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越：再論初創(chuàng)時期的中國史學史學科

閑野之家 2022-09-08 發(fā)布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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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前半期，中國史學史研究作為一門現(xiàn)代學術分類體系下的學科在中國史學中逐步發(fā)展起來，既有研究對初創(chuàng)時期的中國史學史學科建立以及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發(fā)展過程多有論述，本文擬在此基礎上對一些問題再作討論，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一、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初創(chuàng)

在中國史學史學科初創(chuàng)時期，是哪位中國學者最早提出“史學史”這個概念的，哪位中國學者對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建立作出了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這個問題一直以來有著比較明確的回答。1921年，梁啟超在南開大學講授中國文化史，部分講稿連載于同年《改造》雜志第4卷第3、4號，1922年商務印書館初版，書名為《中國歷史研究法》，副題為“中國文化史稿第一編”。該書第二章“過去之中國史學界”，敘述從史學的產生到清代史學間“二千年來史學經過之大凡”，是一篇簡要的中國史學史，說明在史學被認定為一門現(xiàn)代學術分類體系中的一門學科的前提下，作為歷史學學科史的“史學史”概念已經逐漸明確。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梁啟超在清華國學院講授“文化史”，講稿經整理成《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193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一書，書中專有一部分“史學史的做法”，梁啟超在此寫道：中國史學“很有獨立做史的資格，中國史學史最簡單也要有一二十萬字才能說明個大概，所以很可以獨立著作了”。這段話被多數人認定是中國史學史（或者說是史學史）學科建立的標志，梁啟超也被看作是史學史學科的首倡者。

不過，中國史學史學科初創(chuàng)時期提及“史學史”概念或有意建立發(fā)展史學史學科的人并不僅梁啟超一位，對于史學史學科首倡者的問題，似不宜一概而論。朱維錚曾說：“依時序，李大釗于1920年在北大所編《史學思想史講義》，較諸梁啟超于1922年在南開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早一年。”朱維錚并未言及誰先誰后的“首倡權”，但是這畢竟提示我們，在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及“補編”中分別述及中國史學史和提到中國史學“很有獨立做史的資格”之前，李大釗也寫出了“史學思想史”，具有明確的“史學史”意識。此外，另有學者撰文指出：“朱希祖自1919年起在北大史學系主講本國史學概論，后更名為中國史學史，講述中國史學之起源、中國史學之派別以及歷史哲學?！薄爸煜Ｗ嬉延辛嗣鞔_的史學史意識，并且認為史學史完全可以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由此，我們可以將'史學史’概念提出的時間追溯到1919年。朱希祖是目前我們所知的最早提出'史學史’的史家，他的《中國史學通論》應該是最早的中國史學史講義?！?/section>

李大釗的《史學思想史講義》簡要介紹了歐洲文藝復興以來數位重要史家的史觀和史學思想，雖然其“史學思想史”較早提到了史學史在歷史研究中的必要性，但其講義并未論及中國史學史，與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并不直接相關。朱希祖在主持北京大學史學系時已將史學史列為教學科目，“首先在大學課堂上講授中國史學史的，應推北京大學史學系主任朱希祖先生”。不過，一門課程的設立尚不能標志著一門學科的建立，就像民國時期的大學課堂上設有西洋史、中國近世史等課程，卻不能說中國的世界史、中國近代史學科就已經建立起來一樣，“由于處于學科初創(chuàng)階段，他沒有像梁氏那樣從理論上加以闡發(fā)，也沒有給史學史提出清晰的研究輪廓”，他主講的課程講義后經補充修訂于1944年方以《中國史學通論》為題出版，但那時已有數部中國史學史專著問世，朱著無論從時間上還是內容上，在中國史學史研究領域的影響力都較有限。

如果再向前追溯，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本名內藤虎次郎，1866—1934）在京都大學先后三次講授“中國史學史”。第一次是在1914—1915年間，講授的具體內容不詳；第二次是在1919—1921年間，“從古代一直通講到現(xiàn)代”；第三次是在1925年，講授的題目是“清朝的史學”。由于內藤湖南授課時不帶講稿，也沒有講義，所以并未留下他所撰寫的關于中國史學史的文字著述。當其有意將所講內容編纂成書時，便將聽講學生的聽課筆記進行整理與訂正，時間約在1923年。至1925年他講授“清朝的史學”時，又在此前經他整理的講義中增補了許多內容。內藤湖南去世后，內藤乾吉（內藤湖南長子）和神田喜一郎二人以內藤湖南曾經整理過的書稿和搜集到的幾種當時學生的聽課筆記為底本，互相核對補充，終于完成了對這部《中國史學史》（又稱《支那史學史》）的整理工作，并于1949年5月由弘文堂出版，后收入《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1953年，楊聯(lián)陞撰文評論內藤湖南的《中國史學史》，認為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屬于經典性著作，嘉德納《中國傳統(tǒng)史學》是唯一的英文本中國史學史，內藤湖南的《中國史學史》則是“近代學者撰寫的部頭最大的一部”。楊聯(lián)陞還介紹內藤湖南對中國史學史的分期，稱對其評論和內容印象深刻。2008年，旅日中國學者馬彪將內藤湖南的《中國史學史》譯成中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盡管如此，從現(xiàn)有材料上看，內藤湖南的這部史學史著作對中國國內的史學史學科建設的影響力并不明顯。

1920年代前后，先后有朱希祖在北京大學史學系講授中國史學史課程、李大釗講授和編寫了史學思想史講義、梁啟超提出史學有獨立做史的資格，說明在這個時期中國史家具有“史學史”意識有一定的必然性，而這種必然性是建立在中國史學轉型即中國史學在逐步接受并適應了現(xiàn)代學術分類后將史學視為一門現(xiàn)代獨立學科的基礎上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新式學堂的紛紛建立、新式教科書的編纂以及主要來自于日本的新的學術分科理念的影響，歷史學的學科化意識在中國知識界開始形成，20世紀以后，歐美留學生學成歸國所帶來的西式學科分類方法在高等院校的專業(yè)與課程設置中的實施、高等院校中研究院所（門）的設立、歷史學學科化后所延伸出的各斷代史和專史等分支學科的明確等，這些變化從形式和內容上都促進了中國史學的學科化進程，正是將歷史學視為近代意義的“學科”后，“史學史”概念隨之清晰起來。因此，史學史學科的產生是近代歷史學學科化的產物，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建立與近代中國歷史學的學科獨立直接相關。在相近的時期內，中國史家先后觸及并開始了中國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中國史學史學科由此得以建立起來。相比之下，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及“補編”中對史學史學科的論述、對中國史學史研究內容的設想、對中國史學史基本線索的梳理等，對于中國史學史學科發(fā)展有著更廣泛、更深入的影響力。是故，我們依然可以認為，梁啟超提出的關于“史學史”的觀點，是中國史學史學科建立的標志，梁氏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真正先驅。

二、怎樣看待梁啟超、金毓黻等“要籍解題”式的中國史學史研究

后人評價初創(chuàng)時期的中國史學史學科時認為，以梁啟超的史學史框架寫就的中國史學史著述，很有些史部目錄的味道，而那些繼承了梁啟超的“史學史的做法”的中國史學史撰述更像是要籍解題。但是，如果細讀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所寫的那部分簡要的中國史學史，上述評價恐怕也不一定全面。

梁啟超提出，中國史學史最少要在四個部分特別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學的成立及發(fā)展，四、最近史學的趨勢”，并按照這四個部分的順序分別闡述了中國史學的發(fā)展面貌：

首先，抓住中國史學的特點——史官，“中國史學之所以發(fā)達，史官設置之早是一個主要原因”，重點闡述的內容是史官的地位、信史精神和國史館的設立。

其次，“史家”部分主要敘述歷代史著撰述情況，以不同的史書體裁和“二十四史”為主。

再者，“史學的成立及發(fā)展”重點介紹了劉知幾、鄭樵和章學誠，由這三人的史學建樹串聯(lián)起中國史學的發(fā)展過程，并由此論述了“史與道”和“史與文”的關系。

最后，“最近史學的趨勢”以介紹當前史學發(fā)展為主，并批評了當時史學界過分重視新發(fā)現(xiàn)的史料和輕率懷疑古史的風氣。

在梁啟超提及的中國史學史的四個部分中，第二部分“史家”看上去更像是要籍解題，其他三個部分卻并非全然如此。

“史官”現(xiàn)象是中國史學所獨具的特點。今人已經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史官和設館修史制度是影響中國古代史學走向的關鍵內容之一，也是中國古代史學史亟待全面深入研究的領域。梁啟超在當時很敏銳地提出“史官”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重點內容，并且將“史官”置于中國史學史研究內容的首要位置，就清楚地說明了梁啟超對“史官”的重視程度，而他強調的“史官的地位、信史精神和國史館”也同樣是史官研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

“史學的成立及發(fā)展”以劉知幾、鄭樵和章學誠三人為中國史學不同時期的代表，敘述中國史學發(fā)展過程，是研究者對中國史學史階段性發(fā)展的認識。以劉、鄭、章三人為重點，至今仍為許多人所重視，既不陳舊也未過時。梁啟超在這個部分還提出了“史與道”和“史與文”等中國史學史中具有普遍性的理論問題，這都是“要籍解題”所無法涵蓋的。

“最近史學的趨勢”是彰顯史學史研究價值的組成部分。史學史本是一門以評價、綜述和反思為主的學科，對以往史學發(fā)展的分析及評述，在很大程度上是為當前史學發(fā)展提示經驗與教訓，而對最近史學發(fā)展作及時、有效的總結，還可以為歷史學的發(fā)展走向及發(fā)展趨勢提供總結與評估的資源。

由此觀之，梁啟超的“史學史做法”不乏精辟之見，所謂要籍解題式的史學史特征并不明顯?；蛟S是此后的中國史學史著作在“細化”梁啟超“做法”的過程中，并非能夠全然領會梁啟超“做法”的全部要義，同時在早期的中國史學史研究撰述過程中，因研究基礎薄弱而不能夠均衡表現(xiàn)梁啟超的構想，所表現(xiàn)出來的便與史部目錄學更為相近了。即使如此，也應當看到，受西式學術分類體系的影響而出現(xiàn)的中國史學史學科，所承載的是中國史學自身2000多年歷史的厚重內容，因而就史學史的學科建設而言，即使在早期的中國史學史研究著述中表現(xiàn)出要籍解題式的研究特征，這在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最初階段也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史學史研究逐步展開，相繼出現(xiàn)了數種中國史學史著作。中國史學史課程在高校開設的更為普遍，目前已知存留相關講義不下十余種（包括鉛印、油印、手寫）。中國史學史研究論文，當有數百篇。總的看，在多種中國史學史講義中，“要籍解題”的傾向較為明顯，一些講義幾乎與史學名著提要差別不大，這可能就是時人和后人詬病當時的中國史學史研究像要籍解題的原因。但是，這些中國史學史講義或那些史學概論、通論性質的書中述及的中國史學史，并不一定能夠代表當時史學史研究的真正水準。能體現(xiàn)中國史學史研究水平、公開出版并產生有較大影響的中國史學史著作，當屬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商務印書館1941年版）、魏應麒《中國史學史》（商務印書館1941年版）以及王玉璋《中國史學史概論》（重慶商務印書館1942年版）。商務印書館在兩年間即出版了三部中國史學史著作，可見當時中國史學史研究所受到的重視程度。有學者評論說，金、魏、王“三書都受到梁啟超的影響，史官、史家（史籍）、最近之史學趨勢，同為主要內容；魏書將劉知幾、鄭樵、章學誠列為專章；金著將劉知幾、章學誠合為一章，也都有跡可尋”。從這幾部史學史著作的整體架構和主要內容來看，的確可見梁啟超“做法”的影響，然而各部史學史著作并非沒有其自身特點。

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被公認是早期中國史學史研究中影響最大的一部著作。金毓黻稱其書“謹依劉、章之義例，緯以梁氏之條目，粗加詮次，以為誦說之資”。劉知幾、章學誠討論過的問題和梁啟超規(guī)定的史學史框架，均在金毓黻《中國史學史》中有著明顯的反映，而且作為早期的中國史學史研究文本，金著不乏許多獨到之處。

金著把魏晉至唐宋以來的史籍分私家修史和設館修史兩大類來敘述，后者是該著精彩部分之一。梁啟超意在突出“史官的精神與史官地位的尊嚴”，金著更重視對歷代史官制度興廢沿革的考證與闡述。金著有“古代史官概述”（第一章）和“漢以后之史官制度”（第五章）兩部分，著者以其深厚的考證功力，把中國史官和史官制度作為古代官僚體系的一部分作了較為系統(tǒng)地梳理。與梁啟超觀點不同的是，金氏認為，古代史官“職司記事，位非甚崇”。即史官的地位并不高，并非如梁啟超所說得那樣“史官在法律上有獨立的資格，地位又極尊嚴”。梁啟超的“做法”中對于官修史書幾乎未予提及，明顯輕視官修史書，金著則在第六章“唐宋以來設館修史之始末”中專門論述官修史書。梁啟超極為看重鄭樵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金氏卻認為“近人或推鄭樵，以為可與劉、章鼎足而三，吾謂非其倫也”。在金著中，鄭樵及其《通志》只是作為第七章“唐宋以來私修諸史”中“紀傳體之正史別史”類的“總輯之史”中的代表。金氏認為，鄭樵的《通志》只是仿南梁武帝的《通史》而作，鄭氏強調的“會通”，只是形式上的會通諸史而已。至于備受好評的《通志·二十略》，金氏的看法是：“鄭氏之初意，本欲镕鑄群言，自成一家，而載筆之時，力不副心，不僅紀、傳、世家、載記，全抄著史，無所裁剪，即其所極意經營之《二十略》，亦不免直錄舊典，而憚于改作。今讀其序文所云云，徒見其好為大言，而有名不副實之疑?！?/section>

以上擇取梁啟超、金毓黻在中國史學史中的不同觀點之處，雖多屬見仁見智之說，卻可說明后者并非簡單地因襲前者。就“史官”而言，金著大大擴充和豐富了梁啟超“做法”的框架與內容，金氏的研究使中國史官制度史初具雛形，構成金著最有學術價值的部分之一。就“史家”而言，金氏更強調古代史家群體對于中國史學發(fā)展所作出的貢獻，而不是僅僅突出劉知幾和章學誠。金著雖對于劉知幾和章學誠的史學理論著墨甚多，卻不認為鄭樵的學術成就達到了梁啟超所說的高度。金著末章“最近史學之趨勢”，對20世紀開始后的三四十年間史學狀況的認識，見解獨到，評價犀利，充分體現(xiàn)了著者獨具慧眼和卓見。此外，金氏在《中國史學史》中善于用“表”，自言：“不悟表之為用，便于記載瑣細，凡本紀、列傳所不能盡載，而又不忍遺棄者，惟有佐之以表，乃足以宏其用。唐宋以下諸史，大抵有表?！辈⒄f明表的應用“有裨研史”。金著共計列表22個，對史學史的記述有重要輔助作用。作為近代中國史學中第一位系統(tǒng)撰著中國史學史專著的學者之一，金氏在實踐梁啟超中國史學史“很可以獨立著作”的設想的同時，也充分表達了他本人對中國史學史的認知與見識。

金著之外，魏應麒《中國史學史》和王玉璋《中國史學史概論》二書亦能體現(xiàn)出作者的“別識新裁”。魏著分上、下兩編，分別從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論述中國史學史：上編專論中國史學之特點與價值、史籍之位置與類別、史官之建置與職守；下編述及遠古至民國諸時代的史學發(fā)展，并強調“尤注意史學家之史學理論與方法”。梁啟超的“做法”提出了史官、史家、史學的成立和發(fā)展、最近史學的趨勢四個部分，其中的史官和史家是史學史中的題中之義（史官是中國史學的獨特部分，亦可歸于史家中），史學的成立和發(fā)展以及最近史學的趨勢是史學之“史”，梁啟超將這四個部分平行列于史學史的“做法”中，可以看出在重點表述史家史書與縱向闡述史學史這兩者之間的矛盾：突出史家和史書，就會影響到對史學發(fā)展過程的縱向展示；強調史學之“史”，又會削弱史家和史書在史學史中起到的核心作用；兩者同時兼顧，又不免重復之處。金毓黻同樣遇到這個問題，致使其《中國史學史》在結構安排上顯得不甚清晰：將史官制度、設館修史、私家修史分階段先后敘述，中間加入司馬遷和班固、劉知幾和章學誠。顯然，他試圖平衡中國史學史中的官修史書、私人撰述、最具影響力史家、史學發(fā)展過程四者的位置，但效果并不理想。魏應麒在其書中的上編以分專題的方式橫向論述中國史學的“特質與價值”、史書的特點和史官建置等問題，在下編分述古代史學、兩漢史學、三國兩晉南北朝史學、隋唐史學、五代宋史學、元明清史學、民國以來史學等不同歷史時期的史學發(fā)展情況，不失為解決上述問題的辦法之一。此外，魏著對一些專題的討論，如五德三統(tǒng)說下之歷史觀及其影響、正統(tǒng)僭偽之見、史評之興起、史識問題等，均可看出作者的問題意識。

王玉璋的《中國史學史概論》，“遠宗梁先生（啟超）之大義，而略為去取，以求研述之方便。借金先生（毓黻）搜羅之宏富，而取精用宏，裁以自我之史觀大義，而成一新系列”?？梢娫摃芰簡⒊⒔鹭鬼甑挠绊懞艽?。王著大致依照梁啟超的“做法”謀篇布局，有“史官”、“史籍名著述評”、“史體”、“史學之新趨勢”諸章。唯“歷史哲學”一章，述及中國歷史上的五德終始說、三正三統(tǒng)論、皇極經世論、三世說、神權史觀、垂訓借鑒史觀、科學史觀等，“均一一加以敘及借明吾國史學觀念發(fā)展之大勢”，所論雖不乏牽強之處，但至少表現(xiàn)出了對梁啟超“做法”的某種突破。

綜上可知，我們不宜簡單地說，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史學史撰述就是要籍解題式的中國史學史；也不應絕對斷言，早期的幾部中國史學史著作就是沿用梁啟超的“史學史做法”而少有新意。

三、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史學史研究旨趣再分析

1947年，齊思和發(fā)表對金著《中國史學史》的書評，文章說：“抑吾人猶覺美中不足者，書名史學，自宜論其體裁之得失，編次之良否，態(tài)度之偏正，考訂之精粗，俾讀者了然于二千年來史學演進之大勢，及今后改良之途徑，作者過重故實，而忽略史學，僅言纂修經過，鮮及體例得失，史學之義，似猶未盡也?！贝撕?，批評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史學史著作太過注重史家 “故實”和史書“編纂經過”的聲音一直存在著，看上去那幾十年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主要內容似乎僅針對史家、史官、史書以及史書體裁。且不說以史家史書等為中國史學史主要研究內容是中國史學史學科初創(chuàng)時期的必經階段，即使在當時的情況下，對中國史學史研究對象的認識也并非局限于此，其中蒙文通的中國史學史理念就很有特點。

1935年9月7日，蒙文通在致柳詒徵信中說，“秋初學年開始定課，遂不揣淺妄，擬授中國史學史一門”。由此可知，蒙文通在此時已經著手于中國史學史的課程講授和講義編寫。1930—1950年代，蒙文通在多所大學講授中國史學史，其講義的部分內容陸續(xù)在《重光月刊》《圖書集刊》《華文月刊》《國論月刊》等刊物上發(fā)表。蒙文通治史學史的理念與上述幾位有很大不同，其主要觀點是：

第一，“竊以中國史學惟春秋、六朝、兩宋為盛，余皆遜之。于此三段欲稍詳，余則較略”。只看重春秋、東晉南朝和兩宋這三個時期是中國史學最發(fā)達的時期。

第二，“每種學術代有升降，而史學又恒由哲學以策動，亦以哲學而變異。哲學衰而史學亦衰”。即把史學發(fā)展變化的緣由與哲學聯(lián)系在一起，視哲學的興衰為史學興衰的原因。蒙文通推重中國史學發(fā)展中春秋、六朝、兩宋這三個時期，其原因也在于此。

第三，“間有能者，而未蔚成風氣，偶焉特出之才，不能據以言一代之學。子長、子玄、永叔、君實、漁仲，譽者或嫌稍過，此又妄意所欲勤求一代之業(yè)而觀其先后消息之故，不樂為一二人作注腳也”。直言不認為個別著名史家的建樹能夠代表一個時代史學的特點或趨向。

第四，“余之研史，至是始稍知歸宿，亦以是與人異趣。深恨往時為說言無統(tǒng)宗，雖曰習史，而實不免清人考訂獺祭之余習，以言搜討史料或可，以言史學則相間猶云泥也。于是始撰《中國史學史》，取舍之際，大與世殊。以史料、史學二者誠不可混并于一途也”。明言自己的史學史觀點“與人異趣”、“大與世殊”。

對此，金毓黻有針對性評論。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在1938年基本完稿，對中國史學史已頗有心得。1940年看到蒙文通的中國史學史講義，在日記中言及自己的意見：“蒙君治史蓋由經學入，其治經學，更以《公》、《轂》為本柢，故所重者為研史之義理，而非治史之方法?！毕戎赋雒晌耐ǖ闹袊穼W史研究重在義理，而非方法，然后質疑蒙文通這樣的研究旨趣所造成的后果是：“晚周、六朝、兩宋皆為吾國學術思想隆盛之期。然晚周諸子，不見有自撰之史；六朝時撰史之風極盛，而亡佚其十九；兩宋時期史著具在，然多不屬談理之彥?！奔疵晌耐ㄋ^中國史學的三個興盛時期，從史學發(fā)展本身來看，或尚未形成史學雛形，或少有史書存留，或看不到明顯的義理史學，此三個時期的史學發(fā)展狀況與其解釋的并不相符，于是造成了“蒙君所著，蓋取先秦諸子、六朝群彥之談言微中有涉于史學者，一一摭而取之。其于兩宋則以金華、永嘉諸派之學說采摭最備。然諸派中惟東萊能撰史，諸人不過論說之而已。至劉知幾最為能通史法者，而蒙君則不之及，蓋其意之所重不在此也”。

可見，蒙文通所強調的“史學又恒由哲學以策動，亦以哲學而變異”，“哲學發(fā)達之際，則史著日精，哲學亡而史跡亦廢”，在金毓黻看來并非如此，這也是金毓黻批評的“蒙君治史蓋由經學入”、“所重者為研史之義理，而非治史之方法”的緣由。據蒙文通治史學史之旨趣，讓金毓黻不能接受的后果是：“晚周諸子，不見有自撰之史。六朝時撰史之風極盛，而亡佚其十九。兩宋時期史著具在，然多不屬談理之彥?！边@還是史學史么？金毓黻的基本看法是，“愚謂能自撰一史者，乃得謂之通史學，否則高語撰合，鄙視記注，則成家之作必少”。他反詰蒙文通：“還以質之蒙君，以為然乎，否乎？”問題表現(xiàn)得十分明確：史學史究竟是史學編纂（或治史方法）之史，還是史學觀念之史？

梁啟超、金毓黻等學者即是在視史學為現(xiàn)代學科的“科學”門類之一的前提下回顧中國史學發(fā)展進程，意識到史學“很有獨立做史的資格”，并撰寫中國史學史的。他們屬意從傳統(tǒng)學術中擷取作為現(xiàn)代學科意識的“史學”內容條分縷析，從經、史、子、集中概括出“歷史學科”所規(guī)定的“史學”編纂為史學史，史家、史書、史官自然是中國史學史的主干，史學的成立與發(fā)展、最近史學的發(fā)展趨勢是中國史學史的脈絡，司馬遷、歐陽修、司馬光、鄭樵，劉知幾、章學誠等著名史家及其史著是中國史學史的重點。蒙文通更在意“研史之義理”，在他眼中，哲學（經學）、先秦諸子、“名理”、“義理”、史識等才是影響史學發(fā)展的內在原因，撰寫中國史學史應重點關注的也正是史家史書背后的思想脈絡，史學觀念史才是中國史學史的主線。因此，春秋、六朝、兩宋是蒙文通眼中的史學興盛期，無論是“子長、子玄、永叔、君實、漁仲”，還是梁啟超的“史學史的做法”，蒙文通都不愿為其“作注腳”，即使“與人異趣”、“大與世殊”，也不在意。

蒙文通的史學史著述意識，某種程度上是對梁、金史學史模式中所存缺失的完善，然而蒙文通過分看重中國古代史學中的經學、義理、名教等理念對史學發(fā)展走向產生的作用，以至于多少影響到了對現(xiàn)代史學“學科”性質的新認知，忽略了史學的載體仍舊是史家、史書本身這一基本事實，難免會被金毓黻詰問“高語撰合”、“成家之作必少”者如何能成為一代史學的擔當？

蒙文通的《中國史學史》一直未能完整成書刊行于世，故影響有限。然蒙文通攜其史學史講義在一二十年間任教于多所高校，受其業(yè)者當不在少數，其潛在影響亦難預料。無論如何，蒙文通的史學史理念豐富了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模式。在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早期階段，在梁啟超、金毓黻等的中國史學史書寫得到更多認同的情況下，尚有蒙文通式的史學史研究意識與之并存，這不能不說是初創(chuàng)時期的中國史學史研究具有極為重要意義的學術見解。自那時起，若將目光下延至大半個世紀之后的21世紀以來，若干史學史研究碩彥紛紛強調史學觀念史之于史學史研究的重要性。例如，朱維錚認為，“史學史不應該只是既往史學的批評史，卻更不可以變成單純的歷史編纂史”，史學史的結構之一“當為歷史觀念史”。汪榮祖強調，史學史研究應“注重研究歷史學家如何思考問題，他的宇宙觀，對當時社會的觀感”，需要從文獻材料中“提煉史學思想、史學思維”。因此之故，僅以史家、史書式的書寫模式概括不同時期的中國史學史研究，顯然是不全面的，我們或許低估了中國史學史學科初創(chuàng)期的研究實效與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