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繭自縛：人類早期國家的深層歷史

花間挹香 2022-06-22 發(fā)布于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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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詹姆斯·C.斯科特，譯者：田雷

一個支離破碎的敘事：那些我曾一無所知的

現(xiàn)代智人究竟是如何出現(xiàn)的——在人類物種的歷史上，他們是如此晚近，生活在擁擠的定居群落中，里面隨處可見馴養(yǎng)的禽畜和谷物堆垛，由最原始的國家形態(tài)所統(tǒng)治？這曾是一種新奇的生態(tài)和社會復合體，卻在自此后智人物種幾乎全部有記錄的歷史中，成為模板。人口增長、水力和風力的應用，以及航海和遠洋貿易的出現(xiàn)，都曾極大擴展這種“模板”，在長達六千多年的時間里，這種形態(tài)都占據(jù)主流，直至化石燃料作為能源登上歷史舞臺。接下來的敘事乃是一段源自好奇心的探索——說到底，這么一個農業(yè)的、生態(tài)的復合體，它如何起源，呈現(xiàn)出何種結構，又導致了什么后果？

按照通說的敘述，上述過程都是一種進步，人類走向了文明，實現(xiàn)了公共秩序，身體更健康，也有了更多的閑暇。而根據(jù)我們現(xiàn)在掌握的知識，這種敘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錯誤的，對世人產(chǎn)生了嚴重的誤導。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去挑戰(zhàn)這種敘述，我所依據(jù)的，乃是我對過去二十年來考古學和歷史研究最前沿的閱讀。

如果把我們人類在地球上的物種史作為一個尺度，那么初民農業(yè)社會和國家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出現(xiàn)，只落在這段歷史最近的5%。而再取這個尺度加以衡量，那么化石能源時代，起始于18世紀的末端，在人類物種歷史上所占不過最末端0.25%的尾巴而已。然而，由于某些顯而易見的原因，我們現(xiàn)在卻只盯著這最后一個時代，精力越來越專注于我們人類在此期間留在地球環(huán)境上的足印。人類所帶來的沖擊到底變得有多大，從圍繞著“人類世”（Anthropocene）一詞的激烈辯論中即可見端倪，人類世作為一個概念的創(chuàng)造，是用以指稱一個新的地質紀元，進入此階段，人類的活動開始對世界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和大氣層產(chǎn)生決定性的影響。

人類活動可以對生態(tài)圈產(chǎn)生即時的決定性影響，這一點早已無人質疑，但這種決定性的影響究竟起始于何時，此問題仍然聚訟紛紜。有學者主張人類世起始于核試驗出現(xiàn)的日子，因為此類活動已在全世界范圍內留下了永久的、可檢測出的放射性物質層。還有些學者則提議，人類世應上溯至工業(yè)革命以及化石能源的大規(guī)模使用。還有一種觀點也能自成其說：人類世之開始，在于工業(yè)社會已經(jīng)掌握了某些工具，諸如炸藥、推土機、鋼筋混凝土（特別是用于水壩建設的），有能力以此徹底改變地球之地貌。在上述三種候選觀點中，即便工業(yè)革命也不過是區(qū)區(qū)兩個世紀前的事，至于其他兩個選項，甚至可以說仍停留在我們鮮活的回憶里。我們人類這個物種的歷史跨越已經(jīng)大約二十萬年，若是以這個尺度來衡量的話，那么人類世就如同幾分鐘前才開始的樣子。

就此問題，我在這里提出另一說，在更縱深的歷史軸線上挖掘“人類世”的起點。首先，我認可人類世的立論前提，它意味著我們對環(huán)境的沖擊力發(fā)生了某種質與量的飛躍，在此基礎上，我建議，我們可以把人類世前溯至火的運用，這是原始人類第一次掌握某種重要的工具，可以用于改變地貌景觀，或者生態(tài)位的構建。原始人類用火的證據(jù)，可以追溯到至少四十萬年前，甚至還能往前提早更多，其歷史遠早于智人的出現(xiàn)。定居、農業(yè)和畜牧，大約出現(xiàn)在一萬二千年前，標志著人類在改造地貌景觀上的又一次長足進步。如果我們的關注擴展至人科動物留在歷史上的足印，那么就能夠發(fā)現(xiàn)，在近期改天換地的“深”人類世出現(xiàn)之前，還存在著一段“淺”人類世；之所以說它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時運用這種景觀改造工具的原始人類實在少之又少。直至公元前10，000年前后，全世界的人類總數(shù)不過只有區(qū)區(qū)200萬到400萬，實在是微不足道，還遠不及今天全球人口的千分之一。在前現(xiàn)代的發(fā)明中，另一個決定性的是制度創(chuàng)新——國家。在美索不達米亞沖積平原上，出現(xiàn)了人類最早的國家，追溯它們突如其來的顯現(xiàn)，不會早于距今六千年之前，而較之于此地區(qū)出現(xiàn)農業(yè)和定居生活的最早證據(jù)，國家出現(xiàn)已經(jīng)是數(shù)千年之后的事了。說起根據(jù)自身利益動員起技術的運用，進行地貌景觀的改進，在歷史上沒有哪個組織在能力上可以趕得上國家。

這么說來，我們人類是如何從遷徙走向定居，開始種植谷物，馴養(yǎng)家畜，變?yōu)閷倜?，生活在我們現(xiàn)在所謂“國家”這種新奇機構的統(tǒng)治下，要理解這一問題，就要求我們開啟一趟“深層歷史”的旅行。在我看來，最好的歷史學，應當是一門最具顛覆力的學科，因為它可以告訴我們，那些我們認為天經(jīng)地義的事情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深層歷史”的魅力即在于，它能揭示出歷史進程中的許多偶然，這些偶然聚在一起，就塑造出諸如工業(yè)革命、末次冰盛期（the Last Glacial Maximum）或者秦帝國的出現(xiàn)，在此基礎上，深層歷史響應了法國“年鑒學派”早期歷史學家的呼吁，要研究“長時段”（la longue durée）的歷史，以此取代公共事件編年史的方法。然而，當前的“深層歷史”追求又比年鑒學派更勝一籌，因為它所呼吁的經(jīng)常呈現(xiàn)為一種物種的歷史。這就是時代精神，我在其中也找到了自己，而這種時代精神也闡釋了那句格言，“密涅瓦的貓頭鷹，只有在黃昏的時候才起飛”。

國家和文明敘事的悖論

在思考國家形成時，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可表述為：我們作為智人，是如何開始生活在國家之中的，也即史無前例的馴化植物、動物和人口的聚居環(huán)境內的。由此大歷史的廣角視野出發(fā)，國家作為一種形式絕非自然的，也非規(guī)定的。大約二十萬年前，智人作為人類的一個亞種開始出現(xiàn)，并且最早也要等到六萬年前，才出現(xiàn)在非洲和地中海東岸以外的地區(qū)。至于植物栽培和定居群落，最早的證據(jù)則出現(xiàn)在大約一萬兩千年前。一直到那時——換言之，占據(jù)人類在地球上95%的歷史經(jīng)驗，我們都生活在小型的、移動的、分散的、相對平等的、依靠狩獵和采集為生的群落之中。而對于那些對國家形式感興趣的人士來說，有一個事實更是應當留意：若以筑有圍墻、有征稅能力、社會分層而論，最早的小型國家要等到公元前3100年前后才突然出現(xiàn)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fā)拉底河谷地，而這時距離最早的作物馴養(yǎng)和定居生存，已經(jīng)是四千多年之后了。這一時間上的巨大遲滯就是一道大難題，對于那些將國家形式自然化的理論家們來說，按照他們的預設，農耕和定居分別構成了國家形成的技術和人口條件，只要條件滿足，則國家/帝國就將立即崛起，作為在邏輯上必然且最有效率的政治秩序單位，他們必須回答這道難題。

一旦認真對待這些堅硬的事實，那么我們大多數(shù)人（這里也包括我自己在內）曾不假思索即全盤接受的人類史前史版本就有了麻煩。一開始，最初的強大農耕王國編織出一整套進步和文明的敘事，而此后歷史上的人類就沉迷于這種敘述。他們是新的、強大的社會，故而要毅然決然地將他們自己區(qū)隔出來，對于那些與他們出自同源且至今仍在邊緣地帶召喚或威脅他們的群落，要鮮明地區(qū)分彼此。歸根到底，這就是一種“人類崛起”的故事。根據(jù)它的敘事，農業(yè)取代了狩獵、采集和游牧，而后者是一個野蠻的、原始的、無法無天的暴力世界。反過來說，安居之后的作物收成，則是定居生活、正規(guī)宗教、社會，以及法律和政府的源起和保障。至于那些拒絕從事農耕的群落，不是出于愚昧無知，而是因為難以適應新的生活方式。我們可以看到，在幾乎所有早期的農業(yè)文明中，農耕之偉大都有一套精心構建的神話所傳頌，在這樣的神話里，總有一個偉大的男神或女神，將神圣的谷物交托給某個被選中的族群。

此處存在著一個基礎的假設，就是定居農耕要比此前所有的生存方式更優(yōu)越，也更有吸引力，而一旦這一設定遭遇質疑，我們就能發(fā)現(xiàn)，這一設定本身即依附于一個更深層也更內在的假設——后者幾乎從未受到挑戰(zhàn)。而這個假設可表述如下：定居生活本身就要比遷徙的生存形式更優(yōu)越，也更具吸引力。在有關文明的敘述中，住地和固定居所的地位可謂是根深蒂固，反而使得它們平常不可見了；就好像魚兒不會意識到水一樣！追根究底，這不過就是一種條件假設：智人已經(jīng)疲憊不堪了，他們迫不及待，終于能定居下來了，他們也迫不及待，終于能結束數(shù)十萬年來的漂泊和季節(jié)性的遷徙了。然而，大量的證據(jù)已然表明，在世界各地，都曾有流動族群堅決抵抗定居生活的史實，即便后者意味著相對更有利的環(huán)境。游牧族群以及以狩獵采集為生的聚落都曾拿起武器，反抗定居的生活方式，在他們眼中，這樣的生活就等同于疾病以及國家的控制——而這種認知也常常是正確的。在美洲，許多原住民族群之所以能被限定在保留地，也是要先遭遇軍事上的失敗。還有一些原住民的族群，則抓住與歐洲人接觸所帶來的歷史機緣，進一步增加了它們的機動性，如蘇族和科曼奇族變成了馬背上的獵戶、商人和掠奪者，而納瓦霍人則變成以放羊為主的牧民。大多數(shù)族群一方面遵循流動的生存方式——放牧、采集、狩獵、捕撈海產(chǎn)，甚至從事遷移農耕，另一方面則欣然適應現(xiàn)代性的貿易，然而無論如何，他們都強烈地抵抗定居的生活。最起碼，我們壓根沒有任何證據(jù)去做出如下的假定：現(xiàn)代生活的定居“規(guī)定性”乃是人類歷史上的一種普遍渴望，能據(jù)此倒過來推演人類的歷史進程。

關于定居和農業(yè)，雖然其基本敘述追根溯源都出自上述的神話，但神話已逝，而敘事卻長存。從托馬斯·霍布斯到約翰·洛克，從詹巴蒂斯塔·維科（Giambattista Vico）到路易斯·亨利·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從弗里德里?！ざ鞲袼沟胶詹亍に官e塞，再從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到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對一般性社會進化的各種敘述，進步皆是有序的——從狩獵采集到游牧再到農業(yè)（或者從游群到村落到市鎮(zhèn)再到城市），都是不可撼動的學說。諸如此類的觀念與愷撒大帝的進化構想幾乎如出一轍，也即從家戶到親族到部落到民族再到國家（生活在法律管轄下的某個民族），在整個構想中，羅馬是進化的頂點，而凱爾特人和日耳曼人則位居其后。此類敘述記錄下文明的進程，雖然在細節(jié)處多有差異，但仍在凝練后成為大多數(shù)社會的口耳相傳，深深印刻在全世界學童的腦海中。從一種生存模式到下一種模式的變遷，被認為是清晰可辨的。也就是說，只要見識過農業(yè)的技術，任誰也不想繼續(xù)此前游牧或采集的生活。而在進化中的每一步，都被認定為代表著人類追求幸福過程中的劃時代飛躍：更多的閑暇，更好的營養(yǎng)，更長的壽命預期，久而久之，實現(xiàn)一種安居的生活，催生出某種家政管理以及文明的發(fā)展。要將這種敘述從世人的腦海中驅除出去，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便真有能夠完成這一目標的什么還原法，也需窮盡我們的想象力。不過在本書中，我還是要邁出最初的一小步。

事實證明，只要同不斷累積的考古證據(jù)相對照，在我們所稱的標準敘述中，大部分的內容都站不住腳。同早先的假設恰恰相反，以狩獵采集為生的部落——即便是現(xiàn)如今仍集中居住在偏遠保護區(qū)的狩獵者，也絕非傳說中那般走投無路、饑腸轆轆、生活在挨餓受凍的邊緣。事實上，根據(jù)當前可見的考古證據(jù)，就他們的飲食、健康和閑暇而論，狩獵采集者從未像現(xiàn)在看來過得如此之好；而反過來說，看他們的飲食、健康和閑暇，務農人口的生活則顯得非常糟糕。當前風靡一時的“舊石器時代”膳食搭配，也就反映出考古學知識對大眾文化的滲透。人類從狩獵采集到農耕的轉變，作為一個過程而言是緩慢的、間斷的、可逆的，有時甚至是不完整的，它能帶來多少好處，也能導致至少同樣多的代價。所以說，雖然根據(jù)標準的敘述，作物栽培看上去就是邁向美好當下的關鍵一步，但是對于最初經(jīng)歷這一過程的先民們而言，情況就并非如此了：有些學者發(fā)現(xiàn)，在《圣經(jīng)》故事中，亞當夏娃被逐出伊甸園，所反映的就是這一事實。

在我看來，遭逢近期的考古學研究，此前的標準敘述早已是傷痕累累，難以為繼。比方說，從前我們假定，從遷徙到定居的生活，乃是農耕出現(xiàn)后的結果。莊稼可以讓人們集中起來，并安定下來，由此也創(chuàng)造出國家形成的一項必要條件。然而，下面的事實卻讓傳統(tǒng)的敘述頗感頭疼，現(xiàn)在我們知道，農業(yè)未出現(xiàn)之前，在生態(tài)資源豐富且多樣的環(huán)境中，特別是毗鄰魚類、鳥類和大型獸類季節(jié)遷徙路徑的濕地中，定居生活實際上是非常常見的。例如，在古代的美索不達米亞南部（也即希臘語所說的“兩河之間”），就出現(xiàn)了定居的群落，甚至是市鎮(zhèn)，居住人口最多可達五千，但卻沒有或者幾乎沒有農業(yè)的跡象。同時，我們還能發(fā)現(xiàn)相反的異常：雖從事作物種植，但除了短暫的收獲季節(jié)之外，其余時間仍處在流動和散居的狀態(tài)。最后的這個悖論再次警醒我們，不能忽視這一事實：傳統(tǒng)敘述所隱含的前提設定，即人類迫不及待地要完全放棄流動，要“安頓下來”，可能也是錯誤的。

受權刊發(fā)，選自《作繭自縛：人類早期國家的深層歷史》，[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田雷/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2022年5月。

也許最令人困惑的，還要說位于整套敘述之核心的文明創(chuàng)生：到底什么是“馴化”，歸根結底是難以解釋的。畢竟，早在智人出現(xiàn)前，原始人類就已經(jīng)開始塑造植物的世界了，其主要手段在于用火。這么說來，當我們談“馴化”時，其本質的標準究竟是什么呢？是照管野生植物？是為它們去除雜草？是把它們移植到新的地方？還是把一捧種子撒播在肥沃的淤泥中？或者用樹的枝條在地里挖出凹溝，然后將一兩顆種子放進去？也可能是用犁耕田？在這一過程中，看起來找不到“搞定了”的神奇時刻——“你們看，愛迪生的燈泡亮了”。即便在今天，安塔托利亞地區(qū)也還有大片的野生小麥，如杰克·哈蘭的研究所示，只要用燧石鐮刀，三周時間所收割的谷物就足以養(yǎng)活一家人達一整年之久。早在有意識的犁田播種之前，覓食群落就已經(jīng)開發(fā)出全部必需的收獲工具：篩谷籃、磨刀石和杵臼，以便處理野生的谷物和豆類。對于外行來說，將種子放入準備好的溝或洞里，看起來是決定性的。但設定你知道種子會成長發(fā)芽，于是把水果的果核丟入帳篷附近的爛葉堆中，這種行為算不算是“栽培”呢？

對于植物考古學家來說，要找到谷物栽培的證據(jù)，關鍵在于要能發(fā)現(xiàn)不斷穗（因谷穗不會破裂，而是“靜待前來的收割者”，故而為初期種植者自覺或在無意間所選擇）和大谷粒的作物。而現(xiàn)在，證據(jù)表明，要等到谷類作物實現(xiàn)栽培后許久，上述的形態(tài)變化才出現(xiàn)。此前，關于綿羊和山羊完全馴養(yǎng)的骨骼證據(jù)，曾經(jīng)被認為是無可置疑的，現(xiàn)在也遭遇到了挑戰(zhàn)。這些含糊帶來了雙重的結果：第一，現(xiàn)在看來，非要認定出馴化的單一起源事件，這種努力勢必既專斷，又毫無意義。第二，它進一步支撐了如下命題，人類歷史上曾存在一段非常非常漫長的“低階食物生產(chǎn)”（low-level food production）的階段，在此時期的植物既非全然野生，也未能實現(xiàn)完全的馴化。關于植物的馴化，最出色的分析都已經(jīng)放棄了單一事件起源論，在此基礎上，基于強有力的遺傳學和考古學的證據(jù)，轉而主張栽培化的過程在許多地區(qū)綿延長達三千年之久，也由此導致了多數(shù)主要作物（小麥、大麥、稻米、鷹嘴豆、扁豆）多樣且零散的馴化過程。

如果說這些考古發(fā)現(xiàn)顛覆了傳統(tǒng)的文明敘述，使其支離破碎，那么我們也可以繼續(xù)摸索，不妨把這一早期階段視為某個漫長過程的一部分，且整個過程至今仍在繼續(xù)，從始至終，對于那些我們感興趣的植物和動物，我們人類就想方設法加以干預，在更大程度上掌控它們的繁殖功能。我們會有選擇地培育、保護并掠奪它們。這種觀點甚至也可作進一步的延伸，適用于早期的農業(yè)國家及其宗法控制，也即對婦女、俘虜和奴隸的人口再生產(chǎn)。說到這里，吉列爾莫·阿爾加茲的驚人之論可謂一針見血：“早期的近東村落馴化植物和動物。而烏魯克的城市形態(tài)馴養(yǎng)的則是人類?！?nbsp;

擺正國家的位置

任何對國家形成問題的深入探究，包括本書在內，都難以擺脫一種風險，這就是賦予國家一個顯赫的地位，超過了它在一部均衡的人類演化史上本應占據(jù)的位置。我希望可以避免這種偏差。根據(jù)我所理解的事實，在一部公允持平的人類物種史中，國家的角色是平凡的，較之于它被通常安排的位置，要低調很多。

國家成為考古和歷史記錄的主宰，這一現(xiàn)象其實不難理解。對于我們這些智人來說，最習慣的思考單位不過是一代或數(shù)代人的生命周期，相較之下，國家及其管制空間的恒久，就看似一種無法逃避的常態(tài)，規(guī)定著我們的境遇。就今日而言，不僅國家這種形式完全壓倒其他政治可能，而且世界各地的考古和歷史研究大都受國家資助而開展，這往往等同于國家在自戀地繪制自畫像。而考古學的傳統(tǒng)又進一步加劇了上述制度性的偏頗——直至晚近，考古工作就是對大型歷史遺址的挖掘以及分析。因此，假如你用石料建起恢宏的工程，并且恰好將斷壁殘垣都留在某一位置，那么你就很有可能“被發(fā)現(xiàn)”，從此主宰古代歷史的篇章。反過來說，假如你的建筑用料是木頭、竹子或蘆葦，那么你出現(xiàn)在考古記錄里的可能性就會大大降低。假如你是狩獵采集或游牧部族，只是在地表淺層丟棄可生物降解的垃圾，那么即便你的部族人多勢眾，你的命運大致也只能是在考古記錄中完全消失。

而在文字與文檔現(xiàn)身于歷史記錄后，最早如象形文字或楔形文字，前述的偏頗就變得甚至更顯著。這些文獻千篇一律，都是以國家為中心的文本：稅收、單位、貢品清單、王室譜系、建國神話、法律，等等。歷史中找不到與之爭辯的其他聲音，面對這些國家中心的文本，別出心裁的反向解讀需要極大的勇氣，同時又極其艱難。一般說來，留存下來的國家檔案越多，則在歷史上重建該王國及其自畫像的篇章就越多。

最早的國家出現(xiàn)在美索不達米亞南部、埃及和中國黃河淤泥地帶，那里的沖積平原終年被風吹拂，形成之初，無論是人口規(guī)模還是地理面積，此時的國家都是微不足道的存在。在古代世界的地圖上，原初國家就像是一個又一個的小斑點而已，據(jù)估算，公元前2000年全球總人口大約為2500萬，在這一總盤子中，生活在國境內的民眾近乎可以忽略不計。它們只是微小的權力節(jié)點，而在四圍廣闊無垠的地帶上，居住的都是非國家的部族，也即所謂的“蠻族人”。在一段相當漫長的時間里，雖說蘇美爾、阿卡德、埃及、邁錫尼、奧爾梅克/瑪雅、哈拉帕、中國秦朝在地表如星星之火，但世界上大部分人口此時仍繼續(xù)生活在國家的直接掌控之外，也無納稅之負。非要找到一個精準的歷史分水嶺，自此后國家決定性地主導了地球表面的政體，這個問題實在難下定論，或者說提問本身即很武斷。在大歷史的視野內，直至四百年前，地球三分之一的地方仍由游獵部族、游耕者、牧民以及獨立的農藝群落所占據(jù)，而當時的國家仍是以農業(yè)為本的，基本上只能局限在地球表面適于耕作的一小部分土地上。世界上的大多數(shù)人可能從來就沒有遇到過國家的代表——稅吏。許多人口，甚至可能是大多數(shù)，都能自由地進出國家空間，并隨之轉變生存模式；他們尚能有光明正大的機會，逃避國家的高壓舉措。這么看來，如果我們要找到國家真正取得霸權的時刻，那么屬于國家的時代不過起始于約公元后的1600年，換算到人類這個物種的政治生活的歷史中，國家所主導的時段不過只是最近千分之二這個“瞬間”而已。

由是觀之，凡是初民國家出現(xiàn)之處，其實反而是例外之地，當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在這些“例外”時，也就很可能會忽略一個關鍵的事實：直至相當近期，世界上大部分地區(qū)根本不存在什么國家。在東南亞地區(qū)，古典國家大致也就出現(xiàn)在歐洲的查理大帝統(tǒng)治時期，那時距離農耕的“發(fā)明”已是六千年有余了。而再看作為“新世界”的西半球，除了瑪雅帝國這一例外，國家甚至是更晚近的創(chuàng)造。更何況，早期國家所占據(jù)的領土也相當小。在它們鞭長莫及的化外之地，其實聚集著大量的“無政府治理”的群體，聚集在歷史學家筆下的部落、酋邦或團伙之中。在他們居住的區(qū)域內，主權的概念是不存在的，或者說只有名義上的統(tǒng)治權，弱到幾乎看不見。

關于“利維坦”的描述傳達出最強有力的國家統(tǒng)治，然而，早期國家作為利維坦的存在，卻是極少見的，即便偶爾會有，存在時間也極短暫。在多數(shù)情形中，更常見的是政權的中斷、分裂或“黑暗時代”，而不是統(tǒng)一的、有效的統(tǒng)治。如前所述，我們——甚至也包括歷史學家，都沉迷在王朝之初創(chuàng)或其全盛的經(jīng)典時代所留下的記錄中，相較之下，該王朝的解體和動亂歲月，則極少或根本沒有形諸文字，不可見于記錄中。以古希臘為例，長達四個世紀之久的“黑暗時代”，隨著語言讀寫能力的喪失，所留下的近乎就是一大片空白，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后來的古典時代，戲劇和哲學的繁榮產(chǎn)生了龐大的文獻。若是說一部歷史的目的就是要審視我們所尊崇的文化成就，那么上述偏頗是完全可理解的，但問題在于，這種“歷史”忽略了國家形式的脆弱和易于瓦解。在世界很多地區(qū)，即便在強盛的年代，國家也只是一個季節(jié)性的組織。在東南亞地區(qū)，當每年的季風降雨到來時，國家權力的輻射能力便會收縮，幾乎退回到王室的宮墻以內。雖然在大多數(shù)正統(tǒng)歷史書寫內，國家的自我形象位居中心地位，但我們仍要認識到，自最早期國家出現(xiàn)后的數(shù)千年中，國家并非一個常數(shù)，而是一種變量——在人類生活的大部分歷史中，一路走來跌跌撞撞。

而在另一層意義上，本書所要完成的是一部“非國家”的歷史（nonstate history）。就國家的形成和國家的崩潰而言，許多方面此前要么是消失于史冊中，要么不過是留下只言片語，而本書的目的就是要把注意力引向這些面向。雖說在載錄氣候變化、人口變動、土壤質量和飲食習慣方面，早期國家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關于最早期的國家，還是有很多面向難以在物質遺存或早期文本中找到記錄，原因在于這些都是隱伏的、緩慢的過程，很可能只不過是風險的預兆，甚至被認為不值一提。比方說，在早期國家，人口由其統(tǒng)治地帶逃往遠處的邊陲，可謂司空見慣，然而，由于這種現(xiàn)象背離了正統(tǒng)的國家敘述——也即將國家講述為用文明教化其臣民的力量，故而就只能隱藏在晦澀難懂的法典之中了。我和很多學者都近乎確信，早期國家之所以脆弱，疾病乃是一項主要原因。但是，由于疾病往往來得迅猛，而且先民對其知之甚少，所以其影響很難被記錄下來，更何況，許多傳染性的流行病也不會在骨骼上留下什么明顯的痕跡。同樣地，奴隸制度、奴役行為，以及大規(guī)模的強制性遷徙，也很難找到具體的證據(jù)，因為若下葬時不戴鐐銬，奴隸和自由民的骸骨是很難區(qū)分開來的。所有的國家，都被國家之外的群落所包圍，但是由于它們分散在四面八方，關于它們從何處來，到何處去，關于它們與國家之間變動頻仍的關系，關于它們的政治結構，我們能知道的實在少得可憐。當一座城市在大火后被夷為平地，到底發(fā)生了什么，究竟是一場意外的火災——這種災難困擾著所有由易燃材料建成的古代城市，還是一場內戰(zhàn)或暴動，抑或是一次外敵的洗掠，通常是很難分辨原因的。

在本書中，我將盡我所能，努力避開國家自我呈現(xiàn)出的光芒，轉而去探索那些隱藏起來的歷史力量——尤其是那些從性質上難以見于王朝之成文歷史，并且無法被考古學的標準技術所挖掘出來的力量。

《歷史學人》02已經(jīng)出版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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