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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和《漢書》在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作為一部史學巨著，《漢書》和《史記》一樣，產(chǎn)生于文史尚未明確分離的時代，本身即兼具文、史的雙重特點，其對后世的影響首先無疑是多方位的，盡管首先仍表現(xiàn)在史學方面。《漢書》在文學方面對后世的影響雖不及《史記》之巨大，但無論如何是不可忽視的。 《漢書》在史學體制上超越《史記》成為后世效法的首選對象，“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shù)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并有解釋?！?nbsp;可見《漢書》在史學上所以能立千古之典范，乃在于其史體之規(guī)范，內(nèi)容之雅正，而這又歸功于班固數(shù)十年的精研覃思?！稘h書》與《史記》一樣，不僅在史學體制上樹立典范，而且也成為千古史文的楷模。《漢書》文章繼承先秦、西漢史文遺風，又受辭賦鋪采擒文影響，風格典麗，氣度雍容，成為后世文章之一大宗，影響所及，遠非一般著作可比。東漢蔡豈以下，六朝潘岳、陸機、沈約、任防、吳均、庚信等等驕儷繼踵，遂使驕文大盛，而溯其淵源，《漢書》無疑是一重要源頭。蔣伯潛先生論曰:“經(jīng)過了西漢一個長時期的醞釀，驕文己慢慢地成熟起來，所以東漢文章的作風便來得整齊華贍，而驕文的基礎由此得以奠立。這時候有一個很可.驚的成就值得注意，那便是班固《漢書》有趨尚驕儷的傾向，和《史記》的為散文恰成兩大勢力的對峙，而隱隱之中即成為后世驕文的鼻祖?！?/span>中國小說成熟較晚，且深受歷史之影響，古代學者已多所關(guān)注，今人或以為:“中國古代以人為本位，注重人倫關(guān)系的文化基因，創(chuàng)造出新生的文化形態(tài)，即史官文化，其'基本特征是求實傳真精神與經(jīng)世意識。中國人的歷史意識促進了史官文化的發(fā)展，史官制度的建立，又加深了中國人的歷史意識。先秦諸子百家及其典籍，在從事中國文化最初建構(gòu)時，毫無例外的打上了歷史性格的烙印，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調(diào)和神髓。毫無疑問，中國古代文言小說文體與創(chuàng)作意識、敘事意識，直接源于史官文化；白話小說雖源于古代說故事，卻也經(jīng)過史官熏陶與培植，形成獨特的小說形態(tài)?！倍鴱牧硪环矫婵矗浴蹲髠鳌?、《戰(zhàn)國策》至《史記》、《漢書》的史著雖以史實材料為本，但始終不乏虛構(gòu)與創(chuàng)造，所謂以文運史在以上著作中幾乎隨處可見。就《漢書》言，第三章敘事藝術(shù)部分已有詳論。而《漢書》之中更有部分人物傳記寫人特色頗富小說筆法，如《東方朔傳》、《游俠·陳遵傳》和《外戚傳》中少數(shù)后妃傳記等即是如此，另如《朱買臣傳》中會稽官吏見買臣一節(jié)描寫手法對后世小說無疑也是有較大啟發(fā)的。 另外，就典籍分類和文筆區(qū)分來說，《漢書·藝文志》別立詩賦于六藝之外，有將文、經(jīng)分離的傾向，反映了東漢文學觀念開始萌芽的時代特征。至《隋書·經(jīng)籍志》而設經(jīng)史子集四部，應當說是受到《漢書》的影響的。《漢書》全面展現(xiàn)了西漢一代歷史風云，對西漢二百三十年間的歷史大事和重要人物幾乎網(wǎng)羅無遺，其記事博洽而詳略得宜，筆法嚴謹而不乏生動?！稘h書》中許多重要的內(nèi)容為后世文學的再創(chuàng)作提供了極好的歷史素材。其中，《李廣蘇建傳》中李陵、蘇武的故事屢屢被后人重寫，《敦煌變文集》中錄有著名的《李陵變文》；蘇武牧羊的故事則更是千古流傳不絕，并早己被搬上戲劇舞臺，現(xiàn)存元雜劇中就分別有周文質(zhì)的《持漢節(jié)蘇武還朝》和無名氏的《蘇武牧羊記》?！缎倥珎鳌分械耐跽丫适峦瑯映蔀楹笫婪磸透膶懙闹匾獌?nèi)容，敦煌變文中有《王昭君變文》，而元雜劇大家馬致遠的《破幽夢孤雁漢宮秋》則更加出名，至于歷代詩詞歌詠昭君者一時已難計其數(shù)。另如東方朔故事、朱買臣故事、趙飛燕故事等等，也常為宋元明清小說戲曲所取材。而《于定國傳》中所記的東海孝婦冤案雖較簡略，卻對大戲曲家關(guān)漢卿的代表作《感天動地竇娥冤》的創(chuàng)作有直接的啟發(fā)。《漢書》所傳的眾多歷史人物因作者的生動描寫，往往已具有某方面的典型意義，諸如王莽、朱買臣、東方朔、蘇武、李陵、文翁、陳遵、陳萬年、楊王孫、朱云，趙充國、霍光、金日璋、蓋寬饒、蕭望之、桑弘羊、張禹、翟方進、孔光、馮子都、江充、揚雄、班姬(班捷仔)、趙飛燕等等。其中尤其是蘇武早己成為堅守大義、不辱使命的代表，東方朔早已成為智慧和滑稽的化身，而王莽則成了篡國大奸的代名詞。《漢書》語言雅鼓，語匯豐富，成為后世成語典故的淵數(shù)之一。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活躍至今的成語約有50條出自《漢書》之中。重要的如摧枯拉朽（《異姓諸侯王表序》）、珠聯(lián)璧合（《律歷志上》）、解弦更張（《禮樂志》）、捕風捉影（《郊祀志下》）、治國安民、朝令夕改（《食貨志上》）、百家爭鳴、街談巷語（《藝文志》）、實事求是、卓爾不群（《景十三王傳》）、一丘之貉（《楊揮傳》）、閉門思過（《韓延壽傳》）、先斬后奏（《申屠嘉傳》）、先入為主（《息夫躬傳》）、芒刺在背（《霍光傳》）、改過自新（《宣元六王傳》）、非驢非馬（《龜茲傳》）、赴湯蹈火（《晃錯傳》）、劍拔弩張、窮兇極惡（《王莽傳下》）、嘩眾取寵（《韋賢傳》）等等。
典故方面，出自《漢書》的更多達300條左右，為人熟知的有蘇武牧羊、鴻雁傳書（《蘇武傳》）；南山種豆（《楊揮傳》）；馮子都（《霍光傳》）；王莽謙恭、綠林（《王莽傳》）、下馬威（《敘傳》）等等。
無可否認，《史記》以其巨大的文學成就而令后世歷史散文無法超越，但就總體文學成就而言，《漢書》雖實遜于《史記》，二書又可謂各具特色，各臻其妙。而我們更應當從文學史意義特別是歷史散文發(fā)展進程中來看《漢書》，既不能忽視前代歷史散文對它的巨大影響力，更要認識《漢書》自身的獨特存在。如以史家之才、學、識三者論，大體《史記》以才勝，《漢書》以學勝，而史識方面，二者又互有高低。就總體文學風貌觀，《漢書》最突出的個性是典雅雍容、平整精密，同時又不乏多樣的風格。內(nèi)斂而不滯重，沉靜而有活力，謹嚴之法度凸現(xiàn)，感情之波瀾深藏，《漢書》可以當之。《漢書》典雅醇正的風貌有時代的影響，更是班固實現(xiàn)其作史主旨的自覺追求?！稘h書》在歷史因素與文學因素之間，更加注重突出歷史因素，這無疑體現(xiàn)了史家的冷靜與責任。《漢書》文學成就的取得是在經(jīng)術(shù)與徽緯籠罩的氛圍之中，在嚴格的法度制約之下，較之《史記》，更加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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