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3日，臨時駐扎在陜北葭縣(現佳縣)西南15里神泉堡的中共中央機關里，周恩來看到了一份兩天前由美國合眾社發(fā)出的報道：陳璉袁永熙夫婦被國民黨當局逮捕。

陳璉是蔣介石手下第一號筆桿子，號稱“領袖文膽”、“總裁智囊“的陳布雷的寶貝小女兒。沒有蔣介石點頭，誰也不敢輕易得罪。

她同時還有一個連父親都不知道的身份。早在1939年7月，陳璉在讀高中的時候就受到共產黨的感召，被秘密發(fā)展為中共地下黨員。

周恩來一看到這篇報道，就知道茲事體大，一定有什么份量極重的情報落到了蔣介石手里，才會把陳璉也牽連其中，甚至搞不好還會暴露她中共秘密黨員的身份。

周恩來顧不上三七二十一，立即給中共中央情報部副部長李克農發(fā)去一封電報，催促他立即采取行動：“…望克農告王石堅等，不管有無牽連，均速謀善后，嚴防波及其他兩處?！?/span>

可誰也沒想到，這個至關重要的王石堅，此刻已經在國民黨的大牢之中。

禍起慶功宴

事件起因，還要說到前不久9月份，在北平一家高檔飯店，國民黨保定綏靖公署設計委員會中將副主任余心清主持召開了一場招待會。

與會者都是各國駐北平領事，因此當然少不了眾多國際媒體出場。

余心清興致沖沖地告訴來賓，他要宣布一個“驚人消息”，那就是他的頂頭上司，國民黨保定綏靖公署主任孫連仲，將以“第三實力，斡旋國共兩黨關系”。

然而就在他與各國領事交杯換盞，躊躇滿志之際，遠在陜北的周恩來卻對手下情報人員發(fā)出了罕見的怒火。

余心清的行為，從動機上來說確實是出自一片好心。

一年之前，蔣介石剛剛發(fā)動內戰(zhàn)不久。一天晚上，余心清來到了重慶民權路聚興誠銀行二樓客廳。

在那里，他見到了李濟深、張瀾、龍云、李一平、陳銘樞、朱蘊山等民主進步人士正紛紛表示，不能把國家斷送在一個人的手中，要團結起來，進一步合作。商討救國之策。

這群人中，還有一位余心清最尊敬的長者，老上司馮玉祥將軍。余心清在馮玉祥手下先后當過育德中學校長，開封訓政學院院長。還擔任過馮玉祥的秘書長，曾代表馮玉祥參加福建事變。

把民主力量和國民黨內各方面反蔣的軍事力量聯合在一起，配合中共的行動，擴大政治影響，是這些人的既定方針。

在會議上，馮玉祥提出，由熟悉北方人事的余心清前往北方做重點工作。會后得知情況的周恩來和葉劍英則建議，希望能策動一些國民黨“雜牌軍”出身的將領起義，配合解放大軍。

其中被馮玉祥寄予厚望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孫連仲。

孫連仲自保定中學府畢業(yè)之后，就一直在馮玉祥手下從連長、營長一路爬到旅長、師長，這才有他后面當上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出任綏靖公署主任的資本。

他同樣深受馮玉祥知遇之恩，和余心清也是多年的老熟人。

1946年7月，余心清接到孫連仲發(fā)來的“有事相商，請即命駕來平”電報和旅費。在馮玉祥和李濟深的安排下，余心清立即攜帶一百萬元經費投奔孫連仲。

隨著國民黨軍在解放戰(zhàn)爭中越打越頹勢，余心清趁機多次向孫連仲旁敲側擊，引發(fā)他心中的憂慮：再跟著蔣介石打下去，結果只能是同歸于盡。

余心清乘熱打鐵幫孫連仲分析形勢，告訴他，目前擺在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是兵敗遷到南方；二是留在北方與中共合作，加入革命陣營。

1947年9月初，余心清終于得到了孫連仲的明確表態(tài)，要留在北方，讓余心清去聯系共產黨。

認為大功終于告成的余心清興奮不已，當即在一張香煙盒背面寫下“孫決心合作，請速派負責人員來商”，并找到地下黨員陳融生，請他發(fā)往延安。

陳融生將電報交給了北平地下電臺臺長李政宣，一場滔天大禍至此降臨在整個中共北方情報網上。

烏云壓頂

出乎余心清意料，接到“喜訊“的周恩來遲遲沒有給他復電，反而立即找來中共中央前委主管敵區(qū)情報工作和聯絡工作主管羅青長，對李政宣提出嚴厲批評，要他命令發(fā)報員立即撤離。

遲遲得不到回電的余心清不愿辜負孫連仲的一番“好心“，只好自作主張舉辦了招待會。

實際上，周恩來不回電自有一番深慮。李政宣的北平地下電臺本是傳遞軍政情報專用，而余心清負責策反屬于統(tǒng)戰(zhàn)工作，這兩者本該涇渭分明，橫向互不聯系。

誰知李政宣竟然不加分辨，違規(guī)代發(fā)統(tǒng)戰(zhàn)消息，如此違規(guī)操作有著極大風險。

事后發(fā)展表明，周恩來的憂慮完全正確。作為國民黨雜牌軍，孫連仲一直受到蔣介石的暗中猜忌，統(tǒng)戰(zhàn)價值并不想馮玉祥等人想象的那么大。

他頭頂保定綏靖公署主任雖然看著威風，實際手下卻沒幾個兵卒，北方真正的軍政大權，都在老蔣嫡系胡宗南手里，稍有風吹草動，孫連仲便自身難保。

孫連仲為人也十分懦弱膽小，對于余心清的策反長期虛與委蛇，直到1947年9月份才一反常態(tài)積極起來，這其中難免有鬼。

就在李政宣拍發(fā)電報的同時，國民黨保密局北平站電科科長趙榮德，率領手下開著一輛輛吉普車，正巡游在北平大街小巷。

這些吉普車上裝載著美軍送給蔣介石的無線電偵測電臺，對北平展開全方位、全天候不間斷的電子信號掃描。

本來北平私人商業(yè)電臺、國民黨高官貴人專用電臺等多如牛毛，要在密密麻麻的電波中找出共產黨的情報臺，并非易事。

可當時中共中央機關已撤離延安，在周邊山區(qū)指揮，對外界的情報需求就格外倍增，北平地下電臺每日發(fā)報工作量相應地必須達到三四個小時以上，有時甚至需要連續(xù)發(fā)報7個小時。

在余心清交出策反情報的同時，保密局已經判斷出，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間約五百米方圓內，極可能有一架共產黨的電臺，每日早上六點鐘起發(fā)報。

千里之堤，潰于毛賊

余心清的招待會結束后，西方媒體紛紛大肆報道，其中美聯社一句“北平大有1936年西安事變之勢“，鬧得是滿城風雨，人心惶惶。

蔣介石當時正準備由南京經北平赴沈陽督戰(zhàn)，聞訊后立即推遲原定的北平之行，叫來保密局局長鄭介民，命令他必須徹查孫連仲“通共”真相。

蔣介石高壓之下，保密局大小官員為了自己的腦袋，自然不敢怠慢。

共產黨不少地下黨員都是陳璉這樣在國民黨中的顯貴大員，沒有十分把握，鄭介民也不好輕易挨家挨戶上門搜查。萬一他輕舉妄動，打草驚蛇，北平地下電臺肯定會及時轉移。

正在保密局眾人一籌莫展之際，向來以心狠手辣，詭計多端著稱的保密局北平特種工作組組長谷正文，掏出了一張誰也想不到的王牌。

谷正文叫來了段云鵬。段云鵬出生于河北省冀縣，曾經在北平拜著名俠盜“燕子李三”為師，苦練輕身術，綽號“賽貍貓”，本來不過是個雞鳴狗盜之徒。

1946年冬天，段云鵬偷盜北京著名綢緞莊瑞蚨祥失手，案卷一經谷正文的眼睛，他當即拍案叫絕：“聽他描述行竊過程的妙處，我心中不禁竊喜遇到一個出色的小偷。 ”

在谷正文干涉下，段云鵬立即恢復自由，還被招募為特種工作組中尉組員，成了一名特務。

這一次，段云鵬的任務是每日清晨五點登上可疑地區(qū)內的最高點，仔細觀察，凡是六點鐘開燈的住戶，便前往窺探屋內的活動情形。

很快，段云鵬給谷正文帶回這樣一條信息：“交道口京兆東公街24號院內，有一個男子每天大約在六點十分開燈。刷牙洗臉，沖飲牛奶后，從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把它擺到桌上，然后戴上耳機。不過因為屋中人背對窗戶，無法看清他的雙手在桌上做些什么，大約在七點鐘又把箱子放回床底下?！?/span>

1947年9月24日清晨，一隊保密局人員荷槍實彈沖進京兆東公街24號院，將正在發(fā)報的臺長兼報務員李政宣、報務員孟良玉，譯電員張厚佩(李妻)、李毓萍(孟妻)逮捕。

屋中，當即搜出還未銷毀的余心清轉交過來的香煙盒。

英雄不復少壯

1947年9月27日，美國合眾社發(fā)電：“河北孫連仲部下政治部主任余興欽(譯音)與人事組主任謝子延(譯音)在27日黎明前被此間中央政府當局逮捕。“

這兩人其實分別就是余心清和國民黨第十二戰(zhàn)區(qū)司令部作戰(zhàn)處長謝士炎，兩人都是國民黨中將軍銜。

當時陜北的中共中央還不知道，這短短新聞背后，到底意味著什么樣的災難。

在24日晚，受不了嚴刑拷打的李政宣就當場叛變招供，交代出北平從事地下工作的幾個小組長北平市政府地政局第一科科長兼代局長董劍平、保定綏靖公署少將參議梁藹然，以及北平女子師范大學教授、聯絡員董肇筠(化名董明秋)。

9月25日、26日，董劍平董肇筠先后被捕。在保密局后續(xù)的瘋狂搜查中，除了兩名中將之外，另外一共有20名潛伏在國民黨內的少將級地下黨員淪入敵手。

陳璉袁永熙夫婦也是李政宣供出“北平地下黨有個姓袁的“，招致牽連被抓。好在保密局無法取得確實證據，陳布雷最后向老蔣求情將二人保了出來，“嚴加管教”，算是不幸中的萬幸。

鄭介民聞訊大為震動，親自飛來北京坐鎮(zhèn)指揮審訊工作。

但是在這些公開報道的受害者之外，國民黨卻特意遮蓋住一個人的名字不許發(fā)表，他就是中共西安情報站長王石堅。因為這個人的價值實在是太大了。

王石堅，原名趙耀斌，1932年入黨，1933年因從事地下革命活動被國民黨抓捕。被捕后表現英勇，堅貞不屈，后被關押在蘇州軍人監(jiān)獄。

后來周恩來設法將王石堅營救出來，送他到陜北入抗大學習。

1941年起，王石堅被派到西安從事情報工作，他手下最重要的3名大將，就是一直潛伏在胡宗南身邊的“龍?zhí)逗笕堋毙芟驎煛⑸杲?、陳忠經?/span>

直到李政宣叛變的6年時間里，王石堅的地下情報工作高效運轉，胡宗南事無巨細，一舉一動都通過他上報中共中央，為毛澤東做出放棄延安躲過胡宗南掃蕩立下了卓越功勞。

1947年的時候，以他的西安情報站為中心、聯結整個北方的北平、保定、沈陽、蘭州等地的高層次情報網絡，情報工作準確、及時、量大、機密性高，受到中央的表揚。

李政宣叛變當晚，保密局特意要求他照常聯絡王石堅，使得他沒能及時發(fā)現事變轉移。

9月29日，王石堅在西安被秘密逮捕。中共中央對此毫不知情，正因如此，知道陳璉被捕之后的周恩來，首先牽掛的，就是王石堅的安危，要他盡快撤退。

10月6日，周恩來連續(xù)致電楊尚昆、李克農、李維漢等:“平滬大捕人，牽連我情報機關?！睉岸沤^一切可能牽連的漏洞，立即割斷各種橫的關系，并研究教訓，給其他情報系統(tǒng)與地下黨的組織以更嚴格的指示。”

同日，周恩來再次致電李克農：“王石堅遇險，兇多吉少，有無其他營救的辦法，望告?！?/span>

但誰也沒想到，當年堅貞不屈的王石堅，竟然已經叛變了。

大劫難

根據后來的資料王石堅被捕后很快就寫了自白書(原件現存在國家安全部檔案館)，書中承認自己是“背叛國家、危害民族的罪人。愿以萬死難贖之身為國家再作貢獻”。

與這份自白書一起提交的，還有中共華北、西北、東北全部情報組織、地下工作人員及領導人、五部地下電臺、報務員、譯電員、交通員及他所知道的有關地址都全盤托出，互相牽連。

此次事件，導致44名中共地下情報人員(大部分是共產黨員)被捕入獄，牽連被捕123人，整個北方情報網幾乎淪陷。

其中丁行，謝士炎，朱建國，石淳，趙良璋等5名烈士，于1948年10月19日英勇就義于南京雨花臺。

雖然保密局洋洋得意，鄭介民號稱摧毀了共產黨情報網的“半壁江山“，但是面對追求光明的烈士們，惡魔谷正文也不得不承認：“我不是一個輕易以貌取人的人，可第一眼看到謝世南(謝士炎)時，卻被他那從容凜然的氣勢給震懾住了?！?/span>

此次變故讓李克農因為過度悲痛和焦慮大病了一場。兩只眼睛腫得像桃子，嗓子啞了，十多天說不出話來。等好不容易緩過勁來，李克農向中央上書檢討，堅決要求處分自己。

周恩來認為，即便是武裝斗爭也有失敗的時候，更何況隱蔽斗爭，只要認真吸取教訓，做好善后工作即可。為了勉勵李克農，他最終決定“不必議處”。

叛逃疑云

作為這次“顧順章之后中共最嚴重的情報挫敗“的最大罪人，王石堅無疑背上了千古罵名。

與王石堅一同被捕的，還有他的妻子范行先和4個孩子，1948年，這大一家子被押到南京后不久，范行先和孩子們被釋放，她便帶著孩子回到了江蘇常州老家，王石堅則于11月底被押往臺灣。

到了臺灣，王石堅似乎徹底放棄了自己的理想，轉而重新以趙耀斌的名字出任保密局特研組少將組長。

1959年，王石堅重新在臺灣與鄭德芳女士結婚，生下小女兒趙芝明，在默默無聞中一直生活到1983年6月，因肝癌病逝于臺北。

可是事情真的到此就完結了嗎？

王石堅去世短短3個月，1983年9月22日上午，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集中央調查部的有關領導，專門討論、研究王石堅的政治身份問題。

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還有什么可討論的呢？因為有一個確鑿無疑的事實：王石堅被捕后，對幾位重要的地下情報人員，他始終沒有吐實他們的真實身份。

比如余心清在17個月后被釋放，而對于手下“后三杰”，王石堅被捕后向國民黨特務招供說，是他“利用”了熊向暉等人。這在事實上保護了他們，讓“后三杰“能在美國安全讀完大學回國。

仔細盤算下來，依照當時牽連破壞規(guī)模如此巨大的行動，除了5烈士之外，最終絕大多數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都成功逃脫厄運，實在有些過于幸運。

反倒是天網恢恢，段云鵬后來多次潛回大陸搞破壞，被抓之后于1967年10月11日槍決，償還謝士炎等人的血債。

原國家安全部副部長王珺在信件中說：“但他（王石堅）保護了打入胡宗南內部的幾個同志，保護了最大的機密。我認為此人功勞很大…“

周總理曾經要求情報工作人員“有苦不說，有氣不叫；顧全大局，任勞任怨”。我們也知道，像吳石將軍、朱楓女士，都是為了解放臺灣而不幸犧牲的情報人員。

究竟應該如何評價王石堅事件，也許那一天還未到來，只是有一件事是確定的：中共中央調查部和黨中央從未給王石堅定性“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