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所謂Cobden主義，實際上就是自由貿易派。這個派別是典型的英國人注重實干，輕視理論分析的代表。科布登并不是一個學者，他是個政客，為了鼓吹自由貿易，反對19世紀前半期英國的谷物法而組織起了一個政治派別。他們立足于大英帝國的國家實力，主張對國內乃至全世界實行自由貿易，降低甚至取消關稅，人們在自由貿易之間可以獲得有利于各自的收益，國家之間也是一樣。取消了關稅，甚至于會讓大家發(fā)現(xiàn)，其實常備軍也是不必要的。說到底，科布登宣揚的，乃是自由競爭，不加干涉，通過自由競爭，達成個人和國家的有效自由——記住，是有效自由，而不是理論自由。顯然，這種論調是絕對不支持任何社會補償制度如工會、救濟的，那都是對自由競爭的破壞。

顯然，霍布豪斯對科布登主義的批判就是，只有強人的自由，沒有弱者的自由?！敶拿绹鐣词侨绱?，以持槍合法這一美式傳統(tǒng)為例，那就是早期聯(lián)邦、州府、郡府權力和服務能力極其有限，以至于連人們的人身安全都難以保護，因此人們都需要持槍以捍衛(wèi)人身財產安全，久而久之，大家認為個人持槍，可以減少政府的警察支出，減少警察支出，就可以少交稅，還沒那么多人管東管西的；同時，不論什么人，有錢人，有權人，工人還是自由職業(yè)者，在子彈面前都是平等的。久而久之，持槍自由就變成了一種信念和象征——個人自由和平等先于政府管制。

四是格萊斯頓和密爾主義。這個主義是對科布登主義在更廣泛范圍內的調和和策略化處理——既關注個人充分的自由，也關注國家整體的利益甚至聲譽，既關注有產者的安全，也關注貧弱者的痛苦，把道德因素加入到了科布登主義中——非?？少F的思想。格萊斯頓曾四度出任首相，倍受尊敬，他指出，國家應當用個人的良知來作為國家的決策基礎，因為沒有什么國家的良知或者理性，國家本就是一個利益集合體，沒有什么道德品質可言。因此，凡是有違人的道德良知的事情，國家都不應當以任何所謂“國家利益”、“國家戰(zhàn)略”的借口來加以實施。格萊斯頓同樣鼓吹自由貿易，但他堅決反對英國對中國的鴉片輸入和后來的鴉片戰(zhàn)爭——鴉片戰(zhàn)爭在當時的英國國會來看，是保護自由貿易的戰(zhàn)爭，但格萊斯頓認為，這種貿易有違起碼的道德良知，損害了大英帝國和自由貿易長遠的利益——勢必激起所有殖民地的反抗，就和當初在北美殖民地征印花稅和傾銷茶葉造成的后果一樣。為此，他在任內主動提出了愛爾蘭自治方案，結束了阿富汗戰(zhàn)爭，削減海軍軍費。

格萊斯頓一針見血地指出，政府以“國家利益”、“國家戰(zhàn)略”為借口來強制實施的事情，絕大多數(shù)都是違背人類良知的事，都是為了獲得短期利益，真正損害國家長遠利益的事情?！?strong>除去自然災害，人類近五百年的歷史上所有的苦難、家破人亡、屠殺和酷刑，無不是以“國家利益”為名進行的，都是因為國家沒有把個人良知作為起碼的底線。

密爾則格萊斯頓思想在理論上的構建者。密爾是修正后的邊沁功利主義者，他結合了功利主義的思想，以及格萊斯頓提出的個人良知，重新定義了自由的要素：首先是思想和言論的自由，這是促進社會不斷自我反省，反思對錯的關鍵保障，屬于社會肌體的免疫機制，密爾提出，你不能通過殺死病人來解決疾病，就像不能捂住提出問題的人的嘴來解決問題一樣。其次是確保個人在思想發(fā)展、真理追求過程中的自由度，不能以外部強制的、灌輸?shù)姆绞絹砀嬖V個人什么是真理，取代他本人通過實踐和經(jīng)驗積累來獲取真理認識的過程。集體意志的機關或輿論壓制力量，要限制人們對于真理領域的探索的話，對社會運行將造成不可避免的危害?！?strong>只有大家不斷地討論和辯駁真理，才能讓真理的內涵充分顯現(xiàn)，一旦真理的內涵充分顯現(xiàn)，其局限性和問題就會暴露——所以，如果要樹立一條放之四海而皆準，宇宙通用的真理，關鍵就在于禁止人們進行辯論，禁止人們的探索，只是對他們進行灌輸。再次是確保多數(shù)人暴政對個人自由的限制——這是后世反思民主政治的濫觴。

從上述評價和總結中，霍布豪斯得出他的綜合型的自由觀：個人自由與社會自由，民族自由乃是一個根源，他們沒有根本上的對立；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也是同樣道理；最終的目的是社會和諧，人們之間的和諧與整個社會的和諧，不是僅靠制度或個人自由就能實現(xiàn)的，還有情感與道德；社會進步是所有建設性學說的目標，自由主義的核心是懂得社會進步不是一個機械性的過程，而是要解放活的精神力量的問題。

從原理上講，自由與控制，自由與強制，并沒有根本的對立——自由在誕生的一瞬間，也就被賦予了一份控制，這個控制既是為了自由，自由本身也同時需要控制。自主的國家為了社會的公利以及自主個人的權利而行使一些經(jīng)過一致同意的強制法律，這是自由的必須。而個人常常因此虧欠國家超過他自以為是的——沒有誰能因為這條法律不適合我，就不去遵守。國家強制的核心是創(chuàng)造一些外部條件，有利于整個社會公利的發(fā)展，以及個人自由的生發(fā)。

從經(jīng)濟自由主義角度，霍布豪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進行了批判，他把馬克思的政治經(jīng)濟學歸結為機械社會主義，即過度簡化了社會的經(jīng)濟現(xiàn)象——把一切價值歸結為勞動，忽略了管理、資本、自然力、社會力量、制度的作用，把社會動力簡單歸結為階級斗爭，忽略了階級構成的復雜性。把解放人的自由作為目標，卻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管理一切的政府。他認為馬克思想替代歷史和社會自身的作用，憑空設計一套體制來解決一切問題，這是空想，更好的辦法是僅僅考慮一套基本原則，之后讓政治家、企業(yè)家在這個原則框架下，根據(jù)實際情況發(fā)展更為細致的機制和辦法——非常典型的經(jīng)驗主義。

如果真有民主的社會主義，霍布豪斯認為它必須堅持兩點：其一是民主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所有人服從一小撮精英的愿望；其二是它必須重視個人，讓個人在其生活中自由發(fā)揮，它必須是支持個性發(fā)展而不是用共性來壓制個性。

反過來，霍布豪斯指出了英國有產階級流行的對于濟貧問題的偏見——包括美國在內，這些注重自由甚于平等的國家，都把濟貧問題看作是政府的濫權，即剝奪有產者來扶持弱者?；舨己浪拐J為，維持國民最基本的生存權利，是我們組建社會乃至國家的根本目的之一，如果政府連維持國民基本生存權利都不去做，那就失去了國家存在的根本理由，如果說國家的財力做不到，那也只能說明國家的經(jīng)濟運轉出了嚴重的問題。

更進一步，財富既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財富的積累是一種社會過程，而非單純個人奮斗，每一個有產者之所以能積累財富，也是因為借助了社會的支持，甚至于是借力了國家體制上的漏洞。每個人，不僅僅是窮人，還有富人，都虧欠了國家——倫敦某一塊地皮的價值，可不只是地主的貢獻，還有整個社會的貢獻在里面。因此，國家的經(jīng)濟體制和機制不僅僅是財富增長問題，還有財富應當處于其在道義上應有的位置上的問題——這是他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借用。

正因為自由主義具有這樣一種權衡的性質——社會的公利與個人的自由權利之間，因此它總是受到兩極的張力——一邊是財閥帝國主義，一邊是社會民主主義。財閥帝國主義的英國和美國，把本該用在解決社會公利上的國力，耗散在全世界的戰(zhàn)爭和沖突中；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則極力壓制個人的自由發(fā)展、精神活力和創(chuàng)造力，以維持一個低福利水平的形式上的平等——之所以說是形式上的平等，在于要實現(xiàn)對社會的細密控制，就必須依托復雜龐大的官僚組織，官僚組織本身卻又成為實際上的特權和絕對不平等。

霍布豪斯的自由主義，實際上是對社會公利與個人自由權利之間的權衡，認為兩者同根同源，社會利益實際上也就是為了個人自由。當然，他承認這是一種理想，但他認為現(xiàn)實的政治實踐中，就是這樣一個持續(xù)的權衡與反思的過程，自由主義理念就像是一個風向標或旗幟，引領國家、社會、政治與法律運作體制、個人道德，朝向社會公利與個人權利的結合前進。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出現(xiàn)強調社會利益而限制個人自由的情況，出現(xiàn)強調自由而忽略弱勢群體需求的情況，關鍵的問題在于，一個國家和社會，是否能確立起這樣一種政治、法律機制，進行權衡與糾錯——這套機制的要素，獨立的立法（不受當權者或權勢階層的影響，不受暴民的影響），民選政府（通過正常的選舉爭奪，替代成本過高的政變或革命），受監(jiān)督的行政（接受考核與監(jiān)察的行政權力），思想言論自由（確保個人自我的自由發(fā)展和成長，以及對政府及社會的批判），保障國民基本生存、教育和醫(yī)療的公利系統(tǒng)，寬容的思想文化氛圍。

可以說，霍布豪斯的自由主義算得上中庸之道，是理想主義與經(jīng)驗主義的結合。