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紅 來源：《石舫塔影》

謹以此文

紀念爺爺秦邦憲誕辰115周年

1925年10月，莫斯科中山大學成立。1926年11月，秦邦憲進入中山大學讀書，至1930年初回國。1931年，24歲的秦邦憲成為臨時中央總負責。究其原因，一定與他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有關(guān)。筆者經(jīng)查閱秦邦憲在莫斯科的檔案及其在延安整風時存留的個人筆記后，認為秦邦憲之所以后來出任黨內(nèi)要職，與他在留蘇期間所建立的私人關(guān)系并無關(guān)聯(lián)。

秦邦憲在中大時，個人能力出色，工作作風踏實，得到了學校認可，在翻譯方面尤其受到重用；在思想上，他受中大支部局書記、教務長與翻譯老師影響，在“中大”內(nèi)部的政治派系糾紛中，是校方政策也就是聯(lián)共（布）與共產(chǎn)國際政策的支持者，使他成為聯(lián)共（布）與共產(chǎn)國際認可的值得信任的人。

秦紅

北京大學國民經(jīng)濟管理學系1986級，中科匯澤資產(chǎn)管理公司總經(jīng)理，從事私募證券FoF業(yè)務。曾先后供職于博時基金、易方達基金、工銀瑞信基金，曾任摩根士丹利華鑫基金副總經(jīng)理。著書并出版《投資的心靈密碼》，參與主編出版《博古和他的時代——秦邦憲（博古）研究論集》等。

三

卷入中大政治漩渦

1929年是秦邦憲成為“大翻譯”的一年。1月16日，秦邦憲從教學翻譯成為了教學講師，從事口譯和出版社筆譯的工作，工資增加到90盧布[注44]。但與此同時，1929年的中大到處充斥著激烈的派系斗爭。

秦邦憲出國前，在國共合作的上海市黨部做了一年宣傳工作；看到的黨內(nèi)文件，只是上海地委所發(fā)文件，想來是學習而非討論評判；所寫文章主要刊登在非黨刊物的《無錫評論》上。在中大學習僅2年后的1929年春天，他可能第一次接觸到黨中央的文件——六大文件，而且不止是要學習，還要參與其中有關(guān)中國問題的討論。對這些問題，涉政未深的秦邦憲不太可能有自己的獨立觀點?！?9年春交，六大文件在學校印發(fā)之后（六大開會我是不知道的，文件印發(fā)及有些參加六大的人回校傳開之后才知道的），對于文件上有一個眉批'聯(lián)合富農(nóng)’，翻譯班中對此已有議論。在列寧主義組（我是參加這組的）討論中，有主張對的，有主張不對的。教員結(jié)論謂：聯(lián)合全體農(nóng)民不等于聯(lián)合富農(nóng)，以聯(lián)合富農(nóng)單獨提出，作為一個策略口號是不對的，引經(jīng)據(jù)典的說了一番。在翻譯班討論時，我就將教員的結(jié)論販賣了一番。富農(nóng)問題提出來后又在墻報上寫文章鼓吹反對富農(nóng)。三營壘討論時，我亦是積極反對三營壘說?！?/span>[注45]

[注44] 《部門職工調(diào)動申請》，俄羅斯國家政治社會歷史檔案館藏，全宗489，目225，案卷2847，第58張。

[注45] 秦邦憲：《博古同志的反省》第16頁，俄羅斯國家政治社會歷史檔案館藏，全宗489，目225，案卷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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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對于中國問題的討論，在學校問題上沖突更加激烈的，主要是“中大”的教育方針要不要“中國化”，進而檢討“中大”支部局的工作方針是否正確[注46]?！皩W校中爆發(fā)了改造學校的斗爭，一部分學生對學校的教育和支部的工作不滿，提出批評與意見，支部方面就把問題提到每個小組去討論支部路線是否正確。因此，路線正確不正確就成了學生中的大爭論，許多學生更向聯(lián)共（布）中央去告，聯(lián)共（布）中央亦組織了一個調(diào)查委員會來考查?！?/span>[注47]沖突在1929年6月17日開始舉行的總結(jié)工作的全校黨員大會上總爆發(fā)。兩派的焦點是支部局的路線是否正確。辯論持續(xù)了十天十晚，“最后區(qū)委書記以區(qū)委名義宣布停止大會繼續(xù)討論”[注48]，通稱“十天大會”。會上，秦邦憲與楊尚昆擔任了大會翻譯[注49]。會議中，聯(lián)共（布）區(qū)委書記芬可夫斯基在會上講話時，引發(fā)與會學生“強烈反對。在激憤情緒影響下，會場上發(fā)出片譏笑噓叫聲，跺腳聲震地。有兩個工人出身的學員跳上講臺，想把他拉下來。擔任翻譯的秦邦憲等人也幾乎被哄下臺?！?/span>[注50]會議之混亂可見一斑。

[注46] 程中原：《張聞天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80頁。

[注47] 秦邦憲：《博古同志的反省》第17頁，俄羅斯國家政治社會歷史檔案館藏，全宗489，目225，案卷2847。

[注48] 孫耀文：《風雨五載——莫斯科中山大學始末》：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第299頁。

[注49] 楊尚昆：《楊尚昆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33頁。

[注50] 孫耀文：《風雨五載——莫斯科中山大學始末》，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第290頁。

對共產(chǎn)國際而言，中國學生對莫斯科教育不滿，已不是第一次遇到。對一期、二期的學生而言，中大的教學老師中，“一些到過中國并多少了解中國國情的人，先后在這里執(zhí)教”[注51]。中山大學的教學方法，無論是從社會科學的教授講授、學生提問教授解答、教授提問學生解答、學生自由討論教授總結(jié)的四步法，還是黨小組會上人人必須發(fā)言的思考與表達訓練，加上游覽、旅行和下工廠實習的實踐教育，其目的都是把理論和實際有效地結(jié)合起來，學生基本是滿意的。斯大林也知道“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lián)系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注52]。但要做到理論與各國實踐的有機結(jié)合，不是想做到就能做到的。1927年底，第三期學生200多人入校，有一大批是工人出身的同志[注53]。他們大都經(jīng)歷了中國大革命的全過程，富于實際斗爭經(jīng)驗。但許多人只有小學文化水平，有的甚至近乎文盲，這就使他們深入學習有相當大的困難，中大也為此成立了工人預備班。到了1928年春，教育方針中國化的沖突首先在東方大學開始。東大學生認為：他們不顧萬里之遙來求學，迫切要求獲得適合于中國革命的理論與經(jīng)驗，現(xiàn)在聽到的卻是些同中國革命實際脫離的教條，學不到更多有用的知識，自然十分失望，因而強烈要求校方改善課程。1928年4、5月間，東方大學校方拒絕了中國學生要求后，學生與校方間的爭執(zhí)激化。聯(lián)共（布）中央派了一個調(diào)査委員會專門處理這個問題[注54]，最終決定撤銷東大的中國班，在1928年秋并入中大。在莫斯科的中國學生，想學習到“適合于中國革命的理論與經(jīng)驗”，“如中國農(nóng)民運動、中國職工運動、中國革命發(fā)展情況和特點、中國革命要解決的重要問題等等。但這些合理要求沒有被學校領(lǐng)導釆納”[注55]。這些合理的要求在遠離中國的莫斯科，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有可能被滿足嗎？恐怕是難以完成的任務。對于教材中文化不足，翻譯質(zhì)量不高這些問題，作為翻譯局主席的秦邦憲恐怕更知其難度。在“在官廳最高官員月薪亦不過二百元”[注56]時，秦邦憲每日6小時翻譯與編輯的工作，薪酬達140盧布，一期的學生孫冶方也講：“我們做翻譯工作的拿工資，有近百盧布?！?/span>[注57]可見學校對翻譯工作的重視程度，再要大幅提高翻譯能力也是不易。面對工人學生提出的改造學校的要求，作為學校翻譯工作重要一員的秦邦憲想必只是作為聯(lián)共（布）的黨員的角度，也是支持學校與支部局的。

[注51] 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chǎn)國際（1919–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49頁。

[注52]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97頁。

[注5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楊尚昆年譜（1907——1998）上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22頁。

[注54] 孫耀文：《風雨五載——莫斯科中山大學始末》，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第182、183頁。

[注55] 程中原著：《張聞天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204頁。

[注56] 徐則浩編著：《王稼祥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25頁。

[注57] 孫冶方：《給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共中央組織部的報告》，參見沙尚之編：《記孫冶方》，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2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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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6月11日，秦邦憲成為了出版社的一級翻譯編輯，每日工作6小時做4頁的翻譯與編輯，同時免除一切形式的學生工作。工資增加到140盧布[注58]。但這份工作秦邦憲沒有做多久就是十天大會，之后的1929年6月15到8月15日期間，秦邦憲從出版社獲得了休假批準[注59]，“二九夏我與尚昆等到南俄休息，準備考中國問題研究院[注60]，后考取[注61]。

1929年秋季開學，秦邦憲進入中國問題研究院做研究生，一起進入的有楊尚昆、何子述等[注62]。同時，9月26日，秦邦憲又成為中大教學部門翻譯，教學時間為16小時,每月工資為23盧布20戈比[注63]，同時還 “任工人班的政治常識教員及該班黨的指導員”[注64]。1929年10月后進入中大的蘇子元寫到：“我被分配的班級，所有同學全都不懂俄語，教員是蘇聯(lián)人，翻譯是秦邦憲（博古）,同時他又是我們班的政治指導員”[注65]。到12月，秦邦憲調(diào)動為政治學教員與翻譯，工資合計為89盧布76戈比。[注66]

[注58] 《部門職工調(diào)動申請》，俄羅斯國家政治社會歷史檔案館藏，全宗489，目225，案卷2847，第57張。

[注59] 《職工常規(guī)休假申請書》，俄羅斯國家政治社會歷史檔案館藏，全宗489，目225，案卷2847，第51張。

[注60] 中國問題研究院：1928年初，米夫任校長期間，以中大漢學研究室為基礎(chǔ)成立，工作分為中國的基本問題和現(xiàn)實問題2大類。作為蘇聯(lián)漢學界的主要研究中心之一在中大停辦后仍保留了下來。——摘自《紅場記憶》。

[注61] 秦邦憲：延安整風發(fā)言草稿（手稿），第9頁，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館藏。

[注62]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楊尚昆年譜（1907——1998）上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30頁。

[注63] 《部門職工調(diào)動通知》俄羅斯國家政治社會歷史檔案館藏，全宗489，目225，案卷2847，第53張。

[注64] 秦邦憲：延安整風發(fā)言草稿（手稿），第9頁，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館藏。

[注65] 蘇子元：《八十年浮生瑣憶》，參見齊齊哈爾市政協(xié)文史辦公室編：《齊齊哈爾文史資料》18，1988年，第39頁。

[注66] 《部門接受職工申請》，俄羅斯國家政治社會歷史檔案館藏，全宗489，目225，案卷2847，第54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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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中大清黨，人人過關(guān)，相互揭發(fā)。作為校方與支部局政策的支持者，秦邦憲成為對學校不滿的學生群體的攻擊對象?！岸拍昵妩h時，對我的結(jié)論是派回實際工作中去，在學校斗爭中又以我為一個主要的攻擊對象，心理上頗多反感，因而要求回國?！?/span>[注67]

[注67] 秦邦憲：《博古同志的反省》第20、21頁，俄羅斯國家政治社會歷史檔案館藏，全宗489，目225，案卷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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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9年的中國研究院研究生成分委員會的討論記錄中，記錄了對9位學生的決議：秦邦憲與李敬永的決議中有兩人反對，五人需要再調(diào)查，兩人得到留下通過，另建議了五位工人同志上研究生。在秦邦憲的決議中，有3條原因說明：一是在中國不是黨員，二是沒有實際的黨工作經(jīng)驗，三是社會地位是富農(nóng)（一百畝田一間房子）[注68]。但在隨附的個人材料中，寫有在中國的入黨時間與介紹人，家庭情況是“動產(chǎn)五百元、不動產(chǎn)沒有”[注69]，黨政工作包括了學生運動、上海國民黨市黨部做工等。在李敬永的家庭情況中，有土地200畝，房屋約有十間，與對他的決議中的社會地位：地主（十間子，二百畝田，六個雇工）的情況相匹配，但對秦邦憲的決議與附件中個人的介紹材料內(nèi)容是南轅北轍。當時中大學生針對秦邦憲的攻擊可見一斑。

[注68] 東方大學社會和殖民地問題研究院研究生委員會備忘錄，俄羅斯國家政治社會歷史檔案館藏，全宗530，目2，案卷85，第1頁。

[注69] 東方大學社會和殖民地問題研究院研究生委員會備忘錄，俄羅斯國家政治社會歷史檔案館藏，全宗530，目2，案卷85，第6頁。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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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的秦邦憲，翻譯上成為翻譯局主席，“除大會翻譯外，亦曾為支部局翻譯過幾次（支部局翻譯主要是尚昆），并且是一個工人班的指導員”[注70]；開始接觸六大文件，還在翻譯組教員的影響下，對黨的一些政策通過發(fā)言與寫墻報文章表達了觀點；不知不覺間，深入卷入到了聯(lián)共（布）與中國代表團的沖突之中。

秦邦憲申請回國了，除了成分不好，沒有工人、群眾的工作經(jīng)驗這些客觀現(xiàn)實，他的努力得到了認可。

秦邦憲的黨員鑒定是：

“中共黨員1925年起，學生，從事政府工作的地主的兒子。

政治發(fā)展良好，能很快和精確理解黨的問題，有自制力，有黨務工作的實際經(jīng)驗，但未在工人中工作過，對黨的問題有巨大興趣。能獨立解決政治問題，守紀律，同志關(guān)系滿意，嚴重的缺點是進行群眾工作的能力不足。”[注71]

秦邦憲的1929/30年的學生鑒定是：

“翻譯，1905年生于江蘇省，學生，地主兼政府官員的兒子，1925年起的中共黨員，聯(lián)共（布）預備黨員，在國民黨待過約3年，自1926年起在蘇聯(lián)。

認為是可信賴的，指出從事群眾工作的必要性，以幫助波戈雷洛夫同志擺脫過于自信的成分。認為合理的是調(diào)離大學，到直接生產(chǎn)企業(yè)工作一年，然后考慮派往中國的問題。”[注72]

[注70] 秦邦憲：延安整風發(fā)言草稿（手稿），第10頁，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館藏。

[注71] 俄羅斯國家政治社會歷史檔案館藏，全宗489，目225，案卷2847，第67張。

[注72] 俄羅斯國家政治社會歷史檔案館藏，全宗489，目225，案卷2847，第48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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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秦邦憲的學習鑒定也得到了楊尚昆的中大學習鑒定的印證：“從1926年起為中共黨員。聯(lián)共（布）候補黨員。加入國民黨兩年。1926年來到蘇聯(lián)”。“需要派出一年從事生產(chǎn)活動，此后再決定派回中國從事實際工作問題”[注73]甚為相似。

1930年秦邦憲要回國了。秦氏在日后的個人回憶中曾如下記錄回國之來龍去脈：

“在1930年初我就請示回國。請求書是向?qū)W校提出的，學?；卮鹨艳D(zhuǎn)到東方部。不久聯(lián)共中央組織部召我和何子述去，當時遇見沈澤民、王稼祥。談話極簡單，要我們交出聯(lián)共證件，說你們歸共產(chǎn)國際分配工作，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我們。我們轉(zhuǎn)信一起去國際東方部見米夫，他亦簡單說現(xiàn)在派你們回國去，一切和阿勃蘭莫夫接洽。回國的事要我們不要告訴任何人，派人引我們見阿，辦假護照等候。不久即自學校搬至旅館。王、沈、何分批走了。一天東方部又要我去，當時米夫要我去菲律賓送一文件（內(nèi)容不知），我以英文不好，薦澤民去，米夫答應了，說要澤民在柏林等我，由我告訴他這個任務，在菲半年后再回國。于二月上旬我離莫赴柏林，抵柏林見澤民，囑咐了去菲任務。為等護照在柏林等了約兩星期，未成，即偷關(guān)經(jīng)比利時到法國。在巴黎住兩星期辦好護照，我即去馬賽乘船。船行一月，五月初抵上海?！?/span>[注74]

[注7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楊尚昆年譜（1907——1998）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37頁。

[注74] 秦邦憲：延安整風發(fā)言草稿（手稿），第11頁，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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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只是書生

秦邦憲在中大的人際交往與黨務工作

應該說，秦邦憲1926-1930年的四年留蘇生涯，是其個人政治發(fā)展軌跡的重要轉(zhuǎn)折時期。究其緣由，大致與留蘇期間秦氏得以接觸并了解了多位日后對中共早期產(chǎn)生重要影響的歷史人物。學界亦一般認為秦氏與米夫、王明等人的私人關(guān)系對其日后在中央蘇區(qū)黨內(nèi)政治地位的躍升密不可分，但值得注意的是，筆者經(jīng)查閱相關(guān)俄文檔案及秦邦憲本人的回憶，并未看到留學期間秦邦憲本人與米夫、王明等人的密切關(guān)系，恰恰相反，秦氏本人并不認為與米夫、王明相熟，并由此可見中共領(lǐng)導人早期留蘇時期人際往來及其與共產(chǎn)國際關(guān)系之一斑。為此，筆者將秦邦憲的俄文檔案及其他文獻摘列如下，冀圖能推動學界對秦邦憲留蘇時期及早期中共留蘇學生與共產(chǎn)國際關(guān)系的進一步認識。

01

人員關(guān)系

與米夫關(guān)系甚少，與王明不熟悉

與沈澤民交往多，與楊尚昆私交好

首先，是與米夫的關(guān)系。秦邦憲認為自己與米夫“關(guān)系甚少。在他長授時（引者注：原文如此）未曾和他有私人談話，亦未替他當過翻譯。他至東方部后，我沒有參加過東方部的工作（如翻譯、參加會議、起草文件等），只是回國時經(jīng)過東方部派遣，米夫和我們簡單地談了話，四人一起談的，并未囑咐任何政治的或組織的任務?；貒髲奈匆娺^他，亦未和他通過信”。[注75]

[注75] 秦邦憲：《博古同志的反省》第18頁，俄羅斯國家政治社會歷史檔案館藏，全宗489，目225，案卷2847。

與米夫關(guān)系

第二是與王明的關(guān)系。“在莫斯科時和他是不熟悉的”，“王明當時不大在學校的，在學校中最接近的安徽、湖北人”[注76]；從一同學習的角度，張聞天、王稼祥、沈澤民與王明均為1925年入校，是第一批學生中的學業(yè)佼佼者，他們與王明之間的熟悉程度會比秦邦憲略高。

[注76] 秦邦憲：《博古同志的反省》第19頁，俄羅斯國家政治社會歷史檔案館藏，全宗489，目225，案卷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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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邦憲在與張聞天、王稼祥、沈澤民、楊尚昆的關(guān)系中?！芭c沈澤民交往較多，一因他住在學校近旁，一因易接近，且他學的教條較多，所以，在學習上常常請教他的。與洛甫、家（稼）祥，交往不多；私交最好者是楊尚昆”[注77]。在楊尚昆筆下也是“我和博古是同班同學，關(guān)系最好”。[注78]

[注77] 秦邦憲：《博古同志的反省》第19頁，俄羅斯國家政治社會歷史檔案館藏，全宗489，目225，案卷2847。

[注78] 楊尚昆：《楊尚昆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35頁。

02

理論深度

是研究生而非“教授”

延安整風時，秦邦憲說他“主要是通過寫文章,當翻譯。張聞天主要是在思想理論方面支持米夫和瞿秋白等論戰(zhàn)”。秦邦憲在這個期間寫的文章，都是為黑板報所寫，并沒有留存下來。在中大學習三年的秦邦憲，比張聞天、王稼祥少了一年以上的在校學習時間，期間還外出半年做非學習的翻譯，未曾像張聞天一樣推掉部分校內(nèi)的事務工作[注79]，專心研究，也沒有成為張聞天、王稼祥般給學生講“聯(lián)共（布）黨史”[注80]、“中國階級斗爭史”[注81]、“西方革命史”[注82]、“中國問題”[注83]的“教授”；1929年時，在紅色教授學院學習的張聞天是中國問題研究所的研究員，這時的秦邦憲是研究院的新學生。因為老翻譯在1928年秋離開了學校，他作為1926年后入校學生中的“大翻譯”，成為了翻譯部主任與學生輔導員，卷入到了中大的斗爭漩渦。

[注79]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1900-1976》，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第97頁。

[注80]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1900-1976》，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第84頁。

[注81]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1900-1976》，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第95頁。

[注82] 徐則浩編著：《王稼祥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32頁。

[注83] 徐則浩編著：《王稼祥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36頁。

作者供圖

03

秦邦憲在莫斯科

中山大學各類學生組織中的地位

1930年秦邦憲在其《回國工作登記表中》曾對自己在中大留學期間的在校工作有詳細描述：黨一年級副支部委員，組織部及宣傳部委員，少共總委委員，少共組織部長，學校翻譯局主席[注84]。而在李一凡等同期秦邦憲中大同學的回憶錄中，也有對1927和1928年中大各類組織領(lǐng)導的回憶，“1927年9月改選支委會，組織委員何尚志，公社主席蔣德芳，楊尚昆是宣傳委員”[注85]，“1928年5月，托金成為書記，王云程組織委員，李竹聲宣傳委員，劉群先婦女委員，殷鑒為公社主席，何子述同志審判會主席，陳昌浩為團支部書記，王寶禮學生工會主席，吳紹益為《墻報》主編”[注86]。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管同學的記憶是否準確與全面，里面都沒有秦邦憲。

從中大支部局正式記錄中看：1929年中大聯(lián)共（布）支部局的體系，部長是俄國人，設(shè)2位中國學生作為副部長，1929年春的組織部部長是伯爾曼，副部長是王云程、朱阿根。楊尚昆在1929年春是中山大學聯(lián)共（布）支部局宣傳部副部長（部長是俄國人），參加支部常委會會議[注87]。1929年中，楊尚昆作為支部局委員，全年記錄了3次支部局會議，2次支部常委會議，秦邦憲只參加過一次支部局會議，討論的議題是國際形勢。

從學校系統(tǒng)看，中大先后有2位學生副校長，1929年初是王寶禮，1929年秋是李竹聲，直到學校停辦。

在1927-28年，秦邦憲是少共總委委員、組織部長，少共的上級單位是支部局。

從中大的校務系統(tǒng)看，王寶禮在1928年是學生公社主席，1929年初是副校長，李竹聲是1929年后的副校長，他們應該算是在學校方面層級最高的學生。在支部局層面，組織部副部長王云程與朱阿根、宣傳部副部長楊尚昆，應該是1929年黨的系統(tǒng)級別最高的學生黨員。秦邦憲在翻譯的體系中，是繼張聞天1927學年翻譯局主席之后，1928年秋后的翻譯局主席，這是秦邦憲在中山大學最“顯赫”的職務。

[注84] 俄羅斯國家政治社會歷史檔案館藏，全宗489，目225，案卷2847，第77張。

[注85] 李一凡：《回憶中國共產(chǎn)主義勞動大學》，載《革命史資料》第19 輯，第91頁。

[注86] 李一凡：《回憶中國共產(chǎn)主義勞動大學》，載《革命史資料》第19 輯，第92頁。

[注87]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楊尚昆年譜（1907——1998）上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2007年，第29頁。

作者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舊址

五

余 論

1919年共產(chǎn)國際成立，其目的是輸出蘇俄式革命。中大是共產(chǎn)國際出資，以對中國的社會工作者進行社會政治教育為宗旨的高等學校[注88]。中大成立后，隨著蘇聯(lián)斯大林派與反對派的斗爭日益激化，“靠攏黨”、“對黨忠實”的觀念不僅僅在蘇聯(lián)社會生活中越來越強烈，中大校方對學員的控制也因之越來越緊，中山大學校園里階級斗爭氣氛漸濃，其目的無非是把學員中對聯(lián)共（布）政策和路線的認識“統(tǒng)一”到斯大林派的觀點上[注89]。秦邦憲學習努力，俄文水平逐步提高，知識面增廣，各項課程學得好，在學校安排的工作中表現(xiàn)積極而耐勞，逐漸受到中大校方與支部方的重用，受中大黨支部與學校管理層人員的影響逐步增加，成為中大教育的成果的一部分?；貒蟮臋C遇把他放到了黨內(nèi)極為重要的位置，使中大對他的思想影響在中國放大，也是共產(chǎn)國際對中國革命影響的最集中體現(xiàn)。

[注88] 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chǎn)國際（1919–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43頁。

[注89] 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chǎn)國際（1919–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62頁。

中山大學的學習，使秦邦憲結(jié)識了上百位共產(chǎn)黨的早期黨員與干部，屈武[注90]回憶錄中說到：“當年曾有過這樣一種說法：中國留蘇學生是中國的希望之光。后來的事實證明，這種預言的正確性。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后來成為海峽兩岸的最高決策者或黨政軍及經(jīng)濟界要人。我同他們中的許多人結(jié)下了深情厚誼，經(jīng)久不衰。這正是我從事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一個很有利的條件”[注91]。秦邦憲的這段留學生活，為他之后的領(lǐng)導生涯與國共合作談判生涯都奠定了一定的人員基礎(chǔ)，盡管最終不全是革命道路上的同行者，但曾經(jīng)同行也是對當時工作的幫助。

中山大學初期的學制是兩年，秦邦憲在中山大學度過了1927年上半年、1928年全年，1929年上半年四個學期，中間隨工人代表團做翻譯，之后進入中國問題研究院學習與經(jīng)歷“清黨”。從學習俄文、學習理論、到參與翻譯工作，參與火熱的討論，參與對工人班的輔導，又成為中國問題研究院的研究生，俄文達到了“大翻譯”水平，為他之后的理論與翻譯工作都奠定了足夠的基礎(chǔ)，雖與第一期的“紅色教授”們相比，在理論研究深度上存在差距，但作為第二期的學員，他可算是學業(yè)上的佼佼者。

[注90] 屈武：（1898—1992），陜西渭南人。五四運動中的陜西學聯(lián)會長，1920年春考入天津南開高中，1922年同于右任長女結(jié)婚，1922年夏考入北京大學，1925年成為中共黨員，1926年1月當選為國民黨二大中央候補執(zhí)行委員。后被中共派往中大學習。1929年夏到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1930年4月遇蘇聯(lián)黨內(nèi)“大清洗 ”被發(fā)配服苦役。1938年10月被于右任營救回重慶，參與創(chuàng)建民盟、新疆和平起義，建國后曾任政協(xié)常委、民革主席等。

[注91] 屈武口述，陳江鵬執(zhí)筆：《屈武回憶錄》，北京：團結(jié)出版社2002年，第165頁。

秦邦憲與米夫關(guān)系甚少，與王明“在莫斯科時和他是不熟悉的，王明、博古之不可分是從回國后上海反立三路線時期起才造成的”[注92]。秦邦憲回到上海后與王明偶然“示威時在馬路上遇見”[注93]，疊加上動蕩年代中的諸多事件與因素的合力，使他在不到2年的時間里成為臨時中央負總責，并在之后成為最年輕的中共早期領(lǐng)導人，但這些都是在上海的機緣，有中大的影響，但不是在中大發(fā)生的了。

[注92] 秦邦憲：《博古同志的反省》第19頁，俄羅斯國家政治社會歷史檔案館藏，全宗489，目225，案卷2847。

[注93] 秦邦憲：《博古同志的反省》第22頁，俄羅斯國家政治社會歷史檔案館藏，全宗489，目225，案卷2847。

作者提供

從1926年10月離開上海，到1930年5月再次踏上上海的土地，轉(zhuǎn)回到了中國現(xiàn)實的斗爭生活，一切將重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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