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交通管理部門對交通事故成因及責任無法認定的情況下，法院能依據(jù)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確定事故責任——吳某東、吳某芝與胡某明、戴某球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

案例要旨：法律事實不同于客觀事實，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也不同于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我國民事訴訟采取的是高度蓋然性標準。交通管理部門對交通事故成因及責任無法認定的情況下，法院能依據(jù)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確定事故責任。

審理法院：浙江省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

來源：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7月24日發(fā)布四起侵權糾紛典型案例

2.雖無直接證據(jù)證明行為人造成受害人人身損害，但從高度蓋然性證據(jù)規(guī)則推斷，受害人所受損傷應系侵權人的侵權行為造成的，侵權人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吳某訴蘇某健康權糾紛案

案例要旨：高度蓋然性是根據(jù)事物發(fā)展的高度概率進行判斷的一種認識方法，是人們在對事物的認識達不到邏輯必然性條件時不得不采用的一種認識手段。雖無直接證據(jù)證明行為人造成受害人人身損害，但能證實當時在山上沒有除行為人和受害人以外的第三人。所以從高度蓋然性證據(jù)規(guī)則推斷，受害人所受損傷應系侵權人的侵權行為造成的，故依法判決由侵權人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審理法院：浙江省衢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來源：《人民法院報》2021年8月10日第3版

3.公司對股東查閱資料目的的正當性有異議時，證明股東存在不正當目的要達到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蔡某標訴真功夫餐飲管理有限公司股東知情權糾紛案

案例要旨：股東知情權是指股東享有了解和掌握公司經(jīng)營管理等重要信息的權利，是股東依法行使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的重要基礎。賬簿查閱權是股東知情權的重要內容。股東知情權范圍中的會計賬簿包括原始財會憑證和票據(jù)，公司對股東查閱資料目的正當性有異議時，證明股東存在不正當目的要達到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

案號：（2017）粵01民終5896號

審理法院：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來源：《人民法院案例選》總第142輯（2019.12）

4.汽車自燃原因不明時，應適用高度蓋然性證據(jù)規(guī)則認定事故原因——洪某欽與廈門盈眾至遠汽車銷售有限公司產品責任糾紛案

案例要旨：車輛燃燒原因經(jīng)鑒定無法明確時，應考慮當事人舉證能力，合理分配舉證責任，并適用高度蓋然性證據(jù)規(guī)則認定事故原因。

案號：（2018）閩02民終1139號

審理法院：福建省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

來源：《人民司法·案例》2018年第23期

5.民間借貸中，出借人對大額現(xiàn)金交付事實的舉證證明標準應達到“高度可能性”標準——張某訴王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案例要旨：民間借貸中，出借人對大額現(xiàn)金交付事實應承擔舉證證明責任，舉證證明標準應達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108條規(guī)定的“高度可能性”標準。在出借人提供的收據(jù)與借款合同載明金額一致，但借款人對出借人主張的現(xiàn)金交付事實不予認可的情況下，人民法院應當綜合交付憑證、支付能力、交易習慣、借貸金額、當事人關系以及當事人陳述的交付細節(jié)經(jīng)過等因素審查當事人的舉證，以認定是否存在借貸關系，而不能簡單依據(jù)優(yōu)勢證據(jù)原則認定大額現(xiàn)金交付事實存在。

來源：《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總第63輯（2015.3）

6.訴訟中雙方都沒有足夠證據(jù)否定對方證據(jù)的情況下，法院應當運用優(yōu)勢證據(jù)規(guī)則對事實作出認定——王某訴巫某翠等委托合同案

案例要旨：在訴訟中，由于雙方各執(zhí)一詞，且都沒有足夠的證據(jù)否定對方證據(jù)的情況下，法院應當運用優(yōu)勢證據(jù)規(guī)則對事實作出認定。優(yōu)勢證據(jù)規(guī)則也可以稱為“高度蓋然性”，即證明某一事實的證據(jù)的分量和證明力比反對該事實存在的證據(jù)更有說服力，或者比反對證明其真實性的證據(jù)的可靠性更高。行為人主張與他人存在委托合同，在舉證不能的情況下，應承擔不利后果。

案號：（2010）桂民一終字第119號

審理法院：廣西壯族自治區(qū)高級人民法院

來源：《中國審判案例要覽》2011年民事審判案例卷

7.在無法直接證明待證事實存在與否的情況下，可從前提事實中推導出具有高度蓋然性的推定事實——成某云訴云南大朝房地產開發(fā)經(jīng)營有限公司商品房預售合同案

案例要旨：在無法直接證明待證事實存在與否的情況下，應當綜合分析證據(jù)，結合日常生活經(jīng)驗法則，從前提事實中推導出具有高度蓋然性的推定事實。

案號：（2012）昆民一終字第87號

審理法院：云南省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

來源：國家法官學院案例開發(fā)研究中心編：《中國法院2014年度案例：房屋買賣合同糾紛》，中國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我國民事訴訟中“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

根據(jù)《民訴法解釋》的規(guī)定，普通民事案件實行“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所謂“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是指法院基于對證明待證事實的證據(jù)的審查判斷之結果，并結合其他相關事實，認為待證事實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即應當依法對該事實予以認定?！睹裨V法解釋》第108條第1款明確規(guī)定了這一證明標準：“對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提供的證據(jù)，人民法院經(jīng)審查并結合相關事實，確信待證事實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應當認定該事實存在。”這一證明標準，是在現(xiàn)有證據(jù)對待證事實的證明無法達到完全還原“客觀真實”的情況下，基于對事物發(fā)展的蓋然性規(guī)律的科學認識所確立的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明規(guī)則。它要求人民法院只有確信待證事實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才能認定該事實存在，在達不到“高度可能性”的確信程度時，則應當認定該事實不存在，這一規(guī)定有助于盡量減少案件事實認定錯誤的可能性。《民訴法解釋》第108條第2款關于待證事實真?zhèn)尾幻鲿r的處理原則，亦體現(xiàn)了這一證明標準的適用：“對一方當事人為反駁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所主張事實而提供的證據(jù)，人民法院經(jīng)審查并結合相關事實，認為待證事實真?zhèn)尾幻鞯?，應當認定該事實不存在?！鄙鲜鲎C明標準并不要求人民法院對待證事實達到絕對確信的程度，從而有利于權利人更容易獲得司法救濟，并可提高訴訟效率。

在理解和適用上述“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時，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是最低限度的證明標準，是對法官內心確信上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法官不能以此為借口，放棄對其他證據(jù)的認真審查和判斷，應當認真審查和判斷相關證據(jù)，從而達到更強的內心確信，盡可能地接近客觀真實。

第二，“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是適用于普通類型的案件事實的證明標準，而不適用于所有的案件。為維護人類基本倫理價值和維護社會公益，對于涉及自然人身份關系的案件等，應當適用更高的證明標準，表現(xiàn)為在這類案件中不適用自認規(guī)則，法院對當事人自認的事實仍可以要求當事人舉證證明。

第三，無論對方是否提出反證，均應適用“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也就是說，在對方提出反證時，人民法院固然需要考量雙方提出的證據(jù)，并依照“高度蓋然性”標準對負證明責任的一方當事人所主張的事實進行認定；在對方并未提出任何相反證據(jù)時，人民法院也不能直接認定負證明責任的一方當事人所主張的事實（對方自認時除外），仍然應當審核其所提出的證據(jù)并結合其他相關事實，按“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對待證事實進行認定。

第四，適用該證明標準認定證據(jù)和案件事實時，法官應當公開心證的理由和結果，特別是應當在裁判文書中充分闡述和說明采納證據(jù)和認定事實的理由。

（摘自齊樹潔：《民事訴訟法（第十三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69-270頁）

1.《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2021年修正）

第六十七條　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jù)。

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jù)，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jù)，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

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觀地審查核實證據(jù)。

2.《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2022年修正）

第一百零八條　對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提供的證據(jù)，人民法院經(jīng)審查并結合相關事實，確信待證事實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應當認定該事實存在。

對一方當事人為反駁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所主張事實而提供的證據(jù)，人民法院經(jīng)審查并結合相關事實，認為待證事實真?zhèn)尾幻鞯?，應當認定該事實不存在。

法律對于待證事實所應達到的證明標準另有規(guī)定的，從其規(guī)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