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秦明

1957年5月的一天，湖南長沙中學語文教師李淑一拿著一只大信封，快步地走進長沙第二女中初三的教室，激動地對學生講：“毛主席給我寫信了！”

在學生們的掌聲中，李淑一滿含激情地朗誦了毛主席贈給她的詞《蝶戀花·游仙》（后改為《蝶戀花·答李淑一》）：

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飏直上重霄九。

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

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毛主席與李淑一的合影

李淑一是楊開慧同志同窗好友，她的丈夫柳直荀曾任中共鄂西北特委書記，1932年因反對王明“左”傾路線慘遭殺害。李淑一因懷念丈夫在1933年寫下一首詞《菩薩蠻·驚夢》，于1957年初寄給毛主席請他指正。正是這首詞，令毛主席“大作讀畢，感慨系之”，遂揮筆寫下了這首《蝶戀花·答李淑一》回贈。

發(fā)于親情憶念、憑于神話古典，極具美感的豐富想象，交織出了這篇華彩詞作，構(gòu)成了對友情、親情、革命情相交融的人生響應。

古人常以月亮寄托思鄉(xiāng)之情、思念之情，猶以中秋月圓之日為最盛，毛主席也不例外。比起“千里共嬋娟”的思念之苦，更苦的是天人永隔——“女子革命而喪其元，焉得不驕？”。“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寄托的正是毛主席對妻子楊開慧烈士和戰(zhàn)友柳直荀烈士的無限深情。

時間回到毛主席寫下《蝶戀花·答李淑一》的30年前——1927年9月10日的中秋節(jié)，毛主席剛剛于前一天發(fā)動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工農(nóng)革命軍分別從修水、安源、銅鼓等地出發(fā)，向長沙進擊。

團長蘇先俊和銅鼓當?shù)氐狞h組織負責人找到了毛主席，“毛委員，開完會我們就到鄉(xiāng)下去買點酒肉，過個中秋節(jié)!”處于高度緊張忙碌狀態(tài)的毛主席，才想起這本該是個闔家團圓的日子。但毛主席擺擺手笑著說，“不用買酒肉，我們也照樣過中秋節(jié)。今天是工農(nóng)集合起義的好日子，集合會師就是團結(jié)，團結(jié)就象征著團圓嘛!”

而此時剛剛與毛主席告別的楊開慧，帶著三個年幼的兒子回到板倉開展地下斗爭，積極發(fā)展黨的組織，策應丈夫的革命。

雖然因為敵強我弱、缺乏作戰(zhàn)經(jīng)驗等原因，秋收起義受到嚴重挫折，但是，毛主席領(lǐng)導的這場起義，卻是毅然拋棄國民黨的旗幟，第一次在武裝斗爭中公開打出中國共產(chǎn)黨的旗幟；對于宣傳黨的主張、喚起工農(nóng)千百萬，團結(jié)起來參加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具有極重要的政治意義，成了中國工農(nóng)革命的真正起點。

八一南昌起義打的仍是國民黨左派的旗幟，起義后成立的政權(quán)也還是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雖然毛主席在八七會議上講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quán)”驚世駭俗論述，但1927年8月21日，臨時中央作出的決議案仍舊強調(diào)，“中國共產(chǎn)黨應當組織工農(nóng)暴動于革命的左派國民黨旗幟之下”。

毛主席通過幾天來從武漢到長沙的所見所聞，了解到國民黨軍隊對工農(nóng)運動的殘酷鎮(zhèn)壓，認識到群眾對國民黨的看法已完全改變，便立即向中央寫信：“我們不應再打國民黨的旗子了。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chǎn)黨的旗子，……國民黨的旗子已成軍閥的旗子，只有共產(chǎn)黨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國民黨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則必會再失敗”！“（我們應該）立刻堅決的樹起紅旗”，“只有共產(chǎn)黨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軍叫工農(nóng)革命，旗號鐮刀斧頭”，9月初，毛主席主持安源張家灣軍事會議，正式?jīng)Q定組建“工農(nóng)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

因為毛主席的決策，1927年的這個中秋皓月，注定在中國過去5000年的歷史長河中綻放出最耀眼的光輝。

秋收起義爆發(fā)后，毛主席興奮地寫下了這首《西江月·秋收起義》：

軍叫工農(nóng)革命，旗號鐮刀斧頭。

匡廬一帶不停留，要向瀟湘直進。

地主重重壓迫，農(nóng)民個個同仇。

秋收時節(jié)暮云愁，霹靂一聲暴動。

按照中央的指示，與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的“城市中心暴動”道路一樣，秋收起義原計劃也是以攻占長沙為目標。但秋收起義同樣遭遇了巨大挫敗，在起義發(fā)動之后的第五天——1927年的9月14日，在瀏陽東鄉(xiāng)上坪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改變攻打長沙的計劃，命令部隊到瀏陽文家市集中；19日，毛主席又在文家市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決定起義軍撤離湘東地區(qū)，向南轉(zhuǎn)移；29日，毛主席率領(lǐng)部隊到達江西永新的三灣村……

在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關(guān)頭，毛主席毅然決定在農(nóng)村開辟新的革命陣地，走出了以農(nóng)村為中心、走農(nóng)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新道路。

其后，因為毛主席，被徹底改變的不僅僅是不適合中國具體情況的“城市中心”革命道路：

“支部建在連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lǐng)導，保障了無產(chǎn)階級領(lǐng)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性質(zhì)以及作為“執(zhí)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的作用，提高了人民軍隊的凝聚力和戰(zhàn)斗力；

“官兵一致……實行軍隊內(nèi)的民主主義”，使革命軍隊的面貌煥然一新，“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誕生了一支徹底區(qū)別于一切單純打仗的舊軍隊的新型人民軍隊。

“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毛主席親手制定革命紀律，“將革命軍人如何對待人民群眾，用最具體、最簡要的語言固定下來”，“軍民團結(jié)如一人”的局面自此形成，中國革命從此“從勝利走向勝利”！

一場開局就幾乎注定了要被扼殺的中國革命，因為毛主席而被徹底拯救。

有人說，“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幸運”。然而，于毛主席自己而言，他既是“幸運”的，又是不幸的。

如果我們認真翻閱毛主席的傳記就會發(fā)現(xiàn)，毛主席的“幸運”，是從青年時代開始，在他人生的不同階段，總能碰到于他的事業(yè)有幫助的人；毛主席的“幸運”還在于他一生經(jīng)歷了無數(shù)槍林彈雨，卻總能幸運地活下來，就在秋收起義的前一天，他才剛剛有過一次死里逃生的經(jīng)歷；但毛主席又從來不是貪生怕死，在陜北毛主席率領(lǐng)200人與胡宗南的20萬人周旋之時，最危急的時刻，敵我相距僅300米；即便如此，毛主席卻總是害怕對不起“成千成萬在我們的前頭英勇犧牲的先烈”，“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臨到去世，毛主席所掛懷的仍舊是如何使國不變色、黨不變修，勞動人民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這樣的“幸運”背后，絕不是英雄史觀里的“主角光環(huán)”，恰恰是毛主席一以貫之的“人民史觀”，是“歷史合力”在毛主席本人身上的體現(xiàn)。

毛主席又是不幸的。為了中國革命，毛主席一家犧牲了六位親人，其中便有他的兩個親弟弟、一生摯愛的妻子楊開慧和長子毛岸英……

“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

今夜，我們都是毛主席的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