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票，

曾經(jīng)那樣的刻骨銘心

陸憲良

△ 我母親存留給我的全國糧票

國人憑票據(jù)購物的時代早已遠去，以致年輕人聽長輩們談及時一臉的愕然，如墜云霧。現(xiàn)在，40歲以下的人，只知道買東西要用鈔票（紙幣等），而10來歲的小囡，曉得“壓歲鈿”這回事，卻已識不得真正的鈔票（銅鈿）了，因為他們所收的“錢”都來自于手機里的“紅包”。

我投胎于“三年自然災害”頭年，據(jù)說母親白天還挺著大肚子在村里的“大食堂”（人民公社化之初，幾個生產(chǎn)隊的男女老少合在一起'敞開肚皮吃飽飯-吃飯不要錢’之伙食集中供給模式——徹頭徹尾的'大鍋飯’）燒飯（與社員下地干農活視同），晚上就生了我。

沒多久，隊里和各家各戶的主糧全被吃得底朝天，顆粒無剩，只好以玉米、番薯、南瓜、胡蘿卜、大頭菜等作補充，最后連豆餅（喂牛的）、蘿卜纓（喂豬的）、菜皮、野菜什么的也沒得吃，硬撐了一年多的大食堂宣告“散伙”（失?。?。

這些事，我小，一點也沒印象。我媽40開外了，她沒得吃，也就無奶水喂我，于是我爸就去掏（自己或托人四處去覓、買）奶糕——一種專門的嬰兒食品（紙包裝，里面一塊塊整齊疊放著），米粉做的，有奶味，加水、加熱后可調成糊狀，謂我幼小的生命之支撐。

奶糕若用煤球爐等加熱，則有一種專用的奶糕（鋼精）鍋。奶糕調好后，大人就直接端著鍋喂嬰兒。其時，還不停地“嚯、嚯”吹氣，冷卻奶糊。

△ 奶糕、奶糕鍋（有大小之分）。

我媽說我胃口大，沒喉嚨，來不及叼（指直接用食指頭挖奶糊往嘴里塞），第二垛剛叼好，還沒等吹涼，我的小嘴又已張著，吃相十分的吼形極狀。家里只剩下一二包奶糕時，我爸得趕緊出去備貨（也到市里幾家親戚“眾籌”過，因為那時所有的東西都緊缺，奶糕也不例外，非常的難買），以防我斷炊。

打小起，我的胃口就好，東西進嘴，幾乎不用嚼，就“狼吞虎咽”了，尤其有湯湯水水時。我吃東西快，還不挑食，消化、吸收都好，故我長得虎頭虎腦、五短三粗的，被冠小名“阿胖”。最近老家要動遷，我回去辦手續(xù)，一到村口，就聽得有人喊“那不是阿胖嘛！”幾十年了，他們不會忘，因為都是看著我長大的，太知根知底了。倒是我自己早給忘了，因為身邊的人幾十年間沒這樣叫過我。

長大一點后，我知道買糧食制品是要用糧票的，而我家在農村，其口糧是生產(chǎn)隊收割脫粒稻谷后按“人頭”分配的，都記在《社員往來手冊》上，等年終一并結賬。只有鎮(zhèn)上的居民才有購糧本和糧票，憑本憑票去公社糧管所（糧站，有糧庫）糴米買面。

那我爸“掏奶糕”所需的糧票是從哪里來的呢？

爸媽在世時，我沒問起過他們。我大姐、大哥也都走10多年了，老早的這種瑣事，現(xiàn)在的家人都記不太清楚，于是我就自己回憶自己考證。

1949年時的中國，工農業(yè)生產(chǎn)水平低下。為了改變“一窮二白”（毛主席語）的落后面貌，盡快讓勞苦大眾走共同富裕和當家作主的道路，國家通過各種措施，很快消滅了私有制，實現(xiàn)了公有制。工廠和各類手工業(yè)者，先是實行公私合營，后來干脆就收為國有或集體所有；廣大的農村，土改后不久就搞互助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農民勞動的積極性和各類農產(chǎn)品的產(chǎn)量有所增加，但國家要靠農業(yè)來支持和發(fā)展工業(yè)，故對農產(chǎn)品實行嚴格的“統(tǒng)購統(tǒng)銷”，即不允許私自交易。加上人口的快速膨脹，城鄉(xiāng)人民的生活必需（日用）品還是出現(xiàn)了供不應求的局面，有些還十分的短缺、匱乏，于是政府就出臺了憑票配給供應的政策（購買糧食及其制品的憑據(jù)——糧票，就是其中之一，它與食用油票，被國人視為最最重要的兩種票據(jù)，故有“糧油關系”之說。下文還會細述），以限制各種消費和平衡購買力（沒有票證，錢再多，也無法買到東西）。

△ 不同時期各款上海市居民定量糧票（當年使用有效，作廢日會延長1-2個月）。

有記載：上海市于1954年1月實行糧食“統(tǒng)購統(tǒng)銷”制度，居民的口糧憑票定量供應。我老家的農戶從1953年起搞互助組，1954年搞初級合作社，政府就開始對糧、棉、油實行統(tǒng)一收購，禁止自由貿易（原來鎮(zhèn)上有很多私人開的米行、布店等很快就“凋敝”、關門了）；1959年“市場蕭條，物資緊缺，魚、肉、蛋、煙等商品憑票供應”（《紀王鎮(zhèn)志》，P5）。

說明一下，我老家紀王，解放前和解放初為嘉定縣轄，后為上?？h，至1958年1月，兩縣才從江蘇省劃給上海市，故此處提及的票證都是江蘇省制發(fā)的，是不能在上海轄域流通使用的，這是計劃經(jīng)濟時代最為嚴厲的手段之一，它有效地限制了人口的“非必要”流動（沒糧票，你吃什么？）。那時，國道省界處都有檢查站，主要內河航道上也有港監(jiān)（檢查所，還配有快艇），對進出?。ㄊ校┙绲能囕v和船只都要作檢查，包括出省（市）通行證、人員數(shù)量和運載的貨物。

我大姐是1957年夏從江蘇安亭師范畢業(yè)后參加工作的，先借調在嘉定縣的機關工作，協(xié)助搞“運動”。她是“事業(yè)編制”，吃“皇糧”的，即政府發(fā)給糧票去制定的糧店購買商品糧——裝在印有“中糧”字樣的麻袋里的大米等。

不日，她隨我姐夫一起響應國家號召支內（支援內陸建設），一個去了寶雞，一個留在西安（還是兩地分居，但團圓起來總比她留在上海要方便得多），但好景不長，遇上了“三年自然災害”，他們苦不堪言，只好舉家返鄉(xiāng)當農民（政府動員的，也是為國分憂之舉）。當然，回鄉(xiāng)后只能參加農業(yè)生產(chǎn)勞動，原來吃皇糧的“資格”就沒了（或稱“暫?！保＿@大概是1960年底的事，我還不足1周歲，同時有了一個小我半歲的外甥女。所以我說他們“舉家返鄉(xiāng)”。

我說這些細節(jié)，是要牽出“全國糧票”一事，就是除了各省、直轄市的本埠（地方）糧票外，還由國家糧食部發(fā)放了能在全國范圍內“暢行無阻”的“全國糧票”，以滿足出差、調動工作等人員的使用需要。全國糧票沒有“過期”之說，到地方上使用時如遇到“找零”時（票面用額沒有到達），店家等應當優(yōu)先找還小票面的“全國糧票”（他們一般都有存?zhèn)洌?。全國糧票都要由單位出具的證明，按外出所需的天數(shù)，用本埠糧票到糧站或糧店（都是國營的）去一比一兌換，才可獲得。地方糧票分兩種，一種是可常年使用的，票面較小，有半兩、壹兩、貳兩、伍兩；一種是一次性的，也叫定量糧票，票面較大（10斤的居多），常用來買米面（北方，米、面票也有分開的），也可用作買點心（找零時，視票面，兩種糧票均可用來找還）。定量糧票只限當年使用，過期要作廢。

△ 左：上海市糧票（常用的）；右：全國糧票。

當時的大人，男女都有皮夾子（錢包），尤其是男的，可以不戴手表，但不能沒有皮夾，里面除了放鈔票，還有一些不同面值的糧票等。有些“老男人”，還流行一種有翻蓋的帶銅扣的線制牛皮皮夾，束在腰間。每當買東西付鈔票和糧票時，從一側將它拽到前面的動作是很瀟灑的。這種皮夾內有很多層，還可以放香煙、火柴、門鑰匙等。小孩子也渴望能盡早擁有一只屬于自己的錢包（多人造革或塑料拉鏈的小包包）。盡管沒有錢或就幾只鉛角子（鋼镚，實為鋁質），罕有毛票，還東藏西塞視為寶貝。

我家擁有糧票的另一個途徑是我舅舅、舅媽是“公家人”（部隊干部），他倆先在上海干革命，后在北京海軍司令部、化工部工作，1959年建國10周年時（數(shù)十天后我就出生了），我爸還去京城看望過他們一大家子。舅舅也會經(jīng)常出差來滬，或在城里與我爸媽會面。有時間的話，他也一定會來鄉(xiāng)下看望我們。我媽媽是常熟人，解放前嫁給我爸爸時，我舅舅才十幾歲，就跟著出來到上?！皩W生意”了（后來他悄沒聲息地參加了新四軍），所以我這個舅舅與我家特別的親密、熱絡?！拔母铩彼潆y時干脆躲在我們鄉(xiāng)下“閑云野鶴”了一二年，以逃避紅衛(wèi)兵小將和各路造反派的追擊。當然，我城里的好婆一家也一定接濟過我們，他們都是靠糧票購糧吃飯的。逢年過節(jié)時，他們來鄉(xiāng)下小住，就吃我家的灶頭飯，好幾口子就能省出一些糧票來。

早先，余剩下來的糧票是嚴禁買賣的，糧票背面的“使用說明”上還專門作了提醒和強調。尤其是定量糧票，當年用不完，就要作廢。于是，也有人家設法用它去購買點心等，想用找回的不會過期的小面值糧票藏著繼續(xù)使用（上海人說的“做人家”，就是這個意思，樣樣都精打細算，克勤克儉）。當然，這樣做也積存不了多少，因為定量糧票本來就是“扣卡扣”發(fā)放的（除重體力工種、運動員等，平均每人每天也就1斤左右，小孩還要按年齡段打折），胃口好、油水少、孩子多的人家根本不夠用，粳米換秈米（漲性好，出飯率高，但吃口不好），補充地瓜、麥片、玉米粉等當口糧的也不在少數(shù)（注：雜糧除了便宜，可能1斤糧票還可多購些）。多余的票證換雞蛋和一些小商品小工藝品等什么的，大多是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后的事，因為不久后市場上就有“議價糧”賣了，它雖然貴了不少，但質量要好很多，大多是新米，還不用糧票。

其實從1973年鄧小平等復出及黨的十大召開后，全國各地的市場管理已經(jīng)開始有所松動，上海郊區(qū)的農民將自留地上的各種出產(chǎn)拿到街鎮(zhèn)或城里去售賣，也成了有關方面“眼開眼閉”的事（畢竟數(shù)量很有限）。我那時還在上中學，也會起個大早，用腳踏（自行）車幫助我爸爸、叔叔（他倆年歲大，已60開外）馱兩筐自家種的土豆、芹菜等到鎮(zhèn)上去賣，還有更遠一點的去過青浦是黃渡。我是“紅團”干部，怕熟人如居民同學的家長或自己的老師看見，說這是“一只籃頭一桿秤”，搞資本主義，要被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所以我把貨送到后就悄悄地溜開了，或在街上別處等著。為啥要等？是因為鎮(zhèn)上的點心店沒開那么早，要等到快天亮時，他倆才可買給我吃一副大餅油條或一個裹有綿白糖的粢飯團（糯米的）做“犒勞”。那時，我畢竟還小，嘴饞啊。早幾年，應該還是在我上小學吧，我們小朋友也要響應林副主席的什么“一號令”，每天天不亮起來，叫上村里的男女小伙伴去長跑，謂“練好鐵腳板，打擊帝修反”。先跑到鎮(zhèn)上，然后沿著解放路向南，跑到北林路再折返（北翟路至林家弄，一直往西通向鳳溪、重固、青浦縣城的主干道），一個來回約10公里，然后我會隔三差五的去茶館里找我爸爸或叔叔，“騙點小點心充饑”。他倆一年四季，不管風霜雨雪，天天早上3-4點要去“上街浪”喝茶，8分錢一壺，可無限止續(xù)水。茶館里人頭攢動，天天客滿，他們除了喝茶，就是閑聊，上至國家大事，下到全公社所有的婚喪娶嫁、吵架、偷竊、著火等消息不出一天，即可傳遍每個角落。他們每人都會手挽一只杭州籃，順帶點家用的油鹽醬醋、火柴、草紙（衛(wèi)生紙）回家，也買魚肉葷腥甚至鍋（鑊子）碗瓢盆、鋤頭鐵、糞箕扁擔等。

△ 油條4分錢（付半兩糧票），大餅分甜（4分）和咸（3分）兩種，也付半兩糧票。

其實生活在農村的人，用到糧票的機會和數(shù)量還是不多和有限的，他們的一日三餐都在自己的家里吃，有生產(chǎn)隊分的口糧，用不著用糧票去糧店買米。豬飼料如麩皮、玉米粉、六谷粉等雖要去糧店買，但不用糧票，有另外的配給指標，如農戶出售生豬給公社供銷社，他們就會發(fā)給購買飼料的憑據(jù)（一次性獎勵）。僅是逢年過節(jié)、走親訪友時才會去鎮(zhèn)上買點“伴手禮”（不會無緣無故自己家里買來吃），才會用到一些糧票，但數(shù)量不會大，一次能用掉一斤，算是“厚禮”了（都是以“兩”為計量單位的，但不是說你付1兩糧票，店里就稱買給你1兩食品。這個應該是指糧食原材料的數(shù)量）。如遇長輩做壽，或親戚家添丁增口（生小孩），就會去鎮(zhèn)上的食品店里買點雪片糕（云片糕，有大中小3種包裝，薄荷味的最為常見）、火炙糕（外包裝與奶糕類似，就一層白白的薄紙裹著）、雞蛋糕（一盒8只，也可以零買，不要包裝盒）等作人情禮。趕上中秋節(jié)，也會買盒月餅送送。大隊里的“下生店”，一種供銷社的派出點，也有糖果、餅干等食品售賣，但主要以油鹽醬醋香煙火柴等為主，還可零拷、拆賣。

△ 以前可都是很好的禮物；現(xiàn)在只在某場合還能見到它，我是要帶回來吃的（舍不得扔掉）。

我查得：“1961年7月，對生產(chǎn)隊出售棉花實行糧食獎售政策。獎售標準：收購每50公斤皮棉獎售貿易糧7.5公斤?！保ā渡虾＜Z食志》之糧油供應篇-農村糧油銷售）；還有“從60年代中期開始，先后對繳售棉花、油菜籽、藥材、蔬菜、豬、禽、蛋、兔、兔毛、小湖羊皮等農副產(chǎn)品，實行獎售糧食和換料政策?！庇纱苏f明，當年農村獲得糧票的渠道還是有的。我清楚地記得，1970年代末我還沒參加高考出來讀書時，生產(chǎn)隊發(fā)放（菜）油票、布票、線券等票證時，每家每戶還是能領到一些定量糧票的，一張張連在一起、面額多為1市斤的。

順便一提，我國是1984年2月27日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定計量單位》，糧票開始用“克”、“千克”表示的，但除了官方統(tǒng)計和專業(yè)人員寫學術論文外，民間還是習慣于用“兩”和“斤”為單位，至今未變。你想想，半兩，多好記，25克，啥玩意兒？倒是分、寸、尺、丈現(xiàn)在不太用了，都改為厘米、米和公里（千米）了。

1976年初我高中畢業(yè)后就參加了生產(chǎn)隊的勞動，各種農活都干過（之前每周二、四下午（為勞動時間）和星期天不上課，已經(jīng)開始跟著老頭老太“學生活”作“輕工”3年了），算準強勞力，如開手扶拖拉機裝運稻谷去糧站“交公糧”，也售賣過油菜籽、棉花等，特別是開船去曹家渡蔬菜市場出售各種蔬菜、瓜果，可是又累又開心，一是“當然的吃拿”（笑），二是有額外的一些錢糧（票）補貼，開始擁有自己可以掌握的零花錢。也在這個時候，我也“武裝”了一只不錯的皮夾，方便自由自在的“開銷”。

這個時候的早晨，我也騎著自行車，常去諸翟、華漕、北新涇等各處大膽的售賣自留地上自產(chǎn)的毛豆、豇豆、土豆或自家腌制的雪里蕻咸菜，售價大都在每斤一角左右。落市前，只要你肯“割肉（賤賣）”，幾十上百斤的貨一般都能售罄，然后就近吃一碗陽春面或餛飩（當然要用到糧票，一般是付二兩），就可以輕輕松松、“興高采烈”地回家了。而賣菜的錢要全部交給母親，補貼家用。

講到公社的那個糧站，直到現(xiàn)在還有很多細節(jié)，我都記憶猶新。一是它有一個很大的曬場，用作翻曬庫存的或剛入庫的稻谷、三麥（小麥、大麥、元麥）、油菜籽等，以保入庫要求。他們那里有一根圓鋼釬，頭尖，上面帶有凹槽，對上交來的谷物等，用它往麻袋里一插，再抽出來取樣檢驗，如濕度或雜質（癟谷、塵灰）不合格的會要求重新?lián)P篩或晾曬。二是南面幾步路處有一個石駁的簡易碼頭，供糧油物資貨船靠岸搬運。那些裝卸工，都靠肩扛200斤重大包走跳板，一般的橫著扛，也有豎著扛的，力氣大的，能疊著扛2包，而遇到50斤一袋的面粉，疊著扛3-4包都輕松自如。他們扛包時，會戴一只披風帽或搭上斗篷布，手里拽上一根竹簽（籌子，供入庫計數(shù)）。當然，口里都會喊上“號子”，說是能解乏。

1979年初我離開老家到上海化工學院（現(xiàn)華東理工大學）讀書，去公社派出所辦理戶口轉出證明后，還到糧站去開了一張“糧油關系轉移證”，憑入學通知書和這兩證到校報到，缺一不可（那時，所有要調動工作的人，“糧油關系轉移證”是必須要出具的，包括去服兵役、之前的上山下鄉(xiāng)插隊落戶，甚至坐牢吃官司的都需要它的）。

我現(xiàn)在手頭還藏著1965-66年版的483斤全國糧票（如題圖），是我媽在世時留個我的。她是1989年初離世的，掐指算來，這些當時比錢還重要的糧票，我也藏了33年了。我媽媽是萬萬想不到國家改革開放后的發(fā)展會這么快，連那么金貴、性命攸關的全國糧票都不吃香了，束之高閣了。

1978年4月12日，蘇州市西南隅（近郊）有3個小男孩到盤門內的瑞光塔上去掏鳥窩，無意中發(fā)現(xiàn)了千年前（北宋）的寶藏——真珠舍利寶幢和《妙法蓮華經(jīng)》等重要文物，后市政府對他們的“特殊貢獻”授了獎，還發(fā)了50多斤糧票?？梢姡悄甏募Z票有多稀貴。

糧票的使用歷史，與國情的變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具體細節(jié)千變萬化，不是我能三言兩語就能說清楚的，如當初上海與江浙兩省交界的縣，交往實在密切，經(jīng)過協(xié)調，它們間的糧票實際上是能互用的；又如部隊使用的“軍用糧票”，最大面值有1000市斤，攜帶它們時需要“雙人制”看管，且要佩帶武器作“保駕護航”（我大哥在東海艦隊服役，管過軍需，從寧波順道回家，我們見過他的五四式槍手，好重，有1公斤多。我握在手里把玩，好神氣的）。再如定量糧票的回籠、統(tǒng)計、核銷也是非常麻煩的。我上學時住在二舍，西邊就是食堂和售賣飯菜票的辦公室，看到后勤管理人員在那里用糨糊將數(shù)以萬斤的糧票粘貼在廢報紙上作匯總，攤了一大房間。后來留校工作，也不止一次聽說過有人因貪污糧票而受處分的事。

我1987年結婚，直到1991年6月才分到一間14平方米的“鴛鴦樓”，煤衛(wèi)合用的那種筒子樓。有了住處，我就可以單獨“立戶”（原來掛靠在學校的集體戶，但也發(fā)各種票據(jù)），就有了戶口本和購糧證，就是我上文說過的戶籍和糧油關系終于“塵埃落定”了。10月份我女兒出生，她比她爸爸幸福得多，一出生報上戶口，居委會每月照發(fā)糧票，盡管她有得是奶吃。此時，訂牛奶也已基本放開，只要有錢，每天一大早就有人將幾瓶鮮牛奶送到我家樓下的信箱里。糧本上每月配給的6斤粳米指標（其余為秈米），我也偶爾去校門口的糧店買一點，燒燒“大米粥”喝。我們住學校，吃食堂很方便，還可以打飯菜回家吃。不日，學校食堂數(shù)十年來一直要用糧票和鈔票購買飯票的做法也被取消，即只用菜票。

△ 我的購糧證（本）

上海于1993年4月1日起放開糧價，原先發(fā)放的所有糧票停止使用。還有，現(xiàn)在人們（尤多上了年歲的本地人）在買生煎、鍋貼、小籠包時說的“一兩”“二兩”（一般每兩4只），其所謂的“兩”之概念，其實就是來自于老早支付糧票時代的“兩”，而非其真正的份量（重量）。包括面條，也有這種講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