié) 語

卜辭田獵地分布及田獵區(qū)考察是甲骨學研究的重要內(nèi)容，也是商史研究的關注重點。卜辭田獵地數(shù)量多、關聯(lián)性強，可利用“卜辭地名系聯(lián)法”進行系聯(lián)的地點較多，且多數(shù)田獵地同時也是農(nóng)業(yè)地、游玩地、軍事地，許多非田獵地也可與田獵地系聯(lián)，因此田獵區(qū)域的確定對于構(gòu)建卜辭地名網(wǎng)絡、研究卜辭地點分布具有綱舉目張的作用。本文從卜辭內(nèi)證出發(fā)，參考王畿區(qū)域與商代黃河流路，通過卜辭地名系聯(lián)與文獻對照，考證出一組近王都（大邑商）田獵地與近河田獵地的分布，并以這些地望相對明確的定點，系聯(lián)其他田獵地，從而構(gòu)建出一個以黃河為中心的田獵地分布網(wǎng)絡。柚、是靠近商王都“大邑商”的田獵地，多數(shù)近河田獵地可與二者系聯(lián)；柚、糞、黎（黎山，河南?？h東南）、鯀等是濱河田獵地，敦（頓丘，?？h西北）、詽（牽城，河南?？h北）、羗、等是可與其中一地或多地進行干支系聯(lián)或同版系聯(lián)的田獵地，這些地點均位于商代黃河內(nèi)側(cè)，即今河南省鶴壁市、安陽縣、湯陰縣、內(nèi)黃縣西部等區(qū)域；襄（襄丘，河南濮陽西南）、協(xié)、就（戚城，濮陽市區(qū)）、向等也是濱河田獵地，大、杪（旄丘，濮陽縣西）、、梌、凡、家（瑕丘，濮陽縣東南）、宮（丘宮，濮陽市區(qū)）、盂（斂盂，濮陽縣西南）、、喪、雞、、、斿、疐等為可與其中一地或多地系聯(lián)的田獵地，相關地點分布在商代黃河外側(cè)，即今河南省滑縣、內(nèi)黃縣東部、濮陽市等區(qū)域。以近王都、近河田獵地為定點，通過卜辭地名系聯(lián)，多數(shù)出現(xiàn)頻率較高的田獵地可系聯(lián)在一起，形成一個較大的田獵地點分布網(wǎng)絡。網(wǎng)絡內(nèi)的田獵地多數(shù)分布在今河南省安陽市、鶴壁市、濮陽市境內(nèi)或周邊區(qū)域。這個由商王（貴族）習慣性田獵地系聯(lián)出的地名分布網(wǎng)絡，可近似地看作一個“田獵區(qū)”，因其地處王畿腹地，故本文將其稱為“畿內(nèi)田獵區(qū)”（參見文末附圖）。

甲骨文是研究商史不可或缺的原始資料，其中包含大量的地名、方國名，是研究商代歷史地理的重要線索。商代地名研究是商代疆域、經(jīng)濟文化、族群關系、軍事戰(zhàn)爭、社會組織等重大課題的基礎性研究。但由于商代距今久遠，文獻及相關研究材料相對匱乏，加之研究者采用不同的系聯(lián)標準，故學界對于商代地名的統(tǒng)計以及具體地望的考證，尚存在很大分歧?！拔墨I對照法”與“卜辭地名系聯(lián)法”是考證甲骨地名地望的主要方法，由于異地同名現(xiàn)象的普遍存在，同一甲骨地名，在文獻中可能找到多個與之同名的地點，研究者選擇不同的參照，所得結(jié)論也各不相同。現(xiàn)代考古學所提供的新材料是考證商代地名地望的重要參考，但迄今為止幾乎沒有商代遺址發(fā)現(xiàn)有標示遺址地商代地名的信息，因此難以將某地考古文化與商代地名直接聯(lián)系。有鑒于此，傳統(tǒng)的“地名系聯(lián)法”與“文獻對照法”仍是考證甲骨地名地望的主要方法，而以這兩種方法考證地望，定點的選擇就至關重要，甲骨文地名地望考證成果之所以存在分歧，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缺乏切實可靠的定點。以不同的定點系聯(lián)卜辭，得出的結(jié)論就可能不同，即使以相同的定點系聯(lián)卜辭，但對定點地望認識不同，所得結(jié)論自然也有差異。各家所取定點是否可靠，決定著其架構(gòu)的系統(tǒng)是否可信，但由于缺乏考古材料印證，單從文獻出發(fā)也很難驗證定點地望是否準確。相對于地名的變遷，先秦時期黃河的流路相對穩(wěn)定，可作為研究商代地名的參照，故從卜辭內(nèi)證出發(fā)，結(jié)合黃河流路，參考商代王畿范圍，再將有關商代地名與文獻地名對照，所得結(jié)論可能更符合歷史事實；再以近河地名為定點，系聯(lián)卜辭中其他地名，便可構(gòu)建出一個以黃河為中心的卜辭地點分布體系。

（作者唐英杰，系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后研究人員；鄒芙都，系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