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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臺回復「書林齋」可查看文章集錦） 中國01丨中國02丨中國03丨華夏01丨華夏02丨華夏03丨南北01丨南北02丨南北03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xiāng)。 在上海外灘上行走，會發(fā)現(xiàn)許多有趣的細節(jié)。這些細節(jié)背后的邏輯是一致的。各種同質的邏輯意志疊加在一起，構成了上海百年。 在外灘邊角上有一座外白渡橋，它連接著黃浦區(qū)與虹口區(qū)，始建于1907年。在橋畔的修繕記上，有這么一行令人矚目的字：「……外白渡橋歷經晚清、民國、人民中國三個時代，見證上海百年滄桑。」
人民中國。一個多么美妙的詞匯。盡管我們無從得知撰文者不用新中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和國）的原因，但我們依舊能感受到撰文者對新中國用法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事實上來自后一句：上海是百年的。 這個說法象征著在話語表達中，斷代實際上都只不過是背景，無所謂新舊，而真正的敘述主體只有上海本身。換言之，上海本身的紀年和外界的紀年是不同的。這是上海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特質。 在與許多上海老人的交談中，時?？梢园l(fā)現(xiàn)在他們的敘述中很少會用到公元紀年，也很少會用到斷代記述，甚至建國前三十年與改革開放以來也不大會出現(xiàn)在他們的話語中。他們最常使用的事實上是：我小時候、我爸小時候和我爺爺小時候。 這種描述方式其實并不罕見，當我們還處在長期的農業(yè)封建社會形態(tài)中時，幾乎每一代的農民與雜工都會用這種方式來思考時間的流逝。宋元明清的改朝換代和年號更迭對他們來說并不存在太大的影響，因為他們的存在本身事實上依賴于宗族共同體或行會共同體。這樣的大量共同體不會隨著政權的更迭而消亡，因此除了清初剃了個頭，他們并不曾真正發(fā)生變化。 當然，隨著土改的進行（新民主主義）與新中國工業(yè)化（社會主義）的發(fā)展，過去封建的成片呈現(xiàn)被打散了，封建在逐步消亡，今天的中國則呈現(xiàn)出封建與現(xiàn)代并存的過渡態(tài)，現(xiàn)代零零散散地以各種形式分布在重要地段，而其余地方則仍舊有退回封建的機會。上海，是中國最為現(xiàn)代的一座城市。 上海身為全國工業(yè)經濟最發(fā)達的地區(qū)，已經率先成為了現(xiàn)代城市?，F(xiàn)代城市意味著它可以自給自足，這種自給自足帶來的文化上的結果與農業(yè)時代是一致的：它只擁有自身的獨特流速，外界的波瀾壯闊和自己的關系并不十分巨大，這里的人們只要按部就班完成秩序的不斷構建和資源的不斷轉化。所以斷代法在這里是不起作用的。 另一個佐證同樣發(fā)生在外灘。當我漫步在外灘，看到對街上大量的老建筑時，臉上充滿了微笑。 在七十一年以前，解放上海時，我黨面對上海這樣一個大城市，提出了接管上海的方針。在上海解放紀念館里，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講解牌，上面介紹了在解放上海前，陳毅反復強調說，既要攻下上海，又要保全上海。
可想而知，我軍在解放上海的過程中付出過多么巨大的犧牲，而這樣的犧牲最終換來的是上海各界人民對我軍的認同，從最初的保全郵政大樓，到后來的解放軍不進人家屋子而睡在街頭，再到后來陳毅與陳云的一系列經濟操作，上海終于被接管了。 必須承認，我黨剛接管上海時，因為大量工作人員都長期來自農村，盡管有陳毅等少數(shù)有過城市生活經驗的以及劉長勝等少數(shù)白區(qū)地下工作者，但是由于大多數(shù)工作人員對現(xiàn)代城市的治理不熟，并且要致力于恢復經濟，所以必須要留用大批警員和保甲，在這個過程中許多資本也自然要被保留下來。這是上海在剛解放時的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意味著，上海并不曾真正完全地受到新中國秩序的領導。如果你說受到影響，那是肯定的，但這種影響能否抵消上海本身的內在邏輯，那么是要打上問號的。 這個問號就體現(xiàn)在外灘上。外灘邊上一連排的金融銀行上插滿了五星紅旗，有的大樓還有好幾面。當政治力量在強調其存在時，恰恰意味著一旦政治力量不強調，它自身的巨大慣性就會自發(fā)運轉。因此盡管這里的國企體量非常龐大，但這些洋樓事實上都必須時刻被強調。
原因也很簡單。一個自給自足的現(xiàn)代工業(yè)城市，內在秩序之穩(wěn)定與強大，在本能地不需要行政力量「幫忙」的。換句話說，上海事實上只有一種秩序。這種秩序從上海開埠以來就有，無論是經歷了晚清、民國、新中國，無論是在十七年、文革還是改開，它都在運行著。 上海的人口來源多元，在有租界的時候，不同租界分屬于不同國家，貨幣、教育、交通、宗教都呈現(xiàn)出非常雜亂的狀態(tài)。但如果我們再仔細思考就會發(fā)現(xiàn)，上海的這種多元，實質上是單一的。它所展現(xiàn)的完全是一座現(xiàn)代城市在沒有有力的行政力量時必然產生的表面分散，一大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在法租界里找到場所召開的。 但分散的上海上海依舊可以是上海，從沒有人認為過去的上海和現(xiàn)在的上海有多么巨大的割裂性，因為上海的多元僅僅是建立在城市上的各種符號的指向，本質一樣。你說所謂的不同背景的現(xiàn)代工業(yè)分工在城市的差別是什么呢？無非是背后的資本力量不同而已。而當能夠影響上海的行政力量真正出現(xiàn)時，上海內部的分散力量反而更加聚攏，是的，縫隙沒有了。一大會址的旁邊是新天地，1920年毛澤東寓所處于嘉里中心，紅色遺跡和現(xiàn)代都市完全結合在了一起。至少我在北京很少看到過這種形態(tài)，北京的名人故居要么是胡同，要么是大院，商區(qū)基本上是后來在外城逐步擴建的。有人說上海排外是道德性問題。我認為這個問題的根本是：上海市民是工業(yè)人口，而外界大量人口還是農業(yè)人口與半農業(yè)人口。本質上這不是一類人。上海市民的共同體是上海本身。
甚至就在文革時期，上海依然有著其巨大的慣性。在金大陸先生的研究中，我們看到上海在這段時期是為數(shù)不多不需要票證的城市。從1964年到1976年，上海的豬肉是敞開供應的。這個秩序和我們上文中所討論的邏輯是一致的。當計劃經濟全國一盤棋的方針在起作用時，保證上海的正常生活秩序運轉，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措施。什么叫正常？那就是讓上海的生產與再生產依舊可以維持。在全世界對我國封鎖時，上海的生豬指標需要全國來保。于是形成了特殊的全國保上海的狀態(tài)。那么在這種情況下，上海的工業(yè)自然可以持續(xù)運行，于是大量的日用品被生產出來并運往全國各地，完成了在全國保上海的背景下的上海保全國狀態(tài)。 你看，這是上海的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下的上海，依賴于整體的資本的大量交換，所以它在今天的主要表現(xiàn)為：內在形態(tài)和外在形態(tài)都很穩(wěn)定，內在完成上海本身的經濟發(fā)展，外在完成全國的一盤棋。 但北京不是這樣。 我們可以想想，什么樣的人會叫老北京？不是每一個北京市民都有老北京的情結。而上海現(xiàn)在的里弄、過去的青幫，還有大大小小的小資們，大都會對老上海情有獨鐘。這一點可以敏銳地告訴我們，北京是北京，上海是上海。 前面說了，上海本質上不是多元，上海的多元僅僅是建立在城市上的各種符號的指向，本質一樣。北京的多元則是來源與發(fā)展彼此完全不同的體現(xiàn)。 北京的狀態(tài)是胡同，大院和三里屯。北京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并且是一座幾百年來還在持續(xù)使用的未曾遭到巨大破壞的歷史文化名城。當北京是在不斷發(fā)展的過程中時，它原先的秩序是必然會被保全下來的。 于是幾百年下來，北京成為一座由各種不同秩序狀態(tài)所疊加的城市。 明清以來的胡同和會館自打出現(xiàn)就一直存在著。盡管這些年北京一直在整合，但我們知道，胡同里的人是仍舊將胡同作為生存共同體的。 這里的人常年生長在逼仄的小空間里，但他們的活動范圍可不逼仄，上廁所在胡同里，吃飯在胡同里，嘮嗑在胡同里，停車也在胡同里。這部分人才是會懷念老北京的北京市民。至于你問我具體的懷念形式，我推薦你仔細讀一讀《東城區(qū)停車自治管理指導意見》。又或者要問北京胡同和上海里弄的區(qū)別，那看看里弄怎么出現(xiàn)的就知道了。 如果對胡同人口的共同體還是沒法產生強烈理解的話，不妨找一個傍晚去胡同里走一走，聽聽他們聊什么。要是碰上個旗人的后代，嘮幾句，說不定還能進不開燈的小屋子里蹭上一頓飯。多試幾次，你一定能清楚這批人的生活秩序來源。他們不一定很有錢，但他們有戶口；他們住的地方不一定大，工資不一定多，但他們足夠在北京以低成本的方式繼續(xù)生活，還可以繼續(xù)在這種狀態(tài)下一代代再生產。
與明清胡同的形式不同，北京的另一種形態(tài)來自新中國以來的大量體制內人口。當西城區(qū)和海淀區(qū)在不斷生長時，當筒子樓和大院在急速增大時，北京的體制內人口就在前三十年誕生了。這樣一批人的生存共同體有政治、有經濟、有重工業(yè)、有輕工業(yè)，但歸根結底是體制本身。但是在資本比較稀缺的年代，北京沒法更快速地向外發(fā)展，所以他們的生長空間與胡同人口是一定會發(fā)生齟齬的。而矛盾則爆發(fā)在五十多年前的某個八月。你要問《血色浪漫》究竟說的是什么，看到這應該就明白了。 于是你也能明白，為什么北京一定要引入經濟力量，這第三種秩序讓原本的工業(yè)區(qū)與大量的荒地迅速生長，北京CBD就這么裹挾著三里屯、國貿、呼家樓飛速成為了新的北京。這第三種北京秩序由許多不同的人口構成，這些人口的共同體才是今天的北京本身，如果非要細分，是有不斷的資源傾斜、資本涌入的北京本身。 所以這樣一群人的經濟水平是很豐厚的。但是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這樣的經濟再生產是最困難的。這種經濟是該屬于上海的。而上海有百年來的特殊背景，有獨特的地理位置。但這里沒有。 在這種情況下，北京必須長期存在行政力量對這三種秩序進行制衡。換句話說，北京的內在穩(wěn)態(tài)非常依賴于外在力量。這一點和上海完全相反。 在比較了北京和上海以后，我們就能回答為什么第三種力量往往只能在北京卻不能在上海了。因為資本不夠。這不是說笑。資本的再生產門檻是非常高的，它所生產出來的，可不只是錢，還包括將城市共同體轉變?yōu)榧彝ス餐w的可再生資本，甚至包括將家庭人口改造為工業(yè)人口的可再生資本。 在上海，衡量階層的，實際上就是單一的標準，可用數(shù)目字衡量的資本的體量，因為上海事實上是一條積累渠道，高就是高，低就是低；而在北京，則是各種資源的疊加，這時大量的資源（包括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都沒有被加工成資本，因此它的衡量標準是復雜的、是多元的。上述的北京第三種力量中，就有許多人靠著這種方式完成了再生產，然后去往了上海。 那么只剩下最后一個問題了：為什么我們長期以來讓北京是北京，上海是上海？因為這樣一個在2035年才基本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巨大發(fā)展中國家，北京和上海都是不可或缺的。這是兩個巨大的引擎，依賴著彼此，為全國的發(fā)展貢獻巨大力量。全國保，保全國。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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